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原本遥远得像在天边的西藏，忽然引发了无数游客的兴趣，五花八门的旅行者和艺术创作者扎进藏区，惊艳地看着那些身着五彩异服的藏民，流连在独具魅力的文化与生活方式里。
　　杨延康也是在这一时期初次走进藏区的，但他刻意摒弃了那些绚烂与猎奇的所在，独自一人走进西藏以及云南、甘肃等地的藏族聚居地。2003年开始，每年有8个月时间，杨延康都要一个人在藏区行走，一走就是十年。他镜头下的藏区呈现出质朴、粗粝的气质，亲切，简单，安静，祥和。
　　“我眼中的藏区是纯色的，天然合成，无须雕琢，当地人的内心纯净如雪域高原的冰雪，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每次回到那里，就像回到了生命之本。”
　　直到现在，杨延康仍然只会讲几句极其简单的藏语，而他深入行走的那些藏区，藏民几乎都不懂汉语。“那怎么交流呢？”他乐了：“和藏民交往没有那么复杂。我没有车，也没有同伴，走到哪儿住到哪儿，像个流浪汉。看到寺庙，和僧侣们打声招呼，我冲他们笑，他们也会冲我笑。多数时间都会有寺院收留我，我给他们担水、做饭、洗衣服。我的面食做得很好，藏民们吃过都赞不绝口，念念不忘，要知道我在深圳曾是专业的面点师傅。”久而久之，藏民们和他成了朋友，他们叫他“大哥”，面对他的镜头如入无人之境，这使杨延康的照片看起来总是那么自然。
　　杨延康几乎走遍了藏区的所有村落，那些地方大多海拔较高，寂静偏远，游客稀少，生活原始而艰苦，他就和藏民们一起劳作，同时进行拍摄。一次，他住进江孜地区一个50岁阿妈家的土房子，阿妈话不多，只是给了他一把钥匙，让他单独住在一个房间里。每天早晨6点，杨延康起床，跟着阿妈把饲料和牛羊拉出去，然后捡拾牛粪（高原几乎见不到其他植物，牛粪是藏民们唯一的燃料）。他和阿妈将棕色的牛粪用水和过，团成圆饼贴在白色的院墙上晾晒。“阿妈认真得像是家里装修贴瓷砖一样，不仅大小一致、横竖对齐，就连每一块牛粪上留下的手指印迹的方向也完全一样。”贴完牛粪，他们就去地里种青稞，中午吃一些糌粑、土豆，喝上几碗酥油茶。下午劳作结束，回到土屋一起往锅里拧点面疙瘩，就是简单的晚饭。晚上7点多就是熄灯就寝的时间，简单而踏实的一天就此过去。
　　藏区很多地方条件艰苦，冬日寒风呼啸，土房子里冷得像冰窖，可是藏民们往地上铺个羊毛毡就睡下了。长年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使得很多人仍在壮年就浑身病痛，但是他们从不抱怨，觉得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佛祖让他们经受苦难，应该学会如何克服困难，而不是抱怨。
　　闲暇时，杨延康喜欢听僧侣们诵经文，虽然完全听不懂，但那如天籁之音的诵经声却感人至深。休息的时候，小僧侣们轻轻推开寺院的门，在外面嬉笑玩耍，杨延康也将这些都收入了镜头。“西藏的文化看起来是缤纷绚烂、神秘莫测，其实只要用心感受，就不难发现他们遵循的是自然之规，敬天地，畏鬼神，认为天地之间自然有神灵保佑。我觉得只有藏民才真正有资格谈论自然，因为他们与天地最亲近，居住在灵魂沉睡之地，生活中处处体现着自然之本色。原本我们都是一样，人之初，性本善，只是我们欲望太多，忘却了内心之所在，而使自己身处囹圄，纠结郁闷，丢失了原本的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