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曾任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日首席记者的比尔·埃莫特出版了一本剖析日本经济的畅销书《太阳也会西沉》，他的这一极富预见性和怀疑精神的著作对彼时日本的描述，可谓一字不差地适用于眼下的中国。
　　在发展水平方面，当下中国与20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基本一致：人均GDP低于美国的四分之一，搞了8年高铁网络建设。在人口方面，中国更像1980年代的日本，当时日本劳动力人口是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量的6倍；但是在经过了35年之后，日本劳动力/退休人口之比降至2：1。假如不发生出生率奇迹，从现在开始再过一代人，中国就将拥有和日本今天相同的人口年龄结构。
　　在财政上，中国酷似1990年左右的日本。强大的出口部门驱动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使之成为国外资产的大买家。但公司债务迅速攀升，领导层致力于改革增长模型和法人组织形式，但阻力重重。
　　日本的企业集团在创造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企业上表现优异，然而它们的成功靠巨额债务支撑，这最终摧毁了它们的盈利能力。此外，日本企业及其所处的孤立社会不适应网络消费服务时代的全球竞争。“日本世纪”的巅峰期过后，日本遭遇了“失去的十年”，日本企业表现出“加拉帕戈斯群岛综合征（Galapagos Syndrome）”——在本群岛环境下如鱼得水，但在其他地方无法繁荣。
　　同样，今日中国有着庞大的国企部门，过去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做得很好，但国企债务庞大，相当于GDP的160%，且增长迅速。这使得国有企业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并抢购国外资产，以掩盖低收益。
　　当然，中国也存在很多成功的私企，它们的债务水平并不可怖，但其中很多呈现出加拉帕戈斯群岛综合征，尤其是互联网三巨头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它们对国际市场竞争没有表现出兴趣或才能。
　　很容易想象，国企、过度杠杆化的私有综合企业与债务缠身、资金短缺的地方政府一道，将金融体系推向技术性破产：债务太大，实际收益过低，以至于银行开始无力为自己融资。
　　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一样，断裂点可能不会触发明显的危机。相反，我们会看到大规模政府干预，以接近零的利率为银行提供廉价流动资金。随着企业和银行专注于漫长的去杠杆过程，政府将不得不增加自身开支和债务来防止经济崩溃。
　　当然，中日两国也有一些较大差异。首先，中国潜在的增长率远高于撞上债务墙时的日本。因此，企业资产负债表修复、结构改革以及经济增长相结合，使中国有可能绕开债务陷阱。
　　其次，中国不景气的直接原因没有日本的破坏性强。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历了“史诗级的资产泡沫”，当时东京皇宫一带的地价比整个加利福尼亚州都贵。泡沫破裂导致資产价格缩水，地价和股票价格在接下来几年暴跌约四分之三。
　　中国还远不至此。其主要难点是许多重工业领域（钢铁、煤炭、水泥和玻璃）的产能过剩，这些行业的命运与盛极而衰的建筑业直接相关。原则上，这些产业的重组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引发整个经济范围内的债务紧缩危机。
　　最后，中国国土面积远大于日本，是完全独立的地缘政治参与者，拥有自己的战略目标，而非美国的附庸。中国的国家规模和广泛的权力分布意味着，其有更广阔的潜在内需可拉动。
　　中日两国的异同都很显著，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切了解何者将更加重要。中国的命运也许取决于决策者的基本态度。而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教训也值得研究。
　　20世纪80年末，日本官员和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已经找到了优于过时的西方市场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学。而结果证明并非如此。今天，中国也对自己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债务问题的公开讨论基本上没有。
　　日本的另一个教训是，如果解除对服务业的管制、开放金融业和允许更多外国投资，日本20世纪90年代很可能会实现更高的增长。可是，日本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担心如此一来，会扰乱政府或企业精英的有序安排。
　　同样的担心可以在北京看到，虽然政府表示将让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扮演决定性作用”，但国企改革的现状则反映出，中国对由市场而非国家决定谁控制重要资产尚有疑虑。中国或许能避免“日本陷阱”，但前提是决策者要学会松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