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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外实证研究表明，现行的委托-代理问题的激励理论并不能有效激励代理人努力地为委托人工作，仅从代理人收益角度来回答激励不足问题是不够的，还需要从代理人产生与激励相互联系的制度基础上寻找原因。
关键词：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100-01
委托—代理的激励研究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委托—代理激励理论中牵涉到人的利益冲突和不对称的信息问题所决定的。为解决代理问题，经济学提供了三种激励措施：（1）是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直接监督。这种做法一方面因客观存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直接监督尽管能减少代理人行为上的偏差，但不能消除代理人思想上的消极因素，从而不可能完全消除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可能因监督的成本太大而损害了委托人监督的绩效。通常这种激励措施只能应用于代理人行为结果易于判断的情况。（２）是让代理人承担全部风险，并享有全部剩余索取权，委托人的利益为零。在委托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定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除非资本的利润率为负。（3）是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按一定的契约进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将剩余分配与经营绩效挂钩。
从现有的理论文献来看，关于企业内部的激励与约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委托代理关系上。在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条件下，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合约不完整，为降低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给予代理人一部分剩余索取权（Grossman，S．and Hart．O．1983； Alchian，A，and Demsetz，H．1972）。这种激励机制的设计隐含着一个前提，即他们所分析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最优博弈，代理人一定会按照委托人所希望的那样采取行动。但是，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行为目标不一样，且委托人无法充分地掌握代理人的信息，代理人不仅不情愿地按照委托人所希望的那样采取行动，而且还会产生侵蚀委托人利益的动机。在这种条件下，代理人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会大量增加。这就是霍尔姆斯特姆（Holmstrom，B．1982）所建立的在一次性关系中，无论采用什么规则都难以克服“搭便车”行为的模型。下面，将从理论予以证明。
令e∈A表示代理人的可选择集合e可以有很多选择，为简单起见，令e=(H,L)，H表示代理人高效率工作，L表示代理人低效工作，令θ是不受代理人（和委托人）控制的外生随机变，H是θ的取值范围，θ在H上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分别为G(θ)和g(θ)，在代理人选择行为e后，e和θ共同决定一个可观测结果x(e, θ)，其中R(e, θ)所有权属于委托人，假定：
代理人的目标是设计一个分配合同，根据观测到的委托人效用函数对委托人分配。假定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期望效用函数分别为v(π-s(x))和u(s(π))-C(e)，其中V′＞0,V″＜0;u′＞0,u″≤0;C′＞0,C″＞0,V与u分别代表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C为代理人的努力成本函数，即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风险规避者或者风险中性者，努力的边际负效用是递增的。
代理人的效用函数表达式为：
将其问题简化，令x=π,f(π,e)为产出 和努力程度的联合密度函数，则有：
（1）对称信息情况下的最优合同。
此时代理人的行为e或自然状态θ是可观测的，激励兼容变成多余条件。
命题1：在建立激励系统（7）与（8）的条件下，当e给定时，此时委托——代理最优风险分担问题为：
其最优化的一阶条件是
证明：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参考文献
［1］Grossman S, O Hart. 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Econometrica,l983,5l: 7-45.
［2］Alchian. Armen,and H．Demsetz．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62：777-950.
［3］Holmstrom B．Moral Hazard In teams．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2, 13：324-340.
［4］张维迎.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5: 14-63.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100-01
委托—代理的激励研究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委托—代理激励理论中牵涉到人的利益冲突和不对称的信息问题所决定的。为解决代理问题，经济学提供了三种激励措施：（1）是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直接监督。这种做法一方面因客观存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直接监督尽管能减少代理人行为上的偏差，但不能消除代理人思想上的消极因素，从而不可能完全消除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可能因监督的成本太大而损害了委托人监督的绩效。通常这种激励措施只能应用于代理人行为结果易于判断的情况。（２）是让代理人承担全部风险，并享有全部剩余索取权，委托人的利益为零。在委托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定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除非资本的利润率为负。（3）是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按一定的契约进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将剩余分配与经营绩效挂钩。
从现有的理论文献来看，关于企业内部的激励与约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委托代理关系上。在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条件下，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合约不完整，为降低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给予代理人一部分剩余索取权（Grossman，S．and Hart．O．1983； Alchian，A，and Demsetz，H．1972）。这种激励机制的设计隐含着一个前提，即他们所分析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最优博弈，代理人一定会按照委托人所希望的那样采取行动。但是，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行为目标不一样，且委托人无法充分地掌握代理人的信息，代理人不仅不情愿地按照委托人所希望的那样采取行动，而且还会产生侵蚀委托人利益的动机。在这种条件下，代理人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会大量增加。这就是霍尔姆斯特姆（Holmstrom，B．1982）所建立的在一次性关系中，无论采用什么规则都难以克服“搭便车”行为的模型。下面，将从理论予以证明。
令e∈A表示代理人的可选择集合e可以有很多选择，为简单起见，令e=(H,L)，H表示代理人高效率工作，L表示代理人低效工作，令θ是不受代理人（和委托人）控制的外生随机变，H是θ的取值范围，θ在H上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分别为G(θ)和g(θ)，在代理人选择行为e后，e和θ共同决定一个可观测结果x(e, θ)，其中R(e, θ)所有权属于委托人，假定：
代理人的目标是设计一个分配合同，根据观测到的委托人效用函数对委托人分配。假定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期望效用函数分别为v(π-s(x))和u(s(π))-C(e)，其中V′＞0,V″＜0;u′＞0,u″≤0;C′＞0,C″＞0,V与u分别代表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C为代理人的努力成本函数，即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风险规避者或者风险中性者，努力的边际负效用是递增的。
代理人的效用函数表达式为：
将其问题简化，令x=π,f(π,e)为产出 和努力程度的联合密度函数，则有：
（1）对称信息情况下的最优合同。
此时代理人的行为e或自然状态θ是可观测的，激励兼容变成多余条件。
命题1：在建立激励系统（7）与（8）的条件下，当e给定时，此时委托——代理最优风险分担问题为：
其最优化的一阶条件是
证明：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参考文献
［1］Grossman S, O Hart. 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Econometrica,l983,5l: 7-45.
［2］Alchian. Armen,and H．Demsetz．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62：777-950.
［3］Holmstrom B．Moral Hazard In teams．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2, 13：324-340.
［4］张维迎.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5: 14-63.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