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晚清中国执教美国第一人戈鲲化跨文化交流的经历进行梳理，展现了戈氏在中美文化交流严重失衡的“文化交流逆差”下突出的跨文化传播意识以及成功的交流经验，深入剖析戈氏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和方法，并揭示出其对当今跨文化交流的启示和借鉴所在。
文化交流逆差下的跨文化传播典范——中国执教美国第一人戈鲲化的传播学解读
【摘 要】
：
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晚清中国执教美国第一人戈鲲化跨文化交流的经历进行梳理，展现了戈氏在中美文化交流严重失衡的“文化交流逆差”下突出的跨文化传播意识以及成功的交流经验，深入剖析戈氏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和方法，并揭示出其对当今跨文化交流的启示和借鉴所在。
【机 构】
：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北京100871不详
【出 处】
：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发表日期】
：
2004年1期
其他文献
本文揭示了与时俱进的四种基本内涵与形式，对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动因与内容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认为马克思哲学之所以重视与时俱进，主要是使自己的哲学具有新前提、新内容、新形式、新发展和新形态，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内容体现在研究主题、理论前提、哲学方法、根本原理、思维方式、历史视野、对资本主义命运的看法和对共产主义看法所发生的转变等方面；最后指出要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重新认识马克恩丰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艾哲学的中国化问题。
由于社会伦理关系是一个纵横交错的伦理结构，因此，对社会伦理关系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加以审视。从纵向维度对社会伦理关系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它具有明显的代际特征。伦理关系的代际特征最突出地表现在青年伦理、中年伦理和老年伦理的各自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之中。
语法结构是思维方式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印欧语社团的思维方式重推理，汉语社团重直觉，通过比喻例证的方法挖掘两类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而说明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宜采用“A借助于B，从A与B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体悟A和B的性质和特点”的方法，突出主观的因素在语法结构中的作用。现在西方兴起的隐喻理论实质上相当于汉语社团的直觉性思维。
家庭养老一直是老年学和社会学的热门话题。但是过去关于养老的研究忽视了家庭养老机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代际关系与西方代际关系有着很大的区别，如果仅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是无法理解中国的家庭养老的。因为在中国，绝对不能忽视文化和伦理的因素对家庭养老的影响。本文以老年人在代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责任伦理”为分析视角，以1999年9月的“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对北京市城区家庭养老的现状所做的定量分析为基础，认为家庭养老的现实可行性是建立在老年人对下一代的“责任伦理”(老年人对子女不计回报的付出，在
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具有质和量的两种规定性，质和量构成了科学研究的两个取向，或两个侧重点。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在方法论原则、研究程序、步骤、收集资料的方法上都存在着差别。在社会研究领域，由于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存在着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哪一种更合理、更科学的争论。本文通过对两者的简略分析和比较，说明它们是既有区别又互相补充的研究方法，把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结合起来是科学研究的必然要求。
本文主要以中国大陆地区的教育研究现状为考察对象，评述了教育研究界对待科学方法的不同态度。将科学方法引入教育研究中，是教育研究方法论发展和完善之必需，有助于提升教育研究的水准。科学精神是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教育研究者必须培养的一种精神气质。
网络社会既是一种社会形态，又是一种社会建构。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是生产工具进步的产物，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它与现实社会相对应，是网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前一种理论是描述模式，后一种理论是分析模式。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后者的客观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学术表现。本文以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二分为基础，分析了网络社会的性质和它与现实社会的区别、网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以及网络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力图勾画出网络社会学的基本轮廓，意在为后现代社会学的重建做些基础性的工作。
以经济成长时期为界，战后日本学界的中国认识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到60年代末期为止。这一时期日本学界的特点是，以批判日本社会封建性为主要特征，对中国的社会变革持肯定态度。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算起。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人的传统文化与行为方式得到了重新评价。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落后状态也使日本学界的中国认识发生了变化。这里所考察的主要是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界，拟通过对战后日本中国学的解析，勾勒出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形成和变迁过程。此外，通过比较论证，指出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以及社会舆论与学术研
宗白华先生于1920年5月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美学。1921年2月11日《时事新报·学灯》刊登了他给李石岑的一封信，题为《自德见寄书》。这封信现在收入《宗白华全集》的第一卷。
本文从现代性的维度考察中国电影史上作为特定文化现象的第四代导演群体，认为第四代导演先天秉有理想主义气质和浪漫主义精神，他们的影片在取材上偏向于乡村题材，致力于诗化理想和“纯美”追求，表现出某种感伤和忧郁的风格。第四代导演还在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现代性追求与道德化理想之间表现出困惑、迷茫或错位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理解为对“现代性”的一种“先知式”的批判。第四代导演对于我们保持现代性话语的内在张力与态势平衡，维持社会与人的多元健康发展，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