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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84年之前，谭嗣同受张载影响，其哲学思想主要是“气一元论”。甲午战后，中国的战败极大刺激了谭嗣同的神经，他提出“道不离器”的观点，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谭氏思想经历了从“气一元论”到“器体道用”的变化，这种转变与中国社会形势的变化是紧密相联的。
关键词：谭嗣同；气一元论；器体道用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生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早年受传统儒家文化经典的熏陶，其思想停留在封建主义的范围内。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彻底惊醒了谭嗣同对中国传统文化、制度极其自信的美梦，“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1]P19。经此巨变的阵痛，他开始接受王夫之的思想，提出“器体道用”思想。
一、气一元论
谭嗣同早期主要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唯物者”[2]P83，他的思想还停留在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层面上。他推崇张载的“气一元论”，接受张载“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为太虚”，“太虚即气”的观点。在自然观方面，他把“元气”当成是世界的本体，世界万物就是从“元气”中派生出来的，没有“元气”，就没有世界万物的存在。“气”充满一切，万事万物都运于“气”中，他说：“元气氤氲，以运为化生者也，而地球运于元气之中，舟车又运于地球之中，人又运于舟车之中，心又运于人身之中。元气一运无不运者。人心一不运，则视不见听不闻，运者皆废矣。是知天地万物果为一体。”[3]P247
这就是说，天地万物都是从“元气”那里化生出来的，万物在“元气”中远动，万物的本体就是“元气”。除了自然界，人也是一样，也是“元气”的产物，“混沌磅礴之气，充塞固结而成质，质立而人物生焉”。[4]P248-249在这里，谭嗣同批判了唯心主义代表陆王心学。陆王心学把“心”看成是世界的本原，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心”的作用。谭嗣同用“气一元论”的观点驳斥了把“心”看成是世界本体的观点，肯定了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在此基础上，谭嗣同进一步指出，离地球“二百里”之“气”，是“生物之气”。“生物之气”止于二百里，除了“生物之气”，还存在着一种“天地往来之气”，这种“气”没有止境，“无可止”。谭嗣同还批判了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把“理”看成是世界的本体，是第一性的；“气”是从“理”派生出来的，是第二性，并且坚持“理”的至高无上性，“未有这事，先有这理。”谭嗣同批判到：“夫岂有理之所至，而气之所不至乎？”[5]P248谭嗣同还进一步把物质本原“元气”普遍化，以防将“元气”送入神秘化的论断中。“夫浩然之气，非有异气，即鼻息出入之气。理气此气，血气亦此气，圣贤庸众皆此气……气行于五官百骸，形而为视听言动，显而为喜怒哀乐。”[6]P260
谭嗣同在这里明确把被神秘化的“浩然之气”还原成人人都具有，圣贤庸众都具有的“气”，这种物质性的“气”普普通通，体现在每一个人的呼吸、运动、情绪之中。谭嗣同借此还批判了佛教把天地喻为声光，天地皆为虚幻的论断。他说：“释氏之末流，灭裂天地，等诸声光之幻，以求合所谓空寂。此不惟自绝于天地，乃并不知有声光。夫天地非幻，即声光亦至实，声光虽无体，而以所凭之气为体。”[7]P251谭嗣同在这里明确批判了佛教以天地声光为幻的空寂说，肯定了天地声光的客观实在性。他认为天地都是“气”的产物，声光也是“气”产生的，本体都是“气”，绝不能歪曲为非物质性的东西，以求所谓的空寂。
二、器体道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战败，与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深重的民族灾难，糟糕的社会实情，让谭嗣同开始迫切地思考如何挽救祖国的危亡。当时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和带有买办性的洋务派，认为要使中国臻于富强，必须先“正天下之人心”。谭嗣同痛斥这种荒谬的言论，他认为国家的富强与否，决不能归结于天下人心的“正”与“不正”，而应从其经济、政治制度方面去寻找原因。谭氏指出，所谓的“正人心”，决非“空谈”所能“正”，必须“寓于变法之中”。只有变法才能改革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制度，进而改变人的思想。一味奢谈“礼让”、“教化”、“王道”等方面的改變就可以国富民强简直就是不切实际。“礼让”、“教化”、“王道”，都必须以物质条件为前提：“衣食足则礼让兴，故圣人言教，必在富之之后”，“言王道，则必以耕桑树育为先。”[8]P292-293
谭嗣同师承于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和刘人熙，两人都推崇王船山，认为王船山的言论和学问，“能够起到匡扶人心、救治时弊、教化世人的作用”[9]P20。针对当时顽固派把先验的“道”说成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天不变，道亦不变”离开“器”来谈“道”，把“道”当作“体”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谭氏在王船山思想基础上提出变法图强，他指出：
“无其器，则无其道，圣贤之言道，未有不依于器者，面岂能遍执四百兆人而空责以正心乎？”[10]P293
“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11]P390
“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12]P395
“窃疑今人所谓道，不依于器，特遁于空虚而已矣……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果非空漠无物之中所谓道矣。今天下亦一器也，所以驭是器之道安在耶？……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道之可有者自须亟有也。”[13]P292
“无其器则无其道，无珩琚而为磐折垂佩之立，人鲜不笑其施戚矣；无筵几而为席地屈足之坐，人鲜不疑其瘫痪矣。”[14]P395
“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禹无吊伐之道……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马车而无御道……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15]P390
谭嗣同认为“器”决定于“道”，所以“器”在变，“道”也必然发生变化，也就是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老一套。当时的顽固派为了阻扰变法，说什么“圣贤不当计利害”的言论。谭嗣同针对此番“圣贤”的言论，赋予“圣贤”新的内容，认为“圣贤”没有“薄一名一物之不足为，而别求所谓道者”，“圣贤”也是经常考虑“小民之一利一害”。因此谭氏毫不犹豫地对错误、守旧的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尖锐地讽刺那些泥古不化、恪守祖训的守旧派“安坐饱食，以高谈空虚无证之文与道”，枉读圣贤书，只会“言古之道”，而这些对于已经败坏的社会时局却于事无补。既然“道不离器”，“器变道亦变”，“无其器则无其道”，若不随着中国社会的情形及时变法维新，“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断断然矣。”[16]P292谭嗣同就这样就为维新变法创造了理论依据。
谭嗣同的一生恰逢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的理论思想和实践行动都是围绕着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救亡图存而展开。中国形势之大变局决定了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从“气一元论”到“器体道用”哲学思想的嬗变过程，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在继承中国传统哲学观点的基础上，努力挽救民族危机的一种尝试。（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2]邓谭洲：《谭嗣同传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4][5][6][7][8]10][11][12][13][14][15][16]《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出版，1954年.
[9]王儒年：《谭嗣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
关键词：谭嗣同；气一元论；器体道用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生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早年受传统儒家文化经典的熏陶，其思想停留在封建主义的范围内。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彻底惊醒了谭嗣同对中国传统文化、制度极其自信的美梦，“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1]P19。经此巨变的阵痛，他开始接受王夫之的思想，提出“器体道用”思想。
一、气一元论
谭嗣同早期主要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唯物者”[2]P83，他的思想还停留在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层面上。他推崇张载的“气一元论”，接受张载“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为太虚”，“太虚即气”的观点。在自然观方面，他把“元气”当成是世界的本体，世界万物就是从“元气”中派生出来的，没有“元气”，就没有世界万物的存在。“气”充满一切，万事万物都运于“气”中，他说：“元气氤氲，以运为化生者也，而地球运于元气之中，舟车又运于地球之中，人又运于舟车之中，心又运于人身之中。元气一运无不运者。人心一不运，则视不见听不闻，运者皆废矣。是知天地万物果为一体。”[3]P247
这就是说，天地万物都是从“元气”那里化生出来的，万物在“元气”中远动，万物的本体就是“元气”。除了自然界，人也是一样，也是“元气”的产物，“混沌磅礴之气，充塞固结而成质，质立而人物生焉”。[4]P248-249在这里，谭嗣同批判了唯心主义代表陆王心学。陆王心学把“心”看成是世界的本原，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心”的作用。谭嗣同用“气一元论”的观点驳斥了把“心”看成是世界本体的观点，肯定了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在此基础上，谭嗣同进一步指出，离地球“二百里”之“气”，是“生物之气”。“生物之气”止于二百里，除了“生物之气”，还存在着一种“天地往来之气”，这种“气”没有止境，“无可止”。谭嗣同还批判了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把“理”看成是世界的本体，是第一性的；“气”是从“理”派生出来的，是第二性，并且坚持“理”的至高无上性，“未有这事，先有这理。”谭嗣同批判到：“夫岂有理之所至，而气之所不至乎？”[5]P248谭嗣同还进一步把物质本原“元气”普遍化，以防将“元气”送入神秘化的论断中。“夫浩然之气，非有异气，即鼻息出入之气。理气此气，血气亦此气，圣贤庸众皆此气……气行于五官百骸，形而为视听言动，显而为喜怒哀乐。”[6]P260
谭嗣同在这里明确把被神秘化的“浩然之气”还原成人人都具有，圣贤庸众都具有的“气”，这种物质性的“气”普普通通，体现在每一个人的呼吸、运动、情绪之中。谭嗣同借此还批判了佛教把天地喻为声光，天地皆为虚幻的论断。他说：“释氏之末流，灭裂天地，等诸声光之幻，以求合所谓空寂。此不惟自绝于天地，乃并不知有声光。夫天地非幻，即声光亦至实，声光虽无体，而以所凭之气为体。”[7]P251谭嗣同在这里明确批判了佛教以天地声光为幻的空寂说，肯定了天地声光的客观实在性。他认为天地都是“气”的产物，声光也是“气”产生的，本体都是“气”，绝不能歪曲为非物质性的东西，以求所谓的空寂。
二、器体道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战败，与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深重的民族灾难，糟糕的社会实情，让谭嗣同开始迫切地思考如何挽救祖国的危亡。当时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和带有买办性的洋务派，认为要使中国臻于富强，必须先“正天下之人心”。谭嗣同痛斥这种荒谬的言论，他认为国家的富强与否，决不能归结于天下人心的“正”与“不正”，而应从其经济、政治制度方面去寻找原因。谭氏指出，所谓的“正人心”，决非“空谈”所能“正”，必须“寓于变法之中”。只有变法才能改革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制度，进而改变人的思想。一味奢谈“礼让”、“教化”、“王道”等方面的改變就可以国富民强简直就是不切实际。“礼让”、“教化”、“王道”，都必须以物质条件为前提：“衣食足则礼让兴，故圣人言教，必在富之之后”，“言王道，则必以耕桑树育为先。”[8]P292-293
谭嗣同师承于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和刘人熙，两人都推崇王船山，认为王船山的言论和学问，“能够起到匡扶人心、救治时弊、教化世人的作用”[9]P20。针对当时顽固派把先验的“道”说成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天不变，道亦不变”离开“器”来谈“道”，把“道”当作“体”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谭氏在王船山思想基础上提出变法图强，他指出：
“无其器，则无其道，圣贤之言道，未有不依于器者，面岂能遍执四百兆人而空责以正心乎？”[10]P293
“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11]P390
“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12]P395
“窃疑今人所谓道，不依于器，特遁于空虚而已矣……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果非空漠无物之中所谓道矣。今天下亦一器也，所以驭是器之道安在耶？……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道之可有者自须亟有也。”[13]P292
“无其器则无其道，无珩琚而为磐折垂佩之立，人鲜不笑其施戚矣；无筵几而为席地屈足之坐，人鲜不疑其瘫痪矣。”[14]P395
“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禹无吊伐之道……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马车而无御道……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15]P390
谭嗣同认为“器”决定于“道”，所以“器”在变，“道”也必然发生变化，也就是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老一套。当时的顽固派为了阻扰变法，说什么“圣贤不当计利害”的言论。谭嗣同针对此番“圣贤”的言论，赋予“圣贤”新的内容，认为“圣贤”没有“薄一名一物之不足为，而别求所谓道者”，“圣贤”也是经常考虑“小民之一利一害”。因此谭氏毫不犹豫地对错误、守旧的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尖锐地讽刺那些泥古不化、恪守祖训的守旧派“安坐饱食，以高谈空虚无证之文与道”，枉读圣贤书，只会“言古之道”，而这些对于已经败坏的社会时局却于事无补。既然“道不离器”，“器变道亦变”，“无其器则无其道”，若不随着中国社会的情形及时变法维新，“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断断然矣。”[16]P292谭嗣同就这样就为维新变法创造了理论依据。
谭嗣同的一生恰逢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的理论思想和实践行动都是围绕着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救亡图存而展开。中国形势之大变局决定了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从“气一元论”到“器体道用”哲学思想的嬗变过程，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在继承中国传统哲学观点的基础上，努力挽救民族危机的一种尝试。（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2]邓谭洲：《谭嗣同传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4][5][6][7][8]10][11][12][13][14][15][16]《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出版，1954年.
[9]王儒年：《谭嗣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