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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新兵积极心理品质在童年期创伤经历与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和调节效应。
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南方某部1 925名16～24岁的男性新兵，运用童年期创伤经历问卷(CTQ-SF)、抑郁自评量表(SDS)和新兵积极心理品质评估问卷(PMCS-R)进行测评。
结果童年期创伤经历问卷的情感虐待为(6.11±1.69)分，躯体虐待为(5.49±1.32)分，性虐待为(5.61±1.45)分，情感忽视为(9.15±3.66)分，躯体忽视为(9.57±2.93)分；抑郁严重指数(0.45±0.11)；积极心理品质总均分(3.80±0.64)分。童年期创伤经历、抑郁症状和积极心理品质得分两两显著相关(均P<0.05)；情感忽视、躯体忽视和情感虐待能有效预测抑郁症状，可共同解释其总变异的28.6%(F＝256.72，P<0.05)；积极心理品质在情感忽视和抑郁症状、躯体忽视和抑郁症状、情感虐待和抑郁症状的关系中均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分别为0.19，0.15和0.09)，但只在情感忽视和抑郁症状间调节效应显著(F＝24.73，P<0.05)。
结论童年期创伤经历不仅直接作用于新兵的抑郁症状，也能通过积极心理品质间接作用；同时，新兵的积极心理品质可以改变童年期创伤经历对抑郁症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