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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太宰治是日本战后著名的作家，其开创的“无赖派”及其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作品以消极遁世为主题，作品问世后曾一度在青年读者中引发太宰治热，同时引发了自杀热潮，导致评论家批评他作品的负面影响。其创作心理，一直是读者热议的话题，本文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浅析其创作出发点及形成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无赖派”；《人间失格》；《斜阳》；消极；心理角度；自我认同感；自我表达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2--03
一、太宰治与“无赖派”文学
1、无赖派的产生
“无赖派”这一概念是二战后由日本作家太宰治提出的，他也是“无赖派”最主要的代表作家。《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对“无赖”做了如下解释：“‘无赖’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无赖、无用、无奈的释义之外，还有更深邃的延伸，含有反叛的意味。”“无赖派”作家们文风颓废、空虚堕落、离经叛道，通过消极的方式反抗战后的日本社会和政府。“跨文化心理学用资料证明，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才能最精准地解释人类行为。”[1]无赖派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刚刚过去的战争惨痛使得一部分人对生活和未来失去了信心和前进的勇气，他们精神空虚，甚至轻生弃世，于是便转向了官能刺激来寻求精神安慰。他们以越来越浓厚的危机感、幻灭感和虚无感来怀疑战后日本社会的稳定性，否定传统的价值观。在社会混乱动荡的同时，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体系也在一种崩溃中彷徨。”[2]
心理学家埃里克·霍姆伯格·埃里克森所创建的“自我心理学”的观点指出，“人都具有自我认同感，当社会发生动荡，动摇了人们生活的基础时，容易使人发生认同危机。剧烈的社会变迁、战争威胁、政治和社会权利更迭都会导致稳定的丧失、个人价值的改变和不确定的情绪出现。”彼时的日本，刚刚在二战中战败，经济崩溃、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生活设施被毁导致生活无法保障，人心涣散，处于崩溃的边缘。身处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怀抱着对社会的强烈不满，作家太宰治，开始用自己的笔来批判这个社会。
清代史学家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几千年来皆是如此，巨大的社会灾难往往催生出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彼时的日本正处于因战败被美国接管，价值观混乱的当口，无赖派应时而生。通过描述颓废堕落的庶民生活来表达自己的反抗，进而追求思想解放是太宰治文学的一大特点。以太宰治为首的无赖派作家们，无论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还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消极厌世，沉默抵抗的态度正是“自我心理学”观点的现实例证，他们的反抗貌似悄无声息，实则影响深远。因为他们的文字充满了很强的故事性，细致的描写触碰到了每一个脆弱灵魂的深处，读后让人动容，更让人深思生活的意义所在。
2、太宰治与无赖派以及《人间失格》、《斜阳》
作为“无赖派”领军人物，太宰治的代表作《人间失格》和《斜阳》把“无赖派”空虚堕落、消极反抗、离经叛道的文学特征表达得淋漓尽致。《人间失格》中满满地充斥着颓废，主人公叶藏与大地主家庭脱离关系后自甘于每况愈下的生活。一段短暂而甜蜜的婚姻生活曾一度唤起了叶藏对生活的向往与激情。然而正当他决定告别过去不羁的生活时，妻子被人强奸又让他陷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中，再次消极堕落，最后被送至一处偏僻简陋的居所，困病交加，孤独落魄而终。
叶藏的性格及部分遭遇与太宰治本人的极其相似，同样出生大地主家庭，同样不被父母关注，同样与家庭脱离关系，同样数次打算自杀。《人间失格》因此被日本文坛看为是太宰治的自传。“弗洛伊德把文学艺术的创作和人的所有精神活动都归入了无意识领域，把无意识看成是这些活动的起源”[3]他认为文学是被压抑愿望的满足，文学幻想的“原动力是不能满足的愿望”[4]。作家把现实的愿望融入到作品中，把自己假托到主人公身上，主人公的一言一行，一思一想，无疑就是作者本人的行为和意识；围绕在主人公身边的人物，也就是作者身边人物的化身。
《斜阳》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斥着腐朽衰落的味道。《斜阳》里的上原和直治，以及《人间失格》的叶藏都是太宰治的分身。他堕落、阴郁，对社会充满强烈不满甚至仇恨，通过吸毒、遁世、酗酒等消极方式表达着自己的逆反。而《斜阳》的另一主人公和子却是太宰作品中少有的积极乐观的人物形象，和子与母亲相处的场景描写，充满着温情、静谧与柔和，散发着幽远的古典美光辉，给读者亲切柔美的意境。在《斜阳》发表的1947年，和子作为单身女性未婚生子是不被社会所接纳的，她的行为是对当时社会道德底线的挑战和破坏。和子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太宰治情人之一的太田静子，静子与和子一样，是通过弟弟介绍，读到对方的作品后产生倾慕，与本人见面后遂坠入爱河，并为情人生下了孩子。文章中一部分内容来源于太田静子的日记，坚强乐观的和子是太宰治心中的太田静子。此外，上原夫人这个从未正面露脸的人物，是直治一直爱慕的人。“我觉得她那可爱的态度，就是‘诚实’这个词所表现的本来道德……是不是可以叫‘高贵’？我可以断言，我母亲另当别论，我周围其他贵族人员中没有一个有那种毫无戒心的‘诚实’目光。”[5]，作为太宰治分身的直治，他爱慕的人与太宰爱慕的人都是与“母亲”形象相近的，有着贵族气息的高雅女性，这也是太宰治自身心底贵族意识在作品中的投射。
《斜阳》以女性独白体的形式呈现，这样的写作方式让读者感同身受，更能进入主人公内心世界。《斜阳》是为了鼓励太田静子活下去而写的，和子的经历，甚至和子身边亲人的经历都与太田静子及其周围亲人的经历如出一辙。从这个出发点，作家把自我以及身边人物都映射到作品中，加入了自己的真实情感，是弗洛伊德“升华”说的实践者。
3、特别的女性独白体
太宰治的作品大多以女性作为主人公，作品中大量采用女性独白体。作品中太宰治对女性心理异常到位的揣摩，细腻深入的描写甚至会让许多不知情的读者产生错觉，认为这样的作品肯定是出自一位女性之手。女性心理特征的主要表现是寻求情感支持以及安全感，太宰治之所以对女性心理如此了解，是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女性包围之下，在作品中对女性心理的描写与刻画也可以看作是他自身心态的一种映射。被父母忽视的童年经历影响了太宰治一生，对生活的绝望以及对爱的渴求使他一生中策划了五起情死，并终于在最后一次得偿所愿。是怎样的经历让太宰治决心多次赴死？又是怎样的心态让他写出了备受推崇的《人间失格》 和《斜阳》这样的作品呢？ 二、太宰治性格形成浅析
1、文化背景及成长背景
“日本人的‘家’或‘家族制度’的概念意思是指被严格保护的家族关系。是全体社会成员和绝对忠诚的样板。在日本，‘撒娇’（amae）是指‘期待和依靠他人的爱抚’。这个词本来是描写孩子和父母，特别是和母亲的关系的。然而，它也可以用来描述两个成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例如夫妻关系或主仆关系……肯定了相互性和互相依赖性。”[6]太宰治幼年时的“撒娇”即对家庭的期待和依赖因为缺乏父母陪伴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撑，这成为了太宰治成年之后背离家庭向外寻求依靠和期待的开始，也是他缺少心灵归宿的根源所在，导致其严重缺乏自我认同感。
“生活在日本社会中的日本人，普遍感受性高于主动性，“被动”作为民族性在其语言中也有相当的表现。基拉姆指出，日语中没有单一的词可译成代词‘I’或者‘YOU’，但至少有两个词表示‘我’。根据时间地点，每一个人称代词都有若干个词来表示。一个人是同社会地位更高的人说话，还是同地位平等的人说话，还是同地位偏低的人说话；说话人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在公共场合说话还是在私下交流；是写还是说；都要使用不同的第一人称代词。因此，身份不是私人的财产，而是与人际关系的网络紧紧连在一起。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甚至不用人称代词来表达……自我不去创造对象，反而是环境创造自我”[7]。日本哲学家道元也说过：“我没有证明物的存在，物却证明着我的存在。”所以日本人中的多数性格较为被动，这是由其文化背景长期影响的结果。太宰治作为其中的一员有着相同的感情、相似的性格和处世方式。甘愿承受着生活带来的各种苦痛，默默承受，消极抵抗，自甘堕落。与其说是自身性格的影响，不如说文化带给他的影响甚至比家庭带来的影响还要大。
2、从心理角度剖析成长背景
心理学家马斯诺把人的需要呈金字塔形排列出来，从下往上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上一层次的需要，是在满足了金字塔下一层需要的基础上才产生的，如果底层的需要一直没得到满足，就会造成缺失体验。在太宰治的成长过程中，“缺失体验”是异常强烈的。处在长子继承制的日本旧社会中，身为第六子的太宰自小就被父亲忽视，加之母亲体弱多病对太宰缺乏关心照顾，自我存在感很弱。弗洛伊德说过，成人的大多数兴趣与依恋，都是对幼儿期和儿童期的受挫欲望补偿。而且“弗洛伊德对创造性作家的艺术人格非常重视”[8]，因为“作品中的人物和他们的言行举止，是作家内心精神活动的具体化”[9]太宰治在几乎自己所有的小说里，都在主人公身上投射出自己的影子，这样的主人公们，要么酗酒，要么吸毒，要么对生活失去希望，要么两性关系混乱。太宰治婴童期在家里的处境及遭遇造就了一个在自己眼中如此不堪的自己。他的心里有失望也有期许，扭曲的生活不可避免地让他产生出了扭曲的心理。
三、作品与真实的重叠
1、太宰治作品与弗洛伊德“升华”论
对充斥于心的各类情绪，比起在现实中嘟嘟哝哝惹人不满，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付诸笔头，在文中嬉笑怒骂非但不惹人反感却还能吸引到读者并引起共鸣，这就是弗洛伊德的“升华”论。弗洛伊德的学说解释了艺术人格中的“升华能力“像其他任何没有满足愿望的人一样，”艺术家“从现实转开，并把他的全部兴趣、全部本能冲动转移到他所希望的幻想生活的创造中去……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知道怎样苦心经营他的白日梦，是指失去那种刺人耳朵的个人音调，变得对旁人来说也是可供欣赏的”[10]“升华”能力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把内心的冲突塑造成外界的形象”[11]太宰治作品的女性独白体，以及作品中对女性心理以及生理感觉的熟悉，与其幼年时期生活的经历密切相关，他把这样的经历，以及对生活的不满、对社会的声讨融入到各个作品中的具体人物中，并且让人们敞开心扉接受他的各个侧面及内心最深处的想法，真正实现了自我的“升华”。“作家用自我观察的方法将他的‘自我’分裂成许多‘部分的自我’，结果就使他自己精神生活中冲突的思想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体现。”[12]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太宰治作品中许多角色身上都有他自己的影子，他通过书中人物把自己想说的话毫无忌讳地大声说出来，也通过书中人物把自己想做的事无所顾忌地大干了一番。
2、缺乏自我认同感的直治与太宰治
《斜阳》 中直治放荡的生活，是战后整个日本社会的缩影，消极堕落、失望散漫以及对前途的不安等等战后的怪现象在直治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一直颓废不振的直治在给姐姐和子的遗书中写到自己为什么会自暴自弃时说：“我进了高中，首次和一位朋友交往，他是一颗茁壮而强韧的草，来自和成长于与我迥然不同的阶级。被其势头压倒的我为了不服输，用服用毒品变得半疯的办法进行了对抗。接着去当了兵，在那里也还是把吸鸦片作为生存的最后手段。我的这种心理，姐姐恐怕不能理解”[13]这样的内心剖析是年少时曾加入共产党的太宰治在看着没落贵族被无产阶级如杂草般强烈的生存意志和被所在阶级走上末路的恐慌感所压倒时表现出来的无奈。
在《斜阳》直治在遗书里说“人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出现了三次，充分表达了对于战后日本华族被取消后的“人人平等”这样的现实，直治即太宰治无法直视但又必须接受。太宰对于自己毫无认同感可言，对于即将没落的本阶级的认同感也在无产阶级的不断抨击下变得不堪一击。主人公直治的不振，正是缺乏自我认同感带来的，这也贯穿在了太宰治短暂的一生中。
《斜阳》里直治的痛苦，来源于与草根阶层的格格不入。他在临死也在呼喊着“我是贵族”，这样的痛苦即是太宰治的痛苦。贵族的身份但却是草根的境遇，直治和太宰都摇摆其间而无所适从，这是缺乏自我认同感的根本表现。自我认同感来源于婴儿时期的亲子关系，而青少年时期的太宰治参加了共产主义性质团体，在那里，他找到了与大地主家庭分清界限的理由，但是却在其后不久退出。参加是因为厌恶没有爱的家庭，想找到能反抗那个家庭的组织；退出是因为发现自己只是出于厌恶家庭而并不具备强烈的共产主义信念，自己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理念与这样的组织也是格格不入的，反而加重了无法认识自己的问题。自我认同感的缺失困扰了太宰治的一生，其几乎所有失常的行为，都是基于这一点才发生的。因为缺乏自我认同时感到的混乱和失望被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称为“自我认同危机”，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让太宰治和《斜阳》里面的直治都走上了不归之路。 3、作家在作品中的自我表达
作家塑造人物，有自我的映射，也有自己内心欲求的幻化。缺失的安全感和爱，导致太宰治创作时更多的是采用“私小说”形式，宛如日记般对各种遭遇柔声细语地缓缓道来，这样的柔弱容易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潘多拉的盒子》与《斜阳》都取材于日记，前者更是直接以日记的形式呈现。弗洛伊德把作家的创作看成是“原欲”的驱使和升华，《人间失格》里叶藏这个人物与太宰治从出身、求学经历到婚姻生活都有着惊人的重合。在叶藏身上，比起未曾被满足的“原欲”的驱使，更多的是太宰治在现实中无从倾诉的自我表达，属于主观内心小说范畴。我们通过小说看到了一个极其自卑与极度自傲的太宰治，他以小丑扮相取悦周围人，却在心底蔑视着周围的一切。被这样的矛盾撕裂着的他对这个社会无所适从，不管是《人间失格》《斜阳》还是《维庸之妻》这些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全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伤，以及太宰治对自己的否定。
四、小结
太宰治的一生只有短短39年，代表作《人间失格》及《斜阳》是他宣泄内心的自画像，在这两部作品中作家的性格跃然纸上。可以说，太宰治的性格以软弱、自卑为主要特征，正因如此才会消极。性格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累积的结果，成长背景、遗传因素、环境影响等皆为其因，而性格则是心理成熟后的外在表达，拥有怎样的心理决定着将要采取怎样的行动。而引导太宰治走向死亡之路的是无时无刻都存在着的“多余人”感觉，这一感觉源自家庭关系。爱的缺失让太宰治终身被孤独感围绕，以致抛家弃子与情妇情死。太宰治是把自己分裂在了无数的文学形象中呈现出来。这些人物放荡不羁，在堕落中无法自拔，其根源是作家对生活的失望，对社会的反抗。以太宰治为代表的“无赖派”文学的产生源自对政府的失望，对战争的声讨，人民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动荡不安，只能消极懈怠应对，通过各种扭曲的行为释放心理压力，补偿自己所受的痛苦。太宰治及其风向标带领下的“无赖派”文学，以焦虑、自我压抑或自我否定的方式，以主观想象的形式满足人生重要的需求，这些特征是典型的神经质人格类型。弗洛伊德说过，“成人的大多数兴趣与依恋，都是对幼儿期和儿童期的受挫欲望补偿”。而所有心理疾病都与需求的落空有关。太宰治对生活的失望、在两性关系上的混乱以及数次的情死，与成长经历息息相关，与各种心理需求的不满足息息相关，更与自我调节失控相关。
从心理角度分析太宰治，只是作者看待太宰治的一个侧面，不敢以偏概全，对于喜爱太宰治的读者解读太宰治的一生来说更只犹如管中窥豹。只希望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太宰治，能另开一个理解太宰治的窗口，从多面了解这位英年早逝作家的内心世界。
注释：
[1][美]A.J.马尔塞拉 R.G.撒普 T.J.西勃罗夫斯基 主编 肖振远 荣新海 范学德 李景林译 1991年4月版《跨文化心理学》 第17页.
[2]《论“无赖派”与日本战后文学的转型》 刘炳范 CNKI论文.
[3][7][9][11][12]《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 卡尔文.斯.霍尔等著 包华富 陈昭全 杨莘燊编译第179页 第183页 第185页 第186页 第142页.
[4]弗洛伊德 《创作家与白日梦》见《二十世纪文学评论集》.
[5]《斜阳》 太宰治：王述坤译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第335～336页.
[6][7]《跨文化心理学》 美A.J.马尔塞拉 R.G.撒普 T.J.西勃罗夫斯基主编 肖振远 荣新海 范学德 李景林 译 第99页 第95页.
[10]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 第314页.
[13]《斜阳》 太宰治著 王述坤译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第 329页.
关键词：“无赖派”；《人间失格》；《斜阳》；消极；心理角度；自我认同感；自我表达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2--03
一、太宰治与“无赖派”文学
1、无赖派的产生
“无赖派”这一概念是二战后由日本作家太宰治提出的，他也是“无赖派”最主要的代表作家。《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对“无赖”做了如下解释：“‘无赖’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无赖、无用、无奈的释义之外，还有更深邃的延伸，含有反叛的意味。”“无赖派”作家们文风颓废、空虚堕落、离经叛道，通过消极的方式反抗战后的日本社会和政府。“跨文化心理学用资料证明，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才能最精准地解释人类行为。”[1]无赖派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刚刚过去的战争惨痛使得一部分人对生活和未来失去了信心和前进的勇气，他们精神空虚，甚至轻生弃世，于是便转向了官能刺激来寻求精神安慰。他们以越来越浓厚的危机感、幻灭感和虚无感来怀疑战后日本社会的稳定性，否定传统的价值观。在社会混乱动荡的同时，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体系也在一种崩溃中彷徨。”[2]
心理学家埃里克·霍姆伯格·埃里克森所创建的“自我心理学”的观点指出，“人都具有自我认同感，当社会发生动荡，动摇了人们生活的基础时，容易使人发生认同危机。剧烈的社会变迁、战争威胁、政治和社会权利更迭都会导致稳定的丧失、个人价值的改变和不确定的情绪出现。”彼时的日本，刚刚在二战中战败，经济崩溃、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生活设施被毁导致生活无法保障，人心涣散，处于崩溃的边缘。身处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怀抱着对社会的强烈不满，作家太宰治，开始用自己的笔来批判这个社会。
清代史学家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几千年来皆是如此，巨大的社会灾难往往催生出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彼时的日本正处于因战败被美国接管，价值观混乱的当口，无赖派应时而生。通过描述颓废堕落的庶民生活来表达自己的反抗，进而追求思想解放是太宰治文学的一大特点。以太宰治为首的无赖派作家们，无论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还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消极厌世，沉默抵抗的态度正是“自我心理学”观点的现实例证，他们的反抗貌似悄无声息，实则影响深远。因为他们的文字充满了很强的故事性，细致的描写触碰到了每一个脆弱灵魂的深处，读后让人动容，更让人深思生活的意义所在。
2、太宰治与无赖派以及《人间失格》、《斜阳》
作为“无赖派”领军人物，太宰治的代表作《人间失格》和《斜阳》把“无赖派”空虚堕落、消极反抗、离经叛道的文学特征表达得淋漓尽致。《人间失格》中满满地充斥着颓废，主人公叶藏与大地主家庭脱离关系后自甘于每况愈下的生活。一段短暂而甜蜜的婚姻生活曾一度唤起了叶藏对生活的向往与激情。然而正当他决定告别过去不羁的生活时，妻子被人强奸又让他陷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中，再次消极堕落，最后被送至一处偏僻简陋的居所，困病交加，孤独落魄而终。
叶藏的性格及部分遭遇与太宰治本人的极其相似，同样出生大地主家庭，同样不被父母关注，同样与家庭脱离关系，同样数次打算自杀。《人间失格》因此被日本文坛看为是太宰治的自传。“弗洛伊德把文学艺术的创作和人的所有精神活动都归入了无意识领域，把无意识看成是这些活动的起源”[3]他认为文学是被压抑愿望的满足，文学幻想的“原动力是不能满足的愿望”[4]。作家把现实的愿望融入到作品中，把自己假托到主人公身上，主人公的一言一行，一思一想，无疑就是作者本人的行为和意识；围绕在主人公身边的人物，也就是作者身边人物的化身。
《斜阳》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斥着腐朽衰落的味道。《斜阳》里的上原和直治，以及《人间失格》的叶藏都是太宰治的分身。他堕落、阴郁，对社会充满强烈不满甚至仇恨，通过吸毒、遁世、酗酒等消极方式表达着自己的逆反。而《斜阳》的另一主人公和子却是太宰作品中少有的积极乐观的人物形象，和子与母亲相处的场景描写，充满着温情、静谧与柔和，散发着幽远的古典美光辉，给读者亲切柔美的意境。在《斜阳》发表的1947年，和子作为单身女性未婚生子是不被社会所接纳的，她的行为是对当时社会道德底线的挑战和破坏。和子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太宰治情人之一的太田静子，静子与和子一样，是通过弟弟介绍，读到对方的作品后产生倾慕，与本人见面后遂坠入爱河，并为情人生下了孩子。文章中一部分内容来源于太田静子的日记，坚强乐观的和子是太宰治心中的太田静子。此外，上原夫人这个从未正面露脸的人物，是直治一直爱慕的人。“我觉得她那可爱的态度，就是‘诚实’这个词所表现的本来道德……是不是可以叫‘高贵’？我可以断言，我母亲另当别论，我周围其他贵族人员中没有一个有那种毫无戒心的‘诚实’目光。”[5]，作为太宰治分身的直治，他爱慕的人与太宰爱慕的人都是与“母亲”形象相近的，有着贵族气息的高雅女性，这也是太宰治自身心底贵族意识在作品中的投射。
《斜阳》以女性独白体的形式呈现，这样的写作方式让读者感同身受，更能进入主人公内心世界。《斜阳》是为了鼓励太田静子活下去而写的，和子的经历，甚至和子身边亲人的经历都与太田静子及其周围亲人的经历如出一辙。从这个出发点，作家把自我以及身边人物都映射到作品中，加入了自己的真实情感，是弗洛伊德“升华”说的实践者。
3、特别的女性独白体
太宰治的作品大多以女性作为主人公，作品中大量采用女性独白体。作品中太宰治对女性心理异常到位的揣摩，细腻深入的描写甚至会让许多不知情的读者产生错觉，认为这样的作品肯定是出自一位女性之手。女性心理特征的主要表现是寻求情感支持以及安全感，太宰治之所以对女性心理如此了解，是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女性包围之下，在作品中对女性心理的描写与刻画也可以看作是他自身心态的一种映射。被父母忽视的童年经历影响了太宰治一生，对生活的绝望以及对爱的渴求使他一生中策划了五起情死，并终于在最后一次得偿所愿。是怎样的经历让太宰治决心多次赴死？又是怎样的心态让他写出了备受推崇的《人间失格》 和《斜阳》这样的作品呢？ 二、太宰治性格形成浅析
1、文化背景及成长背景
“日本人的‘家’或‘家族制度’的概念意思是指被严格保护的家族关系。是全体社会成员和绝对忠诚的样板。在日本，‘撒娇’（amae）是指‘期待和依靠他人的爱抚’。这个词本来是描写孩子和父母，特别是和母亲的关系的。然而，它也可以用来描述两个成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例如夫妻关系或主仆关系……肯定了相互性和互相依赖性。”[6]太宰治幼年时的“撒娇”即对家庭的期待和依赖因为缺乏父母陪伴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撑，这成为了太宰治成年之后背离家庭向外寻求依靠和期待的开始，也是他缺少心灵归宿的根源所在，导致其严重缺乏自我认同感。
“生活在日本社会中的日本人，普遍感受性高于主动性，“被动”作为民族性在其语言中也有相当的表现。基拉姆指出，日语中没有单一的词可译成代词‘I’或者‘YOU’，但至少有两个词表示‘我’。根据时间地点，每一个人称代词都有若干个词来表示。一个人是同社会地位更高的人说话，还是同地位平等的人说话，还是同地位偏低的人说话；说话人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在公共场合说话还是在私下交流；是写还是说；都要使用不同的第一人称代词。因此，身份不是私人的财产，而是与人际关系的网络紧紧连在一起。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甚至不用人称代词来表达……自我不去创造对象，反而是环境创造自我”[7]。日本哲学家道元也说过：“我没有证明物的存在，物却证明着我的存在。”所以日本人中的多数性格较为被动，这是由其文化背景长期影响的结果。太宰治作为其中的一员有着相同的感情、相似的性格和处世方式。甘愿承受着生活带来的各种苦痛，默默承受，消极抵抗，自甘堕落。与其说是自身性格的影响，不如说文化带给他的影响甚至比家庭带来的影响还要大。
2、从心理角度剖析成长背景
心理学家马斯诺把人的需要呈金字塔形排列出来，从下往上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上一层次的需要，是在满足了金字塔下一层需要的基础上才产生的，如果底层的需要一直没得到满足，就会造成缺失体验。在太宰治的成长过程中，“缺失体验”是异常强烈的。处在长子继承制的日本旧社会中，身为第六子的太宰自小就被父亲忽视，加之母亲体弱多病对太宰缺乏关心照顾，自我存在感很弱。弗洛伊德说过，成人的大多数兴趣与依恋，都是对幼儿期和儿童期的受挫欲望补偿。而且“弗洛伊德对创造性作家的艺术人格非常重视”[8]，因为“作品中的人物和他们的言行举止，是作家内心精神活动的具体化”[9]太宰治在几乎自己所有的小说里，都在主人公身上投射出自己的影子，这样的主人公们，要么酗酒，要么吸毒，要么对生活失去希望，要么两性关系混乱。太宰治婴童期在家里的处境及遭遇造就了一个在自己眼中如此不堪的自己。他的心里有失望也有期许，扭曲的生活不可避免地让他产生出了扭曲的心理。
三、作品与真实的重叠
1、太宰治作品与弗洛伊德“升华”论
对充斥于心的各类情绪，比起在现实中嘟嘟哝哝惹人不满，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付诸笔头，在文中嬉笑怒骂非但不惹人反感却还能吸引到读者并引起共鸣，这就是弗洛伊德的“升华”论。弗洛伊德的学说解释了艺术人格中的“升华能力“像其他任何没有满足愿望的人一样，”艺术家“从现实转开，并把他的全部兴趣、全部本能冲动转移到他所希望的幻想生活的创造中去……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知道怎样苦心经营他的白日梦，是指失去那种刺人耳朵的个人音调，变得对旁人来说也是可供欣赏的”[10]“升华”能力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把内心的冲突塑造成外界的形象”[11]太宰治作品的女性独白体，以及作品中对女性心理以及生理感觉的熟悉，与其幼年时期生活的经历密切相关，他把这样的经历，以及对生活的不满、对社会的声讨融入到各个作品中的具体人物中，并且让人们敞开心扉接受他的各个侧面及内心最深处的想法，真正实现了自我的“升华”。“作家用自我观察的方法将他的‘自我’分裂成许多‘部分的自我’，结果就使他自己精神生活中冲突的思想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体现。”[12]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太宰治作品中许多角色身上都有他自己的影子，他通过书中人物把自己想说的话毫无忌讳地大声说出来，也通过书中人物把自己想做的事无所顾忌地大干了一番。
2、缺乏自我认同感的直治与太宰治
《斜阳》 中直治放荡的生活，是战后整个日本社会的缩影，消极堕落、失望散漫以及对前途的不安等等战后的怪现象在直治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一直颓废不振的直治在给姐姐和子的遗书中写到自己为什么会自暴自弃时说：“我进了高中，首次和一位朋友交往，他是一颗茁壮而强韧的草，来自和成长于与我迥然不同的阶级。被其势头压倒的我为了不服输，用服用毒品变得半疯的办法进行了对抗。接着去当了兵，在那里也还是把吸鸦片作为生存的最后手段。我的这种心理，姐姐恐怕不能理解”[13]这样的内心剖析是年少时曾加入共产党的太宰治在看着没落贵族被无产阶级如杂草般强烈的生存意志和被所在阶级走上末路的恐慌感所压倒时表现出来的无奈。
在《斜阳》直治在遗书里说“人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出现了三次，充分表达了对于战后日本华族被取消后的“人人平等”这样的现实，直治即太宰治无法直视但又必须接受。太宰对于自己毫无认同感可言，对于即将没落的本阶级的认同感也在无产阶级的不断抨击下变得不堪一击。主人公直治的不振，正是缺乏自我认同感带来的，这也贯穿在了太宰治短暂的一生中。
《斜阳》里直治的痛苦，来源于与草根阶层的格格不入。他在临死也在呼喊着“我是贵族”，这样的痛苦即是太宰治的痛苦。贵族的身份但却是草根的境遇，直治和太宰都摇摆其间而无所适从，这是缺乏自我认同感的根本表现。自我认同感来源于婴儿时期的亲子关系，而青少年时期的太宰治参加了共产主义性质团体，在那里，他找到了与大地主家庭分清界限的理由，但是却在其后不久退出。参加是因为厌恶没有爱的家庭，想找到能反抗那个家庭的组织；退出是因为发现自己只是出于厌恶家庭而并不具备强烈的共产主义信念，自己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理念与这样的组织也是格格不入的，反而加重了无法认识自己的问题。自我认同感的缺失困扰了太宰治的一生，其几乎所有失常的行为，都是基于这一点才发生的。因为缺乏自我认同时感到的混乱和失望被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称为“自我认同危机”，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让太宰治和《斜阳》里面的直治都走上了不归之路。 3、作家在作品中的自我表达
作家塑造人物，有自我的映射，也有自己内心欲求的幻化。缺失的安全感和爱，导致太宰治创作时更多的是采用“私小说”形式，宛如日记般对各种遭遇柔声细语地缓缓道来，这样的柔弱容易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潘多拉的盒子》与《斜阳》都取材于日记，前者更是直接以日记的形式呈现。弗洛伊德把作家的创作看成是“原欲”的驱使和升华，《人间失格》里叶藏这个人物与太宰治从出身、求学经历到婚姻生活都有着惊人的重合。在叶藏身上，比起未曾被满足的“原欲”的驱使，更多的是太宰治在现实中无从倾诉的自我表达，属于主观内心小说范畴。我们通过小说看到了一个极其自卑与极度自傲的太宰治，他以小丑扮相取悦周围人，却在心底蔑视着周围的一切。被这样的矛盾撕裂着的他对这个社会无所适从，不管是《人间失格》《斜阳》还是《维庸之妻》这些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全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伤，以及太宰治对自己的否定。
四、小结
太宰治的一生只有短短39年，代表作《人间失格》及《斜阳》是他宣泄内心的自画像，在这两部作品中作家的性格跃然纸上。可以说，太宰治的性格以软弱、自卑为主要特征，正因如此才会消极。性格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累积的结果，成长背景、遗传因素、环境影响等皆为其因，而性格则是心理成熟后的外在表达，拥有怎样的心理决定着将要采取怎样的行动。而引导太宰治走向死亡之路的是无时无刻都存在着的“多余人”感觉，这一感觉源自家庭关系。爱的缺失让太宰治终身被孤独感围绕，以致抛家弃子与情妇情死。太宰治是把自己分裂在了无数的文学形象中呈现出来。这些人物放荡不羁，在堕落中无法自拔，其根源是作家对生活的失望，对社会的反抗。以太宰治为代表的“无赖派”文学的产生源自对政府的失望，对战争的声讨，人民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动荡不安，只能消极懈怠应对，通过各种扭曲的行为释放心理压力，补偿自己所受的痛苦。太宰治及其风向标带领下的“无赖派”文学，以焦虑、自我压抑或自我否定的方式，以主观想象的形式满足人生重要的需求，这些特征是典型的神经质人格类型。弗洛伊德说过，“成人的大多数兴趣与依恋，都是对幼儿期和儿童期的受挫欲望补偿”。而所有心理疾病都与需求的落空有关。太宰治对生活的失望、在两性关系上的混乱以及数次的情死，与成长经历息息相关，与各种心理需求的不满足息息相关，更与自我调节失控相关。
从心理角度分析太宰治，只是作者看待太宰治的一个侧面，不敢以偏概全，对于喜爱太宰治的读者解读太宰治的一生来说更只犹如管中窥豹。只希望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太宰治，能另开一个理解太宰治的窗口，从多面了解这位英年早逝作家的内心世界。
注释：
[1][美]A.J.马尔塞拉 R.G.撒普 T.J.西勃罗夫斯基 主编 肖振远 荣新海 范学德 李景林译 1991年4月版《跨文化心理学》 第17页.
[2]《论“无赖派”与日本战后文学的转型》 刘炳范 CNKI论文.
[3][7][9][11][12]《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 卡尔文.斯.霍尔等著 包华富 陈昭全 杨莘燊编译第179页 第183页 第185页 第186页 第142页.
[4]弗洛伊德 《创作家与白日梦》见《二十世纪文学评论集》.
[5]《斜阳》 太宰治：王述坤译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第335～336页.
[6][7]《跨文化心理学》 美A.J.马尔塞拉 R.G.撒普 T.J.西勃罗夫斯基主编 肖振远 荣新海 范学德 李景林 译 第99页 第95页.
[10]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 第314页.
[13]《斜阳》 太宰治著 王述坤译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第 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