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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戴季陶（1891年—1949年），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人物。虽然其在后半生是一名顽固的反共分子，但五四时期的他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促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客观的贡献。
关键词：戴季陶；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5）17-0276-02
作者简介：刘俐丽（1981-），女，硕士，讲师，常州工学院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学工办主任，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党建研究。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戴季陶是一个具有复杂经历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早期元老，著名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的一生复杂多变。在我国大多数中国近现代史书籍和资料中，一般都会有关于戴季陶的介绍和评价，大体上都是这样的定位：在近现代史上提出著名的“戴季陶主义”，为蒋介石清党反共提供了理论武器，国民党右派的领军人物，彻头彻尾的反共高手，一名顽固的反共分子……[1]。
但戴季陶也是国民党中少数几个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等重要著作有过认真研究的人。早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积极地研究、宣传。他早期的理论和行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早期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初创，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虽然戴季陶最终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在中共一大召开的三年之后，炮制出所谓的“戴季陶主义”，从而走到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对立面，为反共提供了理论的武器，最终成为一名彻底的反共理论家。但五四时期的他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促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的客观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一、利用《星期评论》、《建设》等期刊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随其它西方的各种主义一起涌入中国。一些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积极的兴趣，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救国救民的良药。国内许多报刊应时趋势，大量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在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和帮助下，戴季陶与沈玄庐一起于1919年6月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戴季陶任主编。随后不久，戴季陶还创办了《建设》杂志，着力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潮。戴主持的报刊与当时上海的《新青年》，以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社会主义宣传的主导阵地[2]。同时，戴季陶也在报刊上发表大量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戴季陶主持的《建设》和《星期评论》大量刊载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许多进步青年学生经常向其投稿。据资料介绍，从1919年8月到1920年4月，《建设》杂志一共刊登了20多篇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当时国内比较突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刊物之一。与《新青年》齐名的《星期评论》也是当时著名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戴的两大刊物在全国知识青年和工人群众中具有很大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杂志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戴季陶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曾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瞿秋白评价道：“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4]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崭新的科学，在动荡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出现时，戴季陶积极地去面对它，翻译和撰写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曾经把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日译本转译成中文，并在《建设》杂志上连载，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3]。他还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价值在于它具有革命性。在社会问题研究中，戴季陶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分析方法，深入浅出地分析社会问题。《星期评论》从创刊到终结的1年时间中，共出版发行53期，平均一周一刊，戴季陶就发表了130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涉及了：俄国社会与苏俄革命、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施、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际国内的劳工问题等。
《星期评论》和《建设》最大的贡献也是戴季陶在五四时期的重要的活动，它们积极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走在了时代潮流的前列。《星期评论》与《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成为当时国内宣传社会主义思潮最著名的三大评论。
二、诚邀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第一次用德文发表，这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入门的第一本必读之书。那时的戴季陶思想颇为激进，倾向于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全文翻译作出了客观贡献。
戴季陶在日本留学期间读过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认为《共产党宣言》言简意赅，能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对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很有助益。他那时就想翻译，但翻译此书太难了，戴季陶知道，《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有着极为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用词十分优美，精炼。这就要求译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德文、英文、俄文及日文都需要精通，并且还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戴季陶感觉自己翻译能力是很难译好的，所以在日本期间就放弃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想法。
后来，戴季陶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他想请人把《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并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他便着手物色合适的翻译者，他请《民国日报》的主笔邵力子帮忙。邵力子说他自己不懂日文，他向戴推荐了在浙江“一师”风潮中的风云人物陈望道。陈是邵的密友，知道他翻译功力深厚，相信他一定能完成戴的任务。邵对戴说，陈望道精通英文和日文，中文水平也是非常高，交给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应该不会有问题。戴季陶得获此人相当高兴，亲写书信诚邀陈望道到上海来，希望他能帮忙翻译《共产党宣言》。戴季陶把他自己留学日本时购得的那本视为珍品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陈望道，另外还给了他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供他参照[3]。这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来历不凡，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借给陈独秀，然后陈独秀转借给戴季陶的。 陈望道从戴季陶那儿接受了任务，就回浙江老家开始潜心翻译了。戴计划等陈的翻译完成，就在《星期评论》上发表。而正当他准备刊发《共产党宣言》时，孙中山先生从广州打来急电，要召戴前去广东，戴季陶不得不离开，《星期评论》只得停刊。《共产党宣言》只得另找地方发表。幸运的是，在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
虽然戴季陶因为某种原因未能在其主编的《星期评论》上刊发《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但不管怎么说，是他约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他直接间接的促成了第一个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诞生。这也是戴季陶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
三、对陈独秀的积极影响，参与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初创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浪潮中，五四时期的戴季陶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早期的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走在了一起，与陈独秀有着更为亲密融洽的交往。他的早期思想和行动都对陈独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19年10月，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社由北京迁回上海。陈独秀对戴季陶心仪已久，戴对这位《新青年》的创始人也是仰慕多时，两人相见恨晚。戴租住在渔阳里6号，他将自己租住的楼让出来给陈独秀一家住，两家人住在一起，是前楼后楼紧挨着住的邻居。在上海的那段时光陈和戴可以说是朝夕相处[3]。
据参加了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煮后来回忆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受李大钊、戴季陶等人的影响比较多。陈独秀在上海准备建党之初，戴季陶就不断地向陈独秀等人推荐时任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戴认为陈炯明仰慕新文化，喜欢谈论社会主义，戴季陶对陈炯明寄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厚望，认为陈炯明的防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都可以在那里创办。他经常和陈独秀写信给陈炯明，研讨社会主义。戴季陶对陈炯明的看法直接影响了陈独秀。陈炯明后来极力邀请陈独秀去广州南方政府任职，陈独秀因此没有参加中共正式成立的“一大”，其中原因与戴季陶有很大的关系。
陈独秀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时，认为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戴季陶也经常参加《新青年》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讨论有关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并通过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建立了联系。1920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团址就是戴季陶的寓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是准共产党小组，所以戴季陶的家实际上也就成为了共产党小组所在地。
公正地说，当时的戴季陶对参加共产党是有坚定决心、无所畏惧的。陈独秀等人居住的法租界，对革命党防范极严，又受到流氓不时骚扰，在这种情况下，戴季陶将自己的寓所提供出来，作为组建共产党的活动场所，说他参与过共产党的发起和初建的一点也不为过。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加入共产党。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5]。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幕僚和反共参谋。
不难看出，戴季陶在五四时期的活动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且是应该肯定的。在1919年前后，戴季陶的一系列活动应该说是积极进步的。他在五四时期的活动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不可低估。五四前后的戴季陶已经是一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试图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社会问题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希望把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从而探索中国的出路。他主持的《星期评论》办在上海法租界，政府当局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星期评论》又以研究劳工问题、宣传工人运动为主要内容，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戴季陶也因此而深受工人及其领导者们的欢迎。1920年，戴季陶与陈独秀、李达等人接触频繁，积极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工作，并把自己的寓所提供出来作为组建共产党的活动场所，戴季陶为自己的历史涂沫了最光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滕峰丽.关于五四时期<星期评论>、<建设>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评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2（4）：137-140.
[2]范小方，包东波，李娟丽.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3]鱼在水.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的红黑人生[J].钟山风雨，2002（1）：15-17.
[4]郭圣福.论戴季陶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关系[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5（5）：33-37.
[5]陈秋生.戴季陶与马克思主义传播[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31（5）：141-143.
关键词：戴季陶；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5）17-0276-02
作者简介：刘俐丽（1981-），女，硕士，讲师，常州工学院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学工办主任，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党建研究。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戴季陶是一个具有复杂经历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早期元老，著名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的一生复杂多变。在我国大多数中国近现代史书籍和资料中，一般都会有关于戴季陶的介绍和评价，大体上都是这样的定位：在近现代史上提出著名的“戴季陶主义”，为蒋介石清党反共提供了理论武器，国民党右派的领军人物，彻头彻尾的反共高手，一名顽固的反共分子……[1]。
但戴季陶也是国民党中少数几个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等重要著作有过认真研究的人。早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积极地研究、宣传。他早期的理论和行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早期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初创，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虽然戴季陶最终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在中共一大召开的三年之后，炮制出所谓的“戴季陶主义”，从而走到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对立面，为反共提供了理论的武器，最终成为一名彻底的反共理论家。但五四时期的他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促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的客观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一、利用《星期评论》、《建设》等期刊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随其它西方的各种主义一起涌入中国。一些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积极的兴趣，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救国救民的良药。国内许多报刊应时趋势，大量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在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和帮助下，戴季陶与沈玄庐一起于1919年6月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戴季陶任主编。随后不久，戴季陶还创办了《建设》杂志，着力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潮。戴主持的报刊与当时上海的《新青年》，以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社会主义宣传的主导阵地[2]。同时，戴季陶也在报刊上发表大量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戴季陶主持的《建设》和《星期评论》大量刊载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许多进步青年学生经常向其投稿。据资料介绍，从1919年8月到1920年4月，《建设》杂志一共刊登了20多篇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当时国内比较突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刊物之一。与《新青年》齐名的《星期评论》也是当时著名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戴的两大刊物在全国知识青年和工人群众中具有很大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杂志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戴季陶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曾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瞿秋白评价道：“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4]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崭新的科学，在动荡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出现时，戴季陶积极地去面对它，翻译和撰写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曾经把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日译本转译成中文，并在《建设》杂志上连载，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3]。他还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价值在于它具有革命性。在社会问题研究中，戴季陶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分析方法，深入浅出地分析社会问题。《星期评论》从创刊到终结的1年时间中，共出版发行53期，平均一周一刊，戴季陶就发表了130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涉及了：俄国社会与苏俄革命、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施、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际国内的劳工问题等。
《星期评论》和《建设》最大的贡献也是戴季陶在五四时期的重要的活动，它们积极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走在了时代潮流的前列。《星期评论》与《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成为当时国内宣传社会主义思潮最著名的三大评论。
二、诚邀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第一次用德文发表，这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入门的第一本必读之书。那时的戴季陶思想颇为激进，倾向于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全文翻译作出了客观贡献。
戴季陶在日本留学期间读过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认为《共产党宣言》言简意赅，能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对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很有助益。他那时就想翻译，但翻译此书太难了，戴季陶知道，《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有着极为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用词十分优美，精炼。这就要求译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德文、英文、俄文及日文都需要精通，并且还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戴季陶感觉自己翻译能力是很难译好的，所以在日本期间就放弃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想法。
后来，戴季陶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他想请人把《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并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他便着手物色合适的翻译者，他请《民国日报》的主笔邵力子帮忙。邵力子说他自己不懂日文，他向戴推荐了在浙江“一师”风潮中的风云人物陈望道。陈是邵的密友，知道他翻译功力深厚，相信他一定能完成戴的任务。邵对戴说，陈望道精通英文和日文，中文水平也是非常高，交给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应该不会有问题。戴季陶得获此人相当高兴，亲写书信诚邀陈望道到上海来，希望他能帮忙翻译《共产党宣言》。戴季陶把他自己留学日本时购得的那本视为珍品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陈望道，另外还给了他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供他参照[3]。这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来历不凡，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借给陈独秀，然后陈独秀转借给戴季陶的。 陈望道从戴季陶那儿接受了任务，就回浙江老家开始潜心翻译了。戴计划等陈的翻译完成，就在《星期评论》上发表。而正当他准备刊发《共产党宣言》时，孙中山先生从广州打来急电，要召戴前去广东，戴季陶不得不离开，《星期评论》只得停刊。《共产党宣言》只得另找地方发表。幸运的是，在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
虽然戴季陶因为某种原因未能在其主编的《星期评论》上刊发《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但不管怎么说，是他约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他直接间接的促成了第一个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诞生。这也是戴季陶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
三、对陈独秀的积极影响，参与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初创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浪潮中，五四时期的戴季陶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早期的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走在了一起，与陈独秀有着更为亲密融洽的交往。他的早期思想和行动都对陈独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19年10月，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社由北京迁回上海。陈独秀对戴季陶心仪已久，戴对这位《新青年》的创始人也是仰慕多时，两人相见恨晚。戴租住在渔阳里6号，他将自己租住的楼让出来给陈独秀一家住，两家人住在一起，是前楼后楼紧挨着住的邻居。在上海的那段时光陈和戴可以说是朝夕相处[3]。
据参加了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煮后来回忆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受李大钊、戴季陶等人的影响比较多。陈独秀在上海准备建党之初，戴季陶就不断地向陈独秀等人推荐时任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戴认为陈炯明仰慕新文化，喜欢谈论社会主义，戴季陶对陈炯明寄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厚望，认为陈炯明的防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都可以在那里创办。他经常和陈独秀写信给陈炯明，研讨社会主义。戴季陶对陈炯明的看法直接影响了陈独秀。陈炯明后来极力邀请陈独秀去广州南方政府任职，陈独秀因此没有参加中共正式成立的“一大”，其中原因与戴季陶有很大的关系。
陈独秀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时，认为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戴季陶也经常参加《新青年》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讨论有关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并通过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建立了联系。1920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团址就是戴季陶的寓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是准共产党小组，所以戴季陶的家实际上也就成为了共产党小组所在地。
公正地说，当时的戴季陶对参加共产党是有坚定决心、无所畏惧的。陈独秀等人居住的法租界，对革命党防范极严，又受到流氓不时骚扰，在这种情况下，戴季陶将自己的寓所提供出来，作为组建共产党的活动场所，说他参与过共产党的发起和初建的一点也不为过。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加入共产党。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5]。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幕僚和反共参谋。
不难看出，戴季陶在五四时期的活动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且是应该肯定的。在1919年前后，戴季陶的一系列活动应该说是积极进步的。他在五四时期的活动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不可低估。五四前后的戴季陶已经是一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试图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社会问题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希望把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从而探索中国的出路。他主持的《星期评论》办在上海法租界，政府当局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星期评论》又以研究劳工问题、宣传工人运动为主要内容，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戴季陶也因此而深受工人及其领导者们的欢迎。1920年，戴季陶与陈独秀、李达等人接触频繁，积极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工作，并把自己的寓所提供出来作为组建共产党的活动场所，戴季陶为自己的历史涂沫了最光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滕峰丽.关于五四时期<星期评论>、<建设>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评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2（4）：137-140.
[2]范小方，包东波，李娟丽.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3]鱼在水.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的红黑人生[J].钟山风雨，2002（1）：15-17.
[4]郭圣福.论戴季陶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关系[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5（5）：33-37.
[5]陈秋生.戴季陶与马克思主义传播[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31（5）：14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