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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和省、市委的部署安排,我们开展了全县革命文物的普查工作。在桥驿镇洪家村,我们找到了当年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使长沙得以和平解放的秘密电台旧址。使人欣慰的是,尽管整个山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时电台工作人员的住房和最初架设电台的偏房以及隐藏秘密电台的山洞依然保存完好。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我们查阅了大量史料,走访了当地的村民,找到了仍然健在的当时的工作人员周永常,全面了解了秘密电台建立前前后后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秘密电台建立的背景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国民党当局已是摇摇欲坠,大厦将倾。1948年7月,蒋介石任命程潜为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钳制桂系,但对程潜又不太放心,于是任命李默庵、黄杰为公署副主任,来掌握湖南实权,蒋介石对李默庵说:“他(程潜)年纪大了,你去当绥署副主任,帮助他好了。”同时还让李默庵兼任第十七绥靖区司令。与此同时,人民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国民党的腐败,使李默庵对国民党的前途失去了信心,他逐步背离了蒋介石的旨意,帮助程潜准备起义。
程潜要控制湖南局势,没有军队是不行的,虽然他来湖南后着手整编了6个保安师,但新兵多,战斗力不强。程潜、李默庵、程星龄(程潜族弟)等反复商量,要确保湖南稳定,白崇禧是最大的障碍,而对付白崇禧的最好办法是把他最信任的陈明仁争取过来,调来长沙,协助程潜掌握兵权。陈明仁是程潜的同乡和学生,二人关系较深,程潜自信容易相处。于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长刘斐面见白崇禧进行游说,白崇禧正想控制湖南,保护广西老巢,当即表示同意。1949年2月,陈明仁率部来到了长沙。
程潜主政湖南后,尽管在一些公开场合仍唱了一些反共的调调,但也释放出多种积极的信号向人民靠拢,如发布“限租护佃”的布告、《告湖南省属县市土豪劣绅》、撤销“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反动组织等。程潜这些积极的举动,引起了以周里为首的湖南省工委的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了对程潜的争取工作。地下党员余志宏被安排专门做程潜的争取工作,华中局社会部和华东局社会部都派人来长沙做程潜的争取工作。11月,东北全境解放,程潜感到国民党败局已定,开始为自己谋求退路。这时程星龄、李维城等早已被地下党争取过来,程潜认识到了自己的出路只有投向中共。
1949年初,在李宗仁、白崇禧利用和谈逼蒋介石下野的时侯,程潜在湖南兴起了局部的和平运动,但随着和谈的破裂,局势骤然恶化。1949年5月,白崇禧率桂军撤退到湖南,长沙顿时充满了恐怖气氛。白崇禧一方面对进步群众施以毒手,另一方面又威逼有进步倾向的程潜去广州任考试院院长,程潜顿感不安。5月,程潜秘密委派唐鸿烈去香港寻找共产党组织。唐鸿烈几经辗转,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代表、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转达了程潜的起义意愿,乔冠华当即表示欢迎,并叮嘱了相关注意事项。此时,李默庵正在香港,也想见共产党的负责人,程潜于是又要唐鸿烈第二次去香港,陪同李默庵去见乔冠华,李默庵简述了自己的经历,表示愿随程潜起义,乔冠华向他们阐述了党的政策:共产党对起义人员一律既住不咎,只要下定决心投向人民,就一定会得到党和人民的谅解与重用。随后,乔冠华将会见二人的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中央看到报告后,6月2日周恩来致电乔冠华,指出“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重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默庵建立电台联系”。6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上海中央局指派上海吴克坚情报组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
秘密电台的建立
其实,早在1948年秋开始,吴克坚情报组就开始着手湖南的策反工作。1948年秋,程潜主政湖南后不久,吴克坚即安排争取过来的国民党退役军官黄雍来到长沙。黄雍在进入黄埔军校前,在程潜任校长的陆军讲武学校受训,与程潜有师生之谊,同时他又是湖南平江人,很想回家乡做点贡献。黄雍来到长沙后,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很快就担任了南京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湖南分处主任。他又把昔日的助手、地下党员周茂僧安置在调查处作助手。11月,黄雍将妻子蒋挹梅和孩子接到了长沙,住在较偏僻的北门外潘家坪11号。
1949年1月25日,黄雍接到了上海情报组通过黄雍的老下级吴少岳发来的电报,叫黄雍去上海,黄雍第二天就动了身。在上海,吴克坚、何以端二位负责人当面交给黄雍在长沙的任务:了解湖南军政界的动态,稳定程潜,促使陈明仁、李默庵及其他黄埔学生随程潜和平起义。当吴克坚问黄雍还有什么要求时,他提出了两条:一是请党中央派人到长沙具体指导工作;二是请拨给通讯工具(电台)和配备工作人员。吴克坚、何以端答应了他的请求。
按照黄雍的要求,吴克坚安排周竹安立即赶往长沙做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的策动工作,并架设秘密电台。
周竹安是长沙本地人,早年从事教育工作,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调至党中央机关从事保卫工作,1929年被派往法国,1939年回国后在中共南方局社会部做情报工作。周竹安到长沙后,把工作重点放在情报收集上,陆续调集人员组成了一个秘密情报班子,包括黄雍、周茂僧、梁宜苏、罗迅青、钱去非、刘晓芳等,黄雍负责了解湖南军政界的动态,周茂僧代表周竹安负责总的联络。
1949年4月10日,吴克坚交给地下情报员徐淡庐一项紧急任务,要他立即动身去汉口找吴化之(吴克坚情报系统武汉地区负责人),从吴化之处取电台机器回长沙。4月12日,徐淡庐抵达汉口从吴化之处取出电台,将电台放在一只褐色皮箱内,化装成国民党上校军官,15日晨乘飞机将电台带至长沙,几经曲折,最后将电台交给交通员梁宜苏和周复中。随后,徐淡庐根据要求又赶往香港见潘汉年,将从中共东北局社会部调来的报务员赵翰林(李勇)送到长沙。5月7日,周竹安带着译电员章朴从上海回到长沙。至此,电台工作人员全部配齐到位。
人员到位了,但电台安置地点一直确定不下来,几处地点都因安全问题无法保证而作罢。先是设在上营街钱去非家,很快被敌特侦测干扰,后又转移到浏正街李维城家,又遇到了清查户口的麻烦。过了几天,仍未解决问题,于是,周茂僧找到了当时正在医院住院的黄雍的妻子郑挹梅,说:“党派来三个人,领导人和译电员住的地方有了,只有发报员和电台安置地点未能解决。电台与上级联系是有一定期限的,如果不能按期与上级联系上,就要失去作用,经他们考虑,决定要你出来负责掩护电台。”郑挹梅知道此事的艰险和重要性,第二天一早即办理了出院手续。周茂僧坐一辆吉普车将郑挹梅接到了一座房子中。进屋后,郑挹梅看到大约20多岁的发报员李勇,周茂僧对李勇说:“这是黄太太,以后你就和他一起工作,你们以姐弟相称。”为了工作方便,周茂僧要郑挹梅给发报员另起个名字,郑挹梅脱口而出:“叫郑明可以吗?”周茂僧吩咐说:“郑明年轻、环境又不熟,你要负一切责任。”同时对郑明说:“无论如何你要想办法把电台联系上,下午把电台给你送去。”郑挹梅将郑明带回家后,立即办妥了户口等手续。郑挹梅所住的潘家坪11号不是独住,她家住二楼,一楼还住着两个人,一个是国民党的副官,一个是警备司令部熊科长,他们每天睡得很晚。郑明感到了压力,凌晨两点,约定呼叫的时侯到了,但他不敢把天线架到室外去,接连两个晚上都没有叫通,郑挹梅和郑明都非常着急。第三天,他俩外出察看环境和地形,走到文昌阁附近时,郑明看到不远处有个天线网,他懂得是侦讯台,于是告诉郑挹梅说,侦讯台可以把仪器带在身上随电波找发报人,我们住的地方离这里太近了,很不安全,必须另找地方。郑挹梅立即去找周茂僧。周茂僧知道事情的紧迫性和严重性,立刻去向周竹安汇报,二人通过反复权衡,决定将电台转移到长沙九福乡周商农家。周商农是周茂僧的本家,曾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中将师长,抗战胜利后,他不愿打内战而解甲归田。商定后,周茂僧立即回了趟老家,找到周商农协商安排。由于乡下没有电,干电池作为军用物资被控制,想了很多办法也没有买到,束手无策时,郑挹梅突然想起坐的吉普车里面有电瓶,于是立刻要郑明搬下来试验,果然能用。郑明于是要周茂僧设法弄到了3个电瓶,一个带走使用,一个留在城里充电,一个用于往返运输,确保电源不中断。解决了电的问题后,黄雍又送来了100块银元作为生活费用。一切准备妥当后,周商农派了一名副官带路,带着郑挹梅和郑明,一路走走停停,直到第二天凌晨才走到周商农家。周商农家地处桥驿镇一个偏僻山村,一个独家院落,房子共有二进,北屋有三间,一明二暗,郑挹梅住一间,郑明住和郑挹梅相连通的套间。当天晚上,郑明将天线架在后院的一棵大树上,按约定的时间和上级电台顺利接通了,二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以后每天晚上都按时联系一次。
为了保卫电台的安全,除了利用周商农的一支小型私人武装外,还运用了地下党所掌握的由周传弟领导的长沙地方武装第六联防区自卫大队约400人的武装担任保卫任务。为了防备过往军队的突然袭击,几天后,郑挹梅又和周商农商量将发报机和工作人员分开,确保万无一失。于是周商农建议将电台搬到了屋后山上一个存放杂屋的小柴房,柴房旁边还有一个防空洞,出现情况也便于隐蔽,每天晚上由周家的长工王炳山陪同郑明去柴房收发电报。电台工作人员分工明确,郑明收到的电报由周商农的副官佘云山送到十里之外的周永常家,由住在周永常家的章朴译成文字后交给周永常送往长沙的周茂僧,由周茂僧交给周竹安。周竹安要发送的电文也由周永常从周茂僧处取回,交给章朴译成电码后,由佘云山带给郑明发送。往来电报均事先藏在纸伞的手柄里,互送往来电报时,佘云山只要把自己所带的纸伞与周永常家放在门后的纸伞对换,周永常到周茂僧家取电报时也是如此,无需与任何人搭讪。
秘密电台对湖南和平解放的贡献
1949年6月,湖南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程潜也处在极度摇摆之中,虽然有各方面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派人与之接触、策反,他自己也派人与香港的共产党组织见了面,但他还是顾虑重重:一方面,与之接触的地下策反组织尽管不下一二十个,但他不敢贸然行事,担心其中有诈,有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密探,同时,他也觉得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他与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他心中的疑虑和担扰都无法释怀;另一方面,白崇禧的高压和广州政府的紧逼,也使他坐卧不安。白崇禧到长沙后不久就下令赶走了肖作霖、邓介松等他的心腹和重要助手,而委派了白崇禧的心腹担任省府秘书长以监视程潜的一切活动。解放战争进展的形势使程潜明白,他不能再与人民为敌,而长沙的情形又让他心烦不安。面对两难选择,他决定干脆一走了之。针对程潜的思想状况,周竹安等决定对程潜开诚布公、亮明身份,以稳定其情绪,并决定还是由程潜的心腹李维诚出面说明情况。
6月下旬的一天,大雨终日不绝,程潜在省府大宴部属,自己则暗暗决定离开湖南了。宴会过后,李维城随程潜来到办公室,问他是不是要走,他说:“广州一再督促,白崇禧又咄咄逼人,实在难搞。”李维城说:“你要走,是不是先和黄雍见一面,听听他们的意见。”程潜说:“黄雍是我的学生,平时和我见面谈话不多。”李维城说:“他与那边高层有联系。”程潜一怔,说:“你能约他来吗?”马上又补充说:“今晚10点,从后门进来。”当晚10点,黄雍冒雨前往程潜处,见程潜在室内来回踱步,似乎焦虑不安。程潜示意黄雍坐下,仍良久不语,独自走到窗前,望着外面阴沉沉的雨天,叹息说:“真是亡国之天。”话锋一转又自语说:“我这样苦,润之先生又何尝知道。”
黄雍一听,马上接过话说:“颂公的一举一动,毛主席都知道。”
程潜又说:“来接头的很多,真伪难辨。”
黄雍说:“颂公有什么意见,我可以代为转达毛主席。”
程潜似乎平静了一些,缓缓坐了下来,问道:“你有通讯工具吗?”
黄雍说:“我没有,但中央派了人来,在乡下设有电台,颂公若需同毛主席联系,可以通过这个电台。”
程潜又问:“你见过陈明仁吗?”
黄雍回答:“我们经常见面。”
程潜随即起身给陈明仁打电话:“我已经和黄雍见面了,不走了。”
接着,程潜和黄雍详细讲了自己的处境和顾虑,又草拟了一份电文交给黄雍,并嘱咐黄雍小心行事。
黄雍回去后立即把程潜的思想顾虑告诉了周竹安。
6月27日,周竹安通过电台传送了程潜的电文,并将程潜的思想状况向党中央作详细汇报。
7月2日,周竹安收到了周恩来亲拟的中央回电:“象(注:周竹安的代号),27日电悉,程潜只要决心反桂,并布置截断桂系退路,表面上主张湘桂合作,以麻痹桂系,是可以谅解的。林彪同志已抵达武汉,正在觅妥人入湘与程联络,如程能秘密派人先至武汉见林则更好。程只要决心站到人民方面,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如万不可能,则程及其部队退往邵阳,亦是保全一法,以待解放后改造。如程退邵阳则你应随程退邵阳以便联络。中央午冬。”
周竹安收到中央来电后,立即向程潜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和对他的期望。
7月4日,秘密电台又收到毛泽东给程潜的回电:颂公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定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周竹安收到回电后,马上火急送交程潜。
至此,中共中央、毛泽东与程潜建立了直接联系。7月2日的中央来电和7月4日毛泽东给程潜的回电,稳定了程潜的情绪,党中央、毛泽东的宽宏大量,以及对起义人员的信任,使程潜深受感动和鼓舞。终于,程潜下定了最后的决心:走和平道路。
7月10日,周竹安安排地下工作人员带着程潜、陈明仁的代表前往武汉同四野部队取得了联系,并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进军长沙。
7月18日,周竹安又接到了关于程潜、陈明仁起义部队集中地点的中央来电,详细说明了解放军的进军战线和起义部队的集结地点。周竹安将电报分别抄送给程潜和陈明仁,程潜阅读电文后十分高兴,立即亲笔草拟了致中央的复电,声明“遵命办理”。
7月21日,为了蒙蔽白崇禧,程潜离开长沙去邵阳。
7月29日又从邵阳秘密返回长沙准备起义的最后事宜。
8月4日,程潜、陈明仁通电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8月5日,人民解放军顺利进驻长沙,接管了长沙防务,至此,长沙桥驿镇秘密电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周竹安随后去北平向李克农、吴克坚口头汇报了在长沙的工作情况,并向党中央写了《长沙电台总结报告》。后来,周恩来审阅了这份报告,并批示“竹安同志立了大功,工作分配请克农同志安排”。李克农于是安排周竹安参加外交部的筹建工作,并留任外交部。1954年,周竹安出任保加利亚大使,其他工作人员中通信员李勇(赵翰林)仍回四野通信处,黄雍任全国政协委员,周茂僧任湖南省政府参事,译电员章朴随周竹安到北京后在北京参加工作,周永常在榆林地区驻西安办事处工作。
秘密电台建立的背景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国民党当局已是摇摇欲坠,大厦将倾。1948年7月,蒋介石任命程潜为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钳制桂系,但对程潜又不太放心,于是任命李默庵、黄杰为公署副主任,来掌握湖南实权,蒋介石对李默庵说:“他(程潜)年纪大了,你去当绥署副主任,帮助他好了。”同时还让李默庵兼任第十七绥靖区司令。与此同时,人民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国民党的腐败,使李默庵对国民党的前途失去了信心,他逐步背离了蒋介石的旨意,帮助程潜准备起义。
程潜要控制湖南局势,没有军队是不行的,虽然他来湖南后着手整编了6个保安师,但新兵多,战斗力不强。程潜、李默庵、程星龄(程潜族弟)等反复商量,要确保湖南稳定,白崇禧是最大的障碍,而对付白崇禧的最好办法是把他最信任的陈明仁争取过来,调来长沙,协助程潜掌握兵权。陈明仁是程潜的同乡和学生,二人关系较深,程潜自信容易相处。于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长刘斐面见白崇禧进行游说,白崇禧正想控制湖南,保护广西老巢,当即表示同意。1949年2月,陈明仁率部来到了长沙。
程潜主政湖南后,尽管在一些公开场合仍唱了一些反共的调调,但也释放出多种积极的信号向人民靠拢,如发布“限租护佃”的布告、《告湖南省属县市土豪劣绅》、撤销“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反动组织等。程潜这些积极的举动,引起了以周里为首的湖南省工委的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了对程潜的争取工作。地下党员余志宏被安排专门做程潜的争取工作,华中局社会部和华东局社会部都派人来长沙做程潜的争取工作。11月,东北全境解放,程潜感到国民党败局已定,开始为自己谋求退路。这时程星龄、李维城等早已被地下党争取过来,程潜认识到了自己的出路只有投向中共。
1949年初,在李宗仁、白崇禧利用和谈逼蒋介石下野的时侯,程潜在湖南兴起了局部的和平运动,但随着和谈的破裂,局势骤然恶化。1949年5月,白崇禧率桂军撤退到湖南,长沙顿时充满了恐怖气氛。白崇禧一方面对进步群众施以毒手,另一方面又威逼有进步倾向的程潜去广州任考试院院长,程潜顿感不安。5月,程潜秘密委派唐鸿烈去香港寻找共产党组织。唐鸿烈几经辗转,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代表、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转达了程潜的起义意愿,乔冠华当即表示欢迎,并叮嘱了相关注意事项。此时,李默庵正在香港,也想见共产党的负责人,程潜于是又要唐鸿烈第二次去香港,陪同李默庵去见乔冠华,李默庵简述了自己的经历,表示愿随程潜起义,乔冠华向他们阐述了党的政策:共产党对起义人员一律既住不咎,只要下定决心投向人民,就一定会得到党和人民的谅解与重用。随后,乔冠华将会见二人的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中央看到报告后,6月2日周恩来致电乔冠华,指出“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重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默庵建立电台联系”。6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上海中央局指派上海吴克坚情报组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
秘密电台的建立
其实,早在1948年秋开始,吴克坚情报组就开始着手湖南的策反工作。1948年秋,程潜主政湖南后不久,吴克坚即安排争取过来的国民党退役军官黄雍来到长沙。黄雍在进入黄埔军校前,在程潜任校长的陆军讲武学校受训,与程潜有师生之谊,同时他又是湖南平江人,很想回家乡做点贡献。黄雍来到长沙后,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很快就担任了南京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湖南分处主任。他又把昔日的助手、地下党员周茂僧安置在调查处作助手。11月,黄雍将妻子蒋挹梅和孩子接到了长沙,住在较偏僻的北门外潘家坪11号。
1949年1月25日,黄雍接到了上海情报组通过黄雍的老下级吴少岳发来的电报,叫黄雍去上海,黄雍第二天就动了身。在上海,吴克坚、何以端二位负责人当面交给黄雍在长沙的任务:了解湖南军政界的动态,稳定程潜,促使陈明仁、李默庵及其他黄埔学生随程潜和平起义。当吴克坚问黄雍还有什么要求时,他提出了两条:一是请党中央派人到长沙具体指导工作;二是请拨给通讯工具(电台)和配备工作人员。吴克坚、何以端答应了他的请求。
按照黄雍的要求,吴克坚安排周竹安立即赶往长沙做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的策动工作,并架设秘密电台。
周竹安是长沙本地人,早年从事教育工作,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调至党中央机关从事保卫工作,1929年被派往法国,1939年回国后在中共南方局社会部做情报工作。周竹安到长沙后,把工作重点放在情报收集上,陆续调集人员组成了一个秘密情报班子,包括黄雍、周茂僧、梁宜苏、罗迅青、钱去非、刘晓芳等,黄雍负责了解湖南军政界的动态,周茂僧代表周竹安负责总的联络。
1949年4月10日,吴克坚交给地下情报员徐淡庐一项紧急任务,要他立即动身去汉口找吴化之(吴克坚情报系统武汉地区负责人),从吴化之处取电台机器回长沙。4月12日,徐淡庐抵达汉口从吴化之处取出电台,将电台放在一只褐色皮箱内,化装成国民党上校军官,15日晨乘飞机将电台带至长沙,几经曲折,最后将电台交给交通员梁宜苏和周复中。随后,徐淡庐根据要求又赶往香港见潘汉年,将从中共东北局社会部调来的报务员赵翰林(李勇)送到长沙。5月7日,周竹安带着译电员章朴从上海回到长沙。至此,电台工作人员全部配齐到位。
人员到位了,但电台安置地点一直确定不下来,几处地点都因安全问题无法保证而作罢。先是设在上营街钱去非家,很快被敌特侦测干扰,后又转移到浏正街李维城家,又遇到了清查户口的麻烦。过了几天,仍未解决问题,于是,周茂僧找到了当时正在医院住院的黄雍的妻子郑挹梅,说:“党派来三个人,领导人和译电员住的地方有了,只有发报员和电台安置地点未能解决。电台与上级联系是有一定期限的,如果不能按期与上级联系上,就要失去作用,经他们考虑,决定要你出来负责掩护电台。”郑挹梅知道此事的艰险和重要性,第二天一早即办理了出院手续。周茂僧坐一辆吉普车将郑挹梅接到了一座房子中。进屋后,郑挹梅看到大约20多岁的发报员李勇,周茂僧对李勇说:“这是黄太太,以后你就和他一起工作,你们以姐弟相称。”为了工作方便,周茂僧要郑挹梅给发报员另起个名字,郑挹梅脱口而出:“叫郑明可以吗?”周茂僧吩咐说:“郑明年轻、环境又不熟,你要负一切责任。”同时对郑明说:“无论如何你要想办法把电台联系上,下午把电台给你送去。”郑挹梅将郑明带回家后,立即办妥了户口等手续。郑挹梅所住的潘家坪11号不是独住,她家住二楼,一楼还住着两个人,一个是国民党的副官,一个是警备司令部熊科长,他们每天睡得很晚。郑明感到了压力,凌晨两点,约定呼叫的时侯到了,但他不敢把天线架到室外去,接连两个晚上都没有叫通,郑挹梅和郑明都非常着急。第三天,他俩外出察看环境和地形,走到文昌阁附近时,郑明看到不远处有个天线网,他懂得是侦讯台,于是告诉郑挹梅说,侦讯台可以把仪器带在身上随电波找发报人,我们住的地方离这里太近了,很不安全,必须另找地方。郑挹梅立即去找周茂僧。周茂僧知道事情的紧迫性和严重性,立刻去向周竹安汇报,二人通过反复权衡,决定将电台转移到长沙九福乡周商农家。周商农是周茂僧的本家,曾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中将师长,抗战胜利后,他不愿打内战而解甲归田。商定后,周茂僧立即回了趟老家,找到周商农协商安排。由于乡下没有电,干电池作为军用物资被控制,想了很多办法也没有买到,束手无策时,郑挹梅突然想起坐的吉普车里面有电瓶,于是立刻要郑明搬下来试验,果然能用。郑明于是要周茂僧设法弄到了3个电瓶,一个带走使用,一个留在城里充电,一个用于往返运输,确保电源不中断。解决了电的问题后,黄雍又送来了100块银元作为生活费用。一切准备妥当后,周商农派了一名副官带路,带着郑挹梅和郑明,一路走走停停,直到第二天凌晨才走到周商农家。周商农家地处桥驿镇一个偏僻山村,一个独家院落,房子共有二进,北屋有三间,一明二暗,郑挹梅住一间,郑明住和郑挹梅相连通的套间。当天晚上,郑明将天线架在后院的一棵大树上,按约定的时间和上级电台顺利接通了,二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以后每天晚上都按时联系一次。
为了保卫电台的安全,除了利用周商农的一支小型私人武装外,还运用了地下党所掌握的由周传弟领导的长沙地方武装第六联防区自卫大队约400人的武装担任保卫任务。为了防备过往军队的突然袭击,几天后,郑挹梅又和周商农商量将发报机和工作人员分开,确保万无一失。于是周商农建议将电台搬到了屋后山上一个存放杂屋的小柴房,柴房旁边还有一个防空洞,出现情况也便于隐蔽,每天晚上由周家的长工王炳山陪同郑明去柴房收发电报。电台工作人员分工明确,郑明收到的电报由周商农的副官佘云山送到十里之外的周永常家,由住在周永常家的章朴译成文字后交给周永常送往长沙的周茂僧,由周茂僧交给周竹安。周竹安要发送的电文也由周永常从周茂僧处取回,交给章朴译成电码后,由佘云山带给郑明发送。往来电报均事先藏在纸伞的手柄里,互送往来电报时,佘云山只要把自己所带的纸伞与周永常家放在门后的纸伞对换,周永常到周茂僧家取电报时也是如此,无需与任何人搭讪。
秘密电台对湖南和平解放的贡献
1949年6月,湖南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程潜也处在极度摇摆之中,虽然有各方面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派人与之接触、策反,他自己也派人与香港的共产党组织见了面,但他还是顾虑重重:一方面,与之接触的地下策反组织尽管不下一二十个,但他不敢贸然行事,担心其中有诈,有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密探,同时,他也觉得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他与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他心中的疑虑和担扰都无法释怀;另一方面,白崇禧的高压和广州政府的紧逼,也使他坐卧不安。白崇禧到长沙后不久就下令赶走了肖作霖、邓介松等他的心腹和重要助手,而委派了白崇禧的心腹担任省府秘书长以监视程潜的一切活动。解放战争进展的形势使程潜明白,他不能再与人民为敌,而长沙的情形又让他心烦不安。面对两难选择,他决定干脆一走了之。针对程潜的思想状况,周竹安等决定对程潜开诚布公、亮明身份,以稳定其情绪,并决定还是由程潜的心腹李维诚出面说明情况。
6月下旬的一天,大雨终日不绝,程潜在省府大宴部属,自己则暗暗决定离开湖南了。宴会过后,李维城随程潜来到办公室,问他是不是要走,他说:“广州一再督促,白崇禧又咄咄逼人,实在难搞。”李维城说:“你要走,是不是先和黄雍见一面,听听他们的意见。”程潜说:“黄雍是我的学生,平时和我见面谈话不多。”李维城说:“他与那边高层有联系。”程潜一怔,说:“你能约他来吗?”马上又补充说:“今晚10点,从后门进来。”当晚10点,黄雍冒雨前往程潜处,见程潜在室内来回踱步,似乎焦虑不安。程潜示意黄雍坐下,仍良久不语,独自走到窗前,望着外面阴沉沉的雨天,叹息说:“真是亡国之天。”话锋一转又自语说:“我这样苦,润之先生又何尝知道。”
黄雍一听,马上接过话说:“颂公的一举一动,毛主席都知道。”
程潜又说:“来接头的很多,真伪难辨。”
黄雍说:“颂公有什么意见,我可以代为转达毛主席。”
程潜似乎平静了一些,缓缓坐了下来,问道:“你有通讯工具吗?”
黄雍说:“我没有,但中央派了人来,在乡下设有电台,颂公若需同毛主席联系,可以通过这个电台。”
程潜又问:“你见过陈明仁吗?”
黄雍回答:“我们经常见面。”
程潜随即起身给陈明仁打电话:“我已经和黄雍见面了,不走了。”
接着,程潜和黄雍详细讲了自己的处境和顾虑,又草拟了一份电文交给黄雍,并嘱咐黄雍小心行事。
黄雍回去后立即把程潜的思想顾虑告诉了周竹安。
6月27日,周竹安通过电台传送了程潜的电文,并将程潜的思想状况向党中央作详细汇报。
7月2日,周竹安收到了周恩来亲拟的中央回电:“象(注:周竹安的代号),27日电悉,程潜只要决心反桂,并布置截断桂系退路,表面上主张湘桂合作,以麻痹桂系,是可以谅解的。林彪同志已抵达武汉,正在觅妥人入湘与程联络,如程能秘密派人先至武汉见林则更好。程只要决心站到人民方面,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如万不可能,则程及其部队退往邵阳,亦是保全一法,以待解放后改造。如程退邵阳则你应随程退邵阳以便联络。中央午冬。”
周竹安收到中央来电后,立即向程潜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和对他的期望。
7月4日,秘密电台又收到毛泽东给程潜的回电:颂公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定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周竹安收到回电后,马上火急送交程潜。
至此,中共中央、毛泽东与程潜建立了直接联系。7月2日的中央来电和7月4日毛泽东给程潜的回电,稳定了程潜的情绪,党中央、毛泽东的宽宏大量,以及对起义人员的信任,使程潜深受感动和鼓舞。终于,程潜下定了最后的决心:走和平道路。
7月10日,周竹安安排地下工作人员带着程潜、陈明仁的代表前往武汉同四野部队取得了联系,并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进军长沙。
7月18日,周竹安又接到了关于程潜、陈明仁起义部队集中地点的中央来电,详细说明了解放军的进军战线和起义部队的集结地点。周竹安将电报分别抄送给程潜和陈明仁,程潜阅读电文后十分高兴,立即亲笔草拟了致中央的复电,声明“遵命办理”。
7月21日,为了蒙蔽白崇禧,程潜离开长沙去邵阳。
7月29日又从邵阳秘密返回长沙准备起义的最后事宜。
8月4日,程潜、陈明仁通电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8月5日,人民解放军顺利进驻长沙,接管了长沙防务,至此,长沙桥驿镇秘密电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周竹安随后去北平向李克农、吴克坚口头汇报了在长沙的工作情况,并向党中央写了《长沙电台总结报告》。后来,周恩来审阅了这份报告,并批示“竹安同志立了大功,工作分配请克农同志安排”。李克农于是安排周竹安参加外交部的筹建工作,并留任外交部。1954年,周竹安出任保加利亚大使,其他工作人员中通信员李勇(赵翰林)仍回四野通信处,黄雍任全国政协委员,周茂僧任湖南省政府参事,译电员章朴随周竹安到北京后在北京参加工作,周永常在榆林地区驻西安办事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