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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这些建筑持有什么观点，人们都会认为“国庆十大工程”的建设是个奇迹。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名垂青史的作品付出辛劳的设计师们。面对大规模的北京奥运建设，我们该从中汲取什么呢？
“国庆十大工程”的产生与确定
1957年，我国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全国工农业生产及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势头，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有着极高的威信。到1958年，各方面要求把首都北京建设得更好的呼声更加高涨。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接到北戴河传来的消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央设想在北京建设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重大建筑工程，要求这些工程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时间已十分紧迫，设计部门要早作准备。万人大礼堂的地点选定在天安门前，其建筑设计方案同改建天安门广场一起考虑。
同年9月5日，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在市政府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通知，即建好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另在玉渊潭附近建十几幢别墅式的宾馆。万里还传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关于“修建中要贯彻少而精、质量要好、艺术要好”的指示。
9月6日，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芝向规划局有关人员传达了这次会议的精神，规划局随即开始为十大工程选址，特别是着重做了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建在天安门广场两侧的规划设计。
9月7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中国建筑学会商定了邀请各地专家的名单，经万里同意后，向16个省市发出了邀请电报。
9月8日，万里在中央电影院（现北京音乐厅）对在京的设计、施工及有关单位的1000多人作了动员报告，要求这些工程要少而精，既实用，又美观；既保证质量，又讲求艺术，且要具有民族风格。建在天安门前的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要求庄重典雅，美观大方，并与天安门建筑风格相协调。建筑施工中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也要注意节约。因为时间紧迫，只能边设计边施工。最后，他要求大家一齐动手，拿出最好的建设方案来。会后，北京各设计单位立即向本单位职工作了传达动员，组织技术尖子进行方案设计。当时北京市参加方案设计的单位共有34个。
由于各省、市、自治区对此事极为关注，故各地被邀请的建筑专家于9月10日就全部抵京。原只邀请20多人，而实到有30多人。他们中有上海的赵琛、金经昌、黄作燊，江苏的江一麟、杨廷宝，湖北的鲍鼎、殷海云、王秉忱，广东的林克明、陈伯奇、黄远强，辽宁的毛梓尧，吉林的郑炳文，浙江的陈曾植，河北的徐中、邬天柱，陕西的洪青，甘肃的杨耀，北京的梁思成、张镈、张开济、杨锡镠、林乐义、王华彬、陈登鳌、吴良镛、赵冬日等人。这些专家的住处被安排在和平宾馆。当天晚上，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芝、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沈勃就来到和平宾馆，向各位专家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明确了具体任务。专家们听了传达后十分兴奋，有些人当晚就行动起来。9月15日第一稿方案如期完成。在听取有关领导的审查后，很快又完成了第二稿设计。9月20日将大家设计出的100多张图纸在北京市规划局五楼进行展出（方案包括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国家剧院），同时组织专家参观、座谈，提出修改意见。除北京各单位完成进一步设计方案外，有关部门还将被邀请专家分为三个组：由梁思成先生牵头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方案；由杨廷宝先生牵头作大会堂的设计方案；由赵琛先生、陈植先生牵头作国家剧院的设计方案。
其后，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了国庆工程的范围：大会堂、国家剧院、革命历史博物馆、农业展览馆、美术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科技馆、迎宾馆及一个新建旅馆等十项为既定目标；电影宫和工人体育场为争取项目。并决定农业展览馆、美术馆、电影宫等项目的设计由建工部工业设计院负责；国家剧院和科技馆由清华大学负责；其余的工程则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负责。
1959年2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商讨压缩国庆工程问题。周总理说：我们修建国庆工程，须同时注意解决人民居住问题。不能像旧社会那样，只顾追求表面上的繁华，而不顾人民的实际困难。我们推迟一些建筑，把材料和劳动力省下来，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是完全必要的。1959年北京计划新建30万平方米住宅，实在太少了，我看至少应新建50万平方米，并争取在国庆节前建成，以便能让困难户早日搬进新居。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人民大会堂、科技馆、美术馆、国家剧院、电影宫推迟缓建。
后来又经几度研究变更，“国庆十大工程”项目正式确定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北京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现已拆除，已在原址建起新建筑）。
其中，全国农业展览馆由当时的建工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现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北京火车站由建工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共同设计；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由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现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共同设计；其余7项工程由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设计完成。
“国庆十大工程”的设计特点
“国庆十大工程”项目，组织了北京地区34个设计单位共同参与设计，同时邀请了16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到京共商大计，当时提出按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参加竞赛。为了不束缚参赛者的聪明才智和独特的见解，对十大工程只列名称、项目、规模，不提具体功能要求，不发计划任务书，可由建筑师自定。
在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时，没有明确广场的规模和用地范围，只定了人民大会堂在广场西侧，面向东方。这一过程中，参加设计的人员先后提出了30多个方案。所提方案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也同时反映出，虽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有着种种限制，但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建筑师那富于创作的思想始终处于活跃的激荡之中。以人民大会堂为例，在上报的方案中，有被批判过的大屋顶，有被指为资本主义的方盒子，甚至有全玻璃的玻璃盒子；有的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进行探索，也有的学习了前苏联的尖顶模式。而最后中选的西洋古典式方案，似乎是对批判大屋顶后的必然产物。
国庆十大工程在建设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工程既要反映出中国人民的伟大气魄和国家的美好前景，又要表现出精湛的建筑艺术水平，既要庄重、朴素，更要巍峨、壮观。这给全体设计师出了一道极大的难题。难点最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时间紧、规模大、难度高。
（1） 时间紧。许多工程项目是1958年八九月间才确定，要求1959年9月完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此举前无古人。
以人民大会堂为例，最初提出大会堂为7万平方米，只有一个万人大礼堂，后来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出要增加一个5000座位的宴会厅和若干中型宴会厅。彭真同志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他托工作人员向建筑师提出，要为人大常委会开会和日常办公提供场所。如此一来，7万平方米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为解决这个问题起了关键作用。他对大会堂的性质和要求了如指掌，并选定时任北京市规划局总建筑师的赵冬日等人重新进行方案设计，要他们“敢于突破”。赵冬日率领有关人员，结合天安门广场改造的需要，在用地面积、建设规模等方面对原有设计方案做了很大调整和变化，用地面积、建筑面积都比原先定的指标高出许多。
新方案的出台引起了许多专家的争论和看法。为了能够统一认识，周恩来总理亲自召开会议，听取各方意见，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周总理的谈话深入浅出，令与会者心服口服。
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沈勃回忆道：那时的设计任务非常紧张，促使参加工程设计的人员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之中。设计人员加班加点昼夜奋战非常正常，困了就在画图桌旁休息一会儿后继续干，可仍不能满足施工和备料的要求。为了密切配合工程建设，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将全体设计人员搬到工地进行现场设计。当时我们这些人还不懂得系统工程学，也没有电子计算机，工作千头万绪，感到十分劳累紧张。设计人员下工地，出现什么问题可以当场解决，却使设计人员应接不暇，整天忙得团团转，白天根本没有时间画图。负责这一工程的总建筑师张镈同志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身边总是围着一大堆人，一句话还没答完，另一个人又插进来要求回答另一问题。张镈说：“到工地后，三天没说一句完整的话。”后根据施工实际需求，改为由负责人带领设计组配合各施工单位，这样既密切了和施工部门的联系，了解情况比以前深入了，同时也加快了出图速度，对各项工作又按轻重缓急做了适当安排，较为有序。
全国设计大师张开济曾撰文回忆道：为了争取时间，国庆工程几乎是边设计、边施工的，迎宾馆工程也不例外，而且更甚之。当时我们设计组的图房里总是灯火通明，通宵达旦，其间不但有设计人员，还有施工单位的人，他们是来等图纸的。往往一幢楼的基础图纸完成时已在午夜，他们就马上拿到工地去，连夜放线、刨槽，真可谓分秒必争，急如星火。
（2） 规模大。人民大会堂包括万人大礼堂、宴会厅、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三个主要部分，因其规模大、用途广、标准高，故各种设备材料的安装使用也是非常巨大的。整个大会堂建设，需挖掘土方43万立方米以上，浇铸钢筋混凝土12.7万多立方米，钢结构使用型钢3600多吨，大理石、花岗石、水磨石、剁斧石17万多平方米，琉璃瓦2.3万多平方米……据时任人民大会堂电气专业设计负责人王时煦先生回忆：仅就大会堂电气设备的使用安装而言，大会堂共有14种电气系统，电源采用10KV多路供电，使用变压器10多台，以满足照明、动力、通风、空调、信号、防雷、电影、广播、电视、电话、舞台设备及其他各种用电的需求。电器开关柜数百台，各种灯光近7万个，使用电缆45公里，电线752公里。这么多设备，要在短短十多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设计、安装，这在国际上也称得上是奇迹。
欧阳骖先生生前在与我们交谈时曾回忆道：“北京工人体育场当时是亚洲最大的体育场，要求要有8万席位的竞赛场、4700人同时使用的游泳池、1500名运动员使用的招待所，及与场地相适应的附属用房、训练场及其他用地，我们也是第一次设计如此大规模的体育设施。此前没有图纸和资料可以借鉴。面对困难，我们没有被吓倒，而是勇敢地向困难发出挑战。遇到困难时大家共同探讨研究，我家人还请朋友帮助从国外买来最新的资料书籍，使我能够了解到当时国外在体育建筑方面的进展。为了能保证按时完成任务，我和许多同志都是没白天、没黑夜地干，我记得最长时间是三天三夜没睡觉。凭着全体建设者的共同努力，凭着大家那种拼命的精神，硬是将任务按时完成。”
（3） 难度高。全国建筑设计大师张镈先生回忆道：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中，万人大礼堂的各项专业设计都是难点，除了注意建筑造型外，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全体在场人员既能听得清，又能看得见。根据这一原则，设计师为了尽量缩小观众与主席台的视线距离与视线高差，采取了两层挑台三层坐席的处理方法。但这样做增加了大礼堂顶篷处理的难度。如按一般礼堂那样从礼堂后部向台口处倾斜而下，势必会使人感到压抑、沉闷；若做成平顶，则底层的人处在一个大空间内，会产生呆板空旷的感觉。周总理对设计师们启发道：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很远。“落霞与孤鹜齐飞”这句诗对水连天、天连水环境的描写应该是—种启示，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和满天星斗方面出发去作抽象的处理？
设计师们经过多次研究，最终确定了“水天一色”的处理手法，即：将大礼堂顶部设计成球面的穹隆形状，纵横密排着近500个灯孔，灯光齐明时就像满天星斗，蔚为壮观。顶篷的中心垂挂着红宝石般的五星灯，灯的周围是70条金光闪闪的光芒线和40瓣镏金的向日葵花瓣。在它的外围有三环层次分明的水波形暗灯槽，和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板相映，形成“天地浑然一体”的奇观。同时，设计师也赋予其深刻的政治含意：五星灯代表党，满天星斗代表人民群众，镏金葵花表示欣欣向荣，配以金光闪闪的金线，三圈水波纹暗槽灯象征中国革命历史阶段一浪高过一浪的过程。通过这样的处理，使观众有置身于宇宙空间的感觉。
此外，人民大会堂中的“等电位笼式避雷网”的创造，可以说是中国电气工程师的一大功绩。王时煦先生从小鸟在高压线上不会被电死的现象受到启发，从而萌发出按彻底等电位的原理，设计笼式避雷网的构想。实际建设中，将大会堂结构中梁、板、柱以至基础内的所有钢筋全部焊成一体，构成一个金属网笼，形成彻底的等电位连接，从而达到防雷的目的。人民大会堂是首次成功采用此方法进行防雷设计的建筑，比国外专家所提倡的理论做法早了19年。
民族文化宫的设计早在1951年时就由中央民委提出，1956年才开始设计。当时西藏的达赖喇嘛尚在，民委曾提出为班禅和达赖两人设计有一定规模的官邸，除应设经堂外，还要为一、二、三品大臣设置陪住之处，需要接见、餐饮厅室。他们二人是平起平坐，故此要求所有的接待规格完全一样。张镈先生在设计民族文化宫时，就很费心思在民族文化宫主塔两侧建筑的上部设计了符合要求的官邸。
全国农业展览馆的设计者严星华大师1996年时回忆道：当时在接到设计任务之前，全国农业展览馆已经有了97份设计方案，但这些方案都存在一个显著的缺点，就是在设计原则上同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览馆——北京展览馆毫无二致，表现形式与方法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表现出其专业特点来。严星华的方案突破了苏联展览馆固有的模式，采用了专业分类法，除设置一个综合馆为主馆外，还设计了气象馆、特产馆、水产馆等专业展览馆。这些不同的展馆有着各自不同的造型和特点，建筑形式丰富多彩；建筑师将其合理地安置、摆放、组合成一组建筑群，既有个性又有统一，整体布局的风格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的建筑思想在实践中应用的典范。在展览馆的正立面，严星华设计了一座综合馆。综合馆上部为三重檐八角形亭阁，四角配以绿色琉璃瓦为顶的方亭，主立面用10根立柱组成宽敞高大的柱廊，外墙饰以黄色面砖、花岗石平台，整个造型显得气魄雄伟、朴实大方，呈现出古典建筑的特色，成为整个建筑群的核心。在中心广场上，建筑师设计了一个直径达60米并带有8个小水池的巨大喷泉，给广场带来了生机与活力。而在中心喷泉的两侧，各有一座高10米、底座为5.4m×5.9m的花岗石群雕，两组雕塑气势雄浑，彼此相对，再配以群雕后面喷水池中喷出的水柱，形成一幅庆祝丰收、万众欢庆的壮丽图景，表现出新中国在农业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及人们当年那欢快的心情。
陈登鳌先生生前在接受采访时，谈的更多的是北京火车站的创作思想。北京站是我国第一座大规模、高技术、设施齐全的特大型铁路车站，设计由南京工学院杨廷宝先生和陈登鳌先生共同创作。后因杨廷宝先生忙于教学，无法长期在京工作，有关部门决定由陈登鳌先生出任这项工程的总负责人。自从接受了这个任务，陈登鳌就将自己的行李搬到了施工现场，与参加施工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同吃同住，现场办公。当时该工程的建设同样采取边设计、边施工、边改进的方式进行作业，这无疑给设计者增添了许多麻烦和困难。陈登鳌带领大家克服了许多困难，解决了一个个棘手的难题，使这项宏大的工程按照设计要求按时圆满完工。在车站平面布局的设计中，设计者结合城市规划、流线组织和功能分区等要求，采用了以中央大厅为中心、左右分设两个内庭院的对称布局形式，并按照客流量大、流动频繁的特点，采取主体交叉的流线组织形式，使各方旅客不会出现互相干扰的情况。而将传统的琉璃瓦顶钟、塔楼、两边琉璃女儿墙、中间琉璃马头墙与中央大厅上35m×35m的预应力大扁壳相连接等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处理，充分体现了民族传统的现代建筑风格。
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国庆十大工程”
北京是一座以其悠久历史闻名于世的古城，面对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要建设“国庆十大工程”的巨作，从工程一开始，就得到了领袖及有关领导的支持和关心，这种关心更多地体现在对中国建筑事业的发展上。
1959年9月9日凌晨2点半钟，毛泽东主席在万里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工地视察。他走到大礼堂的二层挑台上问道：这个挑台还安全吗？又到宴会厅看了一下，还走上宴会厅的主席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到北京厅坐下，询问了大会堂建设的有关情况，万里等同志逐一作了回答。毛主席对工程建设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很好，施工进度快，大会堂的建设确实成绩伟大。还说：这些同志不为名、不为利，这样努力工作，应该给他们立个纪念碑，但人数太多喽，碑上写不下这么多名字，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不为名、不为利的共产主义精神。此时，万里同志提出：这座建筑至今还未命名，周总理曾讲过，到时需要请毛主席命名。毛主席问：你们现在怎么叫它呢？万里同志答：我们一般叫“大会堂”或“人大会堂”。毛主席和大家议论了一会儿后，说：那就叫人民大会堂吧！因为这座建筑是属于人民的。
陈登鳌回忆道：1959年9月15日凌晨，毛主席来到即将竣工的北京站工地，到了现场后，他老人家将车站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主要部分仔细地看了一遍。在上下楼梯时，他谢绝了旁边要搀扶他的人，执意要自己走楼梯。在听取工程方案介绍时，他要陈登鳌坐到他的身边来，而此时心情激动的陈登鳌不知该怎样向毛主席说话了，毛主席微笑着向他说：别着急，慢慢来。陈登鳌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站工程设计的主要情况和设想，之后又说道：这样大的工程，在我们国家还是第一次建设，我们没有经验，使用后不知是否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毛主席听后说道：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第一次，十月革命胜利是第一次，我国革命胜利也是第一次，在这以前只有一些小经验……你们设计这个车站以前也只有一些小经验吧！北京站建设得很好嘛……以后再做也就行了。
周总理曾经先后两次来到北京火车站工地现场，听取陈登鳌等人的工作汇报，审查工程设计图纸，对工程建设给予指导。在设计方案时，他不仅问车站的规模多大，大厅有多大，同时也指出，不可搞得过大，要注意节约。在工地，他嘱咐在现场工作的设计及施工人员，要细心，不要出差错，要搞好建筑质量，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在原来的设计中，东西两侧的尽头没有塔楼，当了解到车站有200多米宽时，他说，这样长的建筑，东西两侧似乎要有两个高起来的塔楼好一些。后经建筑师们研究，认为加上两个塔楼确实要比以前好看，于是马上修改方案重新进行设计，将周总理的建议变为现实。
周总理对人民大会堂建设更为关心。从最初的设计方案，到几次讨论研究，到方案的最后确定，再到后来建设过程中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处理，他不仅总抓全局，而且往往亲自出谋划策。在人民大会堂设计过程中，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予以指示。在审查第六稿方案中指示“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要一实一虚”，在审定人民大会堂方案时选定用5米高的台基（另一个方案是9米高的台基）。在讨论人民大会堂建筑形式时，周总理指示“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我们能吸取世界一切好的东西”。还特别指示“国庆工程也必须贯彻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尤其是安全问题必须做好”。张镈主持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实践了这一建筑方针：人民大会堂的外墙饰面原设计使用花岗石，但为了保证工期，也是为了降低工程造价，后改为预制剁斧假石，使用这种材料现场加工方便，安装容易，耐久性强，在色标、质感上有些微差，砌完后色泽有一定变化，很像真石面材，未影响人民大会堂的庄严、气派。更因其有一定厚度，为将来改为真石面材创造条件。直到1999年为迎接国庆50周年人民大会堂进行翻修改造时，才用真石材料取代了原来的剁斧假石作为装饰之用。
周总理曾三次观看人民大会堂会场模型，多次指示要组织专业、专家小组对大会堂的设计进行审查。张开济曾撰文回忆道：有一次，周总理在认真细致地看了博物馆的立面图之后，感到廊柱的比例显得太瘦长了，因此要求把柱径放大一些。总理的眼光是很尖锐的，因为从立面图上看的确存在这个问题。可博物馆的方柱子与对面人民大会堂的圆柱子在视觉效果上是有所不同的，圆柱子从立面或透视来看都是同一宽度，而方柱子在立面图上只能看到一个面，而透视上却可以同时看到两个面，因此方柱子在立面图上看来比例正好的话，实际看起来就显得粗了。这是我自己从过去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教训。后来我当面向总理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耐心地听了我的解释之后，认为我言之有理，所以欣然同意不加粗柱径了。总理这种非常认真细致，同时又很通情达理、虚怀若谷的态度更加深了我对他老人家的敬重。
“国庆十大工程”留给今天的启示
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以《大跃进的产儿》为题发表社论，盛赞这些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面对大规模的北京奥运建设，面对全国城市化建设的高潮，我们该从中汲取些什么呢？我们认为有如下启示：
启示一：无论对这些建筑持有什么观点，也不论这些建筑还有什么欠缺和遗憾，人们都会认为“国庆十大工程”的建设首先是个奇迹：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智力都无与伦比，尽管其建筑技术之复杂、施工之艰巨以及所遇到难题无以复加，但仍然从始至终贯彻着“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方针。从这个方面看，尽管它仅仅集中在北京一个城市，但已经是一件可以称道的事了。
启示二：“国庆十大工程”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由于它的政治意义，设计和施工都是精心进行，利用了被视为禁忌的“三边”工作法（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和人海战术，终于如期完成，这本身虽是一个壮举，但它给今天的警示是，该如何科学、民主地决策大型工程？如何更加周密地按科学和经济规律进行建设？
启示三：因是集体创作且精英云集，从而也注定了这些建筑作品所表现出的先进性。由于是集中了全国建筑工程设计专家和学术精英，“国庆十大工程”设计作品的科技含量及艺术风格在当时是国内最高水准。
启示四：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众所瞩目的建筑艺术形式上，出现了创作多样化的局面，创作思路基本是自由的，如它并不忌讳已经被批判过的大屋顶模式，也不拒绝西洋古典或前苏联模式。这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各大中城市新建项目招投标设计值得借鉴的思路。
启示五：值得推崇的是，许多建筑暗合国际潮流，以新结构为切入点进行中国建筑文化的探索，这是在当时条件下极具进步意义的可贵探索。薄壳结构、预制装配结构以及其他悬索结构的应用，加上在应用这些结构时对民族形式的思考，构成了继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自然延续现代建筑理念之后，又一个探索中国新建筑的高潮，是中国现代建筑发展历史上的新亮点。为此，我们应该记住这个非常时期中国建筑师在建筑艺术及创新设计方面的努力与奋斗，并给予积极的历史评价。
弹指间，近五十载风雨，北京“国庆十大工程”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它们中的多数作品正成为“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上的经典作品及亮点，成为人们心中中国、北京的现代主义的标志性建筑。数不清的曾经参与国庆十大工程建设的人们，或已逝去、或已到耄耋之年，我们由衷地向他们表达敬意，因为他们是一个建筑时代的创造者，中国建筑经典的辉煌与精神因他们而流芳百世，长驻人间。
（责任编辑 陈小丽）
“国庆十大工程”的产生与确定
1957年，我国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全国工农业生产及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势头，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有着极高的威信。到1958年，各方面要求把首都北京建设得更好的呼声更加高涨。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接到北戴河传来的消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央设想在北京建设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重大建筑工程，要求这些工程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时间已十分紧迫，设计部门要早作准备。万人大礼堂的地点选定在天安门前，其建筑设计方案同改建天安门广场一起考虑。
同年9月5日，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在市政府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通知，即建好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另在玉渊潭附近建十几幢别墅式的宾馆。万里还传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关于“修建中要贯彻少而精、质量要好、艺术要好”的指示。
9月6日，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芝向规划局有关人员传达了这次会议的精神，规划局随即开始为十大工程选址，特别是着重做了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建在天安门广场两侧的规划设计。
9月7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中国建筑学会商定了邀请各地专家的名单，经万里同意后，向16个省市发出了邀请电报。
9月8日，万里在中央电影院（现北京音乐厅）对在京的设计、施工及有关单位的1000多人作了动员报告，要求这些工程要少而精，既实用，又美观；既保证质量，又讲求艺术，且要具有民族风格。建在天安门前的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要求庄重典雅，美观大方，并与天安门建筑风格相协调。建筑施工中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也要注意节约。因为时间紧迫，只能边设计边施工。最后，他要求大家一齐动手，拿出最好的建设方案来。会后，北京各设计单位立即向本单位职工作了传达动员，组织技术尖子进行方案设计。当时北京市参加方案设计的单位共有34个。
由于各省、市、自治区对此事极为关注，故各地被邀请的建筑专家于9月10日就全部抵京。原只邀请20多人，而实到有30多人。他们中有上海的赵琛、金经昌、黄作燊，江苏的江一麟、杨廷宝，湖北的鲍鼎、殷海云、王秉忱，广东的林克明、陈伯奇、黄远强，辽宁的毛梓尧，吉林的郑炳文，浙江的陈曾植，河北的徐中、邬天柱，陕西的洪青，甘肃的杨耀，北京的梁思成、张镈、张开济、杨锡镠、林乐义、王华彬、陈登鳌、吴良镛、赵冬日等人。这些专家的住处被安排在和平宾馆。当天晚上，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芝、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沈勃就来到和平宾馆，向各位专家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明确了具体任务。专家们听了传达后十分兴奋，有些人当晚就行动起来。9月15日第一稿方案如期完成。在听取有关领导的审查后，很快又完成了第二稿设计。9月20日将大家设计出的100多张图纸在北京市规划局五楼进行展出（方案包括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国家剧院），同时组织专家参观、座谈，提出修改意见。除北京各单位完成进一步设计方案外，有关部门还将被邀请专家分为三个组：由梁思成先生牵头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方案；由杨廷宝先生牵头作大会堂的设计方案；由赵琛先生、陈植先生牵头作国家剧院的设计方案。
其后，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了国庆工程的范围：大会堂、国家剧院、革命历史博物馆、农业展览馆、美术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科技馆、迎宾馆及一个新建旅馆等十项为既定目标；电影宫和工人体育场为争取项目。并决定农业展览馆、美术馆、电影宫等项目的设计由建工部工业设计院负责；国家剧院和科技馆由清华大学负责；其余的工程则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负责。
1959年2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商讨压缩国庆工程问题。周总理说：我们修建国庆工程，须同时注意解决人民居住问题。不能像旧社会那样，只顾追求表面上的繁华，而不顾人民的实际困难。我们推迟一些建筑，把材料和劳动力省下来，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是完全必要的。1959年北京计划新建30万平方米住宅，实在太少了，我看至少应新建50万平方米，并争取在国庆节前建成，以便能让困难户早日搬进新居。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人民大会堂、科技馆、美术馆、国家剧院、电影宫推迟缓建。
后来又经几度研究变更，“国庆十大工程”项目正式确定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北京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现已拆除，已在原址建起新建筑）。
其中，全国农业展览馆由当时的建工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现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北京火车站由建工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共同设计；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由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现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共同设计；其余7项工程由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设计完成。
“国庆十大工程”的设计特点
“国庆十大工程”项目，组织了北京地区34个设计单位共同参与设计，同时邀请了16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到京共商大计，当时提出按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参加竞赛。为了不束缚参赛者的聪明才智和独特的见解，对十大工程只列名称、项目、规模，不提具体功能要求，不发计划任务书，可由建筑师自定。
在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时，没有明确广场的规模和用地范围，只定了人民大会堂在广场西侧，面向东方。这一过程中，参加设计的人员先后提出了30多个方案。所提方案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也同时反映出，虽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有着种种限制，但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建筑师那富于创作的思想始终处于活跃的激荡之中。以人民大会堂为例，在上报的方案中，有被批判过的大屋顶，有被指为资本主义的方盒子，甚至有全玻璃的玻璃盒子；有的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进行探索，也有的学习了前苏联的尖顶模式。而最后中选的西洋古典式方案，似乎是对批判大屋顶后的必然产物。
国庆十大工程在建设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工程既要反映出中国人民的伟大气魄和国家的美好前景，又要表现出精湛的建筑艺术水平，既要庄重、朴素，更要巍峨、壮观。这给全体设计师出了一道极大的难题。难点最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时间紧、规模大、难度高。
（1） 时间紧。许多工程项目是1958年八九月间才确定，要求1959年9月完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此举前无古人。
以人民大会堂为例，最初提出大会堂为7万平方米，只有一个万人大礼堂，后来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出要增加一个5000座位的宴会厅和若干中型宴会厅。彭真同志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他托工作人员向建筑师提出，要为人大常委会开会和日常办公提供场所。如此一来，7万平方米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为解决这个问题起了关键作用。他对大会堂的性质和要求了如指掌，并选定时任北京市规划局总建筑师的赵冬日等人重新进行方案设计，要他们“敢于突破”。赵冬日率领有关人员，结合天安门广场改造的需要，在用地面积、建设规模等方面对原有设计方案做了很大调整和变化，用地面积、建筑面积都比原先定的指标高出许多。
新方案的出台引起了许多专家的争论和看法。为了能够统一认识，周恩来总理亲自召开会议，听取各方意见，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周总理的谈话深入浅出，令与会者心服口服。
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沈勃回忆道：那时的设计任务非常紧张，促使参加工程设计的人员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之中。设计人员加班加点昼夜奋战非常正常，困了就在画图桌旁休息一会儿后继续干，可仍不能满足施工和备料的要求。为了密切配合工程建设，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将全体设计人员搬到工地进行现场设计。当时我们这些人还不懂得系统工程学，也没有电子计算机，工作千头万绪，感到十分劳累紧张。设计人员下工地，出现什么问题可以当场解决，却使设计人员应接不暇，整天忙得团团转，白天根本没有时间画图。负责这一工程的总建筑师张镈同志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身边总是围着一大堆人，一句话还没答完，另一个人又插进来要求回答另一问题。张镈说：“到工地后，三天没说一句完整的话。”后根据施工实际需求，改为由负责人带领设计组配合各施工单位，这样既密切了和施工部门的联系，了解情况比以前深入了，同时也加快了出图速度，对各项工作又按轻重缓急做了适当安排，较为有序。
全国设计大师张开济曾撰文回忆道：为了争取时间，国庆工程几乎是边设计、边施工的，迎宾馆工程也不例外，而且更甚之。当时我们设计组的图房里总是灯火通明，通宵达旦，其间不但有设计人员，还有施工单位的人，他们是来等图纸的。往往一幢楼的基础图纸完成时已在午夜，他们就马上拿到工地去，连夜放线、刨槽，真可谓分秒必争，急如星火。
（2） 规模大。人民大会堂包括万人大礼堂、宴会厅、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三个主要部分，因其规模大、用途广、标准高，故各种设备材料的安装使用也是非常巨大的。整个大会堂建设，需挖掘土方43万立方米以上，浇铸钢筋混凝土12.7万多立方米，钢结构使用型钢3600多吨，大理石、花岗石、水磨石、剁斧石17万多平方米，琉璃瓦2.3万多平方米……据时任人民大会堂电气专业设计负责人王时煦先生回忆：仅就大会堂电气设备的使用安装而言，大会堂共有14种电气系统，电源采用10KV多路供电，使用变压器10多台，以满足照明、动力、通风、空调、信号、防雷、电影、广播、电视、电话、舞台设备及其他各种用电的需求。电器开关柜数百台，各种灯光近7万个，使用电缆45公里，电线752公里。这么多设备，要在短短十多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设计、安装，这在国际上也称得上是奇迹。
欧阳骖先生生前在与我们交谈时曾回忆道：“北京工人体育场当时是亚洲最大的体育场，要求要有8万席位的竞赛场、4700人同时使用的游泳池、1500名运动员使用的招待所，及与场地相适应的附属用房、训练场及其他用地，我们也是第一次设计如此大规模的体育设施。此前没有图纸和资料可以借鉴。面对困难，我们没有被吓倒，而是勇敢地向困难发出挑战。遇到困难时大家共同探讨研究，我家人还请朋友帮助从国外买来最新的资料书籍，使我能够了解到当时国外在体育建筑方面的进展。为了能保证按时完成任务，我和许多同志都是没白天、没黑夜地干，我记得最长时间是三天三夜没睡觉。凭着全体建设者的共同努力，凭着大家那种拼命的精神，硬是将任务按时完成。”
（3） 难度高。全国建筑设计大师张镈先生回忆道：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中，万人大礼堂的各项专业设计都是难点，除了注意建筑造型外，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全体在场人员既能听得清，又能看得见。根据这一原则，设计师为了尽量缩小观众与主席台的视线距离与视线高差，采取了两层挑台三层坐席的处理方法。但这样做增加了大礼堂顶篷处理的难度。如按一般礼堂那样从礼堂后部向台口处倾斜而下，势必会使人感到压抑、沉闷；若做成平顶，则底层的人处在一个大空间内，会产生呆板空旷的感觉。周总理对设计师们启发道：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很远。“落霞与孤鹜齐飞”这句诗对水连天、天连水环境的描写应该是—种启示，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和满天星斗方面出发去作抽象的处理？
设计师们经过多次研究，最终确定了“水天一色”的处理手法，即：将大礼堂顶部设计成球面的穹隆形状，纵横密排着近500个灯孔，灯光齐明时就像满天星斗，蔚为壮观。顶篷的中心垂挂着红宝石般的五星灯，灯的周围是70条金光闪闪的光芒线和40瓣镏金的向日葵花瓣。在它的外围有三环层次分明的水波形暗灯槽，和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板相映，形成“天地浑然一体”的奇观。同时，设计师也赋予其深刻的政治含意：五星灯代表党，满天星斗代表人民群众，镏金葵花表示欣欣向荣，配以金光闪闪的金线，三圈水波纹暗槽灯象征中国革命历史阶段一浪高过一浪的过程。通过这样的处理，使观众有置身于宇宙空间的感觉。
此外，人民大会堂中的“等电位笼式避雷网”的创造，可以说是中国电气工程师的一大功绩。王时煦先生从小鸟在高压线上不会被电死的现象受到启发，从而萌发出按彻底等电位的原理，设计笼式避雷网的构想。实际建设中，将大会堂结构中梁、板、柱以至基础内的所有钢筋全部焊成一体，构成一个金属网笼，形成彻底的等电位连接，从而达到防雷的目的。人民大会堂是首次成功采用此方法进行防雷设计的建筑，比国外专家所提倡的理论做法早了19年。
民族文化宫的设计早在1951年时就由中央民委提出，1956年才开始设计。当时西藏的达赖喇嘛尚在，民委曾提出为班禅和达赖两人设计有一定规模的官邸，除应设经堂外，还要为一、二、三品大臣设置陪住之处，需要接见、餐饮厅室。他们二人是平起平坐，故此要求所有的接待规格完全一样。张镈先生在设计民族文化宫时，就很费心思在民族文化宫主塔两侧建筑的上部设计了符合要求的官邸。
全国农业展览馆的设计者严星华大师1996年时回忆道：当时在接到设计任务之前，全国农业展览馆已经有了97份设计方案，但这些方案都存在一个显著的缺点，就是在设计原则上同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览馆——北京展览馆毫无二致，表现形式与方法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表现出其专业特点来。严星华的方案突破了苏联展览馆固有的模式，采用了专业分类法，除设置一个综合馆为主馆外，还设计了气象馆、特产馆、水产馆等专业展览馆。这些不同的展馆有着各自不同的造型和特点，建筑形式丰富多彩；建筑师将其合理地安置、摆放、组合成一组建筑群，既有个性又有统一，整体布局的风格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的建筑思想在实践中应用的典范。在展览馆的正立面，严星华设计了一座综合馆。综合馆上部为三重檐八角形亭阁，四角配以绿色琉璃瓦为顶的方亭，主立面用10根立柱组成宽敞高大的柱廊，外墙饰以黄色面砖、花岗石平台，整个造型显得气魄雄伟、朴实大方，呈现出古典建筑的特色，成为整个建筑群的核心。在中心广场上，建筑师设计了一个直径达60米并带有8个小水池的巨大喷泉，给广场带来了生机与活力。而在中心喷泉的两侧，各有一座高10米、底座为5.4m×5.9m的花岗石群雕，两组雕塑气势雄浑，彼此相对，再配以群雕后面喷水池中喷出的水柱，形成一幅庆祝丰收、万众欢庆的壮丽图景，表现出新中国在农业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及人们当年那欢快的心情。
陈登鳌先生生前在接受采访时，谈的更多的是北京火车站的创作思想。北京站是我国第一座大规模、高技术、设施齐全的特大型铁路车站，设计由南京工学院杨廷宝先生和陈登鳌先生共同创作。后因杨廷宝先生忙于教学，无法长期在京工作，有关部门决定由陈登鳌先生出任这项工程的总负责人。自从接受了这个任务，陈登鳌就将自己的行李搬到了施工现场，与参加施工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同吃同住，现场办公。当时该工程的建设同样采取边设计、边施工、边改进的方式进行作业，这无疑给设计者增添了许多麻烦和困难。陈登鳌带领大家克服了许多困难，解决了一个个棘手的难题，使这项宏大的工程按照设计要求按时圆满完工。在车站平面布局的设计中，设计者结合城市规划、流线组织和功能分区等要求，采用了以中央大厅为中心、左右分设两个内庭院的对称布局形式，并按照客流量大、流动频繁的特点，采取主体交叉的流线组织形式，使各方旅客不会出现互相干扰的情况。而将传统的琉璃瓦顶钟、塔楼、两边琉璃女儿墙、中间琉璃马头墙与中央大厅上35m×35m的预应力大扁壳相连接等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处理，充分体现了民族传统的现代建筑风格。
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国庆十大工程”
北京是一座以其悠久历史闻名于世的古城，面对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要建设“国庆十大工程”的巨作，从工程一开始，就得到了领袖及有关领导的支持和关心，这种关心更多地体现在对中国建筑事业的发展上。
1959年9月9日凌晨2点半钟，毛泽东主席在万里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工地视察。他走到大礼堂的二层挑台上问道：这个挑台还安全吗？又到宴会厅看了一下，还走上宴会厅的主席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到北京厅坐下，询问了大会堂建设的有关情况，万里等同志逐一作了回答。毛主席对工程建设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很好，施工进度快，大会堂的建设确实成绩伟大。还说：这些同志不为名、不为利，这样努力工作，应该给他们立个纪念碑，但人数太多喽，碑上写不下这么多名字，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不为名、不为利的共产主义精神。此时，万里同志提出：这座建筑至今还未命名，周总理曾讲过，到时需要请毛主席命名。毛主席问：你们现在怎么叫它呢？万里同志答：我们一般叫“大会堂”或“人大会堂”。毛主席和大家议论了一会儿后，说：那就叫人民大会堂吧！因为这座建筑是属于人民的。
陈登鳌回忆道：1959年9月15日凌晨，毛主席来到即将竣工的北京站工地，到了现场后，他老人家将车站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主要部分仔细地看了一遍。在上下楼梯时，他谢绝了旁边要搀扶他的人，执意要自己走楼梯。在听取工程方案介绍时，他要陈登鳌坐到他的身边来，而此时心情激动的陈登鳌不知该怎样向毛主席说话了，毛主席微笑着向他说：别着急，慢慢来。陈登鳌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站工程设计的主要情况和设想，之后又说道：这样大的工程，在我们国家还是第一次建设，我们没有经验，使用后不知是否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毛主席听后说道：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第一次，十月革命胜利是第一次，我国革命胜利也是第一次，在这以前只有一些小经验……你们设计这个车站以前也只有一些小经验吧！北京站建设得很好嘛……以后再做也就行了。
周总理曾经先后两次来到北京火车站工地现场，听取陈登鳌等人的工作汇报，审查工程设计图纸，对工程建设给予指导。在设计方案时，他不仅问车站的规模多大，大厅有多大，同时也指出，不可搞得过大，要注意节约。在工地，他嘱咐在现场工作的设计及施工人员，要细心，不要出差错，要搞好建筑质量，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在原来的设计中，东西两侧的尽头没有塔楼，当了解到车站有200多米宽时，他说，这样长的建筑，东西两侧似乎要有两个高起来的塔楼好一些。后经建筑师们研究，认为加上两个塔楼确实要比以前好看，于是马上修改方案重新进行设计，将周总理的建议变为现实。
周总理对人民大会堂建设更为关心。从最初的设计方案，到几次讨论研究，到方案的最后确定，再到后来建设过程中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处理，他不仅总抓全局，而且往往亲自出谋划策。在人民大会堂设计过程中，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予以指示。在审查第六稿方案中指示“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要一实一虚”，在审定人民大会堂方案时选定用5米高的台基（另一个方案是9米高的台基）。在讨论人民大会堂建筑形式时，周总理指示“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我们能吸取世界一切好的东西”。还特别指示“国庆工程也必须贯彻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尤其是安全问题必须做好”。张镈主持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实践了这一建筑方针：人民大会堂的外墙饰面原设计使用花岗石，但为了保证工期，也是为了降低工程造价，后改为预制剁斧假石，使用这种材料现场加工方便，安装容易，耐久性强，在色标、质感上有些微差，砌完后色泽有一定变化，很像真石面材，未影响人民大会堂的庄严、气派。更因其有一定厚度，为将来改为真石面材创造条件。直到1999年为迎接国庆50周年人民大会堂进行翻修改造时，才用真石材料取代了原来的剁斧假石作为装饰之用。
周总理曾三次观看人民大会堂会场模型，多次指示要组织专业、专家小组对大会堂的设计进行审查。张开济曾撰文回忆道：有一次，周总理在认真细致地看了博物馆的立面图之后，感到廊柱的比例显得太瘦长了，因此要求把柱径放大一些。总理的眼光是很尖锐的，因为从立面图上看的确存在这个问题。可博物馆的方柱子与对面人民大会堂的圆柱子在视觉效果上是有所不同的，圆柱子从立面或透视来看都是同一宽度，而方柱子在立面图上只能看到一个面，而透视上却可以同时看到两个面，因此方柱子在立面图上看来比例正好的话，实际看起来就显得粗了。这是我自己从过去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教训。后来我当面向总理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耐心地听了我的解释之后，认为我言之有理，所以欣然同意不加粗柱径了。总理这种非常认真细致，同时又很通情达理、虚怀若谷的态度更加深了我对他老人家的敬重。
“国庆十大工程”留给今天的启示
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以《大跃进的产儿》为题发表社论，盛赞这些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面对大规模的北京奥运建设，面对全国城市化建设的高潮，我们该从中汲取些什么呢？我们认为有如下启示：
启示一：无论对这些建筑持有什么观点，也不论这些建筑还有什么欠缺和遗憾，人们都会认为“国庆十大工程”的建设首先是个奇迹：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智力都无与伦比，尽管其建筑技术之复杂、施工之艰巨以及所遇到难题无以复加，但仍然从始至终贯彻着“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方针。从这个方面看，尽管它仅仅集中在北京一个城市，但已经是一件可以称道的事了。
启示二：“国庆十大工程”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由于它的政治意义，设计和施工都是精心进行，利用了被视为禁忌的“三边”工作法（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和人海战术，终于如期完成，这本身虽是一个壮举，但它给今天的警示是，该如何科学、民主地决策大型工程？如何更加周密地按科学和经济规律进行建设？
启示三：因是集体创作且精英云集，从而也注定了这些建筑作品所表现出的先进性。由于是集中了全国建筑工程设计专家和学术精英，“国庆十大工程”设计作品的科技含量及艺术风格在当时是国内最高水准。
启示四：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众所瞩目的建筑艺术形式上，出现了创作多样化的局面，创作思路基本是自由的，如它并不忌讳已经被批判过的大屋顶模式，也不拒绝西洋古典或前苏联模式。这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各大中城市新建项目招投标设计值得借鉴的思路。
启示五：值得推崇的是，许多建筑暗合国际潮流，以新结构为切入点进行中国建筑文化的探索，这是在当时条件下极具进步意义的可贵探索。薄壳结构、预制装配结构以及其他悬索结构的应用，加上在应用这些结构时对民族形式的思考，构成了继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自然延续现代建筑理念之后，又一个探索中国新建筑的高潮，是中国现代建筑发展历史上的新亮点。为此，我们应该记住这个非常时期中国建筑师在建筑艺术及创新设计方面的努力与奋斗，并给予积极的历史评价。
弹指间，近五十载风雨，北京“国庆十大工程”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它们中的多数作品正成为“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上的经典作品及亮点，成为人们心中中国、北京的现代主义的标志性建筑。数不清的曾经参与国庆十大工程建设的人们，或已逝去、或已到耄耋之年，我们由衷地向他们表达敬意，因为他们是一个建筑时代的创造者，中国建筑经典的辉煌与精神因他们而流芳百世，长驻人间。
（责任编辑 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