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居的变迁与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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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伴随着现代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古村落正在不断消失。本文以山东青州井塘古村落民居为切入点,探讨古村落民居的变迁与所构建文化空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正视这种变迁。对于今后如何看待、保护古村落以及更好地开发其文化价值,带来启发和思考。
  关键词:民居变迁;文化空间;民众选择
  伴随着现代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也开始发生变化,很多古村落正在消失,一些民居被夷为平地,一幢幢楼房取而代之。以山东青州井塘古村落为例,在民居变迁当中融入了新的建房技艺,民居装饰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在流传、变异所构建文化空间里,人才是空间里的主体。
  一、井塘古村
  井塘村位于山东青州西南15公里处的崇山峻岭中,“从地图上看,井塘是青州境内与临朐搭界的村落,实际上,翻过井塘村南面的玲珑山就是临朐的地界,井塘村属于青州南部山区较偏远的村子”。[1]这里三面环山,有山有水被认为是一块适合居住的风水宝地。“相传在北魏时期,井塘村便有人居住。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则从明朝开始”,[2]可以说这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明代古村落。井塘村主要由三大家族组成,分别是吴氏、孙氏和张氏三大家族。最早吴氏家族迁移至此,此后孙氏、张氏也移民到这里,但是吴姓是最多的,他们这三大家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进入井塘村的道路是一条青石板路,虽经历长久岁月,但我们至今仍然可以感受到修筑这条路工程的浩大。现在井塘村包括老村和新村两部分,而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老村。村中的石板路因地势而起伏多变,蜿蜒曲折。现在的井塘村,交通条件已经大大改善,解决了出行难的问题,一方面方便了当地的村民,另一方面又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民居的变迁
  井塘村属于山区,民居都是依山而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里的房屋采用四合院的样式修建,处处都透着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尊卑、长幼的家庭关系。四合院建筑样式历史悠久,但以北京四合院最为典型,它“就是以正房、倒座、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形成平面布局的传统住宅的统称”。[3]井塘村的院落在四合院的基础上,各有特点,非常灵活。它的正房中间有一张大方桌,两旁是椅子,用来待客。如果在北墙上挂家堂,则成为全家的一个祭祀空间。而现在的正房则是高大宽敞的砖瓦房,床也取代了炕,此外还有一个储物间。
  井塘村的院墙过去由石头垒成,较为简陋;改革开放以后,砖替代了石头,黑漆大门替代了过去简陋大门,甚至还贴有精美瓷砖。厨房则设在南屋,里面一般被烟熏得漆黑;现在则有了专门的厨房。石头是过去主要的建筑材料,现在砖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村民使用,但是整个生活格局、祭祀空间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
  三、与民居有关的风俗文化
  (一)建房
  井塘村的石砌房技艺历史悠久且流传至今,这种建房技艺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技艺以石材为主要材料,以木头、麦秸、泥土等为辅助材料,与当地环境、雕刻绘画、民俗和风水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井塘村石砌民居的独特技艺。”[4]它的建房流程包括:1.备料:先是上山采石,之后加工石料;2.建基:石砌地基;3.盖房:木匠、石匠开始动工修建。石砌房技艺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式微,因为砖房的快捷、方便、造价也低,同时也很美观,渐渐取代了石砌房,所以它的技艺传承现在也面临着考验。
  (二) 选址
  村民一般会在建房之前看看风水,然后选择在良辰吉日动工,以求吉祥。
  (三) 互助帮工
  这种帮工习俗在村落中比较常见,也很盛行。既可以省去许多费用,同时也可以增进邻里之间的关系,所以建房速度可以加快不少,现在这种风俗也还存在。
  (四) 上梁
  上梁是比较隆重的仪式,也是很神圣的一个仪式。时间会敲定在良辰吉日,首先要祭梁、摆供桌,此后还要唱上梁歌,才算基本完成。这种上梁风俗至今仍有流传,表达了人们希望可以趋吉避凶,家宅平安的心愿。
  (五) 民居装饰
  门楼、壁照上一般都有雕刻,会有一些精美的吉祥图案。
  四、民居与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又可以称为“文化场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中所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主要是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形态和样式。
  井塘村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在其背后还隐藏着非物质文化的流传,古村落民居就是其典型的一个方面,表现形式主要有建房、选址、帮工、上梁等习俗以及各种装饰所透露出的生活文化上。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表现形式都离不开相应的文化空间,以上的这些文化表现形式都离不开古村落民居,都需要在民居的环境当中展现出来。虽然井塘村民居发生了变迁,文化表现形式也在发生改变。但是这里的民居布局样式依然是四合院,依然重视风水,依然流行互助帮工的习俗。这些都把井塘村建构成为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空间,各种非物质文化依然在民众当中流传、变异,它们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
  五、正视“变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井塘古村落正在悄然发生改变。“所谓古村落,是指在那里蕴含着丰富历史的现代村落”[5],它一直在变化当中。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有些学者针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表达了忧虑。
  在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城镇化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文化空间里非物质文化的“变”以及保护,成为了一个争论的热点话题。有的主张生产性保护,“所谓生产性保护,是在遵循这类非遗项目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遗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使非遗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活动中得到积极保护。”[6]比如王海霞在《非遗生产性保护之我见》[7]当中,认为不应该排斥现代生产方式,要采取通过创新来谋求发展,以提升生活品质为目的的保护,还有很多学者也从生产性保护的角度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还有学者主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性保护。所谓生活性保护,“简言之,就是在生活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融入人们的生活。”[8]比如王媛的《现代性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性保护》[9]认为生活性保护更加符合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除此以外也有主张整体性保护,刘德伟在《传统民间手工艺的整体性保护》[10]中以民间手工艺的传承为例,认为在生产性保护的同时,还要做到整体性保护,特别是要加强生活性保护和社区性保护。   不管是生产性保护、生活性保护或者其他的保护方式,都是想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不至于消失,但是我们要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们的生活文化空间当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民居发生了变迁,自然而然生活文化空间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这其中的非物质文化也在发生改变。而我们要保护的是非物质文化的价值,而不是其本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离不开文化空间的保护,我们要避免因政府和旅游公司乱开发而造成的破坏,对古村落的文化空间进行全面而整体的保护,做到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保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再是形式上的保护,更是内容和精神实质上的保护。
  我们也要时刻注意到,无论采取什么样的保护形式,更应该把关注点放在民众的身上,“以人为本”,他们才是传承者。一方面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中国人要想搞清自己的文化家底,寻找出自己的文化基因,不关注这部分人就几乎是不可能获得成功”。[11]另一方面也要尊重民众的选择,他们才是文化空间里的主体,各种变异也是民众根据生活环境而做出的改变。村落民居虽然发生了变迁,但是文化空间依然还是以人为中心,人才是生活文化空间里的主体,整个村落也延续着自身的村落文化。作为研究者不是去保护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去发现它背后逻辑,正视变迁后的文化空间。这样保护的古村落才不是一个没有文化实质的空壳,才能推动非遗保护的健康发展,为后人留下珍贵的文化财富。
  参考文献:
  [1]叶涛,孟庆刚.玲珑山下井塘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6.
  [2]曲洪炜.青州井塘村居住民俗调查报告[J].民俗研究,2004,(01):97.
  [3]顾军、王立成.试论北京四合院的建筑特色[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2,(01).
  [4]叶涛、孟庆刚.玲珑山下井塘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51.
  [5](日)福田亚细男.地方生活文化和古村落保护,王恬主编.古村落的沉思[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81.
  [6]刘德龙.坚守与变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的几个关系[J].民俗研究,2013,(05).
  [7]王海霞.非遗生产性保护之我见[J].中外文化交流,2012,(04).
  [8]胡惠林、王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从“生产性保护”转向“生活性保护”[J].艺术百家,2013,(04):24.
  [9]王媛.现代性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性保护[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3,(02).
  [10]刘德伟.传统民间手工艺的整体性保护[J].民间文化论坛,2011,(05).
  [11]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J].探索与争鸣,2007,(07),67.
  作者简介:
  崔振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硕士,研究方向:社会与环境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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