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赵川荣，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名字，寄托着解放战争时期“二野”南下，刘邓大军解放四川人的殷切希望——四川繁荣。从1978年分配到四川文物总店开始，赵川荣人生的“繁荣”，便紧紧地与文物相连。
经费保障
“总体来说，四川部分文物保护工作是在全国领先的。”赵川荣说。
2013年1月，自贡西秦会馆等1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规划通过有关部门审批并报国家文物局同意进行修缮，南部禹迹山摩崖造像等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经省政府批准，向社会公布。“目前（社会对）文物保护的关注，是空前的。各级领导与社会各方面对文物保护的热情和对文物保护的认识，相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变化。”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文物保护的工作者，赵川荣的感慨，有些悠长。
1973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设立。2005年，财政部设立大遗址等重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国家财政改革实践及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使得文物保护经费投入的快速增长具备了财力可能，而各级领导的逐渐重视则为文物保护的具体开展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比如由省财政在2013年度，支持四川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的五百万专项经费便是如此。“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支持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四川成为当时第一个获得专项经费支持的省份，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评价。
在此背景下，2006年，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开馆；2009年，四川省博物院开馆；成都博物馆也将于2014年开馆。这些文物保护基础设施上重大项目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四川文物保护的整体硬件水平。
“这是一种质的提升。不仅是硬件设施，文物保护环境、发挥的平台作用和对社会的贡献，都有了很大改变。“赵川荣列举了两个方面，“在保护理念上，过去我们是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现在则是整体规划，比较系统全面。在技术手段上，以前是每天跑去看一下，让农民报告（发现遗迹或文物现象）之类，现在则用高科技手段如监控设施等，结合多种学科进行可持续保护。这也让我们（博物馆的）灾后重建取得了成果。”
规划重建
汶川大地震中，四川文化遗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受灾严重的有都江堰、青城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桃坪羌寨、平武报恩寺等。灾难发生后，全省文化文物工作者在第一时间投入到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战斗中，开工了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古建筑群抢救保护工程——这是四川灾后第一个开工的文物抢救保护工程，采取同步勘察设计、同步施工、同步监理的方式进行，于2010年竣工。“当时引起了国际上的高度关注，我们在三年之内完全用传统的工艺方法完善（受损项目），得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高度认可。这个项目表明了中国政府有信心也有能力将世界文化遗产利用好、保护好、传承好。”赵川荣说。
在地震遗址博物馆地址的选取上，可谓煞费苦心。在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听取专家意见，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的前提下，最终确定了4个地址——北川老县城，汉旺镇东汽厂，漩口中学和映秀公墓，以及虹口深溪沟。其中，北川老县城最具代表性，也是世界唯一的县级城市所在地遗址；汉旺东汽厂属于工业遗址，并且没有太多的用地矛盾；漩口中学和映秀公墓属于震中纪念地；虹口深溪沟也有其代表性。
“遗址规划和重建不能发生冲突，优先考虑重建，保障灾后正常生活是最重要的。而建设地震遗址博物馆，主要目的是见证与展示，纪念与凭吊，科普与教育，科研与发展。”赵川荣说。
大邑安仁镇的两家博物馆充分呈现了这四个意义。一个是“5·12抗震救灾纪念馆”，该馆由主题展厅、科普厅、缅怀区等部分组成，包含了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总政治部、财政部、教育部、文化部等多个国家部委联合举办的抗震救灾主题展内容，当时是全国唯一正式对外开放的抗震救灾大型主题纪念馆。另一个是建川地震博物馆。由国家体育场“鸟巢”的中方主设计师李兴刚设计，展馆陈列上万件地震实物，用独特的方式讲述汶川大地震的记忆。
这都是四川文物保护工作在经历地震后积攒下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的积累带来机制的不断完善。2013年芦山地震后，四川迅速上报情况，获得国家文物局紧急支付两百万的维修资金。“芦山的青龙寺，雅安的观音谷等单位的维修都已开始。我们正在制定博物馆的整体灾后重建规划，务必确保质量。”赵川荣说。
四川文物保护工作，在规划中迅速重建起来。
博物馆兴起
2009年，中央七部委发出关于支持民办博物馆发展的通知，2010年，国家文物局在成都召开全国民办博物馆发展高峰论坛，成都市支持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文件同步出台。四川民办博物馆发展态势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目前我们四川共有博物馆236所，在全国排第一位，已经登记注册的民办博物馆有77处，在省级排名第一。还有许多基本具备条件的，正在申请之中。”赵川荣表示，四川博物馆发展正走向多元化、特色化。
2011年，广安开设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2013年，成都开设武侯祠美术馆。
“三线建设是四川工业的一个特点。三线本身就是一次西部大开发，带来了工业、技术、人口上的变化。许多三线工厂在时间推进中都发生了改变（消失），而保留其中一部分的遗产或遗物，对四川工业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广安作为三线工业区，建博物馆很有意义，这让公众对四川三线建设有大致的了解。类似的三线建设城市攀枝花市也正在做规划。”赵川荣评价道，“武侯祠建了一个美术馆，让三国文化的品位再上一个台阶，吸引全国有名的画家来四川办画展。这有利于扩大博物馆的内涵，会有更多的类型出现。”
他感慨道，“过去谈博物馆的很少。2006年以后，我感觉经济社会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人们对文化的热情就高了起来。一些鉴宝节目也算是对文物的宣传，让人意识到文物的珍贵。另外还有全国文物拍卖活动，也是建立在人民富裕、文物意识增强的基础上。”
一生倾注
采访过程中，赵川荣一直拿着采访提纲，按顺序回答着一系列的问题，途中被进来的工作人员和两三个电话先后打断，结束后就又续着讲，没有一点的不耐烦。多年的文物保护工作已将他磨砺为一个细心、耐心、有原则的人。在文物商店他和同事们坐四五个小时的拖拉机到大山里看当地人说的文物，结果发现不是真品，又费了三四个小时下山再搭公共汽车回来。在文物处时去调查，冬天路况极坏，找当地人租了条绳子拖着车慢慢往下走，生怕一个不小心侧翻进一侧的悬崖。再后来做第二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田野调查时，一组四五个人在田野里一字排开，间距十米，全凭眼力和一把手锹，搜寻可能的文物存在，走了一年。金沙遗址发掘时，酷暑。都江堰发掘时，寒冬。有时在偏远地区，扎个帐篷住着，走个三五里路才能吃上饭。“文物工作有两个特点，专业性极强、政策性极强。往往辛苦艰苦又清苦，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坚持。能做的就尽量做到最好，不能做的坚决不做。”
“十年来，全省不可移动文物从二普时的2万多个点增为6万多个，博物馆从70多家增为200多家。目前，法人违法在文物保护中屡屡出现，各级政府领导确实需要了解文物法，可能的话就系统学习相关知识。”赵川荣强调，“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在海量的信息面前，如何把握全省文物保护的方向，走好下一步需要深入的思考。”
这是一名资深文物工作者心中最真的担忧、希冀与热爱。他始终认为：文物工作应该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建立一种自觉的支持，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形成四川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经费保障
“总体来说，四川部分文物保护工作是在全国领先的。”赵川荣说。
2013年1月，自贡西秦会馆等1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规划通过有关部门审批并报国家文物局同意进行修缮，南部禹迹山摩崖造像等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经省政府批准，向社会公布。“目前（社会对）文物保护的关注，是空前的。各级领导与社会各方面对文物保护的热情和对文物保护的认识，相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变化。”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文物保护的工作者，赵川荣的感慨，有些悠长。
1973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设立。2005年，财政部设立大遗址等重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国家财政改革实践及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使得文物保护经费投入的快速增长具备了财力可能，而各级领导的逐渐重视则为文物保护的具体开展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比如由省财政在2013年度，支持四川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的五百万专项经费便是如此。“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支持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四川成为当时第一个获得专项经费支持的省份，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评价。
在此背景下，2006年，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开馆；2009年，四川省博物院开馆；成都博物馆也将于2014年开馆。这些文物保护基础设施上重大项目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四川文物保护的整体硬件水平。
“这是一种质的提升。不仅是硬件设施，文物保护环境、发挥的平台作用和对社会的贡献，都有了很大改变。“赵川荣列举了两个方面，“在保护理念上，过去我们是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现在则是整体规划，比较系统全面。在技术手段上，以前是每天跑去看一下，让农民报告（发现遗迹或文物现象）之类，现在则用高科技手段如监控设施等，结合多种学科进行可持续保护。这也让我们（博物馆的）灾后重建取得了成果。”
规划重建
汶川大地震中，四川文化遗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受灾严重的有都江堰、青城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桃坪羌寨、平武报恩寺等。灾难发生后，全省文化文物工作者在第一时间投入到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战斗中，开工了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古建筑群抢救保护工程——这是四川灾后第一个开工的文物抢救保护工程，采取同步勘察设计、同步施工、同步监理的方式进行，于2010年竣工。“当时引起了国际上的高度关注，我们在三年之内完全用传统的工艺方法完善（受损项目），得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高度认可。这个项目表明了中国政府有信心也有能力将世界文化遗产利用好、保护好、传承好。”赵川荣说。
在地震遗址博物馆地址的选取上，可谓煞费苦心。在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听取专家意见，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的前提下，最终确定了4个地址——北川老县城，汉旺镇东汽厂，漩口中学和映秀公墓，以及虹口深溪沟。其中，北川老县城最具代表性，也是世界唯一的县级城市所在地遗址；汉旺东汽厂属于工业遗址，并且没有太多的用地矛盾；漩口中学和映秀公墓属于震中纪念地；虹口深溪沟也有其代表性。
“遗址规划和重建不能发生冲突，优先考虑重建，保障灾后正常生活是最重要的。而建设地震遗址博物馆，主要目的是见证与展示，纪念与凭吊，科普与教育，科研与发展。”赵川荣说。
大邑安仁镇的两家博物馆充分呈现了这四个意义。一个是“5·12抗震救灾纪念馆”，该馆由主题展厅、科普厅、缅怀区等部分组成，包含了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总政治部、财政部、教育部、文化部等多个国家部委联合举办的抗震救灾主题展内容，当时是全国唯一正式对外开放的抗震救灾大型主题纪念馆。另一个是建川地震博物馆。由国家体育场“鸟巢”的中方主设计师李兴刚设计，展馆陈列上万件地震实物，用独特的方式讲述汶川大地震的记忆。
这都是四川文物保护工作在经历地震后积攒下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的积累带来机制的不断完善。2013年芦山地震后，四川迅速上报情况，获得国家文物局紧急支付两百万的维修资金。“芦山的青龙寺，雅安的观音谷等单位的维修都已开始。我们正在制定博物馆的整体灾后重建规划，务必确保质量。”赵川荣说。
四川文物保护工作，在规划中迅速重建起来。
博物馆兴起
2009年，中央七部委发出关于支持民办博物馆发展的通知，2010年，国家文物局在成都召开全国民办博物馆发展高峰论坛，成都市支持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文件同步出台。四川民办博物馆发展态势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目前我们四川共有博物馆236所，在全国排第一位，已经登记注册的民办博物馆有77处，在省级排名第一。还有许多基本具备条件的，正在申请之中。”赵川荣表示，四川博物馆发展正走向多元化、特色化。
2011年，广安开设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2013年，成都开设武侯祠美术馆。
“三线建设是四川工业的一个特点。三线本身就是一次西部大开发，带来了工业、技术、人口上的变化。许多三线工厂在时间推进中都发生了改变（消失），而保留其中一部分的遗产或遗物，对四川工业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广安作为三线工业区，建博物馆很有意义，这让公众对四川三线建设有大致的了解。类似的三线建设城市攀枝花市也正在做规划。”赵川荣评价道，“武侯祠建了一个美术馆，让三国文化的品位再上一个台阶，吸引全国有名的画家来四川办画展。这有利于扩大博物馆的内涵，会有更多的类型出现。”
他感慨道，“过去谈博物馆的很少。2006年以后，我感觉经济社会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人们对文化的热情就高了起来。一些鉴宝节目也算是对文物的宣传，让人意识到文物的珍贵。另外还有全国文物拍卖活动，也是建立在人民富裕、文物意识增强的基础上。”
一生倾注
采访过程中，赵川荣一直拿着采访提纲，按顺序回答着一系列的问题，途中被进来的工作人员和两三个电话先后打断，结束后就又续着讲，没有一点的不耐烦。多年的文物保护工作已将他磨砺为一个细心、耐心、有原则的人。在文物商店他和同事们坐四五个小时的拖拉机到大山里看当地人说的文物，结果发现不是真品，又费了三四个小时下山再搭公共汽车回来。在文物处时去调查，冬天路况极坏，找当地人租了条绳子拖着车慢慢往下走，生怕一个不小心侧翻进一侧的悬崖。再后来做第二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田野调查时，一组四五个人在田野里一字排开，间距十米，全凭眼力和一把手锹，搜寻可能的文物存在，走了一年。金沙遗址发掘时，酷暑。都江堰发掘时，寒冬。有时在偏远地区，扎个帐篷住着，走个三五里路才能吃上饭。“文物工作有两个特点，专业性极强、政策性极强。往往辛苦艰苦又清苦，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坚持。能做的就尽量做到最好，不能做的坚决不做。”
“十年来，全省不可移动文物从二普时的2万多个点增为6万多个，博物馆从70多家增为200多家。目前，法人违法在文物保护中屡屡出现，各级政府领导确实需要了解文物法，可能的话就系统学习相关知识。”赵川荣强调，“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在海量的信息面前，如何把握全省文物保护的方向，走好下一步需要深入的思考。”
这是一名资深文物工作者心中最真的担忧、希冀与热爱。他始终认为：文物工作应该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建立一种自觉的支持，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形成四川文化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