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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增田涉在20世纪30年代师从鲁迅，从此开始了鲁迅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他翻译的《中国小说史略》成为日本的权威译本，此外还有鲁迅的许多小说和杂文，这为此后日本鲁迅研究做了很好的奠基工作。增田涉还撰写了经过鲁迅过目的第一本《鲁迅传》，1932年发表于日本的《改造》杂志，对解读鲁迅的作品有较大贡献。但内容有不少错误，而且发表时被删减，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增田涉;鲁迅译介;《鲁迅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日本鲁迅学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6XZW018）。
[作者简介]蒋永国（1974-），男，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桂林 541004）。
在20世纪30年代中日关系紧张的时期，增田涉（ますだ わたる，1903-1977）以鲁迅学生的身份捍卫和巩固了鲁迅在日本的外国作家的地位，并且持续影响到战后许多日本鲁迅研究者，因此他在日本鲁迅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增田涉持续翻译鲁迅作品，对鲁迅在日本的传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他还撰写了第一本《鲁迅传》。学术界对鲁迅与增田涉的关系有较多讨论，但有关《鲁迅传》的错误及第一次发表被删减的相关史料和语境没有引起深入关注。因此，本文将在增田涉鲁迅译介的基础上重点讨论《鲁迅传》的这些问题。
一、增田涉及其鲁迅译介
增田涉1903出生于岛根县八束郡惠昙村（今属松江市），据戈宝权研究他在松江旧制高中读书时就通过青木正儿所办的《支那学》知道了鲁迅。
戈宝权：《鲁迅和增田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4期;参见[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页。1926年增田涉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专攻中国文学，1929年毕业。在东大期间，他与辛岛晓是同班同学。1926年暑假辛岛晓到北京旅行，经盐谷温介绍认识鲁迅（辛岛晓是盐谷温的女婿），增田涉可能通过辛岛晓更多地了解了鲁迅。1931年3月，增田涉带着其师佐藤春夫的信在上海会见了内山完造，内山又把他介绍给鲁迅。增田涉便拜在鲁迅门下，跟随鲁迅学习中国文学，鲁迅则主要给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呐喊》和《彷徨》，还赠给增田涉《朝花夕拾》和《野草》让其阅读。
参见[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第7-9页。增田涉每天下午到鲁迅家（拉莫斯公寓）大概学习2-3小时，太晚了就在鲁迅家里吃饭。学习之余，鲁迅常带增田涉去听演讲、看电影和表演，有时还帮增田涉购买书物。1931年12月增田涉回国，鲁迅赠诗：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4页。鲁迅致增田涉的信共有58封，在写给外国友人的信中是最多的，这些信件几乎都是讨论翻译和学术的事情。作为学生，增田涉是“死心塌地”的“鲁迅迷”。因此，回国后的增田涉专心致志地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还加入了1934年竹内好和武田泰淳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
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还有冈崎俊夫、小田岳夫、松枝茂夫、实藤惠秀、小野忍、饭冢朗等，也都从事鲁迅的翻译或研究。此后主要从事鲁迅作品的翻译和研究，1939年到1949年先后担任过内阁、大东亚部和外务部“嘱托”（接受嘱托而进行工作的特约人员）和外交部调查员。1949年任岛根大学文学部教授，1953年任大阪市立大学文教部教授，1967年任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1974年退休。在大阪市立大学任教期间，培养了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者片山智行和丸尾常喜。增田涉的主要著作有《鲁迅传》（1932）、《鲁迅的印象》（1948，讲谈社），译作有《中国小说史略》、《鲁迅选集》（参与翻译）、《大鲁迅全集》（参与翻译）等。
鲁迅日记透露，1931年7月17日為增田涉讲解完《中国小说史略》，9月将订正本赠给增田涉4本。
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第261、269页。1932年11月，鲁迅在写给增田涉的信中谈到井上红梅的小说翻译
鲁迅虽在日记和给增田涉的书信中多有谈及井上红梅翻译的不足和生活作风问题，但渡边襄发现了鲁迅用日文写给井上红梅关于《阿Q正传》中赌博的解释图，他因而猜测鲁迅和井上红梅有书信往来（参见吕元明：《新发现的鲁迅致井上红梅的赌博解释图》，《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7期）。及其在《改造》上的广告，感叹《中国小说史略》翻译出版是“危险的”。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第224页这时距增田涉回国将近一年，想必《中国小说史略》翻译出版事宜已经有眉目了。1933年6月25日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直接解答了其翻译《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章所遇到的问题，可知此时增田涉的翻译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1934年5月19日增田涉完成译稿，该月31日鲁迅又致信订正，到1935年6月10日鲁迅致函说已呈上给增田涉的序文，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第251-252、300、303-304、359页。25日便由汽笛出版社出版了译作，发行时题名《支那小说史》，封面有精美的装帧和题签，全书达510页，书前印有鲁迅为日译本写的序，增田涉写的《译者的话》，还有鲁迅写的原序与题记。增田涉从鲁迅学习《中国小说史略》到日译本的出版，共用了4年多的时间，与鲁迅直接讨论翻译中拿不定主意的地方，也得到鲁迅的多次订正。这个版本是日本《中国小说史略》的权威译本，内容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北京周报》（上册，第1篇到第15篇，1924）上的初始翻译。增田涉在《译者的话》中盛赞此书是“划时代的著作”，
戈宝权：《鲁迅和增田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4期。鲁迅也很认可这个日译本：“《中国小说史》豪华的装帧，是我有生以来，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装。我喜欢豪华版，也许毕竟是小资的缘故罢。”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第359页。戈宝权引文有误，把“小资”引成“小资产阶级”。这个译本1937年收入《大鲁迅全集》;1938年汽笛出版社重印;1941-1942年被权威出版社岩波书店出版，又进行了修订，附有详细的注释和译者补注;1962又被岩波书店再版。由此可见，该译本在日本学术界的巨大影响。
除《中国小说史略》的翻译外，增田涉还致力于翻译鲁迅的其他作品。1933年3月改造社出版了佐藤春夫主编的《世界幽默全集》第12卷《中国篇》，收有增田涉翻译的《阿Q正传》和《幸福的家庭》。鲁迅在和增田涉书信交换意见时，似乎不大认同增田涉把这两篇看作幽默作品，他说：“所谓中国的‘幽默’是个难题，因‘幽默’本非中国的东西。也许是书店迷信西洋话能够包罗世界一切，才想出版这种书罢。你只得酌量选译，别无他法。”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第221页。1935年6月佐藤春夫与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由岩波书店出版，所收11篇作品，只有《故乡》和《孤独者》出于佐藤春夫之手，《孔乙己》《风波》《阿Q正传》《鸭的喜剧》《肥皂》《高老夫子》《藤野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上海文艺之一瞥》都是增田涉翻译的，附录了增田涉此前在《改造》上发表的《鲁迅传》，但未署名
这篇传记最早由梁成译出，曾先后印在1937年7月上海当代书店和1937年3月上海文光书店出版的钱浩编的《鲁迅文学讲话》中，后又收在1947年2月上海博览书局出版的邓坷云编、曹聚仁校的《鲁迅手册》中（薛绥之写作1937年出版该书，有误，见《读增田涉〈鲁迅传〉札记》，载《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但作者误署为佐藤春夫，直到1977年卞立强完整地把《鲁迅传》译成中文出版，并且指出作者是增田涉，才消除误会（见[日]增田涉著：《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365页）。，而且将鲁迅参加左翼革命的那一段删去了。
参阅[日]增田涉：《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第368页。1936年9月河出书房出版了佐藤春夫主编的《世界短篇杰作全集》中的《支那印度短篇集》，收有增田涉译的《眉间尺》（《故事新编》中的《铸剑》）。1937年《大鲁迅全集》第一、二卷收增田涉此前所译的鲁迅的小说，第六卷收增田涉译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七卷收鲁迅写给增田涉的信。1940年东城社出版的《现代支那随笔集》，收入了增田涉译的《小品文的危机》《世故三昧》等杂文。二战后增田涉继续进行鲁迅作品的译介工作，最有影响的是1956年与松枝茂夫、竹内好为岩波书店编译的13卷卷本的《鲁迅选集》，其中第6卷《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第7卷《华盖集续编》《而已集》，第8卷《三闲集》《二心集》，第9卷《伪自由书》，均出自增田涉之手。1973年又出版了此选集的袖珍本，印刷精美，便于携带阅读。这个选集是增田涉去世前较为完备的鲁迅作品集，比较好地向日本人呈现了鲁迅作品的全貌。增田涉翻译鲁迅作品从战前持续到战后，卓有建树，对日本鲁迅研究的延续做了很好的奠基工作。
二、《鲁迅传》的产生和内容
1931年增田涉来到上海跟随鲁迅学习，深受鲁迅之影响，萌生了写鲁迅传记的想法，就向鲁迅报告了他的腹稿，鲁迅立即赠给增田涉两句郑板桥的对联：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
参见薛绥之：《读增田涉〈鲁迅传〉札记》，《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鲁迅认为自己所写的东西并没有搔着中国社会和人的痒处，那么写文赞颂也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但只要评价得入木三分，即使骂也难能可贵。增田涉不负鲁迅希望，在1931年8月完成初稿，共有90多页，誊清后84页，经鲁迅本人过目。
参见[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第62、66页。文章发表经过了一番周折，起先托佐藤春夫送给《改造》杂志，被退回，再送给《中央公论》，也没有采纳，于是又送给《改造》，《改造》答应发表，但要求删减到60页。
参见[日]增田涉：《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第368页;薛绥之：《读增田涉〈鲁迅传〉札记》，《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戈宝权：《鲁迅和增田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4期。
《鲁迅传》是鲁迅生平履历和他代表作的一个述评，总体上比较简略。文章从鲁迅当选为国际工人文化联合大会名誉主席谈起，说他最近没有发表什么作品，只不时写点杂感和做点翻译，接着说七、八年前《阿Q正传》在国际上翻译的情况，由美国《新群众》评论他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主席过渡到他在上海遭到国民党镇压进而悬赏逮捕他的事情。关于悬赏逮捕的事情叙述比较详细，引述了鲁迅和他的许多对话。这是文章的第一部分，在收入岩波书店出版的《鲁迅选集》时被删去了。第二部分叙述1919年发表《狂人日记》以前的履历，讲鲁迅的出生、家庭变故、南京求学、日本留学及归国在绍兴、教育部任职的情况，其中日本留学说得详细，引文资料大部分來自《呐喊·自序》，只有一处引用了《朝花夕拾·藤野先生》。第三部分写鲁迅“弃医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过程，从日本创办《新生》、为《浙江潮》和《河南》撰写文章写起，比较大篇幅地分析了从武昌起义到五四运动中国军阀、封建势力猖狂和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情况，然后引出五四运动和《新青年》发表鲁迅《狂人日记》的事情，重点说到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强调鲁迅为此贡献了优秀作品《狂人日记》，并做出了如下评价：
在经济上政治上已濒于崩溃的家族制度，在道德上与习惯上仍然为已经形式化了的儒家的宗法观念所束缚住。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发表出来的，它剔抉了腐败的封建社会的旧习俗，知识界的青年学生群众以异常的兴奋欢迎这篇作品。
在《狂人日记》里，超出了单纯对家族制度的攻击，还进一步认为儒家一板正经地把封建社会道德化的仁义道德，已经不过是一种没有社会意义的、形骸化的观念，而且中国的历史虽然涂满了仁义道德，实际上谁都在吃人——尽干着把别人当饵食来喂肥自己的勾当;痛骂中国不仅是现今的社会，在传统上也是靠这种谎言建立起来的。 [日]增田涉：《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第380-381页。
评价抓住了历史实际和思想内涵，是中国国内对《狂人日记》主流评价的日本延长，极像吴虞：“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3页。还有对结尾“救救孩子”的理解也颇有启发：“它暗示着这样一个可诅咒的丑恶的社会职能而且必须由下一个时代的青年来重新改造。”“这句话最明确地表现了鲁迅希望有纯洁无瑕的青年来重新建设中国的理想。这句话使当时的一般青年意识到自己的重大责任。”
[日]增田涉：《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第381页。可见，增田涉对《狂人日记》的理解很有启发，这对于日本人理解《狂人日记》有极大帮助。此后作者在介绍鲁迅于《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基础上，认为《阿Q正传》和《孔乙己》是“这些古怪的主人公最明确的表现”，指出“那时候的中国人都有着全部或部分的阿Q性格。阿Q的思想和行动都摇摆不定，没有一个独立的坚定的精神寄托;由于无知和软弱，往往要虚张声势;被人稍一顶撞又失去反抗心;他自我欣赏用怜悯对方的粗暴来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用轻松的情绪来掩盖自己的软弱;可是碰到真正软弱的对手，又使劲地加以欺凌。”
[日]增田涉：《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第382、383页。
更难得的是，增田涉没有受到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中日左翼文学对鲁迅评价的影响。我们知道，《满蒙》及日本国内在这个时间对鲁迅的评价大都受到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影响，认为鲁迅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时代，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增田涉关于这个问题对鲁迅的把握也是非常准确的，他说：“不能因为他现在是中国左翼作家同盟的盟主，就把他的‘五四’时期前后的作品（他从事作家的活动是在这时候，以后他没有写作品）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小说。说他是杰出的农民作家也许还是可以的，但还不能说他是无产阶级作家。”并且反驳钱杏邨们：“两三年前，革命文学论争得最热闹的时候，钱杏邨等年轻气壮的共产主义者批评家们，大肆攻击鲁迅。他们论点中就认为鲁迅的作品不是革命的，阿Q没有革命性。诚然，鲁迅的作品中确实没有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但是，鲁迅从事作家活动的时候，中国的无产阶级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呢？！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时候、从哪里产生的呢？！那时候不是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还不明确吗？！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国民革命不是以‘五四’为前哨战而爆发的吗？！”
[日]增田涉：《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第383、384页。此反驳极得要害，我们评论文学作品不能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对过去吐口水，而要回归作品产生的历史语境。创作社和太阳社就是拿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来棒杀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况且鲁迅的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并没有在三十年代消失，一百年后的今天也很难说鲁迅所写的现实不存在了。增田涉如此富有启示的批评怎么不会撩动日本人对鲁迅作品的关注呢？第四部分是通过谈话的形式叙述和评介了鲁迅南下厦门、广州最后定居上海的经历，把广州遭遇的事情介绍得比较详细，而且又解读了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的事情，再一次批评他们是自负的风头主义，犯了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还引用鲁迅的谈话叙述了国民党对左翼人士的镇压和屠杀。限于篇幅，作者匆忙地在结尾部分说到写作《鲁迅传》缘起和鲁迅赠诗的事。
《鲁迅传》的内容出现了8处错误。卞立强在译文中已指出6处：（1）《阿Q正传》在德国有译本（当时没有译本）;（2）卢那察尔斯基给俄国列宁格勒大学瓦西里教授等人翻译的《阿Q正传》写了序（没有写序）;（3）鲁迅当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没有当过）;（4）陈独秀当上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文科学长）;（5）许广平南下途经江浙被孙传芳部队捉住险些被杀（没有此事）;（6）鲁迅在广州沉默不说话，鲁迅自己说开口说话只能被杀（鲁迅没有沉默）。另两处是：（7）鲁迅在日本给革命党的机关刊物《浙江潮》和《河南》杂志投稿（非革命党机关刊物）;（8）鲁迅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的翰林学士（翰林庶吉士
清朝官制中翰林院设掌院学士满汉各一人，下属机构有庶常馆、起居注馆、国史馆，庶吉士是庶常馆由进士优于文学书法者充之，雍正后改以朝考选之，在馆学习三年后奏请御试，可授翰林院编修、检讨或者授部院司员、知县等职，可见庶吉士只是一个小官职（参见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职大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15、1024页）。）。
[日]增田涉：《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第366、369、374、379、387、390页。这些错误中，（3）（4）（6）（7）（8）属于史实错误，（1）（2）（5）有编造嫌疑。既然鲁迅看过，应不会允许他自己知道的事情被写错，但增田涉只谈到他在原稿上说鲁迅祖父是翰林出身的大官，鲁迅看后把“大官”划掉了，
参见[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第47页。但留下的“翰林学士”也有问题，也许鲁迅知道的没有那么清楚，还有可能译文不准确（“翰林出身”可能被译成“翰林学士”）。其他7处错误如果鲁迅看过了却允许错误的存在，这就是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对于增田涉而言，撰写出现了这些错误，一方面可能是史料、研究的不足和语言转换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可能也有拔高鲁迅的嫌疑。
三、《鲁迅传》被删的日本语境
1932年4月《改造》刊出增田涉的《鲁迅传》时，共有22处被删除，其中4处岩波书店出版《鲁迅选集》收入时没有文字，可能是原文本身没有写，也可能是岩波版没有恢复，现无从查考。下面我们来讨论其他18处被删除的地方。
岩波书店版《鲁迅选集》收入时恢复的18处是：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1）××（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引文）;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2）××××××××（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引文）;另外一些人则从东京以及其他地方图书馆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抄录印刷满人（3）××（暴虐）的记录，传入中国，企图恢复忘却的旧恨，协助革命成功（作者撰写）;在这期间，取代一向在中国称霸的英美的（4）××（日本）（作者括号注釋）;鲁迅的作品中却是没有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5）××（革命）性（作者撰写）;共产党是想利用国民党在民众中的传统势力，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封建军阀，（6）×××××××××××（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首先完成民族革命（作者撰写）;去年二月七日，左翼作家联盟的五名重要成员遭到逮捕，并被秘密（7）××（虐杀）了（作者撰写）;反对国民党和租借巡捕逮捕屠杀中国的作家和思想家，反对国民党对文化的法西斯压迫，拥护中国（8）×××××（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占线，拥护中国革命等口号（作者撰写）;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9）×××××（统治者恐怖）（引文）;（10）×××（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11）×××××（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引文）;然而我们的这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12）××××××（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引文）;但（13）××××××（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引文）;因为这是属于（14）××（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引文）;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15）××××××（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滋长一日（引文）;我们同志的血，已经被证明了（16）××××××（无产阶级革命）和（17）××（革命）劳苦大众实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是（18）××（革命）劳苦大众的文学（引文）。 参见[日]增田涉：《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第372-394页。18处被删去的内容，只有6处是作者撰写的内容，另外12处都是引用鲁迅的原文，其中2处来自《呐喊·自序》，都和日本人砍中国看客之头有关，其余10处都来自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无论作者撰写还是引文，删去的词汇都和日本及杀头有关，其中有“无产阶级革命”的7次，“革命”的4次，“统治者”2次，“鉴赏”1次，“暴虐”1次，“虐杀”1次，“日本”1次，“示众的材料和看客”1次，集中分布在传记后面引述鲁迅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那部分，前面涉及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利益和“幻灯事件”日本砍中国人头的部分也有删除。这显然是日本官方意识形态管控的结果。
《改造》杂志刊登《鲁迅传》本身就经过了一番周折，而且此时正是日本左翼思想运动被日本官方打压处于低迷的时候：
在疯狂镇压的风浪中，纳普（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引者注）和卡普（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引者注）支持知识分子的反战反法西斯斗争，在小说、戏剧等所有文艺领域里，出现了许多优秀成果。从中出现了文艺评论的藏原惟人、宫本显治，以及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那样的革命作家，柳濑正梦那样的优秀漫画家。但是，随着基本部队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有组织的斗争在疯狂镇压下遭受破坏，文化运动也进入了低潮。从1932年3月的文化战线大逮捕以后，又有几次镇压，从1935年前后开始，有组织的活动陷入停顿状态，并倒退到“转向文学”时期。
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會：《日本近代思想史》（三），那庚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5-36页。
引文里讲到1932年3月文化战线大逮捕，也就是日本政府对从事无产阶级文化工作的人进行大肆镇压。1931年满洲事变后，日本共产党的活动达到了战前的最高峰，同时日本官方的镇压也空前猛烈。1932年3月发生了文化战线的大逮捕，4月《改造》杂志刊登增田涉《鲁迅传》，此时正处在镇压的风口浪尖。在这样一个无产阶级运动复杂斗争的时期，鲁迅作为中国左翼文学的盟主被介绍到日本是当时历史语境使然，同样鲁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观点和介绍被删去也是这个语境的结果。从《鲁迅传》的内容可以看到，关于鲁迅小说作品的分析部分基本没有被删去的内容，而涉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部分就不能幸免了。
四、结语
日本1930年代的无产阶级活动，对整个日本近代以来思想的解放和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所以其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中的影响比较深远，这就是一年后岩波书店出版的《鲁迅选集》能够恢复删去的内容并收入《鲁迅传》的重要原因。鲁迅就是在这样的接受视域中比较全面准确地进入到日本人的文化生活中，而且因为增田涉是鲁迅的学生，这种师生关系使他在中日文化界的影响更加重大，实藤惠秀曾经说：“因在竹内好葬礼上致辞倒地而不省人事的增田涉去世之时，中国各大媒体却竞相报道。因为增田涉曾师从于鲁迅，因为鲁迅与增田的往来书信被出版，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理所当然。然而，在中国的报道中却只字没提增田是在竹内葬礼上致辞时倒下的，甚至连个‘竹’字都没有出现。”
转引自熊文莉：《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研究·导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页。实藤惠秀是抱怨中国没人关注竹内好，但道出了增田涉在中日鲁迅传播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增田涉;鲁迅译介;《鲁迅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日本鲁迅学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6XZW018）。
[作者简介]蒋永国（1974-），男，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桂林 541004）。
在20世纪30年代中日关系紧张的时期，增田涉（ますだ わたる，1903-1977）以鲁迅学生的身份捍卫和巩固了鲁迅在日本的外国作家的地位，并且持续影响到战后许多日本鲁迅研究者，因此他在日本鲁迅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增田涉持续翻译鲁迅作品，对鲁迅在日本的传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他还撰写了第一本《鲁迅传》。学术界对鲁迅与增田涉的关系有较多讨论，但有关《鲁迅传》的错误及第一次发表被删减的相关史料和语境没有引起深入关注。因此，本文将在增田涉鲁迅译介的基础上重点讨论《鲁迅传》的这些问题。
一、增田涉及其鲁迅译介
增田涉1903出生于岛根县八束郡惠昙村（今属松江市），据戈宝权研究他在松江旧制高中读书时就通过青木正儿所办的《支那学》知道了鲁迅。
戈宝权：《鲁迅和增田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4期;参见[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页。1926年增田涉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专攻中国文学，1929年毕业。在东大期间，他与辛岛晓是同班同学。1926年暑假辛岛晓到北京旅行，经盐谷温介绍认识鲁迅（辛岛晓是盐谷温的女婿），增田涉可能通过辛岛晓更多地了解了鲁迅。1931年3月，增田涉带着其师佐藤春夫的信在上海会见了内山完造，内山又把他介绍给鲁迅。增田涉便拜在鲁迅门下，跟随鲁迅学习中国文学，鲁迅则主要给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呐喊》和《彷徨》，还赠给增田涉《朝花夕拾》和《野草》让其阅读。
参见[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第7-9页。增田涉每天下午到鲁迅家（拉莫斯公寓）大概学习2-3小时，太晚了就在鲁迅家里吃饭。学习之余，鲁迅常带增田涉去听演讲、看电影和表演，有时还帮增田涉购买书物。1931年12月增田涉回国，鲁迅赠诗：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4页。鲁迅致增田涉的信共有58封，在写给外国友人的信中是最多的，这些信件几乎都是讨论翻译和学术的事情。作为学生，增田涉是“死心塌地”的“鲁迅迷”。因此，回国后的增田涉专心致志地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还加入了1934年竹内好和武田泰淳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
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还有冈崎俊夫、小田岳夫、松枝茂夫、实藤惠秀、小野忍、饭冢朗等，也都从事鲁迅的翻译或研究。此后主要从事鲁迅作品的翻译和研究，1939年到1949年先后担任过内阁、大东亚部和外务部“嘱托”（接受嘱托而进行工作的特约人员）和外交部调查员。1949年任岛根大学文学部教授，1953年任大阪市立大学文教部教授，1967年任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1974年退休。在大阪市立大学任教期间，培养了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者片山智行和丸尾常喜。增田涉的主要著作有《鲁迅传》（1932）、《鲁迅的印象》（1948，讲谈社），译作有《中国小说史略》、《鲁迅选集》（参与翻译）、《大鲁迅全集》（参与翻译）等。
鲁迅日记透露，1931年7月17日為增田涉讲解完《中国小说史略》，9月将订正本赠给增田涉4本。
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第261、269页。1932年11月，鲁迅在写给增田涉的信中谈到井上红梅的小说翻译
鲁迅虽在日记和给增田涉的书信中多有谈及井上红梅翻译的不足和生活作风问题，但渡边襄发现了鲁迅用日文写给井上红梅关于《阿Q正传》中赌博的解释图，他因而猜测鲁迅和井上红梅有书信往来（参见吕元明：《新发现的鲁迅致井上红梅的赌博解释图》，《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7期）。及其在《改造》上的广告，感叹《中国小说史略》翻译出版是“危险的”。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第224页这时距增田涉回国将近一年，想必《中国小说史略》翻译出版事宜已经有眉目了。1933年6月25日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直接解答了其翻译《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章所遇到的问题，可知此时增田涉的翻译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1934年5月19日增田涉完成译稿，该月31日鲁迅又致信订正，到1935年6月10日鲁迅致函说已呈上给增田涉的序文，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第251-252、300、303-304、359页。25日便由汽笛出版社出版了译作，发行时题名《支那小说史》，封面有精美的装帧和题签，全书达510页，书前印有鲁迅为日译本写的序，增田涉写的《译者的话》，还有鲁迅写的原序与题记。增田涉从鲁迅学习《中国小说史略》到日译本的出版，共用了4年多的时间，与鲁迅直接讨论翻译中拿不定主意的地方，也得到鲁迅的多次订正。这个版本是日本《中国小说史略》的权威译本，内容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北京周报》（上册，第1篇到第15篇，1924）上的初始翻译。增田涉在《译者的话》中盛赞此书是“划时代的著作”，
戈宝权：《鲁迅和增田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4期。鲁迅也很认可这个日译本：“《中国小说史》豪华的装帧，是我有生以来，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装。我喜欢豪华版，也许毕竟是小资的缘故罢。”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第359页。戈宝权引文有误，把“小资”引成“小资产阶级”。这个译本1937年收入《大鲁迅全集》;1938年汽笛出版社重印;1941-1942年被权威出版社岩波书店出版，又进行了修订，附有详细的注释和译者补注;1962又被岩波书店再版。由此可见，该译本在日本学术界的巨大影响。
除《中国小说史略》的翻译外，增田涉还致力于翻译鲁迅的其他作品。1933年3月改造社出版了佐藤春夫主编的《世界幽默全集》第12卷《中国篇》，收有增田涉翻译的《阿Q正传》和《幸福的家庭》。鲁迅在和增田涉书信交换意见时，似乎不大认同增田涉把这两篇看作幽默作品，他说：“所谓中国的‘幽默’是个难题，因‘幽默’本非中国的东西。也许是书店迷信西洋话能够包罗世界一切，才想出版这种书罢。你只得酌量选译，别无他法。”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第221页。1935年6月佐藤春夫与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由岩波书店出版，所收11篇作品，只有《故乡》和《孤独者》出于佐藤春夫之手，《孔乙己》《风波》《阿Q正传》《鸭的喜剧》《肥皂》《高老夫子》《藤野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上海文艺之一瞥》都是增田涉翻译的，附录了增田涉此前在《改造》上发表的《鲁迅传》，但未署名
这篇传记最早由梁成译出，曾先后印在1937年7月上海当代书店和1937年3月上海文光书店出版的钱浩编的《鲁迅文学讲话》中，后又收在1947年2月上海博览书局出版的邓坷云编、曹聚仁校的《鲁迅手册》中（薛绥之写作1937年出版该书，有误，见《读增田涉〈鲁迅传〉札记》，载《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但作者误署为佐藤春夫，直到1977年卞立强完整地把《鲁迅传》译成中文出版，并且指出作者是增田涉，才消除误会（见[日]增田涉著：《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365页）。，而且将鲁迅参加左翼革命的那一段删去了。
参阅[日]增田涉：《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第368页。1936年9月河出书房出版了佐藤春夫主编的《世界短篇杰作全集》中的《支那印度短篇集》，收有增田涉译的《眉间尺》（《故事新编》中的《铸剑》）。1937年《大鲁迅全集》第一、二卷收增田涉此前所译的鲁迅的小说，第六卷收增田涉译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七卷收鲁迅写给增田涉的信。1940年东城社出版的《现代支那随笔集》，收入了增田涉译的《小品文的危机》《世故三昧》等杂文。二战后增田涉继续进行鲁迅作品的译介工作，最有影响的是1956年与松枝茂夫、竹内好为岩波书店编译的13卷卷本的《鲁迅选集》，其中第6卷《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第7卷《华盖集续编》《而已集》，第8卷《三闲集》《二心集》，第9卷《伪自由书》，均出自增田涉之手。1973年又出版了此选集的袖珍本，印刷精美，便于携带阅读。这个选集是增田涉去世前较为完备的鲁迅作品集，比较好地向日本人呈现了鲁迅作品的全貌。增田涉翻译鲁迅作品从战前持续到战后，卓有建树，对日本鲁迅研究的延续做了很好的奠基工作。
二、《鲁迅传》的产生和内容
1931年增田涉来到上海跟随鲁迅学习，深受鲁迅之影响，萌生了写鲁迅传记的想法，就向鲁迅报告了他的腹稿，鲁迅立即赠给增田涉两句郑板桥的对联：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
参见薛绥之：《读增田涉〈鲁迅传〉札记》，《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鲁迅认为自己所写的东西并没有搔着中国社会和人的痒处，那么写文赞颂也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但只要评价得入木三分，即使骂也难能可贵。增田涉不负鲁迅希望，在1931年8月完成初稿，共有90多页，誊清后84页，经鲁迅本人过目。
参见[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第62、66页。文章发表经过了一番周折，起先托佐藤春夫送给《改造》杂志，被退回，再送给《中央公论》，也没有采纳，于是又送给《改造》，《改造》答应发表，但要求删减到60页。
参见[日]增田涉：《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第368页;薛绥之：《读增田涉〈鲁迅传〉札记》，《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戈宝权：《鲁迅和增田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4期。
《鲁迅传》是鲁迅生平履历和他代表作的一个述评，总体上比较简略。文章从鲁迅当选为国际工人文化联合大会名誉主席谈起，说他最近没有发表什么作品，只不时写点杂感和做点翻译，接着说七、八年前《阿Q正传》在国际上翻译的情况，由美国《新群众》评论他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主席过渡到他在上海遭到国民党镇压进而悬赏逮捕他的事情。关于悬赏逮捕的事情叙述比较详细，引述了鲁迅和他的许多对话。这是文章的第一部分，在收入岩波书店出版的《鲁迅选集》时被删去了。第二部分叙述1919年发表《狂人日记》以前的履历，讲鲁迅的出生、家庭变故、南京求学、日本留学及归国在绍兴、教育部任职的情况，其中日本留学说得详细，引文资料大部分來自《呐喊·自序》，只有一处引用了《朝花夕拾·藤野先生》。第三部分写鲁迅“弃医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过程，从日本创办《新生》、为《浙江潮》和《河南》撰写文章写起，比较大篇幅地分析了从武昌起义到五四运动中国军阀、封建势力猖狂和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情况，然后引出五四运动和《新青年》发表鲁迅《狂人日记》的事情，重点说到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强调鲁迅为此贡献了优秀作品《狂人日记》，并做出了如下评价：
在经济上政治上已濒于崩溃的家族制度，在道德上与习惯上仍然为已经形式化了的儒家的宗法观念所束缚住。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发表出来的，它剔抉了腐败的封建社会的旧习俗，知识界的青年学生群众以异常的兴奋欢迎这篇作品。
在《狂人日记》里，超出了单纯对家族制度的攻击，还进一步认为儒家一板正经地把封建社会道德化的仁义道德，已经不过是一种没有社会意义的、形骸化的观念，而且中国的历史虽然涂满了仁义道德，实际上谁都在吃人——尽干着把别人当饵食来喂肥自己的勾当;痛骂中国不仅是现今的社会，在传统上也是靠这种谎言建立起来的。 [日]增田涉：《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第380-381页。
评价抓住了历史实际和思想内涵，是中国国内对《狂人日记》主流评价的日本延长，极像吴虞：“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3页。还有对结尾“救救孩子”的理解也颇有启发：“它暗示着这样一个可诅咒的丑恶的社会职能而且必须由下一个时代的青年来重新改造。”“这句话最明确地表现了鲁迅希望有纯洁无瑕的青年来重新建设中国的理想。这句话使当时的一般青年意识到自己的重大责任。”
[日]增田涉：《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第381页。可见，增田涉对《狂人日记》的理解很有启发，这对于日本人理解《狂人日记》有极大帮助。此后作者在介绍鲁迅于《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基础上，认为《阿Q正传》和《孔乙己》是“这些古怪的主人公最明确的表现”，指出“那时候的中国人都有着全部或部分的阿Q性格。阿Q的思想和行动都摇摆不定，没有一个独立的坚定的精神寄托;由于无知和软弱，往往要虚张声势;被人稍一顶撞又失去反抗心;他自我欣赏用怜悯对方的粗暴来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用轻松的情绪来掩盖自己的软弱;可是碰到真正软弱的对手，又使劲地加以欺凌。”
[日]增田涉：《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第382、383页。
更难得的是，增田涉没有受到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中日左翼文学对鲁迅评价的影响。我们知道，《满蒙》及日本国内在这个时间对鲁迅的评价大都受到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影响，认为鲁迅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时代，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增田涉关于这个问题对鲁迅的把握也是非常准确的，他说：“不能因为他现在是中国左翼作家同盟的盟主，就把他的‘五四’时期前后的作品（他从事作家的活动是在这时候，以后他没有写作品）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小说。说他是杰出的农民作家也许还是可以的，但还不能说他是无产阶级作家。”并且反驳钱杏邨们：“两三年前，革命文学论争得最热闹的时候，钱杏邨等年轻气壮的共产主义者批评家们，大肆攻击鲁迅。他们论点中就认为鲁迅的作品不是革命的，阿Q没有革命性。诚然，鲁迅的作品中确实没有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但是，鲁迅从事作家活动的时候，中国的无产阶级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呢？！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时候、从哪里产生的呢？！那时候不是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还不明确吗？！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国民革命不是以‘五四’为前哨战而爆发的吗？！”
[日]增田涉：《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第383、384页。此反驳极得要害，我们评论文学作品不能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对过去吐口水，而要回归作品产生的历史语境。创作社和太阳社就是拿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来棒杀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况且鲁迅的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并没有在三十年代消失，一百年后的今天也很难说鲁迅所写的现实不存在了。增田涉如此富有启示的批评怎么不会撩动日本人对鲁迅作品的关注呢？第四部分是通过谈话的形式叙述和评介了鲁迅南下厦门、广州最后定居上海的经历，把广州遭遇的事情介绍得比较详细，而且又解读了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的事情，再一次批评他们是自负的风头主义，犯了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还引用鲁迅的谈话叙述了国民党对左翼人士的镇压和屠杀。限于篇幅，作者匆忙地在结尾部分说到写作《鲁迅传》缘起和鲁迅赠诗的事。
《鲁迅传》的内容出现了8处错误。卞立强在译文中已指出6处：（1）《阿Q正传》在德国有译本（当时没有译本）;（2）卢那察尔斯基给俄国列宁格勒大学瓦西里教授等人翻译的《阿Q正传》写了序（没有写序）;（3）鲁迅当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没有当过）;（4）陈独秀当上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文科学长）;（5）许广平南下途经江浙被孙传芳部队捉住险些被杀（没有此事）;（6）鲁迅在广州沉默不说话，鲁迅自己说开口说话只能被杀（鲁迅没有沉默）。另两处是：（7）鲁迅在日本给革命党的机关刊物《浙江潮》和《河南》杂志投稿（非革命党机关刊物）;（8）鲁迅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的翰林学士（翰林庶吉士
清朝官制中翰林院设掌院学士满汉各一人，下属机构有庶常馆、起居注馆、国史馆，庶吉士是庶常馆由进士优于文学书法者充之，雍正后改以朝考选之，在馆学习三年后奏请御试，可授翰林院编修、检讨或者授部院司员、知县等职，可见庶吉士只是一个小官职（参见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职大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15、1024页）。）。
[日]增田涉：《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第366、369、374、379、387、390页。这些错误中，（3）（4）（6）（7）（8）属于史实错误，（1）（2）（5）有编造嫌疑。既然鲁迅看过，应不会允许他自己知道的事情被写错，但增田涉只谈到他在原稿上说鲁迅祖父是翰林出身的大官，鲁迅看后把“大官”划掉了，
参见[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第47页。但留下的“翰林学士”也有问题，也许鲁迅知道的没有那么清楚，还有可能译文不准确（“翰林出身”可能被译成“翰林学士”）。其他7处错误如果鲁迅看过了却允许错误的存在，这就是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对于增田涉而言，撰写出现了这些错误，一方面可能是史料、研究的不足和语言转换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可能也有拔高鲁迅的嫌疑。
三、《鲁迅传》被删的日本语境
1932年4月《改造》刊出增田涉的《鲁迅传》时，共有22处被删除，其中4处岩波书店出版《鲁迅选集》收入时没有文字，可能是原文本身没有写，也可能是岩波版没有恢复，现无从查考。下面我们来讨论其他18处被删除的地方。
岩波书店版《鲁迅选集》收入时恢复的18处是：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1）××（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引文）;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2）××××××××（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引文）;另外一些人则从东京以及其他地方图书馆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抄录印刷满人（3）××（暴虐）的记录，传入中国，企图恢复忘却的旧恨，协助革命成功（作者撰写）;在这期间，取代一向在中国称霸的英美的（4）××（日本）（作者括号注釋）;鲁迅的作品中却是没有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5）××（革命）性（作者撰写）;共产党是想利用国民党在民众中的传统势力，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封建军阀，（6）×××××××××××（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首先完成民族革命（作者撰写）;去年二月七日，左翼作家联盟的五名重要成员遭到逮捕，并被秘密（7）××（虐杀）了（作者撰写）;反对国民党和租借巡捕逮捕屠杀中国的作家和思想家，反对国民党对文化的法西斯压迫，拥护中国（8）×××××（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占线，拥护中国革命等口号（作者撰写）;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9）×××××（统治者恐怖）（引文）;（10）×××（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11）×××××（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引文）;然而我们的这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12）××××××（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引文）;但（13）××××××（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引文）;因为这是属于（14）××（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引文）;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15）××××××（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滋长一日（引文）;我们同志的血，已经被证明了（16）××××××（无产阶级革命）和（17）××（革命）劳苦大众实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是（18）××（革命）劳苦大众的文学（引文）。 参见[日]增田涉：《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2册，卞立强译，第372-394页。18处被删去的内容，只有6处是作者撰写的内容，另外12处都是引用鲁迅的原文，其中2处来自《呐喊·自序》，都和日本人砍中国看客之头有关，其余10处都来自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无论作者撰写还是引文，删去的词汇都和日本及杀头有关，其中有“无产阶级革命”的7次，“革命”的4次，“统治者”2次，“鉴赏”1次，“暴虐”1次，“虐杀”1次，“日本”1次，“示众的材料和看客”1次，集中分布在传记后面引述鲁迅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那部分，前面涉及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利益和“幻灯事件”日本砍中国人头的部分也有删除。这显然是日本官方意识形态管控的结果。
《改造》杂志刊登《鲁迅传》本身就经过了一番周折，而且此时正是日本左翼思想运动被日本官方打压处于低迷的时候：
在疯狂镇压的风浪中，纳普（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引者注）和卡普（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引者注）支持知识分子的反战反法西斯斗争，在小说、戏剧等所有文艺领域里，出现了许多优秀成果。从中出现了文艺评论的藏原惟人、宫本显治，以及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那样的革命作家，柳濑正梦那样的优秀漫画家。但是，随着基本部队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有组织的斗争在疯狂镇压下遭受破坏，文化运动也进入了低潮。从1932年3月的文化战线大逮捕以后，又有几次镇压，从1935年前后开始，有组织的活动陷入停顿状态，并倒退到“转向文学”时期。
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會：《日本近代思想史》（三），那庚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5-36页。
引文里讲到1932年3月文化战线大逮捕，也就是日本政府对从事无产阶级文化工作的人进行大肆镇压。1931年满洲事变后，日本共产党的活动达到了战前的最高峰，同时日本官方的镇压也空前猛烈。1932年3月发生了文化战线的大逮捕，4月《改造》杂志刊登增田涉《鲁迅传》，此时正处在镇压的风口浪尖。在这样一个无产阶级运动复杂斗争的时期，鲁迅作为中国左翼文学的盟主被介绍到日本是当时历史语境使然，同样鲁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观点和介绍被删去也是这个语境的结果。从《鲁迅传》的内容可以看到，关于鲁迅小说作品的分析部分基本没有被删去的内容，而涉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部分就不能幸免了。
四、结语
日本1930年代的无产阶级活动，对整个日本近代以来思想的解放和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所以其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中的影响比较深远，这就是一年后岩波书店出版的《鲁迅选集》能够恢复删去的内容并收入《鲁迅传》的重要原因。鲁迅就是在这样的接受视域中比较全面准确地进入到日本人的文化生活中，而且因为增田涉是鲁迅的学生，这种师生关系使他在中日文化界的影响更加重大，实藤惠秀曾经说：“因在竹内好葬礼上致辞倒地而不省人事的增田涉去世之时，中国各大媒体却竞相报道。因为增田涉曾师从于鲁迅，因为鲁迅与增田的往来书信被出版，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理所当然。然而，在中国的报道中却只字没提增田是在竹内葬礼上致辞时倒下的，甚至连个‘竹’字都没有出现。”
转引自熊文莉：《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研究·导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页。实藤惠秀是抱怨中国没人关注竹内好，但道出了增田涉在中日鲁迅传播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