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国家埃塞俄比亚，对此有着自己的解释——他们自称是“拥有三千年文明史的棕色人”，有些理由不免牵强，但有些论据也不无道理。
　　“人”的历史从这里开始，最早的人类骨骼“阿尔迪”就是在这里出土，距今已有440万年。社会普遍对于国家文明历史的主张有3000年，这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着实是一枝独秀。按照埃塞人的观点，他们的早期历史起源于达莫特王国（公元前980-400），这个古代国家的历史记载很少，考古实证也较为薄弱，有点类似于我国的夏朝。据已有的资料来看，当时的居民已经掌握了粟的种植和铁器的冶炼。而真正意义上塑造了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雏形的，则是公元1世纪建立的阿克苏姆王国，它的盛期甚至可以与君士坦丁大帝缔结同盟，还将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些区域收入囊中，与欧洲和南亚都建立了频繁的贸易联系。在公元7世纪时，因为阿克苏姆的国王对先知穆罕默德和他早期的追随者提供了不少帮助，在此后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中也得以幸免。
　　埃塞俄比亚人的典型相貌大概是：棕色的肌肤，密实的头发，个头与身材都呈中等水平。男性不似索马里和阿拉伯人一样瘦瘦高高，女性也不似非洲别国一般丰满。而他们官方语言阿姆哈拉语，也属于闪含语系中的仅次于阿拉伯语的第二大语言。
　　这种数千年来培育出的文化独立性，让他们在近代化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拥有着一种国家意识，成了殖民浪潮中唯一在非洲能保持独立的国家。1896年，也就是同期中国甲午战败的次年，埃塞俄比亚人在抗击意大利侵略者的阿杜瓦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战成名的埃塞俄比亚迅速与欧洲列强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而意大利则成为了欧洲人的笑柄。此战爆发的3月2日也成了埃塞俄比亚的国家纪念日。
　　在宗教上，埃塞人的独特性更加明显，此次东非之旅让我也对此有了切身的感受。到了12月中旬，调研工作已然步入正轨，我每天都奔波在前往工厂、项目工地和下班的路途中，没有太多的闲情逸致。时常天色已晚才能結束一天的调研工作，完全不像想象中“外企”工作的张弛有度。夜幕下的亚的斯亚贝巴是黑黢黢的，路灯照明不足，商户不少早已关门打烊。在拥挤又颠簸小巴车里望向窗外，小彩灯的微光格外吸引眼球——是售卖“圣诞货”的摊贩们。
　　我竟然忘了，12月已经到了基督徒喜迎圣诞的时节。小店铺和摊贩们张灯结彩地准备出节日货物——大抵是一些义乌制造的商品，有各式的挂图、彩灯等等。但是到了12月25日的时候，我却未见他们放假或举办庆典，询问了房主蒋先生后我才得知，这里的圣诞节是每年1月7日，因为他们的历法采用的是东方正统教会的儒略历（一种古罗马历法，由罗马共和国独裁官儒略·恺撒采纳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索西琴尼的计算后，于公元前45年1月1日取代旧罗马历）。

　　按照当地信徒的说法，圣母在生下耶稣后便开启了漫长的逃难历程，直至埃塞俄比亚。而《圣经》中的“约柜”亦存于该国北方的阿克苏姆城。这种传言逻辑性显然有待商榷，要想从以色列逃来东非，要么穿越撒哈拉，要么得渡过红海，这对于一位后有追兵的产妇而言显得过于艰险。事实上，4世纪开始，埃及的科普特正教会便开始对这里产生巨大影响，促使了埃塞俄比亚人的皈依。
　　到了圣诞节那天，蒋家按照当地传统，在前一天就开始禁食，到了7日早上才开斋。事实上，很多当地人已经连续食素40天了，为的是铭记耶稣在荒野中被诱惑的40天。上班路上路过一个个教堂，已经可以看到善男信女们身着白色长袍准备做圣诞弥撒，这种服饰十分像古罗马的托加袍。神父们的装束就更显隆重，颇有些拜占庭遗风。节日里的音乐更是与众不同，虽然有不少欢快的节奏，但是明显没有草原部落的那种粗犷感，而是以悠扬、固定的宗教旋律为主。显然，这些文化元素都有赖于拜占庭时代埃及教会的推动。和天主教、新教国家用圣诞树装点不同，埃塞人会在过节时搭起耶稣降生马厩的模型，小家庭一般会去商店买一个小模型，商场或是有大院子的家庭则会打造一个接近1：1还原的复制品。

　　我早早做完采访，随蒋先生一家去过节。节庆期间，家家户户都在室内铺满青草，踩上去格外清爽。据蒋先生说，这是一种对于自然的依恋感，不仅仅是在圣诞节，逢年过节他们都会割草来铺。他们在房间里还点起一种块状的香料，让房间弥漫着节日的香气。按照节日传统，大的家族会自己杀牛，人们生食牛肉。但是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却也催生了牛肉绦虫病。蒋太太有时就会因此而腹痛难耐，但她身怀六甲又不方便吃打虫药，便只好硬撑着。蒋先生的中国胃也不适应这种食物，所以当时我们的牛肉是烤熟的。没有想到，在曾经想象中的蛮荒之地却度过了一个如此独特的圣诞节。
　　在实习工作的间隙，能够亲身领略到一个与此前想象大相径庭的非洲，也算是除工作经历以外，我获得的不菲的额外收益。不同文明发展进程有所不同，万里之外的认知总不免一叶障目，亲身去探索才能打开一个未知世界的大门。
　　责任编辑：马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