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信仰者、实践者和革命者，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之一，他的党龄长达50多年，他曾两次入党，也曾以非党员的身份对敌战斗多年，回顾并梳理他在党内外走过的曲折而艰辛的路程，可以感知到一名马克思主义忠诚战士的信仰与坚守。

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曲折历程

　　1914年，怀揣着救国理想的青年郭沫若远渡重洋到达日本留学，去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在中华民族遭遇外敌入侵，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时刻，郭沫若毅然而然地弃医从文，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敌斗争的第一线。在血雨腥风的残酷战争实践中，郭沫若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了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从而实现了从无神论理论信徒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拥趸的伟大转变，进而也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认知到实践参与的巨大飞跃。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全面客观揭露了蒋介石反革命集團的丑陋嘴脸，在思想和行动上彻底与军阀旧势力划清了界限。
　　1927年8月，在白色恐怖阴云密布，革命力量遭遇重大打击之际，郭沫若非但没有退却彷徨，反而响应革命的号召，逆势南下毅然决然地奔赴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郭沫若亲历了战火的洗礼与考验后更加坚定了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信念，并于8月26日经周恩来、李一氓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早期党组织中的重要一员。
　　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八一”南昌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党中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特别是像郭沫若这样具有社会声望的革命者和文化人，将会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的坚实基石。党组织决定护送郭沫若等人到国外隐居避难，以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追捕，在文化战线上构建起坚强的堡垒，以待革命形势扭转后，掀起更加巨大的抗战浪潮。
　　在流亡日本十年期间，由于诸多客观环境的制约，郭沫若无法从事公开的活动，不得不暂且保留中国共产党党籍以待革命高潮的再次到来。他一方面潜心于学术研究工作，撰写出著名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论作，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进行了初步尝试和理论准备；另一方面，他积极支持和鼓励具有进步倾向的左翼青年创办了《东流》《杂文》等文艺刊物，并发表了《国防文学集谈》《克拉凡左的骑士》等多篇作品，以实际行动表明了投身革命事业的进步思想倾向。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民族战争全面爆发，身怀抗战救国热忱的郭沫若于当年7月25日，以“投笔请缨”的豪情壮志，“别妇抛雏”的决绝态度秘密归国抗战。归国后，郭沫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公开身份积极投身到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的残酷斗争之中。这期间他一直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参加各类文化抗战活动，但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却少有人知，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其实在郭沫若归国抗战后便很快秘密地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中断已久的组织关系，但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党组织决定他以“K”为代号受周恩来同志的单线领导，并以此身份缴纳党费。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革命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的高潮，革命形势又一次陷入了低谷，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政治氛围，从文化战线上争取革命的主动性。1941年10月，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郭沫若组织了纪念其创作二十五周年等公开的文化活动，借此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我要说的话》一文，高度肯定并赞誉郭沫若在文化战线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认为“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他的前途还很远大，光明也正照耀着他”，并进一步明确了郭沫若是“革命队伍中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借此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明确了郭沫若在战时文化界的领导地位，也更进一步表明了郭沫若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悍然发起了全面内战，国内的革命形势斗转直下，民主进步人士也遭到了疯狂的迫害。在此情况下，郭沫若接受了党中央委派的新任务，那就是到香港去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好人员上和文化上的储备。从1947年11月16日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到1948年11月23日郭沫若北上解放区，在为期一年有余的时间里，郭沫若参加各种集会30余次，发表演讲10多次，发表文章84篇。
　　郭沫若在香港时期所参与与组织的社会文化活动，无一不显示出他对共产党员身份的认同感。在香港一年有余的时间里，郭沫若不仅公开刊发思想鲜明的文章，而且还频繁参加《华商报》等各种社会团体组织的各类进步文化活动，如：在1948年8月“应《华商报》副刊《茶亭》主编夏衍之约，始作回忆散文《抗战回忆录》，至十一月讫。”（龚济民、方仁念编《郭沫若年谱》上册）；特别是在1948年5月8日，郭沫若参加了由《华商报》编辑部主办的“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并发言认为五一的号召“对于促进民主团结，促进胜利，具有历史的意义”。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刚刚发布的“五一口号”的最直接、最有力的回应，“五一口号”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考虑到《华商报》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爱国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它主要是针对“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各国进步人士为主要宣传对象”，而郭沫若选取了《华商报》作为自己社会活动的舞台，利用陆续发表的《“三无主义”疏证》《谁领导了北伐和抗战？》《抗战回忆录》等作品，进一步传达了中国共产人团结抗战、实现民主的主张，为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了心理铺垫和舆论准备。
　　1948年11月23日夜，郭沫若从香港乘船北上，到达了沈阳后连续出席了一系列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各种党内外的会议，每次会议时都是作为焦点人物出现，并做主题发言。1949年10月1日，郭沫若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这些事件无不表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各界民主文化人士全面参与了新中国的缔造与创立，实现了以“五一口号”为基准的政治夙愿，完成了近现代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使命。仅仅只有一年多的时间，郭沫若便成为了新中国文艺战线上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 　　新中国成立前后，郭沫若不辞辛苦地投入到火热的新政权与国家的筹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1949年6月15日，他以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兴奋地高呼“新民主主义的成功万岁！”次日，在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同时被选为第五小组（起草宣言）组长。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式，为主席团成员，任总主席，致开幕词，并作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
　　1949年10月9日，郭沫若当选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此外，他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联主席等各种不同政治与社会职务，在文化、科技和教育等各个不同的领域内，殚精竭虑，辛劳工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有序恢复、发展提升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所做出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績，得到了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认可，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而且还历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届常务委员，二、三、五届副主席。
　　虽然郭沫若身兼数职，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望，但能够公开的以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来工作，却是他多年的夙愿。郭沫若曾在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学部主任交心会上作《自我检查》中明确表示：“我能否成为一个党员，自己也没有把握。但是，只要我一息尚存，不断努力，即使能够在死后，为党所吸收，追认我为一个共产党员，这在我也是莫大的光荣！”（林甘泉、蔡震：《郭沫若年谱长编》第4卷）为此，中国科学院党组在1958年10月30日致函周恩来和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郭沫若同志长期以来，因党籍问题未能公开解决，青年人经常写信质问他，思想上存在苦闷。这次经周恩来、聂荣臻同志介绍沫若同志从新入党，我们意见是不要预备期，做为正式党员。”经过党组织的批准，终于在195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李四光和钱学森等三百多名优秀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虽然这是郭沫若第二次入党，但是在新的历史阶段能够以更加庄重的形式公开自己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从而实现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强烈愿望和光荣梦想。

郭沫若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启示

　　自1927年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虽然对外身份不断的变化，长期未能以党员示人，但是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他为中国广大民众谋求解放和幸福的信念一直未曾改变。纵览郭沫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
　　深厚的理论根基奠定了郭沫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石。郭沫若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也不是为数不多的早期党员，但是他却在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低潮期，毅然决然地加入到党的组织，而且终生不渝，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建立在学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的。1924年郭沫若翻译了日本社会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他的思想就此便逐渐由无神论转变到马克思主义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共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和中篇主要论述了何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如何解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与个人等问题，下篇则借助于对“苏俄革命”的理论分析，进一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相对于下篇来讲，郭沫若更加服膺于上中篇的理论阐述，他对于“唯物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社会发展规律”等学说更是感同身受。此时正处于人生低谷期的郭沫若，恰好面临着又一次人生重要的抉择，是继续坚持“为文艺而文艺”的浪漫主义价值观，还是投身到现实的社会斗争中，争取自由解放的权力呢？《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翻译完全符合他此时的生活情境，“这些觉悟便是我生出了‘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我一方面仍旧继续着我的学艺生活，而在另一方面从事实践活动”。正是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专业理论的指导，郭沫若的社会斗争意识更加具有目的性，同时也强化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
　　广泛的革命斗争实践增强了郭沫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信心。郭沫若从来就不是一个困守书斋的单纯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中郭沫若是参加社会斗争实践最多的革命者，从1926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开始，郭沫若就真正走向了广阔社会斗争的前台。天生就有叛逆精神的郭沫若，在学生时代就带领同学一起反抗滞后的封建教育体制，“五四文学”时期更是以“凤凰涅槃”的决绝姿态携同文艺青年们四面出击，搅动的文坛天翻地覆，但这些还多是属于“自我”率性而为的表现，多带有鲜明的个人抗争色彩。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后，郭沫若开始自觉地由文学革命向社会革命转变，他积极投身到社会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在南昌起义的危机时刻，郭沫若坚定地投入血雨腥风的战斗之中；在海外流亡的落魄之际，郭沫若投身到中国社会性质的思考之内，寻找历史前进的出路；在炮火连天的抗战之时，郭沫若以无畏的斗志鼓舞前线猛士抗争的决心意志；在白色恐怖的危难瞬间，郭沫若用睿智的思维团结带领着先进民主人士汇入新中国的洪流之中。
　　不同战场的历练造就了郭沫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胆识和勇气。“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的英雄气概和正义凌然是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格。郭沫若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此种精神。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到革命战争后，郭沫若辗转于各个不同的战场，既有蛰伏期的调整提升，也有隐身期的无畏周旋，还有公开期的多元奋进。郭沫若是在中国共产党低潮期加入的组织，残酷的斗争环境，并不允许他始终公开自己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在不同战场上的存在，反而更加坚定了他对自己道路选择的自信。
　　回首郭沫若一生所走过的求知探索、抗战救国与新中国建设的艰辛革命之路，他用自己的战斗精神树立了“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坚定政治信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