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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探讨《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和赵尚同这两个不同的人物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阐述启蒙时期的中国人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困境,探讨我们在西风东渐的时代,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正确态度。
关键词:邯郸学步 学以致用 《活动变人形》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一
《活动变人形》是王蒙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这部家族小说讲的是倪吾诚一家人的故事和命运。40年代初期,一个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倪吾诚在大学里担任讲师的职位。倪吾诚和赵静宜有两个孩子——倪藻和倪萍。倪藻是小说中的叙事者。另外,还有跟他们一起生活的姥姥江赵氏和姨妈赵静珍。以前对倪吾诚的评论大多是讲他的悲剧命运,或者他的多余人的形象。本文主要探讨倪吾诚和赵尚同这两个不同的人物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阐述启蒙时期的中国人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困境,探讨我们在西风东渐的时代,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正确态度。
邯郸学步出自《庄子·秋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它的意思是:从前有个燕国人认为赵国的东西好,他认为连赵国人走路也很漂亮,便带上盘缠去邯郸学习怎样走路。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不但没有学会邯郸人走路,而且忘了以前自己是怎样走的,于是只好爬着回家去,看见的人都哈哈大笑。该成语比喻模仿人不到家,反把原来自己会的东西忘了。勤于向别人学习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如果像燕国寿陵人那样,盲目鄙薄自己,一味崇拜别人,结果必然是人家的优点没学来,自己的长处却丢光了。学以致用是指:为了实际应用而学习。学,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用。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学”,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但是“学以致用”并不是急功近利,“学”要比“用”有前瞻性、引导性,“学”始终要让“用”在一个更开阔的空间上发展。这两个成语可以代表我们学习外国文化的两种态度。即我们是要一味模仿呢?还是要兼顾实际应用呢?王蒙在《活动变人形》中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倪吾诚和赵尚同这两个人物都具有中西方文化背景,但是他们的行为处事和命运各有不同,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是否可以学到对待不同文化的应有态度呢?
二
“启蒙主义和现代性在当时的中国的环境里是一个十分微妙的东西,一方面它要改造传统,但另一方面它在日常的传统生活面前又是如此的无力,这里包含着非常多的非常尖锐的矛盾和困扰”。[1] (p282)这种像活动变人形一样人格和精神分裂的状况在《活动变人形》中,尤其是倪吾诚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活动变人形”是笼罩在全书上的一个重要意象。“活动变人形”是倪吾诚给儿子倪藻买的一本日本画书,也是倪吾诚送给儿子倪藻的一件礼物。
“人是由五颜六色的三部分组成的:戴帽子或者不戴帽子与不戴头巾之类的玩意儿的脑袋,穿着衣服的身子,第三就是穿着裤子或穿裙子的以及穿靴子或者鞋或者木屐的腿脚。而这三部分是活动可变的。比如一个戴着斗笠的女孩儿,她的身体可以是穿西服的胖子,也可以是穿和服的瘦子,也可以是穿皮夹克的侧扭身子。为什么身体侧向一边呢?这也很容易解释,显然是她转过头来看你。然后是腿,可以穿灯笼裤,可以是长袍的下半截,可以是半截裤腿,露出小腿和脚丫子,也可以穿着大草鞋。这样,同一个脑袋可以变成许多人。同一个身子也可以具有好多样脑袋和好多样腿。原来认得千变万化多种多样就是这样发生的。只是有的三样放在一起让人觉得可笑或者可厌,甚至叫人觉得可怕罢了”。[2] (p182)
这个意象统一了这本书,成为该书的核心的意象。王蒙通过书中的人物赵尚同解释了“活动变人形”的意义。
“每个人可以说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他的心灵,他的欲望和愿望,他的幻想、理想、追求、希望,这些是他的头。他的知识,他的本领,他的资本,他的成就,他的行为、行动。做人行事,这些是他的身。他的环境,他的地位,他站立在一块什么样的地面上。这些是他的腿。这三者能和谐,能大致调和,哪怕只是能彼此相容,你就能活,也许还能活得不错。不然,就只有烦恼,只有痛苦。”[2] (p265)
在小说中,作者主要是通过倪吾诚和赵尚同这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阐述启蒙时期的中国人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困境。
1 倪吾诚
倪吾诚的外在变形:十六岁那年,他因为吸鸦片而产生了强烈的腹泻。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后他发现身躯高大的他变成了罗圈腿。此后,他高大的身躯、俊美的面容始终和他麻杆似的细而弯的腿不协调的长在一起。他就像一个活动变人形,一个聪明的脑袋和高大的身躯下面长着一双不健全的腿。
倪吾诚的内在变形:他的理想与追求。他九岁起就迷上了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的文章。十岁时,他无师自通地慷慨陈词,发表对缠足的意见,声泪俱下地控诉了缠足的愚昧和野蛮。十四岁时,在全体倪家人祭祖,给祖宗牌位磕头时,他抨击说那些迷信活动纯粹是自欺欺人,他早晚要把这些祖宗牌位砸烂。对于婚姻,他当时已经朦胧地知道了类似自由恋爱的观念。十七岁时,他终于说服母亲同意了他到县城的洋学堂读书,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化知识。后来,倪吾诚的母亲去世后,他坚决不要产业而要到欧洲留学。由此可见,他热爱中国“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观念,强烈地反对封建传统观念。旅欧回来以后,他对卫生,对于改造日常生活都有着狂热的痴迷。他在欧洲学会了游泳、跳舞、骑马、喝咖啡,他所爱的是挺起胸脯走路的现代女性,他需要过文明幸福的现代生活。
倪吾诚的知识:书中没有讲明倪吾诚去欧洲学习什么,但我们从他对哲学的兴趣,以及他会翻译英文、日文和德文文章,可以推测出他学的应该是人文科学。他讲苏格拉底、柏拉图、杜威、弗洛伊德,讲马克思、墨索里尼,却不知道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走向进步的科学和文明。可见,他自认为懂得一些先进的西方哲学思想,却不知如何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倪吾诚的环境:他出生在天津附近一个叫孟官屯的地方。那里是穷乡僻壤,全是白花花的盐碱地。他的家庭是旧的传统封建地主家庭。倪吾诚的母亲发现他小的时候非常激进,就给他吸鸦片来消磨他的斗志。他的妻子是没有受过多少现代教育的传统女性。当时的中国,尤其是北平,正处在日本占领时期。内忧外患,人民的生活极度艰难贫困。从倪家的一日三餐,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生活的困窘。
可见,倪吾诚的外在和内在都发生了严重的变形,这让他的外形和生活显得极不协调。而跟他处于同样环境的赵尚同却能实现中西合璧,体现了当时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
2 赵尚同
赵尚同的外貌:
“他素常穿一尘不染的医生的白大褂,脱下大褂便是西服。瘦骨嶙峋,精神抖擞,高鼻深眼,如鹰,长头大脑,面色蜡黄如实验室的标本,如经过福尔马林长期浸泡一般。他一边说话一边晃悠着脑袋,一边走路一边晃悠着脑袋,一边给病人检查、开处方一边晃悠着脑袋,一边吃饭饮茶一边晃悠着脑袋,风度十足。连他说话的声调也有一种抑扬顿挫,摆来摆去的晃悠感”。[2] (p260)
赵尚同的知识:他在东洋留学四载,获得了医学硕士学位。他本人的英语也不错。他的拉丁语和法语也可以。在学生的联欢会上,他还曾经用意大利语唱过“我的太阳”。他是光明眼科医院的院长,医术高明,经营有术。他还用中西医合璧道德方法自研自制了一种光明眼药水,行销北方数省,获利极多。
赵尚同的行为处事:他对并非亲生的嫡母侍汤问药,晨昏叩首,早晚问安,其孝道早已为众乡亲所称道。他十四岁奉嫡母之命成婚。他的妻子比他大五岁,文盲,缠足,脸上大大小小的麻子,由于长过鼠疮,脖子上有疤痕。别人都以为他会停妻再娶,他却说:我虽学了些洋医术洋文洋药,可我是真正的中国道德、坐怀不乱之人。西洋禽兽坏我人伦的那一套,与我赵某人概不相干!他既孝且悌,对于乡党亲族,也是极为友爱。
三
倪吾诚对于西方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他的价值观在当时的中国就变得非常荒诞和可笑。他总想给妻子、孩子以及周围的人灌输西方的文明,可是却被斥责为无用。这使人想起了宋美龄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推动的“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的发起是源于宋美龄最初想要改变江西当地脏乱环境的提议。当时宋美龄和蒋介石在江西实地考察苏区“剿共”回到南昌后,宋美龄看到南昌市容又脏又乱,市民不太讲卫生,便建议蒋介石指示南昌的地方政府重视做好城市的管理和抓好卫生及文明工作。宋美龄对“新生活运动”有她自己的解释,她认为:“精神往往重于物质,所以仅仅经济繁荣,尚不足完成中国大国的地位,同时一定要提高人民道德的水准。”她还宣扬蒋介石的旧道德理想,说他“深究中国过去的历史,觉得先人遗传的良好品性,足以补救目前种种的颓风恶习,相信我国固有的礼义廉耻四种美德,是复兴民族的良药。”显然,宋美龄在解释中揉进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精神文明的内容,她尤其强调环境卫生和个人的清洁卫生。所以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土洋结合的口号。
当然,宋美龄知道思想改造的难度,所以认为“新生活运动”的第一步,只是鼓励大众养成有秩序的好习惯,所有居室和环境都保持清洁,然后大家的思想也会跟着纯洁了。同样地,一村一镇一市都能讲究卫生,保持秩序,到相当时候,大家旧有的一切缺点,也就能洗刷尽了。这就是宋美龄说的“从最小处着手,向最大的目标迈进”。应该说,宋美龄的这种想法带有宗教的理想主义色彩,事实上很难达到效果。
不管是倪吾诚还是同时期的宋美玲,都具有中西文化背景,都注意到了旧中国人们的生活习惯需要改造。由于身份的不同,倪吾诚只能影响一个家庭,而宋美玲则可以在全国推行。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们的改造计划都失败了。
相比之下,赵尚同似乎无意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他只是尽力用学到的一技之长减轻人们身体的痛苦。他对社会环境有着更清晰的认识,因而也就更理性。倪吾诚的“应该”理论和赵尚同的实际主义代表着王蒙对于理想与现实的思考。“王蒙就这样徘徊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他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踟蹰在“应该”与实际的语言缝隙中。”[3] (p52)
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理想族”往往陈义很高,想法偏于浪漫,觉得社会问题只要按我们的理想率性而为就会得到完美的解决。他们往往对于今天太悲观,对未来太乐观,觉得自己掌握了走向未来的全部蓝图。但“现实族”则恰好相反,往往考虑现实困难多,想法偏于实际,凡事总是觉得现实比理想实在,遇事多想客观的难处,觉得社会问题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对今天可能没有理想族悲观,对于未来也没有理想族乐观。
我们还是得回到我们今天面对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让理想和现实有一个真正的平衡,让我们自己平和下来,从容地思考和探究。摆脱对于西方文明邯郸学步似的一味地效仿,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得重新认识,中国人以学以致用的务实态度使中华文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中国的西方化只是种种观念渐渐传播渗透的结果。”“革除淘汰掉那些要不得的成分,倒有一个大解放的作用;采纳吸收进来新文化成分,只会使那个老文化格外发扬光大。我绝不担忧站在受方的中国文明因为抛弃了许多东西,又采纳了许多东西,而蚀坏、毁灭”。[4](p475)我对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充满了信心。
参考文献:
[1] 张颐武:《反思现代的中国和中国人》,温儒敏、姜涛编:《北大文学讲堂》,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2] 王蒙:《活动变人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3] 郭宝亮:《王蒙小说文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胡适,刘红中、欧阳哲生:《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冯维娜,女,1974—,陕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邯郸学步 学以致用 《活动变人形》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一
《活动变人形》是王蒙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这部家族小说讲的是倪吾诚一家人的故事和命运。40年代初期,一个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倪吾诚在大学里担任讲师的职位。倪吾诚和赵静宜有两个孩子——倪藻和倪萍。倪藻是小说中的叙事者。另外,还有跟他们一起生活的姥姥江赵氏和姨妈赵静珍。以前对倪吾诚的评论大多是讲他的悲剧命运,或者他的多余人的形象。本文主要探讨倪吾诚和赵尚同这两个不同的人物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阐述启蒙时期的中国人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困境,探讨我们在西风东渐的时代,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正确态度。
邯郸学步出自《庄子·秋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它的意思是:从前有个燕国人认为赵国的东西好,他认为连赵国人走路也很漂亮,便带上盘缠去邯郸学习怎样走路。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不但没有学会邯郸人走路,而且忘了以前自己是怎样走的,于是只好爬着回家去,看见的人都哈哈大笑。该成语比喻模仿人不到家,反把原来自己会的东西忘了。勤于向别人学习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如果像燕国寿陵人那样,盲目鄙薄自己,一味崇拜别人,结果必然是人家的优点没学来,自己的长处却丢光了。学以致用是指:为了实际应用而学习。学,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用。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学”,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但是“学以致用”并不是急功近利,“学”要比“用”有前瞻性、引导性,“学”始终要让“用”在一个更开阔的空间上发展。这两个成语可以代表我们学习外国文化的两种态度。即我们是要一味模仿呢?还是要兼顾实际应用呢?王蒙在《活动变人形》中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倪吾诚和赵尚同这两个人物都具有中西方文化背景,但是他们的行为处事和命运各有不同,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是否可以学到对待不同文化的应有态度呢?
二
“启蒙主义和现代性在当时的中国的环境里是一个十分微妙的东西,一方面它要改造传统,但另一方面它在日常的传统生活面前又是如此的无力,这里包含着非常多的非常尖锐的矛盾和困扰”。[1] (p282)这种像活动变人形一样人格和精神分裂的状况在《活动变人形》中,尤其是倪吾诚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活动变人形”是笼罩在全书上的一个重要意象。“活动变人形”是倪吾诚给儿子倪藻买的一本日本画书,也是倪吾诚送给儿子倪藻的一件礼物。
“人是由五颜六色的三部分组成的:戴帽子或者不戴帽子与不戴头巾之类的玩意儿的脑袋,穿着衣服的身子,第三就是穿着裤子或穿裙子的以及穿靴子或者鞋或者木屐的腿脚。而这三部分是活动可变的。比如一个戴着斗笠的女孩儿,她的身体可以是穿西服的胖子,也可以是穿和服的瘦子,也可以是穿皮夹克的侧扭身子。为什么身体侧向一边呢?这也很容易解释,显然是她转过头来看你。然后是腿,可以穿灯笼裤,可以是长袍的下半截,可以是半截裤腿,露出小腿和脚丫子,也可以穿着大草鞋。这样,同一个脑袋可以变成许多人。同一个身子也可以具有好多样脑袋和好多样腿。原来认得千变万化多种多样就是这样发生的。只是有的三样放在一起让人觉得可笑或者可厌,甚至叫人觉得可怕罢了”。[2] (p182)
这个意象统一了这本书,成为该书的核心的意象。王蒙通过书中的人物赵尚同解释了“活动变人形”的意义。
“每个人可以说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他的心灵,他的欲望和愿望,他的幻想、理想、追求、希望,这些是他的头。他的知识,他的本领,他的资本,他的成就,他的行为、行动。做人行事,这些是他的身。他的环境,他的地位,他站立在一块什么样的地面上。这些是他的腿。这三者能和谐,能大致调和,哪怕只是能彼此相容,你就能活,也许还能活得不错。不然,就只有烦恼,只有痛苦。”[2] (p265)
在小说中,作者主要是通过倪吾诚和赵尚同这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阐述启蒙时期的中国人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困境。
1 倪吾诚
倪吾诚的外在变形:十六岁那年,他因为吸鸦片而产生了强烈的腹泻。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后他发现身躯高大的他变成了罗圈腿。此后,他高大的身躯、俊美的面容始终和他麻杆似的细而弯的腿不协调的长在一起。他就像一个活动变人形,一个聪明的脑袋和高大的身躯下面长着一双不健全的腿。
倪吾诚的内在变形:他的理想与追求。他九岁起就迷上了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的文章。十岁时,他无师自通地慷慨陈词,发表对缠足的意见,声泪俱下地控诉了缠足的愚昧和野蛮。十四岁时,在全体倪家人祭祖,给祖宗牌位磕头时,他抨击说那些迷信活动纯粹是自欺欺人,他早晚要把这些祖宗牌位砸烂。对于婚姻,他当时已经朦胧地知道了类似自由恋爱的观念。十七岁时,他终于说服母亲同意了他到县城的洋学堂读书,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化知识。后来,倪吾诚的母亲去世后,他坚决不要产业而要到欧洲留学。由此可见,他热爱中国“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观念,强烈地反对封建传统观念。旅欧回来以后,他对卫生,对于改造日常生活都有着狂热的痴迷。他在欧洲学会了游泳、跳舞、骑马、喝咖啡,他所爱的是挺起胸脯走路的现代女性,他需要过文明幸福的现代生活。
倪吾诚的知识:书中没有讲明倪吾诚去欧洲学习什么,但我们从他对哲学的兴趣,以及他会翻译英文、日文和德文文章,可以推测出他学的应该是人文科学。他讲苏格拉底、柏拉图、杜威、弗洛伊德,讲马克思、墨索里尼,却不知道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走向进步的科学和文明。可见,他自认为懂得一些先进的西方哲学思想,却不知如何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倪吾诚的环境:他出生在天津附近一个叫孟官屯的地方。那里是穷乡僻壤,全是白花花的盐碱地。他的家庭是旧的传统封建地主家庭。倪吾诚的母亲发现他小的时候非常激进,就给他吸鸦片来消磨他的斗志。他的妻子是没有受过多少现代教育的传统女性。当时的中国,尤其是北平,正处在日本占领时期。内忧外患,人民的生活极度艰难贫困。从倪家的一日三餐,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生活的困窘。
可见,倪吾诚的外在和内在都发生了严重的变形,这让他的外形和生活显得极不协调。而跟他处于同样环境的赵尚同却能实现中西合璧,体现了当时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
2 赵尚同
赵尚同的外貌:
“他素常穿一尘不染的医生的白大褂,脱下大褂便是西服。瘦骨嶙峋,精神抖擞,高鼻深眼,如鹰,长头大脑,面色蜡黄如实验室的标本,如经过福尔马林长期浸泡一般。他一边说话一边晃悠着脑袋,一边走路一边晃悠着脑袋,一边给病人检查、开处方一边晃悠着脑袋,一边吃饭饮茶一边晃悠着脑袋,风度十足。连他说话的声调也有一种抑扬顿挫,摆来摆去的晃悠感”。[2] (p260)
赵尚同的知识:他在东洋留学四载,获得了医学硕士学位。他本人的英语也不错。他的拉丁语和法语也可以。在学生的联欢会上,他还曾经用意大利语唱过“我的太阳”。他是光明眼科医院的院长,医术高明,经营有术。他还用中西医合璧道德方法自研自制了一种光明眼药水,行销北方数省,获利极多。
赵尚同的行为处事:他对并非亲生的嫡母侍汤问药,晨昏叩首,早晚问安,其孝道早已为众乡亲所称道。他十四岁奉嫡母之命成婚。他的妻子比他大五岁,文盲,缠足,脸上大大小小的麻子,由于长过鼠疮,脖子上有疤痕。别人都以为他会停妻再娶,他却说:我虽学了些洋医术洋文洋药,可我是真正的中国道德、坐怀不乱之人。西洋禽兽坏我人伦的那一套,与我赵某人概不相干!他既孝且悌,对于乡党亲族,也是极为友爱。
三
倪吾诚对于西方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他的价值观在当时的中国就变得非常荒诞和可笑。他总想给妻子、孩子以及周围的人灌输西方的文明,可是却被斥责为无用。这使人想起了宋美龄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推动的“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的发起是源于宋美龄最初想要改变江西当地脏乱环境的提议。当时宋美龄和蒋介石在江西实地考察苏区“剿共”回到南昌后,宋美龄看到南昌市容又脏又乱,市民不太讲卫生,便建议蒋介石指示南昌的地方政府重视做好城市的管理和抓好卫生及文明工作。宋美龄对“新生活运动”有她自己的解释,她认为:“精神往往重于物质,所以仅仅经济繁荣,尚不足完成中国大国的地位,同时一定要提高人民道德的水准。”她还宣扬蒋介石的旧道德理想,说他“深究中国过去的历史,觉得先人遗传的良好品性,足以补救目前种种的颓风恶习,相信我国固有的礼义廉耻四种美德,是复兴民族的良药。”显然,宋美龄在解释中揉进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精神文明的内容,她尤其强调环境卫生和个人的清洁卫生。所以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土洋结合的口号。
当然,宋美龄知道思想改造的难度,所以认为“新生活运动”的第一步,只是鼓励大众养成有秩序的好习惯,所有居室和环境都保持清洁,然后大家的思想也会跟着纯洁了。同样地,一村一镇一市都能讲究卫生,保持秩序,到相当时候,大家旧有的一切缺点,也就能洗刷尽了。这就是宋美龄说的“从最小处着手,向最大的目标迈进”。应该说,宋美龄的这种想法带有宗教的理想主义色彩,事实上很难达到效果。
不管是倪吾诚还是同时期的宋美玲,都具有中西文化背景,都注意到了旧中国人们的生活习惯需要改造。由于身份的不同,倪吾诚只能影响一个家庭,而宋美玲则可以在全国推行。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们的改造计划都失败了。
相比之下,赵尚同似乎无意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他只是尽力用学到的一技之长减轻人们身体的痛苦。他对社会环境有着更清晰的认识,因而也就更理性。倪吾诚的“应该”理论和赵尚同的实际主义代表着王蒙对于理想与现实的思考。“王蒙就这样徘徊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他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踟蹰在“应该”与实际的语言缝隙中。”[3] (p52)
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理想族”往往陈义很高,想法偏于浪漫,觉得社会问题只要按我们的理想率性而为就会得到完美的解决。他们往往对于今天太悲观,对未来太乐观,觉得自己掌握了走向未来的全部蓝图。但“现实族”则恰好相反,往往考虑现实困难多,想法偏于实际,凡事总是觉得现实比理想实在,遇事多想客观的难处,觉得社会问题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对今天可能没有理想族悲观,对于未来也没有理想族乐观。
我们还是得回到我们今天面对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让理想和现实有一个真正的平衡,让我们自己平和下来,从容地思考和探究。摆脱对于西方文明邯郸学步似的一味地效仿,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得重新认识,中国人以学以致用的务实态度使中华文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中国的西方化只是种种观念渐渐传播渗透的结果。”“革除淘汰掉那些要不得的成分,倒有一个大解放的作用;采纳吸收进来新文化成分,只会使那个老文化格外发扬光大。我绝不担忧站在受方的中国文明因为抛弃了许多东西,又采纳了许多东西,而蚀坏、毁灭”。[4](p475)我对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充满了信心。
参考文献:
[1] 张颐武:《反思现代的中国和中国人》,温儒敏、姜涛编:《北大文学讲堂》,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2] 王蒙:《活动变人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3] 郭宝亮:《王蒙小说文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胡适,刘红中、欧阳哲生:《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冯维娜,女,1974—,陕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