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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整治庸懶官员?宁津县的“高招”就是在全县轮选人际关系简单、对工作充满激情的外地刚毕业大学生,配备暗访仪,在全县各机关、乡镇暗访。
暗访“治庸”究竟是不是高招?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赞成者认为,暗访手段比一切条文更为有效,会让地方官员笑脸相待每一位前来办事的群众,从而使得我们的社会更加地和谐与稳定。反对者则认为,官场治庸这种事,其实广纳群众的监督意见,远比利用孩子的“单纯”要管用得多。赞成者建议我们的高层相关部门不妨借鉴此“高招”,在全国各地广为实施。反对者则认为,暗访“治庸”的路子能走多远,疑问很大。
全面处分不作为的庸官,无疑是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我们既不能否认暗访“治庸”取得的成效,也不能轻言暗访“治庸”的明天会更好。因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人大可以对政府进行监督、质询;司法部门有权力追究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与乱作为;政府内部也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宁津县的女纪委书记独辟蹊径,另起炉灶地架构起了“暗访队”。这种非常个人化的监察方法如何处理与常规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也许,庸官所畏惧的不是“单纯”的大学生暗访员,而是暗访员背后的纪委书记。这些官员在暗访压力下所服务的不是公众,而是权力。这显然是违背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政府被扭曲成为“权力服务型政府”。我们在思考暗访“治庸”究竟是不是高招这一问题时,必须注意的是,为什么一些政府“庸官”可以对老百姓的呼声置之不理,而对暗访员毕恭毕敬,有错就改。
此外,我们注意到被暗访队监察且受到处分的部门与个人都是一些相对弱势的部门或者级别不高的官员,譬如农业局、民政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其中被查处的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也只是一个股级干部。虽然暗访“治庸”得到宁津县委书记的支持,并直接由纪委书记领导,但是这些暗访队员是否能够去暗访县委县政府、公安局等强势部门就成为疑问。能否暗查级别更高的官员也是个疑问。此外,这些暗访队员在三个月一次的更替后如何在宁津县立足也需考虑。毕竟暗访队员做的事情已经触动了全县各个地方和部门的利益,很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这些情况都使暗访“治庸”存在选择性暗访的隐忧。
我们还注意到暗访“治庸”依据的主要规定为《德州市机关效能责任追究办法》,剑指上网聊天、玩游戏、炒股,工作懒散等机关病。这个办法将问责风暴刮向了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庸官,使得他们可能随时因为碌碌无为而被免职。值得注意的是,从法律层面上讲,因为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玩游戏就被责令待岗,与《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是有冲撞的。毕竟对于无为官员,《公务员法》明确规定连续两年考核都不合格的公务员就得被辞退。问责可以,但是要依法、依程序,不能像一阵风一样,一种不良现象出现了,就把一批官员“刮倒”。
从报道来看,当地主政者表示,目前的纠风绝不是“一阵风”,且已经采取了诸多措施,以建立长效机制。也许对于暗访“治庸”正确的态度是,与其依靠大学生的“单纯”,不如依靠法律与制度,因为只有法律与制度才是最“单纯”的;与其组织“暗访队”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如畅通投诉渠道;与其轮选大学生充当监督员,不如以激流勇进的强者姿态开启媒体、网络与社会监督的渠道。
无论如何,官场治庸不能把宝押在大学生的“单纯”上,“单纯”的大学生一旦进入复杂的官场,也会变得不单纯。不是我们不信任大学生,而是因为,官场治庸法治比人治靠谱,官场治庸法律比人的态度靠谱。
(作者为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
暗访“治庸”究竟是不是高招?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赞成者认为,暗访手段比一切条文更为有效,会让地方官员笑脸相待每一位前来办事的群众,从而使得我们的社会更加地和谐与稳定。反对者则认为,官场治庸这种事,其实广纳群众的监督意见,远比利用孩子的“单纯”要管用得多。赞成者建议我们的高层相关部门不妨借鉴此“高招”,在全国各地广为实施。反对者则认为,暗访“治庸”的路子能走多远,疑问很大。
全面处分不作为的庸官,无疑是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我们既不能否认暗访“治庸”取得的成效,也不能轻言暗访“治庸”的明天会更好。因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人大可以对政府进行监督、质询;司法部门有权力追究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与乱作为;政府内部也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宁津县的女纪委书记独辟蹊径,另起炉灶地架构起了“暗访队”。这种非常个人化的监察方法如何处理与常规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也许,庸官所畏惧的不是“单纯”的大学生暗访员,而是暗访员背后的纪委书记。这些官员在暗访压力下所服务的不是公众,而是权力。这显然是违背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政府被扭曲成为“权力服务型政府”。我们在思考暗访“治庸”究竟是不是高招这一问题时,必须注意的是,为什么一些政府“庸官”可以对老百姓的呼声置之不理,而对暗访员毕恭毕敬,有错就改。
此外,我们注意到被暗访队监察且受到处分的部门与个人都是一些相对弱势的部门或者级别不高的官员,譬如农业局、民政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其中被查处的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也只是一个股级干部。虽然暗访“治庸”得到宁津县委书记的支持,并直接由纪委书记领导,但是这些暗访队员是否能够去暗访县委县政府、公安局等强势部门就成为疑问。能否暗查级别更高的官员也是个疑问。此外,这些暗访队员在三个月一次的更替后如何在宁津县立足也需考虑。毕竟暗访队员做的事情已经触动了全县各个地方和部门的利益,很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这些情况都使暗访“治庸”存在选择性暗访的隐忧。
我们还注意到暗访“治庸”依据的主要规定为《德州市机关效能责任追究办法》,剑指上网聊天、玩游戏、炒股,工作懒散等机关病。这个办法将问责风暴刮向了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庸官,使得他们可能随时因为碌碌无为而被免职。值得注意的是,从法律层面上讲,因为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玩游戏就被责令待岗,与《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是有冲撞的。毕竟对于无为官员,《公务员法》明确规定连续两年考核都不合格的公务员就得被辞退。问责可以,但是要依法、依程序,不能像一阵风一样,一种不良现象出现了,就把一批官员“刮倒”。
从报道来看,当地主政者表示,目前的纠风绝不是“一阵风”,且已经采取了诸多措施,以建立长效机制。也许对于暗访“治庸”正确的态度是,与其依靠大学生的“单纯”,不如依靠法律与制度,因为只有法律与制度才是最“单纯”的;与其组织“暗访队”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如畅通投诉渠道;与其轮选大学生充当监督员,不如以激流勇进的强者姿态开启媒体、网络与社会监督的渠道。
无论如何,官场治庸不能把宝押在大学生的“单纯”上,“单纯”的大学生一旦进入复杂的官场,也会变得不单纯。不是我们不信任大学生,而是因为,官场治庸法治比人治靠谱,官场治庸法律比人的态度靠谱。
(作者为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