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先从守护国旗、爱护国徽、唱好国歌开始！
　　国旗、国徽、国歌作为政治符号，起源于近代西方国家，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晚清之后，这些政治符号在中国也相继出现。新中国成立前夕，选定国徽的工作纳入筹备开国大典的重要议程。但是，作为国家的标志之一，国徽却未能与共和国同步诞生。

迟到近一年才诞生的国徽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后，毛泽东一边指挥解放军进军全国，一方面开始着手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工作。当年5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驻北平郊区双清别墅，随之，建立新中国的许多具体工作也展开了，设计新中国国徽的工作也纳入了毛泽东筹备建国的工作日程中。当年，毛泽东集中精力抓的是召开新政协会议。他的思路是：建立新中国的一切具体工作，都通过新政协来组织完成。1949年6月15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召开，设计国徽的工作也在会议上被提出来了。
　　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将国旗、国徽、国歌统一设计；由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第六小组负责。 7月4日，第六小组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向全国人民发表启事，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并草拟了征集条例呈送筹备会批准公布。会议还决定，分别设立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推选叶剑英、廖承志、李立三等人组成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该委员会还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专家参加。

　　《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后，7月10日送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批准，于7月15日至26日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8天。启事对国徽提出的设计要求为：“（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该启事声明，征集的截止日期是当年的8月20日。
　　国内外许多人士看到启事后，以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深厚感情和对光明未来的企盼，投入到设计国徽图案当中来。截至8月20日，共收到应征国徽图案稿件112件、各种图900余幅。其中，有清华大学营建系的10个方案，有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著名教授及政协工作人员钟灵的方案。但征稿国徽图案与国旗图案相比，不仅数量上悬殊，而且在构思上也有较为明显的差距，应征者多数把“国徽”想象或设计为普通的证章或是纪念章，难以反映新中国对国徽的要求。政协代表对国徽图案所应包含意义的理解和认识也存在一些分歧，影响着国徽的征稿选定。
　　8月24日，第六小组开始讨论国徽应征图稿。大家认为“收到的作品太少，且也无可采用者”。最后的意见是：“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
　　8月26日，毛泽东等出席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听取有关国旗初选工作的情况介绍后，毛泽东说：“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国徽上可以表明。”9月14日，第六小组传达了毛泽东对国旗、国徽设计的意见，为国旗、国徽基本样式的设计，确立了一个带有方向性的重要标准。
　　9月25日，张仃、钟灵提出了5个与政协会徽相似的国徽图案，说明书写道：“齿轮、嘉禾的结合，代表工农联盟。”“衬景及五角红星，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及共产主义的光芒普照全球。”“地球上面将我国版图显露出来，表现了我国特征——地域辽阔广大。”这一稿的创意在于：后定型于国徽上的齿轮、嘉禾结合和五角星。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对国徽应征图稿仍不满意。毛泽东也感到这件事不能急，他说：“国旗已经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仍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去决定。”经过酝酿，代表们一致同意国徽图案暂不提交政协大会讨论，留待将来由中央人民政府确定。大会主席团最后议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清华大学教授林徽因、莫宗江提出的国徽图案，也被要求修改并参加复选。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国歌4个决议案。应征的国徽方案虽经多次评选，但仍没有一案能令委员们满意，也就未能被采纳，国徽方案只好暂缺。
　　10月23日，清华大学教授林徽因、莫宗江提出的国徽图案，经过邓以蛰、王逊、高庄、梁思成的協助，又提出修改方案，写出了《说明书》：“拟制国徽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也。’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以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由这个《说明书》可见，图案设计已经比较接近后来确定的国徽样式。
　　1950年元旦刚过，国徽设计工作全面展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决定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分别组织人力对国徽方案进行设计竞赛。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收到政协的邀请后，分别组成了由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组和以美术家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展开了设计竞赛。
　　6月15日20时，国徽组召开会议，讨论清华大学新绘制的3幅图案和中央美术学院张仃方案。这次会议决定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图案中的两幅进行合并：“将梁先生设计的国徽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内容，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6月16日，梁思成拿出新修订的图案，国徽审查小组再次开会，将这一方案与张仃方案进行比较。沈雁冰写出《国徽审查小组报告》：“赞成梁思成新作图样（金朱两色、天安门、五星）者，计有：张奚若、郑振铎、廖承志、蔡畅、邵力子、陈嘉庚、李四光（李未到，然昨天已表示赞成此图之原始草样）。邵力子赞成该图样时，提一意见，主张把梁的原始草样之一与此次改定之样综合起来，使此改定样的天安门更像真些。赞成的理由：梁图庄严，艺术结构完整而统一（邵力子说张图美丽而梁图庄严）。田汉、马夷老，说两者各有所长。……雁冰曾询在组以外见过此两图者之意见，或言张图美丽，或言梁图完整，而觉得两图都不理想。在年长的一辈人中间，对于张图意见较多，对于梁图意见较少。……”
　　6月20日，政协国徽审查小组召开会议，最后一次评审清华大学营建系与中央美术学院分别提出的方案，最终确定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林徽因等8位教师设计的国徽方案中选，并送政协大会表决。
　　6月21日，国徽审查小组负责人马叙伦、沈雁冰向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大会提交了审查报告。23日，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组的报告和所拟定的国徽图案。之后，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又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对稻穗造型细部形象作了细致的局部改进，重新绘制了整幅的国徽完整图案，送交国徽审查小组。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正式决定了国徽的图案。
　　国徽图案定下来后，梁思成向中央力荐由清华大学营建系雕塑教授高庄来完成国徽立体浮雕模型的设计塑造任务。高莊设计的立体模型对国徽做了一些修改。8月18日，国徽审查小组审议通过了国徽浮雕模型。
　　9月20日，毛泽东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说明。就这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新中国的国徽首次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之上。

从《义勇军进行曲》到大国之歌

　　1934年春，司徒慧敏等在上海斜土路创立的上海电通影片公司邀请在联华影业公司当编导的田汉编写一个剧本。这年秋，在上海电通影片公司的一次会议上，田汉表示将创作一部反映长城抗战的影片《凤凰再生》。剧本梗概写好后，田汉为了呼应剧中男主角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创作了一首激昂奔放的以长城为背景的电影主题歌，即《义勇军进行曲》的原版歌词。故事梗概是用毛笔小细字写在旧式10行红格纸上，约10余页，主题歌作为电影故事的结尾，正好写在最后一页。
　　1935年2月，电通影片公司决定由中共地下党“电影小组”组长夏衍接手，将《凤凰再生》剧本梗概赶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改名为电影《风云儿女》。
　　交稿不久，2月19日晚，田汉等左翼文艺工作者相继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田汉被捕后，电通影片公司请夏衍把田汉写的电影故事梗概改写成电影台本，并用3个多月的时间迅速拍成了电影。
　　田汉被捕后，聂耳马上找到夏衍，说：“听说田先生写的《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请交给我作曲吧。”夏衍见聂耳态度极其坚决，便把谱曲工作交给了聂耳。然而，这首歌也成为两人合作的绝唱。
　　在谱曲过程中，聂耳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劳动，他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一句，曾因旋律设计上的困难同夏衍、电通影片公司编导孙师毅商量修改，但夏衍、孙师毅都“坚持不要改动”。
　　根据一些见证者回忆，为增强歌曲力度，聂耳和电通影片公司编导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几处修改：在歌词开头将“起来”与“不愿……”完全分开，又在句末加上了休止符以作强调；增加3个“起来”，突出了歌曲的号召性，把旋律发展引向高潮，而且正位于全曲的“黄金分割点”；将田汉原歌词第6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修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并在句尾也加上了休止符；重复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使歌曲的结束部分由一个乐句扩展成为两个乐句组成的乐段，增强了与前半部分两个开放性乐段的平衡感，并且有再现的性质；在原歌词第7句“前进！前进！前进！”后再增加了“进！”，加强了全曲的结束感。
　　聂耳写作此曲时完全因义勇军抗日救亡的感情激动着，创作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脑海里涌现出来，简直来不及写。初稿只有两夜就写好了，之后花了两个星期来修改。聂耳曾将初稿试唱给许幸之、吕骥、司徒慧敏等人听。聂耳回答许幸之的提问时表示，写作此曲受了《国际歌》与《马赛曲》的影响，“不过它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全曲总共104个乐音当中，主和弦音（1、3、5）竟然有88个之多，只有16个是和弦外音，而在《国际歌》的119个乐音中，两者的比例只是54比65。五声音阶的调式与二、六级音的巧妙运用，使得《义勇军进行曲》十分民族化，并不使人感到单调、枯燥与西洋化。
　　4月1日，传来了国民党政府已将聂耳列入黑名单的消息。据聂耳的侄女聂丽华介绍：“当时，聂耳被反动派列进了‘黑名单’，组织上考虑到聂耳的安全，让他取道日本去苏联学习。为了顺利出国，聂耳用了他三哥也就是我父亲的身份，他们长得很像。”
　　这年4月末，聂耳把歌谱的定稿由东京寄回国，收件人为孙师毅与司徒慧敏。手稿上的歌名是《进行曲》，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朱庆澜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3个字，《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
　　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作为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中华民族从心底发出的“最后吼声”在徐家汇奏响，吹响了抗日救亡的号角，令观众热血沸腾，在全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传唱。
　　新中国成立前夕，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全国人民都希望有一首激发爱国情感和振奋民族精神的国歌。1949年7月4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组内推选国旗国徽图案、国歌词谱两个初选委员会，决定发布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征集启事。由郭沫若等人草拟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周恩来审改、毛泽东等筹备会常委首肯，于7月15日起连续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载。 　　截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的9月21日当日，会务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首、歌词694件，但来稿中没有一首特别令人满意。随后，马叙伦、沈雁冰写报告给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指出：“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怀仁堂隆重开幕。9月22日，政协全体会议决定设立6个分组委员会，原第六小组改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原第六小组改为审查委员会，但名称中没有“国歌”字样，说明国歌问题当时难以审查制定。

　　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马叙伦最先说：“我们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是制做不出来的，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语惊四座，顷刻得到许多政协委员的赞同。曾有许多文章强调首倡《义 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是画家徐悲鸿，但从这次座谈会关于国歌讨论纪录文献来看，徐悲鸿是出席了座谈会，也是赞同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的。不过，纪录稿上他是在马叙伦建议后的第4位发言者，纪录稿所记他的发言是“该进行曲只能暂代国歌”。郭沫若等许多委员也表示赞成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毛泽东说，“既然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然而，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有人认为“不合时宜”了，说：“现在全国解放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都被赶出了大陆，中国从此进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太平盛世，中华民族何来最危险的时候？应改掉原词。”周恩来说：“要用嘛就用旧歌词，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这句歌词提醒我们居安思危，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反动派，倒不如留下这句歌词，使我们耳边警钟长鸣的好！”毛泽东表示赞同。
　　9月27日，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4个决议案中第三个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0月1日，开国大典。国歌声中，毛泽东按动了控制升旗的电钮，象征着胜利和尊严的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几十万人的目光中冉冉升起。
　　2004年3月14日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新宪法第四章章名由原来的“国旗、国徽、首都”修改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第136条增加了一款新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是《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被正式赋予宪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