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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惠安的地域因素，导致大量男性远洋捕鱼，女性承负“内”“外”双重角色，这种社会劳动分工是惠安女服饰形成的客观因素。大众传媒的宣传是惠安女服饰得以传播的社会因素。社会性别差异的存在使社会劳动分工不均，使大众传媒的宣传带有主观性。通过分析惠安女服饰背后的社会性别差异问题，再现惠安女服饰所折射出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为现行状况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关键词：
惠安女服饰；性别差异；劳工分工；大众传媒
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5）01-0097-04
一、引言
惠安女服饰是惠安女文化、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惠安地区人们勇于坚持、勤劳的特点，更体现了惠安女的坚韧不屈、自强自立的优良品格。
惠安县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介于泉州湾和湄洲湾之间。长期的劳作生活模式构成了“惠女”典型的人文特点勤劳、勇敢、做事踏实，也形成了独具特点的惠女服饰。惠女服饰实为惠东女服饰。保留着这种服饰习俗的惠女主要集中在惠东半岛的海边崇武镇、山霞镇、小岞镇、净峰镇四个地区，7个乡村，总共只有几万人。惠安女服饰的演变发展可以追溯至隋唐时期。因战乱，北方汉人入闽，使福建原本人多地少的地域矛盾更加突出。而福建沿海地区造船和航海事业较发达，男人出海捕鱼、女人下田劳作，操持家务的劳作分工开始出现。宋元时期，福建经济高速发展，泉州港成为全国最大的商港。大量男子外出远洋，女子留在家中劳作。至明晚期，福建沿海地区剧增的人口与有限的农耕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化。在清代，远航渔业进一步扩大，“惠海滨人业船，或近而内外海捕鱼，或远至苏、台，甚且通于外洋夷国”。[1] 可以看出在当时出海可以远至国外。与此同时惠安女在适应、充当男性工种的角色中，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惠安女服饰也顺应历史社会的发展、演变而慢慢形成。惠安女的服饰是经过三、四代人不断变化的结果，是汉民族最具特色和最有个性的服饰。这种奇特的服饰带有浓厚的闽南沿海地方特色。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惠安女服饰的典型标识就是黄斗笠、花头巾、短上衣、宽筒裤、银腰链。斗笠的工艺，衣服面料的选择、筒裤的设计，腰链的装饰都凝聚着惠安女的勤劳、智慧、纯洁与心灵手巧。从女性主义理论视角来审视惠安女服饰，我们会发现在其形成、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存在性别差异问题。带有性别差异的社会分工不均是惠安女服饰形成的社会基本条件，大众传媒的宣传是惠安女服饰得以发展和传播的必要条件，而这些背后都不可避免地有着来自男权社会的“干预”。
二、社会劳动分工的性别差异性
依性别分配劳动是人类最早的劳动分工形式之一，是人类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方法。劳动分工的基本形态表现为：女性负责与人类的生产与再生产相关的劳动，如生育、抚育和照顾老人的责任；男性负责与生存有关的劳动，如打猎、养殖、农耕等。[2] 在惠安当地，传统的社会分工形式是惠安女服饰形成的最原始、最基础的条件。
1社会劳动分工性别差异的客观性。源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地域上的因素，大量惠安男子远洋捕鱼，惠安女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照顾家庭、孩子、侍奉公婆的责任，为繁重的家务和教养子女而操劳。渔业辅助劳动在惠安女的劳作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织渔网、补渔网，挑水上船、搬运鱼货等。惠安女的服饰在适应这种劳动中应运而生了。由于地貌的原因，惠安即时有山风，亦常有海风。为了防止风沙对皮肤的伤害，海风把头发吹乱及防止劳作时头巾被吹落，惠安女常年用花头巾和斗笠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围起来。上衣很短，露出肚脐，袖长而窄，裤腿却一下子宽大起来，上面有一个横的折皱。下面是赤着脚，穿着人字拖。这种独特的造型和剪裁主要考虑惠安女劳作时的方便程度。“浪费裤”的裤管是一般裤管的一倍。如此一来，惠安女在海滩边作业时就不会把裤腿浸湿，野外、海边的风比较大，走动起来，宽大的裤脚干得比较快。从此可以看出，生活上的劳作是惠安女服饰形成的社会基本条件。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下，惠安女承担着社会观念下的女性的家庭劳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上的需要，惠安女也承担着社会观念下的男性社会劳作。如在新中国成立前，惠安县群众生活贫困，在乡妇女不仅为繁重的家务和教养子女而操劳，甚至身兼数职，既要承担妻子所属的“内”的角色，又要承担原先丈夫部分所属的“外”的角色，负责家里的农业生产与对外交往，出去务工，如扛沙石、运沙土、木工、开汽车等。对惠安大岞村男女29项分工调查，女子所从事的职业有24种，约占全部工种的83%，反映出在男性大部分从事渔业或外出务工的情况下，妇女承担了所有的农副业和家务，包括原本应由男子承担的农耕和建筑业，惠安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比重显而易见。[3]
在修建泉州市洛江区马甲镇的惠女水库时，投入大坝建设的15000名民工中，妇女占80%以上，达13000名；投入120公里长渠道工程的40000名民工，妇女仍然占大多数，充当主力军。[4] 由此可以看出，惠安女承负着“内”“外”双重角色的压力。惠安女的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时间上，比男性负担重。“福建省惠安县农村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间（包括家庭副业劳动时间）占妇女总劳动时间的324%，比当地男子多4小时”。[5] 长期的磨练，造就了她们勤劳、简朴、坚韧、纯洁的优良品德。惠安女精神及惠安女奇异服饰形成的社会环境因素是由于带有性别差异的社会分工不均。
2劳动分工性别差异的主观意识形态。劳动的性别分工并非是简单的组织劳动的方式，它早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劳动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将两性劳动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它是将男性置于更多机会和更具有优势的岗位上的社会机制。这是父权制意识形态，它导致了等级分化的劳动性别分工，即女性从事的劳动价值永远会低于男性从事的劳动价值，或男性劳动永远比女性劳动更有价值，它使人们相信男性劳动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女性劳动只是辅助性的，是维护文明。[6] 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很多男人对家事不管不问，认为家里的事是女人的事。“从夫居”的想法使男人结了婚就自动默认妻子是自己家庭的劳动力。而自己的“主外”活动是家里一切需求的来源，男人则是家里的“擎天柱”，妻子的“家务事”是本分活，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深置于父权制的传统社会中，惠安女在社会、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地位低下。她们的思想是封闭的、狭隘的，“三从四德”的思想告诉她们为了维护家庭稳定，适应社会利益需要，她们所做的事都是份内之事。她们也欣然接受这种社会分工不均带来的家庭角色分配。传统的性别角色意识使惠安女自觉地付出无报酬的劳动，因为她们相信，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默默无闻地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是她们的“本分”。 劳动分工的主观意识形态使惠安女“心甘情愿”地承担着双重角色和双重压力的同时也坚守着社会期许的贤良淑德。 三、大众传媒的主观能动性
惠安女文化是惠安及泉州地区进行地方文化宣传的有效材料。惠安女美丽奇特的服饰，惠安女轻盈的舞姿，惠安女在海边劳作的美丽身影通过书籍、报刊、影视等媒介已经走进千家万户。惠安政府也借助惠安女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地宣传其地域文化，为其地方旅游业及一些企业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人们也通过惠安女了解到泉州、惠安。惠安女俨然成了泉州地域文化的宣传名片。
1外界传媒对惠安女形象的误读。惠安女的花头巾、短上衣、银腰带、大筒裤，被戏称为“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裤”。而现在的社会常会认为惠安女的头部被斗笠和头巾包裹得仅露出一张脸“封建”；而腰、腹部却暴露无遗“民主”。很显然，对惠安女服饰的这种概述除了出于戏谑之外，难免还有一些误读。这种误读是外界为了添加惠安女文化的神秘色彩而进行的夸大其词的宣传和过分渲染。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这是对女性形象的歪曲和亵渎。“媒介反映了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念，从而对女性或对她们不予表现，或用刻板印象对她们进行描述，以此象征性的贬损妇女”。[7] 对惠安女刻板化地形象再现，会使人们用传统地、简单地方式理解惠安女。惠安女文化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被表层化、浅显化，甚至被忽略。妇女生活和经历的许多方面没有得到媒介的真实反映，这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议的。女性主义者呼吁更加真实的妇女形象和女性气质定义。惠安女形象的刻板化歪曲并非是她们自己的形象，而是社会实践中习以为常的对于事件、经验、人或物进行识别和分类的一种极端化的表达。刻板形象通常由其社会摹本，这些摹本似乎使得这些刻板形象合理化了。更真实的惠女形象被定义、再现、宣扬的前提是人们对惠女的心理特点、心理需求要真正地了解，然后才能有更加多样的表现，而非简单、刻板的歪曲描绘与宣传。
2外界传媒对惠安女形象的主观再现。在传统文化中，男性话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大众传媒无疑代表了男性的声音。通过大众传媒，惠安女贤惠、勤奋、自我牺牲与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形象一致，符合社会对女性气质回归的要求，惠安女更具有女性气质，而这更强化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使女性陷入了男性“真理”中。女性被大众传媒强行灌输了父权制意识形态。使惠安女更会积极地表现为“惠安女”。这种宣传满足了人们对惠安女奇特服饰进行探究的心理，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的欣赏、观看欲。从另一个层面讲，把惠安女形象作为一张名片进行宣扬，稳固了惠安女的女性气质的同时也强化了男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男性气质、男性地位，这也符合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心理期待。男人为了自己创造了女性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所以女性妇女的出身，出于“艺术”已经以相似的方式遭受剥削。妇女的命运就是被观看，而观看的行为则留给了男人。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他的经典著作《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中写道：男人行动，女人表现。男人审视女人，女人在男人的注视中端详自己。这不仅决定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也决定了女人和她们自己的关系。女人自己的审视者就是男性；女性是被审视的。这样，她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对象，而且尤其是视觉的对象：一种景观。[8] 相反，男人的形象，很少是女性或男性受众凝视的对象。观看男性身体的禁令是父权制维护自身权利的意愿。由此可以看出，惠安女的服饰着装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但无疑也参杂着来自男性主导社会的“观看欲”。惠安女服饰色彩艳丽，造型美观，给人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力，满足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欲望”，是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同时，通过媒体大量的宣传，惠安女服饰的奇特性以及服饰文化背后的来自女性的坚忍、勤劳、善良、自强自立的女性品质更符合男性对传统女性的“观看标准”。在男性眼中，惠安女外在美与内在美相结合，达到了一种极致美。这必然引起男人的凝视与再审视，宣传与再呈现，来完成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期待。通过“包装”惠安女来稳定女性气质，进而引导大众女性认同自身的性别身份，最终巩固男性自己的社会地位。
四、结语
随着改革开发的深入进行，沿海商业的迅猛发展，田间农业、海边渔业不再是惠安地区经济的主要形式。惠安人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行业，如石雕、对外贸易，经商等。惠安女穿着传统意义上的服饰去劳作，就显得不方便了。社会生活的变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也影响着惠安女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心理。惠安女服饰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甚至面临着失传的危机。大众传媒大肆宣传惠安女形象和推介惠安女文化，其表面目的是在宣传地方文化，而实际上真正的目的是促进地区旅游的发展，为其带来经济效益。从外界看来，惠安女服饰文化是地方文化的代表，而实质的现状却是惠安女文化的渐行渐弱。夹缝中生存的惠安女服饰文化值得人们深思并采取一定的措施去保护其传承和发展。而惠安女服饰文化所折射出的社会性别差异问题，使人们能够从另一个层面了解惠安地区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形态；也能够使人们以管窥豹，了解社会性别差异对风俗人情的影响，进而为人们解决惠安女的现行状况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吴欲仁. 惠安县志：卷二[O]嘉靖八年（1529）刊本.
[2] [6]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5.
[3] 王彬，李彬福建惠安女文化景观构造及其空间性[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4）： 45.
[4] 泉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M]2002：11.
[5] 蒋美华.20世纪中国女性角色变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66.
[7] 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155.
[8] Berger， J Ways of Seeing[M]London： BBC and Penguin Books， 1972：47.
On the Gender Role Difference Reflecting from the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of Hui′an Woman
WANG Hua
（Yang-En University， 362014 Quanzhou， Fujian，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special location， men in Hui′an are engaged in pelagic fishery， women play the double roles of the family，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one of the objective reasons for the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of Hui′an woman. And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popularity of the dress id the public media. The division of labor causes the working inequality and the subjectivity from the public media. This thesis will analyze these elements and discuss the implied social ideology， then get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present situation.
Key words：
the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of Hui′an woman；gender role difference；division of labor；public media
【责任编辑刘祖琼】
惠安的地域因素，导致大量男性远洋捕鱼，女性承负“内”“外”双重角色，这种社会劳动分工是惠安女服饰形成的客观因素。大众传媒的宣传是惠安女服饰得以传播的社会因素。社会性别差异的存在使社会劳动分工不均，使大众传媒的宣传带有主观性。通过分析惠安女服饰背后的社会性别差异问题，再现惠安女服饰所折射出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为现行状况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关键词：
惠安女服饰；性别差异；劳工分工；大众传媒
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5）01-0097-04
一、引言
惠安女服饰是惠安女文化、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惠安地区人们勇于坚持、勤劳的特点，更体现了惠安女的坚韧不屈、自强自立的优良品格。
惠安县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介于泉州湾和湄洲湾之间。长期的劳作生活模式构成了“惠女”典型的人文特点勤劳、勇敢、做事踏实，也形成了独具特点的惠女服饰。惠女服饰实为惠东女服饰。保留着这种服饰习俗的惠女主要集中在惠东半岛的海边崇武镇、山霞镇、小岞镇、净峰镇四个地区，7个乡村，总共只有几万人。惠安女服饰的演变发展可以追溯至隋唐时期。因战乱，北方汉人入闽，使福建原本人多地少的地域矛盾更加突出。而福建沿海地区造船和航海事业较发达，男人出海捕鱼、女人下田劳作，操持家务的劳作分工开始出现。宋元时期，福建经济高速发展，泉州港成为全国最大的商港。大量男子外出远洋，女子留在家中劳作。至明晚期，福建沿海地区剧增的人口与有限的农耕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化。在清代，远航渔业进一步扩大，“惠海滨人业船，或近而内外海捕鱼，或远至苏、台，甚且通于外洋夷国”。[1] 可以看出在当时出海可以远至国外。与此同时惠安女在适应、充当男性工种的角色中，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惠安女服饰也顺应历史社会的发展、演变而慢慢形成。惠安女的服饰是经过三、四代人不断变化的结果，是汉民族最具特色和最有个性的服饰。这种奇特的服饰带有浓厚的闽南沿海地方特色。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惠安女服饰的典型标识就是黄斗笠、花头巾、短上衣、宽筒裤、银腰链。斗笠的工艺，衣服面料的选择、筒裤的设计，腰链的装饰都凝聚着惠安女的勤劳、智慧、纯洁与心灵手巧。从女性主义理论视角来审视惠安女服饰，我们会发现在其形成、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存在性别差异问题。带有性别差异的社会分工不均是惠安女服饰形成的社会基本条件，大众传媒的宣传是惠安女服饰得以发展和传播的必要条件，而这些背后都不可避免地有着来自男权社会的“干预”。
二、社会劳动分工的性别差异性
依性别分配劳动是人类最早的劳动分工形式之一，是人类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方法。劳动分工的基本形态表现为：女性负责与人类的生产与再生产相关的劳动，如生育、抚育和照顾老人的责任；男性负责与生存有关的劳动，如打猎、养殖、农耕等。[2] 在惠安当地，传统的社会分工形式是惠安女服饰形成的最原始、最基础的条件。
1社会劳动分工性别差异的客观性。源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地域上的因素，大量惠安男子远洋捕鱼，惠安女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照顾家庭、孩子、侍奉公婆的责任，为繁重的家务和教养子女而操劳。渔业辅助劳动在惠安女的劳作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织渔网、补渔网，挑水上船、搬运鱼货等。惠安女的服饰在适应这种劳动中应运而生了。由于地貌的原因，惠安即时有山风，亦常有海风。为了防止风沙对皮肤的伤害，海风把头发吹乱及防止劳作时头巾被吹落，惠安女常年用花头巾和斗笠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围起来。上衣很短，露出肚脐，袖长而窄，裤腿却一下子宽大起来，上面有一个横的折皱。下面是赤着脚，穿着人字拖。这种独特的造型和剪裁主要考虑惠安女劳作时的方便程度。“浪费裤”的裤管是一般裤管的一倍。如此一来，惠安女在海滩边作业时就不会把裤腿浸湿，野外、海边的风比较大，走动起来，宽大的裤脚干得比较快。从此可以看出，生活上的劳作是惠安女服饰形成的社会基本条件。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下，惠安女承担着社会观念下的女性的家庭劳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上的需要，惠安女也承担着社会观念下的男性社会劳作。如在新中国成立前，惠安县群众生活贫困，在乡妇女不仅为繁重的家务和教养子女而操劳，甚至身兼数职，既要承担妻子所属的“内”的角色，又要承担原先丈夫部分所属的“外”的角色，负责家里的农业生产与对外交往，出去务工，如扛沙石、运沙土、木工、开汽车等。对惠安大岞村男女29项分工调查，女子所从事的职业有24种，约占全部工种的83%，反映出在男性大部分从事渔业或外出务工的情况下，妇女承担了所有的农副业和家务，包括原本应由男子承担的农耕和建筑业，惠安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比重显而易见。[3]
在修建泉州市洛江区马甲镇的惠女水库时，投入大坝建设的15000名民工中，妇女占80%以上，达13000名；投入120公里长渠道工程的40000名民工，妇女仍然占大多数，充当主力军。[4] 由此可以看出，惠安女承负着“内”“外”双重角色的压力。惠安女的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时间上，比男性负担重。“福建省惠安县农村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间（包括家庭副业劳动时间）占妇女总劳动时间的324%，比当地男子多4小时”。[5] 长期的磨练，造就了她们勤劳、简朴、坚韧、纯洁的优良品德。惠安女精神及惠安女奇异服饰形成的社会环境因素是由于带有性别差异的社会分工不均。
2劳动分工性别差异的主观意识形态。劳动的性别分工并非是简单的组织劳动的方式，它早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劳动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将两性劳动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它是将男性置于更多机会和更具有优势的岗位上的社会机制。这是父权制意识形态，它导致了等级分化的劳动性别分工，即女性从事的劳动价值永远会低于男性从事的劳动价值，或男性劳动永远比女性劳动更有价值，它使人们相信男性劳动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女性劳动只是辅助性的，是维护文明。[6] 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很多男人对家事不管不问，认为家里的事是女人的事。“从夫居”的想法使男人结了婚就自动默认妻子是自己家庭的劳动力。而自己的“主外”活动是家里一切需求的来源，男人则是家里的“擎天柱”，妻子的“家务事”是本分活，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深置于父权制的传统社会中，惠安女在社会、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地位低下。她们的思想是封闭的、狭隘的，“三从四德”的思想告诉她们为了维护家庭稳定，适应社会利益需要，她们所做的事都是份内之事。她们也欣然接受这种社会分工不均带来的家庭角色分配。传统的性别角色意识使惠安女自觉地付出无报酬的劳动，因为她们相信，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默默无闻地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是她们的“本分”。 劳动分工的主观意识形态使惠安女“心甘情愿”地承担着双重角色和双重压力的同时也坚守着社会期许的贤良淑德。 三、大众传媒的主观能动性
惠安女文化是惠安及泉州地区进行地方文化宣传的有效材料。惠安女美丽奇特的服饰，惠安女轻盈的舞姿，惠安女在海边劳作的美丽身影通过书籍、报刊、影视等媒介已经走进千家万户。惠安政府也借助惠安女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地宣传其地域文化，为其地方旅游业及一些企业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人们也通过惠安女了解到泉州、惠安。惠安女俨然成了泉州地域文化的宣传名片。
1外界传媒对惠安女形象的误读。惠安女的花头巾、短上衣、银腰带、大筒裤，被戏称为“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裤”。而现在的社会常会认为惠安女的头部被斗笠和头巾包裹得仅露出一张脸“封建”；而腰、腹部却暴露无遗“民主”。很显然，对惠安女服饰的这种概述除了出于戏谑之外，难免还有一些误读。这种误读是外界为了添加惠安女文化的神秘色彩而进行的夸大其词的宣传和过分渲染。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这是对女性形象的歪曲和亵渎。“媒介反映了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念，从而对女性或对她们不予表现，或用刻板印象对她们进行描述，以此象征性的贬损妇女”。[7] 对惠安女刻板化地形象再现，会使人们用传统地、简单地方式理解惠安女。惠安女文化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被表层化、浅显化，甚至被忽略。妇女生活和经历的许多方面没有得到媒介的真实反映，这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议的。女性主义者呼吁更加真实的妇女形象和女性气质定义。惠安女形象的刻板化歪曲并非是她们自己的形象，而是社会实践中习以为常的对于事件、经验、人或物进行识别和分类的一种极端化的表达。刻板形象通常由其社会摹本，这些摹本似乎使得这些刻板形象合理化了。更真实的惠女形象被定义、再现、宣扬的前提是人们对惠女的心理特点、心理需求要真正地了解，然后才能有更加多样的表现，而非简单、刻板的歪曲描绘与宣传。
2外界传媒对惠安女形象的主观再现。在传统文化中，男性话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大众传媒无疑代表了男性的声音。通过大众传媒，惠安女贤惠、勤奋、自我牺牲与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形象一致，符合社会对女性气质回归的要求，惠安女更具有女性气质，而这更强化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使女性陷入了男性“真理”中。女性被大众传媒强行灌输了父权制意识形态。使惠安女更会积极地表现为“惠安女”。这种宣传满足了人们对惠安女奇特服饰进行探究的心理，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的欣赏、观看欲。从另一个层面讲，把惠安女形象作为一张名片进行宣扬，稳固了惠安女的女性气质的同时也强化了男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男性气质、男性地位，这也符合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心理期待。男人为了自己创造了女性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所以女性妇女的出身，出于“艺术”已经以相似的方式遭受剥削。妇女的命运就是被观看，而观看的行为则留给了男人。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他的经典著作《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中写道：男人行动，女人表现。男人审视女人，女人在男人的注视中端详自己。这不仅决定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也决定了女人和她们自己的关系。女人自己的审视者就是男性；女性是被审视的。这样，她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对象，而且尤其是视觉的对象：一种景观。[8] 相反，男人的形象，很少是女性或男性受众凝视的对象。观看男性身体的禁令是父权制维护自身权利的意愿。由此可以看出，惠安女的服饰着装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但无疑也参杂着来自男性主导社会的“观看欲”。惠安女服饰色彩艳丽，造型美观，给人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力，满足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欲望”，是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同时，通过媒体大量的宣传，惠安女服饰的奇特性以及服饰文化背后的来自女性的坚忍、勤劳、善良、自强自立的女性品质更符合男性对传统女性的“观看标准”。在男性眼中，惠安女外在美与内在美相结合，达到了一种极致美。这必然引起男人的凝视与再审视，宣传与再呈现，来完成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期待。通过“包装”惠安女来稳定女性气质，进而引导大众女性认同自身的性别身份，最终巩固男性自己的社会地位。
四、结语
随着改革开发的深入进行，沿海商业的迅猛发展，田间农业、海边渔业不再是惠安地区经济的主要形式。惠安人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行业，如石雕、对外贸易，经商等。惠安女穿着传统意义上的服饰去劳作，就显得不方便了。社会生活的变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也影响着惠安女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心理。惠安女服饰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甚至面临着失传的危机。大众传媒大肆宣传惠安女形象和推介惠安女文化，其表面目的是在宣传地方文化，而实际上真正的目的是促进地区旅游的发展，为其带来经济效益。从外界看来，惠安女服饰文化是地方文化的代表，而实质的现状却是惠安女文化的渐行渐弱。夹缝中生存的惠安女服饰文化值得人们深思并采取一定的措施去保护其传承和发展。而惠安女服饰文化所折射出的社会性别差异问题，使人们能够从另一个层面了解惠安地区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形态；也能够使人们以管窥豹，了解社会性别差异对风俗人情的影响，进而为人们解决惠安女的现行状况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吴欲仁. 惠安县志：卷二[O]嘉靖八年（1529）刊本.
[2] [6]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5.
[3] 王彬，李彬福建惠安女文化景观构造及其空间性[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4）： 45.
[4] 泉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M]2002：11.
[5] 蒋美华.20世纪中国女性角色变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66.
[7] 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155.
[8] Berger， J Ways of Seeing[M]London： BBC and Penguin Books， 1972：47.
On the Gender Role Difference Reflecting from the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of Hui′an Woman
WANG Hua
（Yang-En University， 362014 Quanzhou， Fujian，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special location， men in Hui′an are engaged in pelagic fishery， women play the double roles of the family，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one of the objective reasons for the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of Hui′an woman. And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popularity of the dress id the public media. The division of labor causes the working inequality and the subjectivity from the public media. This thesis will analyze these elements and discuss the implied social ideology， then get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present situation.
Key words：
the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of Hui′an woman；gender role difference；division of labor；public media
【责任编辑刘祖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