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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4年秋在美国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为各国工商界参与缔造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中国工商界秉持经济繁荣与持久和平须臾不可分离的信念，同各国工商界代表的沟通交流，积极参与会议对战后各国商业政策、各国货币关系、投资之鼓励与保障、私营企业等议题的研讨，既为实现战后国际经济合作、推进中国战后工业化进程，争取到新的机遇，也为重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缔造持久和平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中国战时外交；国际通商会议；战后经济重建；持久和平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0-0032-11
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大萧条的推动下，国际经济秩序紊乱无序，这跟同时期国际政治形势的恶化互为表里。到二战期间，这一前车之鉴使联合国家（United Nations）明白，如果没有经济繁荣，战后政治蓝图也就无法长久维持。在美国罗斯福政府主持下，联合国家先后举行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力图构建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蓝图，这些会议均是美国政府发起的、有各国政府委派代表出席的政府间国际会议。而1944年秋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则是一次由美国工商团体召集，由各国工商界代表人士参加的非政府国际会议。这一会议对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乃至战后持久和平的维系，均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缺乏专门研究。本文拟利用相关档案资料，着重分析中国工商界对国际通商会议的态度、参与和对会议的贡献，并简略评价此次会议对中国参与缔造战后经济秩序的意义。
国际通商会议是由国际商会美国分会、美国商业联合会、美国制造业协会、美国对外贸易协会等四家工商业团体共同发起召开的。1944年6月末，这四家团体联名致电所有盟国和中立国的重要工商业团体，邀请各国工商团体选派代表，出席将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讨论包括私营企业、各国商业政策、国际货币关系，新区域工业化、投资之鼓励与保障、卡特尔等议题，以求为改良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贸易秩序奠定基础。电文强调：
在当今世界，各国福祉及遭际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远甚从前，各国工商界人士如能相互了解和合作，实为各国求取发展进步并保持国际间持久和平的紧要步骤。①
国际通商会议是首次由美国工商业团体出面组织的民间集会，这次会议将使各国工商界人士在战争期间首次得以聚首，讨论战后国际经济重大议题，这使非常渴望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中国工商界人士深感兴奋。设于重庆的全国工业协会和全国商业联合会筹备处当即决定接受邀请，并积极推选与会代表。至8月底，两团体各提名11位工商界人士为候选代表，其中包括胡西园、潘仰山、薛桂轮、范旭东、支秉渊、颜耀秋、陈祖光、章剑慧、余名钰等人，皆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工商界翘楚。经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圈定，卢作孚、张公权、陈光甫、范旭东、李铭等获选充任出席国际通商会议的代表，留美华侨商界人士李国钦、中国植物油厂总经理张嘉铸、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云南蚕业新村公司总经理葛敬中等四人担任代表团顾问。①代表团各成员均十分了解抗战期间中国工商业发展现状及战后发展前景及需求，对于战后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以及实施何种工商业政策等重要问题，他们也都有有着全面的了解和鲜明的见解。
西南各地工商界人士非常重视此次国际通商会议，普遍认为它将为战后中国发展民营企业和推进工业化进程营造良好氛围，提供莫大机遇。恰在此时，罗斯福总统派美国战时生产局长纳尔逊来华，调查战时中国经济困难情形，商讨解决良策。纳尔逊在同蒋介石讨论到战后中美经济合作问题时表示，中国战后建设需要中美密切合作，美国可以向中国提供商业借贷，并将派遣能源动力等方面专家来华，帮助中国推进工业化。②纳尔逊来华所展现的战后中美经济合作蓝图，无论对重庆国民政府还是对西南工商界而言，都预示着战后中国工业化的可喜前景，这显然刺激了工商界人士对此次国际通商会议的积极关注和踊跃参与。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国货厂商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生产促进会等五个团体于9月20日共同发起举行座谈会，对国际通商会议将要讨论的各项议题加以深入研讨并提出具体意见，供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时参考。座谈会还邀请国民政府经济部、财政部、社会部、四联总处、各大银行等机构派员出席，以求集思广益。③座谈会由豫丰纱厂总经理潘仰山主持，出席者有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刘攻芸、财政部钱币司长戴铭礼等政府官员，有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经济专家章有江、财政专家崔唯吾等专业人士，还有各行业工商界代表人士，总计50余人。卢作孚、范旭东、陈光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均出席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④各界人士经过热烈发言和讨论，对国际通商会议各项议题产生如下结论性意见：对于私人企业问题，与会人士主张中国应采取国营和民营并重政策，以适合当前国内政策及法律，应有统筹计划和适当的统制，以便权衡工业化各项需求和利害；对于战后商业政策，座谈会希望此次国际通商会议能够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合理的国际贸易制度，并希望防止外汇统制和独占市场，但中国在战后初期应继续实施温和的保护性关税政策，以便对民族工业加以适当保护；对于国际货币关系，与会人士均表示拥护布雷顿森林会议各项决议案；对于投资的鼓励及保障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关键问题之一，座谈会主张，鼓励外国资本通过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机构对中国工业大量投资，并希望中国代表团能在会议期间同外商接洽，探讨组建对华投资银行团的可行性；关于卡特尔这一对中国利害关系不大的问题，座谈会也提出应着重限制其消极作用，主张在国际间采取严禁政策，防止其被居心不良者及侵略者加以利用。⑤座谈会希望中国代表团成员积极听取各界意见，认为此次国际通商会议乃民间商业团体发起，各国参与者皆为私人工商业者代表人物，中国代表团在会上必须代表中国工商界说话，特别是应当照顾到中国工商界当前及今后的实际需要。⑥
在中国代表团启程赴美前后，多位经济专家及工商界人士又在重庆各大报章杂志发表文章，有的归纳总结各界人士在座谈会上所提意见，有的提出对于国际通商会议九项议题的理解和意见，有的则阐释中国参与国际通商会议对于中国战后经济建设的意义。在启程前，卢作孚曾向工商界人士表明他此去美国的意图，要使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工商界了解中国抗战以来经济困难实际情形，促进中外沟通和相互了解，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亟欲利用东南亚等地区作为中国工农业产品外销市场的期望，以便换取外汇，反哺中国工业化进程。⑦以大后方经济建设为主要业务的川康兴业公司还特聘张公权担任驻美代表，希望他利于参与国际通商会议之便利，就中外贸易和引进外资等方面同外商预作商洽。⑧ 带着中国工商界的热切期待，陈光甫、范旭东、卢作孚等人于10月中旬飞抵美国纽约，同已在美的张公权、李铭等人会合。张公权自从辞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一职后即赴美考察，在美已一年有余，熟悉美国工商界情形及罗斯福政府有关政策，但由于罗斯福政府召集的芝加哥国际民用航空会议召开在即，国民政府任命张公权担任中国首席代表，使他难以兼顾国际工商会议的事务。为加强中国代表团阵容并全面参与国际通商会议的分组讨论起见，陈光甫等代表在征得经济部商业司同意后，就近推选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为候补代表，并推选永利公司总工程师侯德榜为候补顾问。①张公权还从在美留学及华侨工商界人士中遴选了十几位得力人士充当代表团技术助理，对会议议题预作研究，起草发言稿并为代表团准备相关材料。②中国战后经济要迎头赶上，就必须同唯一有实力对外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的美国建立密切合作。基于这一认识，陈光甫率领中国代表团专门宴请主办国际通商会议的美国四大工商团体负责人，同他们讨论国际通商会议各项议题，特别是就有关战后中国民营事业与国营事业之关系、外资鼓励与保障、战后商业政策等问题，征求美国工商界的意见。席间，美国商会会长詹斯顿（Eric A. Johnston）结合美国工商业优势和中国战时经济困难情形，对如何开展战后中美经济合作发表了看法。他说，美国十分愿意对工业后进国家提供长期借贷，中国开展工业化，将产生对美国技术及设备的旺盛需求，美国工商界有必要以长期信贷支持这种需求，中国政府和工商界在战后建设复兴计划方面的目标也应协调一致，从而能够大量吸收美国对华投资。③
1944年11月10日，国际通商会议于在纽约郊外的雷伊正式拉开帷幕，总计有52个国家的工商界派代表团出席会议，苏联虽未委派正式代表，但派其驻美商务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④依照会议最终确定的8项议题，会议的形式除全体会议外，主要是依照议题的不同进行分组讨论。会议首先确认各国代表团分别参加8项议题分组讨论的代表名单，并推选各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会议主办方接着宣读了罗斯福总统发来的致辞。罗斯福表示，各国工商界为推动战争胜利贡献良多，今后应将注意力转向重建战后国际贸易，原因在于，战后国际间商业关系的发展，对于各国经济利益和安全实息息相关，各国须增进相互了解，通力合作，采取有力措施，使战后国际经贸往来不受歧视政策及各种贸易壁垒之阻碍，从而为新的世界经济结构奠定基础，方能维持世界的繁荣和安定。⑤发起国际通商会议的美国四大工商业团体负责人也分别致辞表示，垄断及排外性质的贸易关系在今后愈发不可行，只有公平贸易、良性竞争，才能确保世界经济的稳定繁荣，经济和平必须以自由的国际贸易关系和互惠非歧视性的经贸协定为基础；本次会议旨在为各国工商业者提供一个交换意见、沟通信息的场合，从而增进各国工商界之间对各自战后经济建设需求的了解，资本雄厚的美国清楚自己所担负的责任，期望与会各国代表能够化解各国在经济方针上的矛盾歧异，树立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信念，如此方能保障国际和平与繁荣。⑥
国际通商会议开幕后，即分别对卡特尔、各国商业政策、国际货币关系、投资之鼓励及保障、新区域工业化、私人企业、粮食及原材料、交通和通讯等8项议题展开分组讨论。中国代表团成员积极参与对各个议题的讨论，对会议贡献良多：
（一）卡特尔
对于如何对待卡特尔利弊的问题，各国代表形成正、反两方面意见。反对者（以美国代表团为代表）认为，卡特尔不论其形式如何，均足以限制贸易、阻碍竞争、垄断价格，有着严重的消极作用；赞成者（以英国代表团为主）则辩护说，卡特尔可以增进专利技术转让，提高商品品质，降低生产成本，且能刺激需求、扩大就业，并有助于开拓市场。①信奉自由企业制度的美国政府及工商界对卡特尔持最强烈的反对意见，罗斯福总统曾于1943年9月在给赫尔国务卿的一封信中指出，卡特尔对国际间协调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各国要在商业及贸易领域展开实质性合作，要使国际经济关系揭开新篇章，首先就要终结卡特尔这种制度。②各国代表熟知美国工商界对卡特尔的强烈反感，在这种情况下，分组讨论虽然由英国代表贝鲁（Sir Clive Baillieu）主持，但他不愿公开挑战美国代表团的立场，仅对卡特尔的作用作了简单辩护，声称卡特尔同关税、补贴等一样，都是贸易管制措施之一，只有在建立有效的国际经济及贸易体制后，才能逐步加以削减。③
卡特尔对于中国战后经济建设的利害关系并不像美、英考虑地那么严重，所以参与分组讨论的中国代表李铭并未提交中国代表团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文件。不过，中国工商界对卡特尔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卡特尔有利亦有弊，但要着重防范卡特尔国际化所潜藏的危害。重庆工商界召开的座谈会就曾主张，一要在国际间对卡特尔严加禁止，二要在国内采取严格监督政策，同时健全各种同业公会，强化其调整产销、议定货价等功能，这样也就可以消除卡特尔的存在理由。④经济部商业司在给中国代表团的指示中，更强调该如何防范卡特尔国际化的严重后果，希望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应持论“反对卡特尔及其他操纵国际商品或市场之组织”，“国际商品如有统制生产、维持市价或分配销售区域之必要时，应由有关各国提请国际经济机构予以适当之处置”，⑤意思是说，要使新成立的战后国际经济机构接掌国际卡特尔原先具备的一些积极功能，从而消除国际卡特尔存在的必要。
经过美、英两国代表会外协商，双方很快达成妥协，最终提交全体会议的分组讨论报告，将正反两方面意见并列陈述，一方面认为卡特尔的优点应予保存，另一方面呼吁各国政府密切关注和研讨各种卡特尔方式对于就业问题、生活水准、工业发展、物价波动、贸易往来等的影响，以便对卡特尔加以有效管控，防止其损害各国公共利益。⑥卡特尔小组讨论报告于国际通商会议闭幕当天才提交全体会议，当即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二）各国商业政策
各国商业政策是此次国际通商会议核心议题之一。采取何种商业政策，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政策。自经济大萧条以来，各国币制紊乱，工人失业，社会混乱，各国为挽救经济起见，争相高筑关税壁垒，乃至以设置进口配额、外汇管制、易货贸易、差别待遇等手段对贸易往来加以限制，结果形成条块分割、相互对立的经济集团，不仅使自由贸易无从实现，而且使国际局势更趋紧张。到国际通商会议召开之际，反对贸易管制，力倡自由贸易，已经形成为各国工商界的共识。与会代表大多主张废除各种形式的歧视性贸易政策，降低关税，废除进口配额制度，施行最惠国待遇条款，如此才能有助于增加生产、促进就业、拉动消费、拓展贸易，才能为人类奠定自由幸福之基础。⑦ 然而，实行什么样的贸易政策，从根本上而言取决于该国工业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工业发达国家同工业落后国家相比，对待自由贸易的态度和政策自然会存在差异。对象中国这样的工业落后国家而言，采取适度的保护性关税政策是在所难免的。西南工商界比较通行的主张是，“严禁妨碍自由贸易之贸易统制及外汇统制，严禁妨碍原料自由供应之禁止输出及独占市场办法，严禁破坏经济平衡的倾销政策”，⑧在战后过渡期内，“中国商业政策之基本原则，应以发展民族资本及保护工业化为条件，因此中国需要实行合理之关税保护”。①经济部商业司也指示中国代表团，既要表明中国“赞助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及调节各国贸易平衡之国际合作办法”的原则立场，也要向各国代表“说明我国幼稚工业需要适当之关税保护”的难处，至于战争期间国际贸易所受各类统制，中国政府“准备战后分别放松或废除之”。②参与分组讨论的中国代表贝祖诒在向会议递交的中国代表团立场文件中，除申明中国战后贸易政策必将导向自由贸易的终极目标外，又强调说，中国民众的购买能力取决于他们的生产能力，中国要实现工业化，提高生活水平，方能对国际贸易有比较大的贡献，中国要在战后过渡期内维持进出口收支平衡，就要仰赖农产品及工矿产品出口市场的扩展。③中国代表李铭进一步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尽早致力于马来亚、荷属东印度、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的恢复和重建，使这一地区成为中国农、矿产品的主要市场，他还呼吁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应撤除关税壁垒，准许中国农、矿产品输入。④除中国外，几个以农业立国而亟须推进工业化的国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国也提出同中国代表团相近的主张。巴西代表团直截了当地要求，首先应当由发达工业国降低贸易壁垒，巴西等工业落后国家不宜采取同步降低贸易壁垒和保障外资自由流动。⑤印度代表团团长还指控罗斯福政府对自由贸易推行双重标准，并举例说美国棉商凭借出口补贴的支持，向印度大肆低价倾销美国棉花，致使印度本地产棉花连年严重积压。印度商人在对美贸易中也遭受多重歧视性限制。⑥
各国商业政策小组提交给全体会议的报告采纳了中国等国代表的意见，承认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民族主义多半“起因于若干非侵略国家或爱好和平国家无法建立国际收支平衡，如果这些国家无法解决国际支付问题，也就无法指望其采取正当合理的商业政策”，“各国特别是债权国政府，应努力扩大进口，使债务国有能力偿付其债务”。⑦报告还建议，订立十年期以上的长期贸易协定，使贸易各方能做长期生产及销售打算；各国政府缔结国际经济宪章，以确保自由贸易机会均等，防止歧视性贸易障碍；设立一个国际经济机构，负责监督及协调各国商业政策，使之合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⑧
（三）国际货币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经济大萧条的爆发，迫使许多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致使国际汇兑陷入混乱，而英镑等货币集团的产生，使世界经济条块分割的局面更形严重，国际贸易也就自然无法顺利发展。为汲取历史教训，在国际通商会议之前不久，罗斯福政府在布雷顿森林主持召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决定建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基金由成员各国按比例分摊，使各国共同承担稳定通货的责任。此举无疑有助于使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保持稳定，并为战后国际通商顺利开展排除障碍。各国代表对于国际货币关系的分组讨论，几乎都围绕着刚结束不久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展开，对会议的成果特别是建立国际货币基金以便稳定国际金融的决定均表示拥护。与会代表大多同意，首先要使有着重要国际金融地位的美元和英镑保持汇率稳定，这对于国际金融稳定有着十分关键的意义。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成果增强了中国工商界的信心。在西南实业界座谈会上，各方均表示“信赖国际货币基金的功效，除一致拥护外，不作其他主张”。②经济部商业司指示也强调，“赞成以国际合作方式维持各国汇率之平稳”，对于抗战期间中国所实施的外汇统制措施，“除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所规定之过渡期间管制办法外，不另施行外汇统制”。③
（四）新区域工业化
所谓新区域，是指那些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及社会条件，但工业化进程尚有待开展或希望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主要包括亚洲的中国、印度和东南亚，拉美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澳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欧及东南欧各国以及中东和北非等地。到二战末期，除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外，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几乎都集中在西欧和北美，广大亚、非、拉各国均希望在战后能加快实现本国的工业化。对中国而言，实现工业化更是国民政府和工商业者的一致呼声。西南工商界为中国代表团举办的座谈会主张，中国在盟国当中投入抗战最早、牺牲最大，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也最大，理应获得优先工业化的权利，在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协助下，先使中国完成工业化。在此过程中，除了以各种方式引进外资和技术以外，如果盟国在战后拆运各轴心国工业设备，中国也理当获得相应的份额。④经济部商业司在给中国代表团的指示中，也强调要借助于国际合作渠道推动工业化进程，并“极望各国以其资金、技术及过剩器材协助我国发展工业”，并希望中国代表团在会场内外找机会，“与美商接洽我国收购美国工厂之设备”。⑤
根据这些意见，中国代表积极向与会代表表明中国对于战后实现工业化的热切期望，并就实现工业化的具体条件和方式表明立场。会议期间，陈光甫曾就中国工业化问题集中阐述过中方的主张。他指出：“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工业化乃是最重要的战后问题。”这是中国人从此次战争得来的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实现工业化，才有望提高人民之购买力，促进人民之生活标准，方能切实履行中国对于保障及促进世界安定与和平所承担的责任。同时，中国有庞大人口、丰富资源，具备极大市场潜力，也具备发展工业的条件。⑥李铭向与会代表解释说，中国以农业立国，至少有80%人口是农业人口。无论在战时还是在战后，中国都需要加快农业发展，其目的除保障全国民众粮食需求外，更是为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以便留出资金进口工业设备，从而推进战后工业化进程。⑦为此，中国代表团说服各国代表团将落后国家要实现工业化，还应当把加快农业发展和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考虑在内这一点写入分组讨论报告。⑧ （五）投资之鼓励与保障
落后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非得有大量资金可资利用不可。战后唯一有实力以大量资本和先进技术可供输出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美国大量过剩资本此时也急于寻求投资市场，这是美国之所以发起召开国际通商会议而各国工商界也踊跃参与的初衷之一。对于亟待工业化的中国而言，吸引外资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至于应以何种方式延揽和对待外国资本，西南实业界座谈会提出，中国可采用政府间借款、政府向外国私营企业借款、政府或企业直接在国外市场发行债券等多种筹资方式。具体到直接投资，可以有两种方式：其一，“我国无力自营而不碍主权的事业，提倡中外官民合营”；其二，“我国不能自制而不碍主权的货品，欢迎外商在华设厂”。①至于外资利用办法，可以采取借款、合资、特许经营等三种方式。有学者指出，在中英、中美新约签订后，外商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既已取消，今后外商在华投资和经营事业均应享受与国民同等的待遇，除了若干必须交由国营的事业外，其他民营或官民合办的企业，均应准许外商投资和参与经营，这样方可澄清外商的疑虑，使其乐于对华大量投资。②1943年9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讨论战后建设问题时，曾通过一项关于吸收和利用外资办法的决议，其中谈到，“今后中外合办实业，对于外国方面投资数额之比例，应不加固定之约束，公司组织，除董事长外，其总经理人选亦不限定为本国人”，③等于是放宽了限制尺度。经济部在给中国代表团的指示中，考虑到今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对华投资“恐不足以应中国工业发展之需要”，故而欢迎外国政府及企业对华大量投资，至于具体办法，经济部除重申国民党五届十一中的上述决议精神外，还提出“外人可来华设分厂、分店或单独经营企业”，还可用特许方式鼓励外商在华经营。④
根据国民政府的指示和国内实业界的意见，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多次就投资之鼓励与保障问题发表意见，贝祖诒、范旭东、李铭等代表均曾向与会各国代表表明中国战后建设亟盼外商对华大量投资，并愿意营造良好政策环境以保障投资者利益。贝祖诒指出，中国战后工业项目实施需要外国以15年或20年为期的长期贷款的支持，中国将提供一种简便和稳定的税收政策，并以法律保障对中外投资者一视同仁。⑤范旭东着重强调，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亟须美国等发达工业国家在资金、技术及设备方面的援助，美国的剩余资金和多余设备大可以输出到中国，供中国利用来促进自身工业发展，这将是战后中美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⑥李铭则根据五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和经济部商业司指示的精神，在专门为中国代表团举办的记者会上，着重向各国工商界阐述了中国今后利用外资的原则，以及吸收和保障外资利益的办法。⑦
对于投资之鼓励与保障问题，与会代表围绕着资本输出的经济动因、投资事业的社会宗旨、国际投资的性质、如何对待外国资本等四个方面展开分组讨论，强调国际投资应以改善资本输入国的民众经济生活为最终目标；强调债务国和债权国应认清彼此利益关系，债务国应尽力避免歧视与不公正待遇，债权国则力避纯粹为一己私利而投资，为使债务国有机会偿付债务，债权国应减少货物进口障碍，以便利债务国产品及服务的输入。⑧
（六）交通和通讯
贸易的拓展需要完备发达的交通设施与之相配套，而铁路、航运等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是中国战后推进工业化、发展国际贸易的主要障碍之一。张公权在抗战前曾主持过中国铁路建设，后来又曾主政交通部。据他的估计，中国在抗战前，农产品要运至销售市场，只有5%是依靠铁路完成的，“战前我国的产品，百分之十九就地销纳，百分之四十四销至附近村落，百分之二十九销于城市，只有百分之八销于远地”。①这种状况全是铁路交通落后所导致的。至于轮船运输，中国更是落后，加之又因战争遭受严重损失，自不平等条约废除、内河航运权收回后，中国航运业发展更为迫切，且不论发展远洋航运，单单就内河航运、沿海航运而言，经济学家罗敦伟认为，“以中国海岸线之长，以中国沿海岛屿之多，以及内河航线之繁密”，所需船舶吨位将会十分庞大。②
张公权在美期间着重考察了美国铁路建设经验，并向美国工商界描绘中国战后铁路建设蓝图，呼吁他们向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得到美国工商界的积极反响，他们感到，战后中国铁路建设，既可以带动内陆广大地区的工业化，也有助于开辟新的市场，这一投资机会是非常有利可图的。③至于航运业发展途径，中国航运界认为，除建设民族造船工业外，更便捷的途径是利用美国在战争结束后有望出现的大量剩余船只。经济部商业司亦曾指示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须向各工业发达国家表明，“交通便利为工业化之主要条件，希望各国协助我国发展交通及交通器材工业”的愿望外，还要求代表团寻机同美国接洽，商讨“战后我国利用各国过剩船舶等之可能办法”。④卢作孚还打算在出席国际通商会议后，专门考察美国造船及航运事业，并寻机采购大批船舶，投入国内内河及沿海航运。
鉴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曾将大量商船队用于战争准备及侵略活动，与会代表在分组讨论时一致呼吁各国政府，在战后和平条款中须对侵略各国的航运业及造船业严加限制，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遭受严重战争创伤的国家，与会代表呼吁各国政府通力合作，协助它们进行交通基础设施的恢复及建设，对所需交通器材，也应最优先供应。⑤美国代表在介绍美国售让剩余船舶的原则性条件外，表示如果战争能在1946年结束，美国可能保有的船只吨位预计达4800万吨，但是美国战后船只安置将以满足军队建设需要为优先选项，美国也应尽量用自营船舶载运至少50%的进出口贸易货物。⑥但即便如此，战后美国仍有望出现大量剩余船舶交付商业用途，这无疑使中国代表团深感振奋。中国代表团积极参与会议对此议题的分组讨论，卢作孚、张嘉铸积极主动为会议起草分组讨论总结报告，表现十分活跃。最终报告对各点事项的讨论结论，几乎全都体现了中国代表团的意见，小组报告关于严格限制法西斯国家航运业发展和关于国内及内陆运输两节文字，几乎完全照搬中国代表团起草的文稿。⑦
（七）粮食及原材料 由于世界各国粮食、主要能源、矿产的分布极不均匀，这些原料和粮食的分配是否公正合理，直接关系到各国人民生存及经济繁荣能否维持。中国工商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对原材料实施公正合理的分配，使世界各国均能受益，并消除垄断或操纵原料的行为及心理。⑧经济部给中国代表团的指示主张，“关于世界原料之供应，应由国际经济机构拟定公平办法”，“特种原料及产量过剩或过少之原料，应由有关国家在国际经济机构指导之下，设法予以合理之调整”。⑨卢作孚、张嘉铸积极参与对这一议题的分组讨论，力求使会议接收中国主张，从而通过国际合作，使中国工业化所需原料获得充足供应，使民众的粮食需求获得充足保障。中国代表团是这一议题分组讨论中表现最为积极踊跃的代表团之一，卢作孚等中国代表团成员还受会议的委托，草拟出十二个问题，作为分组讨论时的议程。这些问题涉及原料生产加工及分配、国际贸易障碍的消除、各国农林牧渔等原料的度量衡标准差异、农业原料在工业上的用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疏通粮食及原料的贸易流通渠道等，旨在向与会代表提示，有哪些问题事关世界粮食及工业原材料能否得到公正合理分配。中国代表团就这一议题所提出的全部意见，几乎全被与会代表接受，并被纳入小组报告。①
（八）私营企业
私营企业是此次国际通商会议的首要议题，对于工商经济发达的美国而言，衷心信奉自由贸易，推崇自由企业精神。美国代表团在参与分组讨论时一再强调，美国战时生产之所以能突飞猛进，根本原因在于民众当中蕴藏着深厚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全有赖于私人企业精神的维系。②相比之下，考虑到中国工农业落后等实际情况，中国工商界虽盼望中国代表团“传递美国企业自由之精神”，③但承认“民营、国营各有其利，应求互相配合”，“并谓经济问题非有合理之计划不能为合理之措施，非有适当之统制不能达到合理之计划”，关键在于“统制之实施应积极发行领导与调整作用，消极避免苛扰及干涉之弊”。为此，西南工商界座谈会上曾提出两点主张，“在事业经营上，国营与民营并重”，“在事业管理上，我国应有整个之计划与适当之统制”。④鉴于中国工业落后，“民族企业无论国营民营，均甚幼稚脆弱，不能与国际竞争”，结果“国营者固应由政府通盘筹划，私营者亦亟待政府扶助发展，自不能完全脱离政府之管制”。⑤所以，对中国而言，关键是如何划清国营、民营之间的界限，让工商业者和国外投资者知晓何去何从。对这一问题，章乃器将西南工商界座谈会的意见汇总为两点，一方面赞成政府予以统一计划和适度统制的必要，另一方面则强调，“国营事业之范围，限于独占性之企业及非私人资本所能举办者。除此以外，私有企业即不应加以任何限制”。⑥经济部商业司在给中国代表团的指示中说，“除极少数种类应由国家独营者外，其余均许民营”，但是对于何者交付国营、何者交由民营的问题，经济部并未明确其界限，仅仅表示可以“依大多数国家之通例办理，例如兵工业、造船业及飞机制造业等”，此外，如政府需要经营其他种类企业时，“应以公用事业或发展需时较久、收效较迟、利润较少之企业为限”。⑦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再向各国工商界代表说明中国战后建设将如何划分这二者的经营界限，及如何发挥私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贝祖诒和李铭先后就私营企业政策表明中方立场，参与私营企业分组讨论的范旭东则着重强调了中国将全力扶助私营企业发展的意愿，他说，所有为应对抗战急需而被政府管制的企业，在战后都应交还给民众自营，政府的功能仅在于协助企业搜集发布有关数据及市场信息，防止企业出现垄断经营，协调不同门类企业均衡发展，办理私营企业无力解决的难题，等等。⑧
在分组讨论时，多数与会代表一方面秉持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初衷，一方面也深受美国工商界舆论导向的影响，其言论也以支持私人企业发展为主，强调私人企业制度是促进就业、实现繁荣、提高生活水准乃至维持世界持久和平的最有效方式，希望私人企业能在战后各国国民经济中恢复正当地位，使其得以最大限度地发展。美国工商界对这些表态并不满足，感到仍然过于保守，不能很好地体现他们召集通商会议以便伸张自由企业精神、倡导自由贸易的初衷，但是除中国代表团表明要国营、民营并重发展外，也有一些国家（以法国为代表）代表团倾向于效仿苏联做法，全面强化政府对工业企业运营的管控，①就连英国代表团也警告说，在放松或撤销战时对企业管制措施的过程中要十分谨慎，因为世界经济结构有可能重新陷入紊乱和无政府状态。②
最后，国际通商会议在结束对总计八项议题的分组讨论后，即连续召开三次全体会议，分别由各议题小组委员会将本组讨论结果向大会作报告，并经大会审议通过。在11月16日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与会各国代表团一致通过粮食及原材料的分组报告，会议主席还向各国代表特别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在此议题分组讨论过程中的突出贡献。③在翌日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投资之鼓励与保障、新区域工业化、各国货币关系以及运输交通等四个议题的分组报告，经与会各国代表审议后均获得一致通过。已经通过的这几项议题都是各国意见趋于一致、相互间基本没有多少歧异的问题，但对于剩余的各国商业政策、私营企业、卡特尔这三项议题，事关各国工业化进程等核心利益，都是存在比较多争议的问题。围绕战后商业政策的争论主要在落后国家同美、英等工商业发达国家之间展开，焦点在于落后国家是否有必要以及如何对各自工业化加以适当贸易保护措施，其中以印度代表团的立场最为坚决。印度代表力主改变印度在国际经济结构所处的不公正待遇，建立公平、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并称非如此不足以改变印度落后面貌，发达国家也就无法指望印度对经济国际主义做贡献。④直到11月18日举行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暨闭幕会上，会议才最终通过了上述三项议题的分组报告。⑤
1944年秋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为各国工商界参与缔造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无论是对中国战后的经济建设，还是对战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构建，都有着重要意义。美国四大工商业团体在发起及筹备会议的时候就已明确，此次国际通商会议并不追求对各项议题达成全体一致，也不指望对某种政策性议题发表共同宣言，而是旨在为各国工商界代表提供一个自由讨论机会，就各项议题充分交换意见，增进各国工商界之间的相互了解，明了各个国家战后工商业恢复及建设的政策意图。⑥陈光甫评价说：“正因为这样，（与会代表）所发表的言论相当坦率，得到的结果才比较接近实情。”⑦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各国代表团对各项议题的分组讨论报告，等于是将报告内容接受为各国与会代表团在此次国际通商会议上的共识，这就比会议举办者的初衷更进了一步。与会代表对会议的举办初衷和最终成果均十分看重，用印度首席代表梅贺达爵士的话说，了解和认识是国际合作的先决条件，只有此次会议能成为各国工商界人士彼此了解的阶石，那么国际合作才有望实现。⑧陈光甫在代表中国代表团做闭幕致辞时，也对会议气氛和成果做了积极和乐观的评价，他说中国代表在会议期间注意到，各工业发达国家均愿向落后国家提供协助，而各个落后国家均欲致力于工业化，各国代表均欲通过社会方式解决这些经济问题，这些迹象都清楚地表明，国际合作已是遥遥在望。⑨ 让中国代表团对会议成果感到振奋的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代表团对会议各项议题所提意见，大多被会议列入各分组报告。总的说来会议成果（特别是关于战后各国贸易政策、新区域工业化、投资鼓励及保障、粮食及原材料、交通运输等项议题）比较充分地吸纳和反映了中国代表团的意见，陈光甫觉得，这些成果尚可告慰国内工商界人士和国民政府的殷切期待。①二是通过在会议期间的见闻、感触以及同各国特别是美国工商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国代表团感到国内工商界在战后工业化及中美经济合作中将大有可为。特别是对于私营企业问题，据陈光甫的观察，虽然各国代表意见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或者受战时条件所迫的无奈之举，或者是为应对战后环境的必要措施，或者是保护本国落后工业得以发展，但是原则上都承认，自由企业精神是今后世界工商业的必然潮流。②美国工商界对贸易自由、私营企业的推崇，也深深感染了陈光甫、卢作孚、范旭东、李铭、贝祖诒等人。在送呈国民政府经济部报告会议情形的电文中，陈光甫就提到，“与会各国代表一致拥护私营企业，已有国营事业国家，不宜再扩展范围”，③并把这些成果通报给全国工业协会和全国商业联合会。中国代表团成员还联名电呈蒋介石，报告国际通商会议成果，强调指出，“各国代表一致主张，国内维持私人企业，国际发展自由贸易，战时政府管制事项战后撤销”，④希望这一情形能够对国民政府战后工商业政策决策有所影响，以便为抗战后民营企业发展争取到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
国际通商会议是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召集的又一次事关战后经济重建的会议。它跟本年度先后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会议、芝加哥国际民用航空会议一起，构成二战后期反法西斯同盟为缔造战后持久和平的重大努力，这几次会议的主旨同缔造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侧重点有所不同，均着眼于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繁荣，希望使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合理而安定。这一宗旨如能顺利实现，对历经战祸摧残的中国而言，可为推进工业化进程、加快战后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根本性保障。从这一层面来看，中国工商界代表人士对国际通商会议的积极参与，就在无形中对战后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创建进程做出了贡献，从而在战争期间缔造战后和平的进程中，留下了非同寻常的历史印迹。
【作者简介】韩长青，男，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冷战国际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关键词：中国战时外交；国际通商会议；战后经济重建；持久和平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0-0032-11
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大萧条的推动下，国际经济秩序紊乱无序，这跟同时期国际政治形势的恶化互为表里。到二战期间，这一前车之鉴使联合国家（United Nations）明白，如果没有经济繁荣，战后政治蓝图也就无法长久维持。在美国罗斯福政府主持下，联合国家先后举行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力图构建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蓝图，这些会议均是美国政府发起的、有各国政府委派代表出席的政府间国际会议。而1944年秋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则是一次由美国工商团体召集，由各国工商界代表人士参加的非政府国际会议。这一会议对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乃至战后持久和平的维系，均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缺乏专门研究。本文拟利用相关档案资料，着重分析中国工商界对国际通商会议的态度、参与和对会议的贡献，并简略评价此次会议对中国参与缔造战后经济秩序的意义。
国际通商会议是由国际商会美国分会、美国商业联合会、美国制造业协会、美国对外贸易协会等四家工商业团体共同发起召开的。1944年6月末，这四家团体联名致电所有盟国和中立国的重要工商业团体，邀请各国工商团体选派代表，出席将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讨论包括私营企业、各国商业政策、国际货币关系，新区域工业化、投资之鼓励与保障、卡特尔等议题，以求为改良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贸易秩序奠定基础。电文强调：
在当今世界，各国福祉及遭际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远甚从前，各国工商界人士如能相互了解和合作，实为各国求取发展进步并保持国际间持久和平的紧要步骤。①
国际通商会议是首次由美国工商业团体出面组织的民间集会，这次会议将使各国工商界人士在战争期间首次得以聚首，讨论战后国际经济重大议题，这使非常渴望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中国工商界人士深感兴奋。设于重庆的全国工业协会和全国商业联合会筹备处当即决定接受邀请，并积极推选与会代表。至8月底，两团体各提名11位工商界人士为候选代表，其中包括胡西园、潘仰山、薛桂轮、范旭东、支秉渊、颜耀秋、陈祖光、章剑慧、余名钰等人，皆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工商界翘楚。经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圈定，卢作孚、张公权、陈光甫、范旭东、李铭等获选充任出席国际通商会议的代表，留美华侨商界人士李国钦、中国植物油厂总经理张嘉铸、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云南蚕业新村公司总经理葛敬中等四人担任代表团顾问。①代表团各成员均十分了解抗战期间中国工商业发展现状及战后发展前景及需求，对于战后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以及实施何种工商业政策等重要问题，他们也都有有着全面的了解和鲜明的见解。
西南各地工商界人士非常重视此次国际通商会议，普遍认为它将为战后中国发展民营企业和推进工业化进程营造良好氛围，提供莫大机遇。恰在此时，罗斯福总统派美国战时生产局长纳尔逊来华，调查战时中国经济困难情形，商讨解决良策。纳尔逊在同蒋介石讨论到战后中美经济合作问题时表示，中国战后建设需要中美密切合作，美国可以向中国提供商业借贷，并将派遣能源动力等方面专家来华，帮助中国推进工业化。②纳尔逊来华所展现的战后中美经济合作蓝图，无论对重庆国民政府还是对西南工商界而言，都预示着战后中国工业化的可喜前景，这显然刺激了工商界人士对此次国际通商会议的积极关注和踊跃参与。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国货厂商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生产促进会等五个团体于9月20日共同发起举行座谈会，对国际通商会议将要讨论的各项议题加以深入研讨并提出具体意见，供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时参考。座谈会还邀请国民政府经济部、财政部、社会部、四联总处、各大银行等机构派员出席，以求集思广益。③座谈会由豫丰纱厂总经理潘仰山主持，出席者有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刘攻芸、财政部钱币司长戴铭礼等政府官员，有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经济专家章有江、财政专家崔唯吾等专业人士，还有各行业工商界代表人士，总计50余人。卢作孚、范旭东、陈光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均出席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④各界人士经过热烈发言和讨论，对国际通商会议各项议题产生如下结论性意见：对于私人企业问题，与会人士主张中国应采取国营和民营并重政策，以适合当前国内政策及法律，应有统筹计划和适当的统制，以便权衡工业化各项需求和利害；对于战后商业政策，座谈会希望此次国际通商会议能够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合理的国际贸易制度，并希望防止外汇统制和独占市场，但中国在战后初期应继续实施温和的保护性关税政策，以便对民族工业加以适当保护；对于国际货币关系，与会人士均表示拥护布雷顿森林会议各项决议案；对于投资的鼓励及保障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关键问题之一，座谈会主张，鼓励外国资本通过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机构对中国工业大量投资，并希望中国代表团能在会议期间同外商接洽，探讨组建对华投资银行团的可行性；关于卡特尔这一对中国利害关系不大的问题，座谈会也提出应着重限制其消极作用，主张在国际间采取严禁政策，防止其被居心不良者及侵略者加以利用。⑤座谈会希望中国代表团成员积极听取各界意见，认为此次国际通商会议乃民间商业团体发起，各国参与者皆为私人工商业者代表人物，中国代表团在会上必须代表中国工商界说话，特别是应当照顾到中国工商界当前及今后的实际需要。⑥
在中国代表团启程赴美前后，多位经济专家及工商界人士又在重庆各大报章杂志发表文章，有的归纳总结各界人士在座谈会上所提意见，有的提出对于国际通商会议九项议题的理解和意见，有的则阐释中国参与国际通商会议对于中国战后经济建设的意义。在启程前，卢作孚曾向工商界人士表明他此去美国的意图，要使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工商界了解中国抗战以来经济困难实际情形，促进中外沟通和相互了解，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亟欲利用东南亚等地区作为中国工农业产品外销市场的期望，以便换取外汇，反哺中国工业化进程。⑦以大后方经济建设为主要业务的川康兴业公司还特聘张公权担任驻美代表，希望他利于参与国际通商会议之便利，就中外贸易和引进外资等方面同外商预作商洽。⑧ 带着中国工商界的热切期待，陈光甫、范旭东、卢作孚等人于10月中旬飞抵美国纽约，同已在美的张公权、李铭等人会合。张公权自从辞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一职后即赴美考察，在美已一年有余，熟悉美国工商界情形及罗斯福政府有关政策，但由于罗斯福政府召集的芝加哥国际民用航空会议召开在即，国民政府任命张公权担任中国首席代表，使他难以兼顾国际工商会议的事务。为加强中国代表团阵容并全面参与国际通商会议的分组讨论起见，陈光甫等代表在征得经济部商业司同意后，就近推选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为候补代表，并推选永利公司总工程师侯德榜为候补顾问。①张公权还从在美留学及华侨工商界人士中遴选了十几位得力人士充当代表团技术助理，对会议议题预作研究，起草发言稿并为代表团准备相关材料。②中国战后经济要迎头赶上，就必须同唯一有实力对外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的美国建立密切合作。基于这一认识，陈光甫率领中国代表团专门宴请主办国际通商会议的美国四大工商团体负责人，同他们讨论国际通商会议各项议题，特别是就有关战后中国民营事业与国营事业之关系、外资鼓励与保障、战后商业政策等问题，征求美国工商界的意见。席间，美国商会会长詹斯顿（Eric A. Johnston）结合美国工商业优势和中国战时经济困难情形，对如何开展战后中美经济合作发表了看法。他说，美国十分愿意对工业后进国家提供长期借贷，中国开展工业化，将产生对美国技术及设备的旺盛需求，美国工商界有必要以长期信贷支持这种需求，中国政府和工商界在战后建设复兴计划方面的目标也应协调一致，从而能够大量吸收美国对华投资。③
1944年11月10日，国际通商会议于在纽约郊外的雷伊正式拉开帷幕，总计有52个国家的工商界派代表团出席会议，苏联虽未委派正式代表，但派其驻美商务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④依照会议最终确定的8项议题，会议的形式除全体会议外，主要是依照议题的不同进行分组讨论。会议首先确认各国代表团分别参加8项议题分组讨论的代表名单，并推选各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会议主办方接着宣读了罗斯福总统发来的致辞。罗斯福表示，各国工商界为推动战争胜利贡献良多，今后应将注意力转向重建战后国际贸易，原因在于，战后国际间商业关系的发展，对于各国经济利益和安全实息息相关，各国须增进相互了解，通力合作，采取有力措施，使战后国际经贸往来不受歧视政策及各种贸易壁垒之阻碍，从而为新的世界经济结构奠定基础，方能维持世界的繁荣和安定。⑤发起国际通商会议的美国四大工商业团体负责人也分别致辞表示，垄断及排外性质的贸易关系在今后愈发不可行，只有公平贸易、良性竞争，才能确保世界经济的稳定繁荣，经济和平必须以自由的国际贸易关系和互惠非歧视性的经贸协定为基础；本次会议旨在为各国工商业者提供一个交换意见、沟通信息的场合，从而增进各国工商界之间对各自战后经济建设需求的了解，资本雄厚的美国清楚自己所担负的责任，期望与会各国代表能够化解各国在经济方针上的矛盾歧异，树立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信念，如此方能保障国际和平与繁荣。⑥
国际通商会议开幕后，即分别对卡特尔、各国商业政策、国际货币关系、投资之鼓励及保障、新区域工业化、私人企业、粮食及原材料、交通和通讯等8项议题展开分组讨论。中国代表团成员积极参与对各个议题的讨论，对会议贡献良多：
（一）卡特尔
对于如何对待卡特尔利弊的问题，各国代表形成正、反两方面意见。反对者（以美国代表团为代表）认为，卡特尔不论其形式如何，均足以限制贸易、阻碍竞争、垄断价格，有着严重的消极作用；赞成者（以英国代表团为主）则辩护说，卡特尔可以增进专利技术转让，提高商品品质，降低生产成本，且能刺激需求、扩大就业，并有助于开拓市场。①信奉自由企业制度的美国政府及工商界对卡特尔持最强烈的反对意见，罗斯福总统曾于1943年9月在给赫尔国务卿的一封信中指出，卡特尔对国际间协调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各国要在商业及贸易领域展开实质性合作，要使国际经济关系揭开新篇章，首先就要终结卡特尔这种制度。②各国代表熟知美国工商界对卡特尔的强烈反感，在这种情况下，分组讨论虽然由英国代表贝鲁（Sir Clive Baillieu）主持，但他不愿公开挑战美国代表团的立场，仅对卡特尔的作用作了简单辩护，声称卡特尔同关税、补贴等一样，都是贸易管制措施之一，只有在建立有效的国际经济及贸易体制后，才能逐步加以削减。③
卡特尔对于中国战后经济建设的利害关系并不像美、英考虑地那么严重，所以参与分组讨论的中国代表李铭并未提交中国代表团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文件。不过，中国工商界对卡特尔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卡特尔有利亦有弊，但要着重防范卡特尔国际化所潜藏的危害。重庆工商界召开的座谈会就曾主张，一要在国际间对卡特尔严加禁止，二要在国内采取严格监督政策，同时健全各种同业公会，强化其调整产销、议定货价等功能，这样也就可以消除卡特尔的存在理由。④经济部商业司在给中国代表团的指示中，更强调该如何防范卡特尔国际化的严重后果，希望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应持论“反对卡特尔及其他操纵国际商品或市场之组织”，“国际商品如有统制生产、维持市价或分配销售区域之必要时，应由有关各国提请国际经济机构予以适当之处置”，⑤意思是说，要使新成立的战后国际经济机构接掌国际卡特尔原先具备的一些积极功能，从而消除国际卡特尔存在的必要。
经过美、英两国代表会外协商，双方很快达成妥协，最终提交全体会议的分组讨论报告，将正反两方面意见并列陈述，一方面认为卡特尔的优点应予保存，另一方面呼吁各国政府密切关注和研讨各种卡特尔方式对于就业问题、生活水准、工业发展、物价波动、贸易往来等的影响，以便对卡特尔加以有效管控，防止其损害各国公共利益。⑥卡特尔小组讨论报告于国际通商会议闭幕当天才提交全体会议，当即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二）各国商业政策
各国商业政策是此次国际通商会议核心议题之一。采取何种商业政策，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政策。自经济大萧条以来，各国币制紊乱，工人失业，社会混乱，各国为挽救经济起见，争相高筑关税壁垒，乃至以设置进口配额、外汇管制、易货贸易、差别待遇等手段对贸易往来加以限制，结果形成条块分割、相互对立的经济集团，不仅使自由贸易无从实现，而且使国际局势更趋紧张。到国际通商会议召开之际，反对贸易管制，力倡自由贸易，已经形成为各国工商界的共识。与会代表大多主张废除各种形式的歧视性贸易政策，降低关税，废除进口配额制度，施行最惠国待遇条款，如此才能有助于增加生产、促进就业、拉动消费、拓展贸易，才能为人类奠定自由幸福之基础。⑦ 然而，实行什么样的贸易政策，从根本上而言取决于该国工业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工业发达国家同工业落后国家相比，对待自由贸易的态度和政策自然会存在差异。对象中国这样的工业落后国家而言，采取适度的保护性关税政策是在所难免的。西南工商界比较通行的主张是，“严禁妨碍自由贸易之贸易统制及外汇统制，严禁妨碍原料自由供应之禁止输出及独占市场办法，严禁破坏经济平衡的倾销政策”，⑧在战后过渡期内，“中国商业政策之基本原则，应以发展民族资本及保护工业化为条件，因此中国需要实行合理之关税保护”。①经济部商业司也指示中国代表团，既要表明中国“赞助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及调节各国贸易平衡之国际合作办法”的原则立场，也要向各国代表“说明我国幼稚工业需要适当之关税保护”的难处，至于战争期间国际贸易所受各类统制，中国政府“准备战后分别放松或废除之”。②参与分组讨论的中国代表贝祖诒在向会议递交的中国代表团立场文件中，除申明中国战后贸易政策必将导向自由贸易的终极目标外，又强调说，中国民众的购买能力取决于他们的生产能力，中国要实现工业化，提高生活水平，方能对国际贸易有比较大的贡献，中国要在战后过渡期内维持进出口收支平衡，就要仰赖农产品及工矿产品出口市场的扩展。③中国代表李铭进一步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尽早致力于马来亚、荷属东印度、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的恢复和重建，使这一地区成为中国农、矿产品的主要市场，他还呼吁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应撤除关税壁垒，准许中国农、矿产品输入。④除中国外，几个以农业立国而亟须推进工业化的国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国也提出同中国代表团相近的主张。巴西代表团直截了当地要求，首先应当由发达工业国降低贸易壁垒，巴西等工业落后国家不宜采取同步降低贸易壁垒和保障外资自由流动。⑤印度代表团团长还指控罗斯福政府对自由贸易推行双重标准，并举例说美国棉商凭借出口补贴的支持，向印度大肆低价倾销美国棉花，致使印度本地产棉花连年严重积压。印度商人在对美贸易中也遭受多重歧视性限制。⑥
各国商业政策小组提交给全体会议的报告采纳了中国等国代表的意见，承认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民族主义多半“起因于若干非侵略国家或爱好和平国家无法建立国际收支平衡，如果这些国家无法解决国际支付问题，也就无法指望其采取正当合理的商业政策”，“各国特别是债权国政府，应努力扩大进口，使债务国有能力偿付其债务”。⑦报告还建议，订立十年期以上的长期贸易协定，使贸易各方能做长期生产及销售打算；各国政府缔结国际经济宪章，以确保自由贸易机会均等，防止歧视性贸易障碍；设立一个国际经济机构，负责监督及协调各国商业政策，使之合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⑧
（三）国际货币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经济大萧条的爆发，迫使许多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致使国际汇兑陷入混乱，而英镑等货币集团的产生，使世界经济条块分割的局面更形严重，国际贸易也就自然无法顺利发展。为汲取历史教训，在国际通商会议之前不久，罗斯福政府在布雷顿森林主持召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决定建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基金由成员各国按比例分摊，使各国共同承担稳定通货的责任。此举无疑有助于使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保持稳定，并为战后国际通商顺利开展排除障碍。各国代表对于国际货币关系的分组讨论，几乎都围绕着刚结束不久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展开，对会议的成果特别是建立国际货币基金以便稳定国际金融的决定均表示拥护。与会代表大多同意，首先要使有着重要国际金融地位的美元和英镑保持汇率稳定，这对于国际金融稳定有着十分关键的意义。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成果增强了中国工商界的信心。在西南实业界座谈会上，各方均表示“信赖国际货币基金的功效，除一致拥护外，不作其他主张”。②经济部商业司指示也强调，“赞成以国际合作方式维持各国汇率之平稳”，对于抗战期间中国所实施的外汇统制措施，“除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所规定之过渡期间管制办法外，不另施行外汇统制”。③
（四）新区域工业化
所谓新区域，是指那些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及社会条件，但工业化进程尚有待开展或希望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主要包括亚洲的中国、印度和东南亚，拉美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澳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欧及东南欧各国以及中东和北非等地。到二战末期，除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外，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几乎都集中在西欧和北美，广大亚、非、拉各国均希望在战后能加快实现本国的工业化。对中国而言，实现工业化更是国民政府和工商业者的一致呼声。西南工商界为中国代表团举办的座谈会主张，中国在盟国当中投入抗战最早、牺牲最大，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也最大，理应获得优先工业化的权利，在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协助下，先使中国完成工业化。在此过程中，除了以各种方式引进外资和技术以外，如果盟国在战后拆运各轴心国工业设备，中国也理当获得相应的份额。④经济部商业司在给中国代表团的指示中，也强调要借助于国际合作渠道推动工业化进程，并“极望各国以其资金、技术及过剩器材协助我国发展工业”，并希望中国代表团在会场内外找机会，“与美商接洽我国收购美国工厂之设备”。⑤
根据这些意见，中国代表积极向与会代表表明中国对于战后实现工业化的热切期望，并就实现工业化的具体条件和方式表明立场。会议期间，陈光甫曾就中国工业化问题集中阐述过中方的主张。他指出：“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工业化乃是最重要的战后问题。”这是中国人从此次战争得来的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实现工业化，才有望提高人民之购买力，促进人民之生活标准，方能切实履行中国对于保障及促进世界安定与和平所承担的责任。同时，中国有庞大人口、丰富资源，具备极大市场潜力，也具备发展工业的条件。⑥李铭向与会代表解释说，中国以农业立国，至少有80%人口是农业人口。无论在战时还是在战后，中国都需要加快农业发展，其目的除保障全国民众粮食需求外，更是为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以便留出资金进口工业设备，从而推进战后工业化进程。⑦为此，中国代表团说服各国代表团将落后国家要实现工业化，还应当把加快农业发展和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考虑在内这一点写入分组讨论报告。⑧ （五）投资之鼓励与保障
落后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非得有大量资金可资利用不可。战后唯一有实力以大量资本和先进技术可供输出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美国大量过剩资本此时也急于寻求投资市场，这是美国之所以发起召开国际通商会议而各国工商界也踊跃参与的初衷之一。对于亟待工业化的中国而言，吸引外资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至于应以何种方式延揽和对待外国资本，西南实业界座谈会提出，中国可采用政府间借款、政府向外国私营企业借款、政府或企业直接在国外市场发行债券等多种筹资方式。具体到直接投资，可以有两种方式：其一，“我国无力自营而不碍主权的事业，提倡中外官民合营”；其二，“我国不能自制而不碍主权的货品，欢迎外商在华设厂”。①至于外资利用办法，可以采取借款、合资、特许经营等三种方式。有学者指出，在中英、中美新约签订后，外商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既已取消，今后外商在华投资和经营事业均应享受与国民同等的待遇，除了若干必须交由国营的事业外，其他民营或官民合办的企业，均应准许外商投资和参与经营，这样方可澄清外商的疑虑，使其乐于对华大量投资。②1943年9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讨论战后建设问题时，曾通过一项关于吸收和利用外资办法的决议，其中谈到，“今后中外合办实业，对于外国方面投资数额之比例，应不加固定之约束，公司组织，除董事长外，其总经理人选亦不限定为本国人”，③等于是放宽了限制尺度。经济部在给中国代表团的指示中，考虑到今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对华投资“恐不足以应中国工业发展之需要”，故而欢迎外国政府及企业对华大量投资，至于具体办法，经济部除重申国民党五届十一中的上述决议精神外，还提出“外人可来华设分厂、分店或单独经营企业”，还可用特许方式鼓励外商在华经营。④
根据国民政府的指示和国内实业界的意见，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多次就投资之鼓励与保障问题发表意见，贝祖诒、范旭东、李铭等代表均曾向与会各国代表表明中国战后建设亟盼外商对华大量投资，并愿意营造良好政策环境以保障投资者利益。贝祖诒指出，中国战后工业项目实施需要外国以15年或20年为期的长期贷款的支持，中国将提供一种简便和稳定的税收政策，并以法律保障对中外投资者一视同仁。⑤范旭东着重强调，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亟须美国等发达工业国家在资金、技术及设备方面的援助，美国的剩余资金和多余设备大可以输出到中国，供中国利用来促进自身工业发展，这将是战后中美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⑥李铭则根据五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和经济部商业司指示的精神，在专门为中国代表团举办的记者会上，着重向各国工商界阐述了中国今后利用外资的原则，以及吸收和保障外资利益的办法。⑦
对于投资之鼓励与保障问题，与会代表围绕着资本输出的经济动因、投资事业的社会宗旨、国际投资的性质、如何对待外国资本等四个方面展开分组讨论，强调国际投资应以改善资本输入国的民众经济生活为最终目标；强调债务国和债权国应认清彼此利益关系，债务国应尽力避免歧视与不公正待遇，债权国则力避纯粹为一己私利而投资，为使债务国有机会偿付债务，债权国应减少货物进口障碍，以便利债务国产品及服务的输入。⑧
（六）交通和通讯
贸易的拓展需要完备发达的交通设施与之相配套，而铁路、航运等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是中国战后推进工业化、发展国际贸易的主要障碍之一。张公权在抗战前曾主持过中国铁路建设，后来又曾主政交通部。据他的估计，中国在抗战前，农产品要运至销售市场，只有5%是依靠铁路完成的，“战前我国的产品，百分之十九就地销纳，百分之四十四销至附近村落，百分之二十九销于城市，只有百分之八销于远地”。①这种状况全是铁路交通落后所导致的。至于轮船运输，中国更是落后，加之又因战争遭受严重损失，自不平等条约废除、内河航运权收回后，中国航运业发展更为迫切，且不论发展远洋航运，单单就内河航运、沿海航运而言，经济学家罗敦伟认为，“以中国海岸线之长，以中国沿海岛屿之多，以及内河航线之繁密”，所需船舶吨位将会十分庞大。②
张公权在美期间着重考察了美国铁路建设经验，并向美国工商界描绘中国战后铁路建设蓝图，呼吁他们向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得到美国工商界的积极反响，他们感到，战后中国铁路建设，既可以带动内陆广大地区的工业化，也有助于开辟新的市场，这一投资机会是非常有利可图的。③至于航运业发展途径，中国航运界认为，除建设民族造船工业外，更便捷的途径是利用美国在战争结束后有望出现的大量剩余船只。经济部商业司亦曾指示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须向各工业发达国家表明，“交通便利为工业化之主要条件，希望各国协助我国发展交通及交通器材工业”的愿望外，还要求代表团寻机同美国接洽，商讨“战后我国利用各国过剩船舶等之可能办法”。④卢作孚还打算在出席国际通商会议后，专门考察美国造船及航运事业，并寻机采购大批船舶，投入国内内河及沿海航运。
鉴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曾将大量商船队用于战争准备及侵略活动，与会代表在分组讨论时一致呼吁各国政府，在战后和平条款中须对侵略各国的航运业及造船业严加限制，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遭受严重战争创伤的国家，与会代表呼吁各国政府通力合作，协助它们进行交通基础设施的恢复及建设，对所需交通器材，也应最优先供应。⑤美国代表在介绍美国售让剩余船舶的原则性条件外，表示如果战争能在1946年结束，美国可能保有的船只吨位预计达4800万吨，但是美国战后船只安置将以满足军队建设需要为优先选项，美国也应尽量用自营船舶载运至少50%的进出口贸易货物。⑥但即便如此，战后美国仍有望出现大量剩余船舶交付商业用途，这无疑使中国代表团深感振奋。中国代表团积极参与会议对此议题的分组讨论，卢作孚、张嘉铸积极主动为会议起草分组讨论总结报告，表现十分活跃。最终报告对各点事项的讨论结论，几乎全都体现了中国代表团的意见，小组报告关于严格限制法西斯国家航运业发展和关于国内及内陆运输两节文字，几乎完全照搬中国代表团起草的文稿。⑦
（七）粮食及原材料 由于世界各国粮食、主要能源、矿产的分布极不均匀，这些原料和粮食的分配是否公正合理，直接关系到各国人民生存及经济繁荣能否维持。中国工商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对原材料实施公正合理的分配，使世界各国均能受益，并消除垄断或操纵原料的行为及心理。⑧经济部给中国代表团的指示主张，“关于世界原料之供应，应由国际经济机构拟定公平办法”，“特种原料及产量过剩或过少之原料，应由有关国家在国际经济机构指导之下，设法予以合理之调整”。⑨卢作孚、张嘉铸积极参与对这一议题的分组讨论，力求使会议接收中国主张，从而通过国际合作，使中国工业化所需原料获得充足供应，使民众的粮食需求获得充足保障。中国代表团是这一议题分组讨论中表现最为积极踊跃的代表团之一，卢作孚等中国代表团成员还受会议的委托，草拟出十二个问题，作为分组讨论时的议程。这些问题涉及原料生产加工及分配、国际贸易障碍的消除、各国农林牧渔等原料的度量衡标准差异、农业原料在工业上的用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疏通粮食及原料的贸易流通渠道等，旨在向与会代表提示，有哪些问题事关世界粮食及工业原材料能否得到公正合理分配。中国代表团就这一议题所提出的全部意见，几乎全被与会代表接受，并被纳入小组报告。①
（八）私营企业
私营企业是此次国际通商会议的首要议题，对于工商经济发达的美国而言，衷心信奉自由贸易，推崇自由企业精神。美国代表团在参与分组讨论时一再强调，美国战时生产之所以能突飞猛进，根本原因在于民众当中蕴藏着深厚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全有赖于私人企业精神的维系。②相比之下，考虑到中国工农业落后等实际情况，中国工商界虽盼望中国代表团“传递美国企业自由之精神”，③但承认“民营、国营各有其利，应求互相配合”，“并谓经济问题非有合理之计划不能为合理之措施，非有适当之统制不能达到合理之计划”，关键在于“统制之实施应积极发行领导与调整作用，消极避免苛扰及干涉之弊”。为此，西南工商界座谈会上曾提出两点主张，“在事业经营上，国营与民营并重”，“在事业管理上，我国应有整个之计划与适当之统制”。④鉴于中国工业落后，“民族企业无论国营民营，均甚幼稚脆弱，不能与国际竞争”，结果“国营者固应由政府通盘筹划，私营者亦亟待政府扶助发展，自不能完全脱离政府之管制”。⑤所以，对中国而言，关键是如何划清国营、民营之间的界限，让工商业者和国外投资者知晓何去何从。对这一问题，章乃器将西南工商界座谈会的意见汇总为两点，一方面赞成政府予以统一计划和适度统制的必要，另一方面则强调，“国营事业之范围，限于独占性之企业及非私人资本所能举办者。除此以外，私有企业即不应加以任何限制”。⑥经济部商业司在给中国代表团的指示中说，“除极少数种类应由国家独营者外，其余均许民营”，但是对于何者交付国营、何者交由民营的问题，经济部并未明确其界限，仅仅表示可以“依大多数国家之通例办理，例如兵工业、造船业及飞机制造业等”，此外，如政府需要经营其他种类企业时，“应以公用事业或发展需时较久、收效较迟、利润较少之企业为限”。⑦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再向各国工商界代表说明中国战后建设将如何划分这二者的经营界限，及如何发挥私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贝祖诒和李铭先后就私营企业政策表明中方立场，参与私营企业分组讨论的范旭东则着重强调了中国将全力扶助私营企业发展的意愿，他说，所有为应对抗战急需而被政府管制的企业，在战后都应交还给民众自营，政府的功能仅在于协助企业搜集发布有关数据及市场信息，防止企业出现垄断经营，协调不同门类企业均衡发展，办理私营企业无力解决的难题，等等。⑧
在分组讨论时，多数与会代表一方面秉持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初衷，一方面也深受美国工商界舆论导向的影响，其言论也以支持私人企业发展为主，强调私人企业制度是促进就业、实现繁荣、提高生活水准乃至维持世界持久和平的最有效方式，希望私人企业能在战后各国国民经济中恢复正当地位，使其得以最大限度地发展。美国工商界对这些表态并不满足，感到仍然过于保守，不能很好地体现他们召集通商会议以便伸张自由企业精神、倡导自由贸易的初衷，但是除中国代表团表明要国营、民营并重发展外，也有一些国家（以法国为代表）代表团倾向于效仿苏联做法，全面强化政府对工业企业运营的管控，①就连英国代表团也警告说，在放松或撤销战时对企业管制措施的过程中要十分谨慎，因为世界经济结构有可能重新陷入紊乱和无政府状态。②
最后，国际通商会议在结束对总计八项议题的分组讨论后，即连续召开三次全体会议，分别由各议题小组委员会将本组讨论结果向大会作报告，并经大会审议通过。在11月16日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与会各国代表团一致通过粮食及原材料的分组报告，会议主席还向各国代表特别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在此议题分组讨论过程中的突出贡献。③在翌日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投资之鼓励与保障、新区域工业化、各国货币关系以及运输交通等四个议题的分组报告，经与会各国代表审议后均获得一致通过。已经通过的这几项议题都是各国意见趋于一致、相互间基本没有多少歧异的问题，但对于剩余的各国商业政策、私营企业、卡特尔这三项议题，事关各国工业化进程等核心利益，都是存在比较多争议的问题。围绕战后商业政策的争论主要在落后国家同美、英等工商业发达国家之间展开，焦点在于落后国家是否有必要以及如何对各自工业化加以适当贸易保护措施，其中以印度代表团的立场最为坚决。印度代表力主改变印度在国际经济结构所处的不公正待遇，建立公平、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并称非如此不足以改变印度落后面貌，发达国家也就无法指望印度对经济国际主义做贡献。④直到11月18日举行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暨闭幕会上，会议才最终通过了上述三项议题的分组报告。⑤
1944年秋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为各国工商界参与缔造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无论是对中国战后的经济建设，还是对战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构建，都有着重要意义。美国四大工商业团体在发起及筹备会议的时候就已明确，此次国际通商会议并不追求对各项议题达成全体一致，也不指望对某种政策性议题发表共同宣言，而是旨在为各国工商界代表提供一个自由讨论机会，就各项议题充分交换意见，增进各国工商界之间的相互了解，明了各个国家战后工商业恢复及建设的政策意图。⑥陈光甫评价说：“正因为这样，（与会代表）所发表的言论相当坦率，得到的结果才比较接近实情。”⑦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各国代表团对各项议题的分组讨论报告，等于是将报告内容接受为各国与会代表团在此次国际通商会议上的共识，这就比会议举办者的初衷更进了一步。与会代表对会议的举办初衷和最终成果均十分看重，用印度首席代表梅贺达爵士的话说，了解和认识是国际合作的先决条件，只有此次会议能成为各国工商界人士彼此了解的阶石，那么国际合作才有望实现。⑧陈光甫在代表中国代表团做闭幕致辞时，也对会议气氛和成果做了积极和乐观的评价，他说中国代表在会议期间注意到，各工业发达国家均愿向落后国家提供协助，而各个落后国家均欲致力于工业化，各国代表均欲通过社会方式解决这些经济问题，这些迹象都清楚地表明，国际合作已是遥遥在望。⑨ 让中国代表团对会议成果感到振奋的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代表团对会议各项议题所提意见，大多被会议列入各分组报告。总的说来会议成果（特别是关于战后各国贸易政策、新区域工业化、投资鼓励及保障、粮食及原材料、交通运输等项议题）比较充分地吸纳和反映了中国代表团的意见，陈光甫觉得，这些成果尚可告慰国内工商界人士和国民政府的殷切期待。①二是通过在会议期间的见闻、感触以及同各国特别是美国工商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国代表团感到国内工商界在战后工业化及中美经济合作中将大有可为。特别是对于私营企业问题，据陈光甫的观察，虽然各国代表意见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或者受战时条件所迫的无奈之举，或者是为应对战后环境的必要措施，或者是保护本国落后工业得以发展，但是原则上都承认，自由企业精神是今后世界工商业的必然潮流。②美国工商界对贸易自由、私营企业的推崇，也深深感染了陈光甫、卢作孚、范旭东、李铭、贝祖诒等人。在送呈国民政府经济部报告会议情形的电文中，陈光甫就提到，“与会各国代表一致拥护私营企业，已有国营事业国家，不宜再扩展范围”，③并把这些成果通报给全国工业协会和全国商业联合会。中国代表团成员还联名电呈蒋介石，报告国际通商会议成果，强调指出，“各国代表一致主张，国内维持私人企业，国际发展自由贸易，战时政府管制事项战后撤销”，④希望这一情形能够对国民政府战后工商业政策决策有所影响，以便为抗战后民营企业发展争取到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
国际通商会议是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召集的又一次事关战后经济重建的会议。它跟本年度先后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会议、芝加哥国际民用航空会议一起，构成二战后期反法西斯同盟为缔造战后持久和平的重大努力，这几次会议的主旨同缔造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侧重点有所不同，均着眼于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繁荣，希望使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合理而安定。这一宗旨如能顺利实现，对历经战祸摧残的中国而言，可为推进工业化进程、加快战后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根本性保障。从这一层面来看，中国工商界代表人士对国际通商会议的积极参与，就在无形中对战后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创建进程做出了贡献，从而在战争期间缔造战后和平的进程中，留下了非同寻常的历史印迹。
【作者简介】韩长青，男，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冷战国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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