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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西方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开始，然而真正把翻译与文化纳入一个系统进行研究还是到90年代之后了。1990年，安德烈·勒费夫尔和苏珊·巴斯奈特两位学者共同编辑出版了《翻译、历史与文化》论文集，明确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观点，他们认为，“翻译研究已经超越了形式主义阶段，开始考虑有关语境、历史和传统的更广泛的问题”，“文本传递所涉及的操纵过程，是翻译研究工作的关注重点”。[1]随着时间推移，翻译研究越来越深入，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更为明显，翻译对于文化传播、文化建构的重要作用也开始被广大文化研究者们所关注，基于此，1998年，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又进一步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试图在更深入的层面整合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优势，为文化研究也为翻译研究带来更广阔的视角与更新的研究方法的启迪。
不过，国内翻译学界几十年来一直执著于对翻译的语言问题的研究，对翻译活动所暗含的文化意义认识尚不足，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界开始逐渐探讨翻译的文化转向及其意义，但真正把这一理论落实在研究内容上并进行深入开掘则是近十年才开始的事情。对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进行介绍与梳理则又是更近的事情了。笔者所见王宁教授在其《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一书中最早介绍了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理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对其产生的背景及对中国翻译研究发展的启发意义都做了深入探讨。之后谢天振教授所编的《当代国外翻译理论》（2008）也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进行了解读。但回过头来检视国内目前的研究成果，能够自觉利用这一理论进行学术研究的著作依然寥寥。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无论是翻译的文化研究，还是文化的翻译研究，都具有跨语际、跨文化、跨学科的性质，并且都要求文化理论及翻译理论的双重素养，而国内学者要么受限于语言问题，要么文化理论素养不足，对中西文化理论、文化哲学都缺乏深入的理解与把握，要么对翻译理论缺乏研究，这样一来，一深入到具体问题往往就会捉襟见肘，难以形成系统、深入的论述，最终导致文化和翻译研究的肤浅化、泛文化化。究竟如何才能更好地把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在跨文化、跨学科视野下进行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开拓，赵稀方新著《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翻译现代性》一书已经是赵稀方第三部关于翻译研究的著作，前两部著作《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都是着眼于翻译与中国新时期文化思想建构之间的关系，这部新著是把他原来的研究往前延伸，探讨晚清至五四的翻译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建构的影响。这部著作延续了他一贯的理论视角，从“理论的旅行”出发，对在晚清至五四时代西方文本所蕴涵的文化思想在通过翻译进行传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意义的旅行”现象进行梳理，从而展示文化建构的复杂历程。作者在后记中说：“从本雅明《翻译者的任务》、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以及LaurensVenuti，Tejaswini Niranjana等，翻译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时尚。国内中文系的学者，尚少见有人应用这种翻译研究的路径。”可见，“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已经从雾里看花状态化为作者实实在在的研究实践，对这部著作进行一些分析，无论是对文化研究学者还是对翻译研究学者，我想都可以有一些借鉴意义。
这部著作的首要目的是要通过对晚清至五四这期间翻译史的梳理达到对思想史的认识，这是一个宏大的论题。晚清至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非常兴盛，翻译文本也很繁杂，而且当时的文化思想处于新旧激烈碰撞交锋的时期，很难把握，怎样从繁杂的事件中清理出一个清晰的线索，确实是很令人头疼的问题。赵稀方抓住了一个关键词———“现代性”，通过现代性拎起与之相关的翻译活动，从中择取对中国现代文化建构意义最重大、最典型的翻译事件分六章进行论述，包括《从政治实践到话语实践》《中国的“再疆域化”》《政治动员》《文化协商》《天演与公理》《承前启后的〈新青年〉》，基本按照翻译活动发生的时间排列。在论述中舍弃了其他一些枝节，整体上显得比较清晰、有序，很容易梳理出一条思想史的线索。最重要的是，这部著作比较鲜明地体现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这一理论话语所蕴涵的几个关键词：
首先是翻译的政治。苏珊·巴斯奈特认为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需要对“以人种为中心的翻译的暴力进行更多考察，对翻译的政治进行更多研究”。[2]“翻译的政治”和“翻译的暴力”都来源于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一文，用来表达英语对第三世界文本进行翻译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新殖民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译者因为不熟悉原文本的文化语境或者需要使译本符合英语文化语境，从而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本的语言修辞逻辑进行篡改的行为，斯皮瓦克认为这是一种“静默的暴力”[3]，能够体现出政治的含义。关于“翻译的政治”本文更倾向于理解为对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的描述，而不仅仅局限于对语言暴力的论述。翻译过程中体现的政治因素是《翻译现代性》这部著作自始至终一直在关注的问题。第一章《从政治实践到话语实践》通过详细梳理关于晚清基督教“上帝”“译名之争”的历史，表现翻译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为我们解释清楚了关于翻译的政治隐喻。在第二章中，作者借助德鲁兹和瓜塔利的“再疆界化”以及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理论，讨论了传教士翻译对于中国的“再疆域化”过程。中国的翻译活动，最初是由西方传教士开启的。作者首先重新考证了西学东渐的起点问题，认为1810年马礼逊翻译的《使徒行传》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西方翻译文本，而不是之前熊月之所认定的《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珍本》，之后论及《圣经》的翻译始末。《圣经》的翻译活动并不是单纯的文学翻译，其中所展现的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再疆域化”企图，利用《圣经》改变中国人的信仰，使之归化到西方宗教文化体系之内是最终目的。围绕这一目的，传教士们还进行了众多的科学及政法书籍的翻译工作。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或隐或显地表露出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扩张的一致性。这是翻译的政治或曰暴力比较直白的表露。但恰恰是这种暴力使我们打开紧闭的国门，开始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政治、法律、科技文化，对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而且作者还注意到传教士翻译活动的行为与效果的复杂性，没有简单地把传教士的翻译活动认定为帝国主义殖民化的一个策略，而是通过对文献具体而微的分析，阐述其翻译活动的各种面相及效果，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传教士在西方科学政治法律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学者在论述清末民初政治科学书籍的翻译时，往往会把翻译的动机简单归因于中国疲弱之势对国人的精神刺激而产生的主动选择，这固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却忽略了传教士在整个科学文化传播活动中所起到的先导作用，失去了这个先导，中国人还难以有效地接触到西方现代政治科技文化成果，何来主动选择？而且在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翻译问题上，有些学者大而化之地认为中国人首先注重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翻译，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直到洋务运动失败，才开始重视对社会科学的翻译，以求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实际上，西方社会科学翻译最初也与传教士的活动密不可分，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了，而且无论是翻译自然科学还是翻译社会科学，最终都是为传播宗教思想服务的。《翻译现代性》在论述过程中既注重爬梳文献展示翻译史的架构，又对翻译活动中各种权力因素的消长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展示，真切地再现出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再疆域化”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传播过程。 其次是翻译的暴力。如上文所述，翻译的暴力主要体现为译者对译本进行语言转换过程中，为使译本更容易被本土读者接受或者更加符合本土文化需求而对原文本进行的主观改写或改造，以突出其某一方面价值而忽略其他一些价值或者它在原文化语境中的意义。通过对翻译的暴力，也就是文本意义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解构与建构过程的描述，可以使读者更深入地理解翻译是如何通过话语转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作用的。实际上，翻译的暴力是在更微观的层面上展现出的翻译的政治。《翻译现代性》一书对翻译暴力的描述可谓用力甚深，而且论述非常透彻，尤其体现在第四、第五章的论述中。第四章中，作者主要通过对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及周桂笙译《毒蛇圈》两个翻译事件中所凸显的翻译暴力进行描述，来表现翻译过程中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过程，并把这视为“考察中国现代思想生产的线索”[4]。在第五章中作者通过对《天演论》《民约论》这两部译著的翻译情况的考察，详细论述了《天演论》与《民约论》对赫胥黎进化论思想以及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改造、重新认识与接受的过程。严复及杨廷栋通过翻译使译本符合中国当时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需要，把无助于开民智、启革命的内容统统遮蔽或改写，建构出一种全新的文本形象甚至作家形象，使译本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塑造中国人文化身份的作用。《翻译现代性》通过对这些翻译暴力的呈现为我们清晰地展示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生发展初期的既复杂又曲折的历史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中西文化思想以及原文本要表达的文化内容有深入认识和把握，因此，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就不是仅仅在浅层次上呈现“理论的旅行”过程中语言的改造所形成的意义的变化，而是能够深入到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阐释文本在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文化的深层次裂变。比如在论述《天演论》和《民约论》的翻译活动时，作者就注意到《天演论》代表的是19世纪以来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而《民约论》代表的是18世纪以来法国的理性主义传统，在根本的文化价值取向上二者是对立的。作者进一步解释了这样两种原本对立的文本是如何能够互相兼容、互相配合对晚清的社会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并对之后两种思想脉络在中国的分裂乃至新的走向进行了描述，梳理出自晚清至当代这两种文化思想发展的发展轨迹，大致如下：
在回顾了《告别革命》一书对英国经验主义的回归之后，作者最后总结道：“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革命传统’被质疑后，人们才发现被历史湮没的‘英国传统’，历史的确太无情了。在这湮没的过程中，翻译的改写无疑是最初的源头。在卢梭的《民约论》中，仅仅有一段话提到，人民有权力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获得自由，但它并不是《民约论》的主旨。《民约论》本身探讨的是合理政治秩序的规则，并不号召革命。然而，杨廷栋的译文却牢牢抓住了这一句，作为主旨，从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出发，鼓吹推翻专制政府。《天演论》仅仅强调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一面，因而很容易与‘革命’联系起来，而进化论所具有的渐进变化的英国经验主义的一面，却没有展示出来。严复后来颇为后悔《天演论》的影响，欲以主张社会有机演进的《君学肄言》进行补救，可惜已晚。……很明显，《天演论》和《民约论》的翻译，导致了法国传统的壮大，也导致了英国传统的湮灭。当然，翻译的误读，并非偶然，它根植于历史与文化的深处。”[5]作者能够站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对翻译的暴力所蕴涵的文化影响及其政治意蕴在思想史的脉络中为读者进行深入解读，这显然得益于作者深厚的中西学素养，失去这一点，对问题的分析与阐释就很容易流于表面与简单化，也就无法揭示“理论的旅行”过程中意义的嬗变所表征的复杂文化内涵。因此，“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所包含的跨文化指向并不仅仅指翻译过程所涉及的不同语言文化背景，而且指向了研究者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只有研究者具备了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素质，才有可能完成对涉及跨文化的复杂问题的深入把握。
再次是反欧洲中心主义。斯皮瓦克是文化研究学者中较早关注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的学者，她同时也是一个后殖民主义专家。她的翻译研究建立在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批判上，对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具有深刻的启发，巴斯奈特后来非常强调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要超越“初始时期公然标榜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阶段”。[6]《翻译现代性》在第一章中不仅考察了“上帝”译名之争所体现的复杂的政治、文化力量的角逐，而且从后殖民理论出发深入挖掘了中国教士与外国传教士之间就译名所引发的争论中内含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涂改、协商和质疑”[7]。这一点是以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者所忽略甚至误解的。以前研究者只看到中国教士的基督徒身份以及对于洋教士的附和，但是本书作者却从民族身份的角度重新解读中国教士在文化认同上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根本差别：“就多数中国教士而言，他们首先承认基督教的神的首选性，但绝不肯否认中国的儒教是异教，而是引经据典论证儒教和基督教的一致性，以儒家思想重新解释基督教。这种本土化的‘上帝’论与理一视的普遍化的‘上帝’论还是有差别的。事实上，从利玛窦到理雅各，称赞中国儒家思想的外国传教士不乏其人，但对这些西方传教士来说，这些都是传播基督教的‘归化’策略，而中国教士则不同，他们希望在基督教的框架内合理化中国儒家文化。同一个‘上帝’，不同的出发点和方向。”[8]这种观点显然能够深化我们对于当时“译名之争”的认识。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作者已跳出欧洲/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并未将中西文化看作弱势与强势的截然对立。清末民初中国虽然处于积弱状态，文化上也处于劣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的相容性，而不能将中西文化差距无限扩大，这样只能带来认识上的简单化，文化通过翻译进行传播的过程不是单一的流向，强势文化虽然影响了弱势文化，但是弱势文化也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强势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建立新的话语模式，对于这一点的理解与认识恰恰既是翻译研究也是文化研究都应关注的重要内容。 最后是文化资本增值效应。即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要关注“文本成为跨越文化边界的文化资本的方式”[9]。“文化资本”喻示着原文本通过译本进入异文化场域之后可以发挥资本增值的作用，对异文化本体进行新一轮的主体性建构，从而达到塑造新的文化身份的作用。显然，仅仅通过翻译有限的著作就期望达到改造文化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文化主体性建构最终要落实在对于译本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上，使之内化为本土话语的一部分，才能最终完成中国的现代性改造。这意味着译本只有对本土文化的再创造产生影响，才能最终完成文化传播的任务，通过翻译角度进行的文化研究也才算真正告一段落。在《翻译现代性》中，作者对文化资本效应有比较详细、深入的阐述。比如在第六章中，作者就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及成就进行了梳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翻译文学的示范作用。但在翻译方法方面，晚清对西方文本采用中国化改造的方式进行翻译，不仅语言上采用文言，体例上也沿用旧小说的章回式，内容上更是大胆删改，基本是以译者为主体的翻译模式，而到了五四时期，中国已基本确立以原文为主体、以白话为语言工具的翻译原则与规范。在文学创作上，西方各式文学文本的引进为中国新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借鉴，《新青年》不仅发表了大量译著，也刊载了许多新创作的文学作品，成就了一批新文学作家，中国文学从此进入新文学阶段。通过翻译文学的文化资本效应，中国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现代文学体系。通过对文化资本效应的考察，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才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如海市蜃楼一般停留在空虚的概念上。《翻译现代性》对文化资本效应的考察一直贯穿始终，与其他内容相涵容，成为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让我们通过这些论述清楚了解了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前后过程。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大致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及其基本内涵有了一个了解，也对赵稀方《翻译现代性》这部著作有了大体认识。从翻译进入文化研究是这部著作最大的特点，但是作者并没有忽略对翻译史的考察与梳理，应该说，翻译史建构与思想史建构在这部著作中是同步进行的，但是在具体论述上，作者没有纠缠于史料的堆砌，而是抓住翻译活动的片段串联起思想的脉络，相对于以翻译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来说，叙述显得清晰许多。但是，现代性毕竟是一个宏大概念，本书的内容编排虽然很容易让读者厘清线索，但也容易让读者忽略一些重要内容，这些内容对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应是很有价值的。当然，在一本著作中面面俱到反而不利于论述的展开，期待作者在以后的著作中进行延伸。最后不能不提的一点是，这部著作依然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叙述风格，文字简洁干净，论述节奏不急不缓，理论的运用基本不着痕迹，看不到一般学术著作的佶屈与生硬，读起来非常舒服，当然，这与作者融汇中西的学术涵养分不开。
依然回到“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上，自从翻译的文化学派建立以来，关于翻译学学科性质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问题集中到文化研究是否会消解翻译学的主体地位，是否会使翻译学走向泛文化化并最终成为文化研究的附庸。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很可能会加深人们对此的忧虑。在我看来这毫无必要，研究对象不同，必然带来研究角度的多元化，根据自己所长选择研究对象与合适的研究方法，最终实现研究目的就是最好。翻译的语言属性与文化属性是其事物的两个方面，都无法否认，但在一个研究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如何有效避免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结合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伪文化研究，或者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文化论述与翻译论述的隔离，等等，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内容。
注释
[1]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4页。
[2]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
[3]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5页。
[4]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5]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4-175页。
[6]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
[7]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8]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9]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洪滔）
不过，国内翻译学界几十年来一直执著于对翻译的语言问题的研究，对翻译活动所暗含的文化意义认识尚不足，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界开始逐渐探讨翻译的文化转向及其意义，但真正把这一理论落实在研究内容上并进行深入开掘则是近十年才开始的事情。对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进行介绍与梳理则又是更近的事情了。笔者所见王宁教授在其《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一书中最早介绍了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理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对其产生的背景及对中国翻译研究发展的启发意义都做了深入探讨。之后谢天振教授所编的《当代国外翻译理论》（2008）也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进行了解读。但回过头来检视国内目前的研究成果，能够自觉利用这一理论进行学术研究的著作依然寥寥。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无论是翻译的文化研究，还是文化的翻译研究，都具有跨语际、跨文化、跨学科的性质，并且都要求文化理论及翻译理论的双重素养，而国内学者要么受限于语言问题，要么文化理论素养不足，对中西文化理论、文化哲学都缺乏深入的理解与把握，要么对翻译理论缺乏研究，这样一来，一深入到具体问题往往就会捉襟见肘，难以形成系统、深入的论述，最终导致文化和翻译研究的肤浅化、泛文化化。究竟如何才能更好地把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在跨文化、跨学科视野下进行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开拓，赵稀方新著《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翻译现代性》一书已经是赵稀方第三部关于翻译研究的著作，前两部著作《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都是着眼于翻译与中国新时期文化思想建构之间的关系，这部新著是把他原来的研究往前延伸，探讨晚清至五四的翻译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建构的影响。这部著作延续了他一贯的理论视角，从“理论的旅行”出发，对在晚清至五四时代西方文本所蕴涵的文化思想在通过翻译进行传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意义的旅行”现象进行梳理，从而展示文化建构的复杂历程。作者在后记中说：“从本雅明《翻译者的任务》、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以及LaurensVenuti，Tejaswini Niranjana等，翻译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时尚。国内中文系的学者，尚少见有人应用这种翻译研究的路径。”可见，“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已经从雾里看花状态化为作者实实在在的研究实践，对这部著作进行一些分析，无论是对文化研究学者还是对翻译研究学者，我想都可以有一些借鉴意义。
这部著作的首要目的是要通过对晚清至五四这期间翻译史的梳理达到对思想史的认识，这是一个宏大的论题。晚清至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非常兴盛，翻译文本也很繁杂，而且当时的文化思想处于新旧激烈碰撞交锋的时期，很难把握，怎样从繁杂的事件中清理出一个清晰的线索，确实是很令人头疼的问题。赵稀方抓住了一个关键词———“现代性”，通过现代性拎起与之相关的翻译活动，从中择取对中国现代文化建构意义最重大、最典型的翻译事件分六章进行论述，包括《从政治实践到话语实践》《中国的“再疆域化”》《政治动员》《文化协商》《天演与公理》《承前启后的〈新青年〉》，基本按照翻译活动发生的时间排列。在论述中舍弃了其他一些枝节，整体上显得比较清晰、有序，很容易梳理出一条思想史的线索。最重要的是，这部著作比较鲜明地体现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这一理论话语所蕴涵的几个关键词：
首先是翻译的政治。苏珊·巴斯奈特认为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需要对“以人种为中心的翻译的暴力进行更多考察，对翻译的政治进行更多研究”。[2]“翻译的政治”和“翻译的暴力”都来源于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一文，用来表达英语对第三世界文本进行翻译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新殖民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译者因为不熟悉原文本的文化语境或者需要使译本符合英语文化语境，从而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本的语言修辞逻辑进行篡改的行为，斯皮瓦克认为这是一种“静默的暴力”[3]，能够体现出政治的含义。关于“翻译的政治”本文更倾向于理解为对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的描述，而不仅仅局限于对语言暴力的论述。翻译过程中体现的政治因素是《翻译现代性》这部著作自始至终一直在关注的问题。第一章《从政治实践到话语实践》通过详细梳理关于晚清基督教“上帝”“译名之争”的历史，表现翻译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为我们解释清楚了关于翻译的政治隐喻。在第二章中，作者借助德鲁兹和瓜塔利的“再疆界化”以及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理论，讨论了传教士翻译对于中国的“再疆域化”过程。中国的翻译活动，最初是由西方传教士开启的。作者首先重新考证了西学东渐的起点问题，认为1810年马礼逊翻译的《使徒行传》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西方翻译文本，而不是之前熊月之所认定的《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珍本》，之后论及《圣经》的翻译始末。《圣经》的翻译活动并不是单纯的文学翻译，其中所展现的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再疆域化”企图，利用《圣经》改变中国人的信仰，使之归化到西方宗教文化体系之内是最终目的。围绕这一目的，传教士们还进行了众多的科学及政法书籍的翻译工作。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或隐或显地表露出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扩张的一致性。这是翻译的政治或曰暴力比较直白的表露。但恰恰是这种暴力使我们打开紧闭的国门，开始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政治、法律、科技文化，对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而且作者还注意到传教士翻译活动的行为与效果的复杂性，没有简单地把传教士的翻译活动认定为帝国主义殖民化的一个策略，而是通过对文献具体而微的分析，阐述其翻译活动的各种面相及效果，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传教士在西方科学政治法律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学者在论述清末民初政治科学书籍的翻译时，往往会把翻译的动机简单归因于中国疲弱之势对国人的精神刺激而产生的主动选择，这固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却忽略了传教士在整个科学文化传播活动中所起到的先导作用，失去了这个先导，中国人还难以有效地接触到西方现代政治科技文化成果，何来主动选择？而且在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翻译问题上，有些学者大而化之地认为中国人首先注重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翻译，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直到洋务运动失败，才开始重视对社会科学的翻译，以求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实际上，西方社会科学翻译最初也与传教士的活动密不可分，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了，而且无论是翻译自然科学还是翻译社会科学，最终都是为传播宗教思想服务的。《翻译现代性》在论述过程中既注重爬梳文献展示翻译史的架构，又对翻译活动中各种权力因素的消长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展示，真切地再现出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再疆域化”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传播过程。 其次是翻译的暴力。如上文所述，翻译的暴力主要体现为译者对译本进行语言转换过程中，为使译本更容易被本土读者接受或者更加符合本土文化需求而对原文本进行的主观改写或改造，以突出其某一方面价值而忽略其他一些价值或者它在原文化语境中的意义。通过对翻译的暴力，也就是文本意义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解构与建构过程的描述，可以使读者更深入地理解翻译是如何通过话语转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作用的。实际上，翻译的暴力是在更微观的层面上展现出的翻译的政治。《翻译现代性》一书对翻译暴力的描述可谓用力甚深，而且论述非常透彻，尤其体现在第四、第五章的论述中。第四章中，作者主要通过对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及周桂笙译《毒蛇圈》两个翻译事件中所凸显的翻译暴力进行描述，来表现翻译过程中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过程，并把这视为“考察中国现代思想生产的线索”[4]。在第五章中作者通过对《天演论》《民约论》这两部译著的翻译情况的考察，详细论述了《天演论》与《民约论》对赫胥黎进化论思想以及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改造、重新认识与接受的过程。严复及杨廷栋通过翻译使译本符合中国当时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需要，把无助于开民智、启革命的内容统统遮蔽或改写，建构出一种全新的文本形象甚至作家形象，使译本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塑造中国人文化身份的作用。《翻译现代性》通过对这些翻译暴力的呈现为我们清晰地展示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生发展初期的既复杂又曲折的历史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中西文化思想以及原文本要表达的文化内容有深入认识和把握，因此，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就不是仅仅在浅层次上呈现“理论的旅行”过程中语言的改造所形成的意义的变化，而是能够深入到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阐释文本在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文化的深层次裂变。比如在论述《天演论》和《民约论》的翻译活动时，作者就注意到《天演论》代表的是19世纪以来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而《民约论》代表的是18世纪以来法国的理性主义传统，在根本的文化价值取向上二者是对立的。作者进一步解释了这样两种原本对立的文本是如何能够互相兼容、互相配合对晚清的社会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并对之后两种思想脉络在中国的分裂乃至新的走向进行了描述，梳理出自晚清至当代这两种文化思想发展的发展轨迹，大致如下：
在回顾了《告别革命》一书对英国经验主义的回归之后，作者最后总结道：“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革命传统’被质疑后，人们才发现被历史湮没的‘英国传统’，历史的确太无情了。在这湮没的过程中，翻译的改写无疑是最初的源头。在卢梭的《民约论》中，仅仅有一段话提到，人民有权力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获得自由，但它并不是《民约论》的主旨。《民约论》本身探讨的是合理政治秩序的规则，并不号召革命。然而，杨廷栋的译文却牢牢抓住了这一句，作为主旨，从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出发，鼓吹推翻专制政府。《天演论》仅仅强调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一面，因而很容易与‘革命’联系起来，而进化论所具有的渐进变化的英国经验主义的一面，却没有展示出来。严复后来颇为后悔《天演论》的影响，欲以主张社会有机演进的《君学肄言》进行补救，可惜已晚。……很明显，《天演论》和《民约论》的翻译，导致了法国传统的壮大，也导致了英国传统的湮灭。当然，翻译的误读，并非偶然，它根植于历史与文化的深处。”[5]作者能够站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对翻译的暴力所蕴涵的文化影响及其政治意蕴在思想史的脉络中为读者进行深入解读，这显然得益于作者深厚的中西学素养，失去这一点，对问题的分析与阐释就很容易流于表面与简单化，也就无法揭示“理论的旅行”过程中意义的嬗变所表征的复杂文化内涵。因此，“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所包含的跨文化指向并不仅仅指翻译过程所涉及的不同语言文化背景，而且指向了研究者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只有研究者具备了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素质，才有可能完成对涉及跨文化的复杂问题的深入把握。
再次是反欧洲中心主义。斯皮瓦克是文化研究学者中较早关注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的学者，她同时也是一个后殖民主义专家。她的翻译研究建立在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批判上，对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具有深刻的启发，巴斯奈特后来非常强调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要超越“初始时期公然标榜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阶段”。[6]《翻译现代性》在第一章中不仅考察了“上帝”译名之争所体现的复杂的政治、文化力量的角逐，而且从后殖民理论出发深入挖掘了中国教士与外国传教士之间就译名所引发的争论中内含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涂改、协商和质疑”[7]。这一点是以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者所忽略甚至误解的。以前研究者只看到中国教士的基督徒身份以及对于洋教士的附和，但是本书作者却从民族身份的角度重新解读中国教士在文化认同上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根本差别：“就多数中国教士而言，他们首先承认基督教的神的首选性，但绝不肯否认中国的儒教是异教，而是引经据典论证儒教和基督教的一致性，以儒家思想重新解释基督教。这种本土化的‘上帝’论与理一视的普遍化的‘上帝’论还是有差别的。事实上，从利玛窦到理雅各，称赞中国儒家思想的外国传教士不乏其人，但对这些西方传教士来说，这些都是传播基督教的‘归化’策略，而中国教士则不同，他们希望在基督教的框架内合理化中国儒家文化。同一个‘上帝’，不同的出发点和方向。”[8]这种观点显然能够深化我们对于当时“译名之争”的认识。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作者已跳出欧洲/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并未将中西文化看作弱势与强势的截然对立。清末民初中国虽然处于积弱状态，文化上也处于劣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的相容性，而不能将中西文化差距无限扩大，这样只能带来认识上的简单化，文化通过翻译进行传播的过程不是单一的流向，强势文化虽然影响了弱势文化，但是弱势文化也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强势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建立新的话语模式，对于这一点的理解与认识恰恰既是翻译研究也是文化研究都应关注的重要内容。 最后是文化资本增值效应。即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要关注“文本成为跨越文化边界的文化资本的方式”[9]。“文化资本”喻示着原文本通过译本进入异文化场域之后可以发挥资本增值的作用，对异文化本体进行新一轮的主体性建构，从而达到塑造新的文化身份的作用。显然，仅仅通过翻译有限的著作就期望达到改造文化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文化主体性建构最终要落实在对于译本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上，使之内化为本土话语的一部分，才能最终完成中国的现代性改造。这意味着译本只有对本土文化的再创造产生影响，才能最终完成文化传播的任务，通过翻译角度进行的文化研究也才算真正告一段落。在《翻译现代性》中，作者对文化资本效应有比较详细、深入的阐述。比如在第六章中，作者就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及成就进行了梳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翻译文学的示范作用。但在翻译方法方面，晚清对西方文本采用中国化改造的方式进行翻译，不仅语言上采用文言，体例上也沿用旧小说的章回式，内容上更是大胆删改，基本是以译者为主体的翻译模式，而到了五四时期，中国已基本确立以原文为主体、以白话为语言工具的翻译原则与规范。在文学创作上，西方各式文学文本的引进为中国新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借鉴，《新青年》不仅发表了大量译著，也刊载了许多新创作的文学作品，成就了一批新文学作家，中国文学从此进入新文学阶段。通过翻译文学的文化资本效应，中国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现代文学体系。通过对文化资本效应的考察，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才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如海市蜃楼一般停留在空虚的概念上。《翻译现代性》对文化资本效应的考察一直贯穿始终，与其他内容相涵容，成为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让我们通过这些论述清楚了解了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前后过程。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大致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及其基本内涵有了一个了解，也对赵稀方《翻译现代性》这部著作有了大体认识。从翻译进入文化研究是这部著作最大的特点，但是作者并没有忽略对翻译史的考察与梳理，应该说，翻译史建构与思想史建构在这部著作中是同步进行的，但是在具体论述上，作者没有纠缠于史料的堆砌，而是抓住翻译活动的片段串联起思想的脉络，相对于以翻译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来说，叙述显得清晰许多。但是，现代性毕竟是一个宏大概念，本书的内容编排虽然很容易让读者厘清线索，但也容易让读者忽略一些重要内容，这些内容对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应是很有价值的。当然，在一本著作中面面俱到反而不利于论述的展开，期待作者在以后的著作中进行延伸。最后不能不提的一点是，这部著作依然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叙述风格，文字简洁干净，论述节奏不急不缓，理论的运用基本不着痕迹，看不到一般学术著作的佶屈与生硬，读起来非常舒服，当然，这与作者融汇中西的学术涵养分不开。
依然回到“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上，自从翻译的文化学派建立以来，关于翻译学学科性质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问题集中到文化研究是否会消解翻译学的主体地位，是否会使翻译学走向泛文化化并最终成为文化研究的附庸。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很可能会加深人们对此的忧虑。在我看来这毫无必要，研究对象不同，必然带来研究角度的多元化，根据自己所长选择研究对象与合适的研究方法，最终实现研究目的就是最好。翻译的语言属性与文化属性是其事物的两个方面，都无法否认，但在一个研究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如何有效避免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结合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伪文化研究，或者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文化论述与翻译论述的隔离，等等，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内容。
注释
[1]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4页。
[2]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
[3]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5页。
[4]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5]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4-175页。
[6]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
[7]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8]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9]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