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姬之诗
　　 我要说的虞姬，是——嗯，你猜对了，就是“霸王别姬”的女主角。
　　 虞姬在正史里介绍得很少。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仅仅是把美人虞姬与乌骓马并列一提，一个“常幸”，一个“常骑”。“美人”是称谓，“虞”是姓或名字（我认为是名字）。但是，因为虞姬是项羽的宠姬，又被后世不断演绎那场“霸王别姬”的故事，使得这个“虞姬”家喻户晓。当然，人们心中、眼中的“虞姬”肯定不是历史上真实的“虞姬”。
　　 虞姬生年无可考，卒于公元前202年。所有的史料都记载，虞姬死在项羽的阵前军营大帐，是用项羽的宝剑自刎的。自刎前，项羽中了韩信的十面埋伏，楚兵听到了四面楚歌尽皆散去。项羽势单力孤，感到穷途末路、大势已去，悲从心头起，哀从胸间生。于是，他借酒浇愁，并让虞姬且歌且舞（虞姬本是歌舞伎）。项羽乘兴诵唱了一首期期艾艾的《垓下歌》。项羽虽然是个武夫，但水平不低，一生还写了十几首诗歌，遗憾的是唯有这首《垓下歌》得以流传。这首诗，确实是用了真气，动了真情，多少有点儿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味道。这首诗是写给项羽自己的，也是写给虞姬的。咱们不说项羽写诗，说说虞姬。
　　 陆贾在编撰的《楚汉春秋》中写道，虞姬听了项羽的《垓下歌》之后，和了一首诗，后人称作《和垓下歌》。诗如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乐生。”这首诗在《史记》《汉书》均未提及。那么，陆贾与项羽是同时代的人，其所撰之书也应该可信。好吧，我们先相信这首诗是虞姬所作。虞姬在许多野史上都被呼为才女，才女能写诗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问题来了。秦末汉初时，五言诗并不盛行，更没有成型。虽然《诗经》上也有五言诗，郦道元《水经注》中的《长城谣》也是五言，但远不及虞姬这首五言诗规整。根据诗学史料考据，我国的五言诗成熟于东汉末年。那么，虞姬的这首写于秦末的五言诗就成熟得太早了。史上对这首诗是否是虞姬所作，信者与疑者几乎各半。如果确认这首诗是虞姬所作，那么虞姬就是五言诗的鼻祖了。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虞姬的这首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
　　 我是愿意相信这首诗为虞姬所作的，因为这首诗的情绪太符合虞姬当时的心境了。如果不是虞姬所作，虞姬的形象会大打折扣，后世为虞姬编的那些戏曲、话本、故事等等，岂不是无地可着了？没有这首诗，项羽与虞姬的爱情就不会诞生凄美、幽恨。项羽以诗唱之，虞姬以诗和之，才是匹配。项羽醉在情中、爱中、歌中、舞中、悲中、恨中，而虞姬仅需依偎在项羽的怀中，住在项羽的心中，依他、恋他、忠他、随他，生是项羽的人，死也是项羽的人。
　　 史料上没有找到项羽是否有妻室的证据，项羽做了西楚霸王之后，没有封王后的记录，只有封虞姬为美人的记载。美人相当于妾。司马迁说的“常幸从”，就是常跟随着项羽出征。在《西汉演义》中确实看到几处虞姬随项羽出征打仗的描述。虞姬不是项羽的正室妻房，项羽有正妻吗？按说，那时的男人十五岁就是成年，项羽家是大贵族，肯定要给他娶下妻室的。那时男人娶妻都是按父母之命娶的，甚至指腹为婚。当然，还有一些婚姻是因政治需要而确定联姻的。娶妻是一项任务，男人没有多少决定权。纳妾就不同了，所纳之妾，一定是自己喜欢的。所以，真爱往往在妾处，义务大多在妻处。项羽真爱虞姬，虞姬同样以死相随。所以，他们的故事被后世的人们演绎得越来越精彩。
　　 其实，我一直不喜欢项羽这个人。我认为一个男人有三件事必须不折不扣地做好，那就是：无条件地孝顺父母;尽一切力量保护好怀中的女人;对自己的兄弟，要有舍己为弟兄们的担当。这三项事，项羽都没做好。即使在“别姬”的这个晚上，项羽感叹的也是自己，仅仅是告诉虞姬，我的命理运数到头儿了，无可奈何了，乌骓马也无可奈何了，虞姬你也无可奈何了，我们认命吧。两军阵前靠一匹马一条枪厮杀的莽汉匹夫，在智慧、策略面前无可奈何了。项羽的这种死法是必然的（范增就预测过，项羽会这样被韩信用计围困而死），虞姬这种死法是意外的。虞姬可以不自杀，被汉军俘去，很可能继续做刘邦或其他王侯的“美人”，但是，虞姬自杀了，为尽忠项羽而自杀了。于是，虞姬是那个时代的另类，集忠烈于一身。
　　 虞姬死后，文人们觉得虞姬太值得尊敬了，就用她的封号做成了一个可供填词的曲牌子《虞美人》。南宋王灼所著的词曲评论笔记《碧鸡漫志》载：“《虞美人》起于项藉虞兮之歌，予谓后世以命名可也。”看看！虞姬不仅给世上留下第一首规整的五言诗，还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词曲牌，让许多词人骚客趴在这个曲牌子上叹几声、哭一阵。
　　 唐代以后的诗人大多填写过《虞美人》这一曲牌，最著名的大概应属南唐后主李煜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問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没有经过春花秋月的人，不懂愁;没有往事的人，不知愁。
　　 虞姬就是爱情的往事，就是春花秋月的愁。愁，不是叽叽歪歪、自怨自艾。愁，应该是有历史感的思想高度，是一颗历史的子弹在今天的枪膛里纠结。
　　 近代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曾因演出《霸王别姬》红遍大江南北，甚至海外。当然了，梅兰芳先生演的虞姬，是梅兰芳先生心中的虞姬，不是历史里的虞姬，也不是我心里的虞姬，更不会是你心里的虞姬。
　　 近些年，有电影《霸王别姬》、歌曲《霸王别姬》，等等。每一种艺术形式里的虞姬都是不同的，谁创作的虞姬就是谁献给虞姬的情诗。那么，虞姬究竟该什么样儿？虞姬在哪儿？你扪心自问去吧。
　　匡衡之偷
　　 我家里有五本解读《诗经》的书，著述的解读者都是我敬仰的人。这五个解读本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局限。我是《诗经》虔诚的读者，对解读本的阅读也非常虔诚。当然，我对解读本的评判也带有我个人的局限性。
　　 《诗经》诞生三千多年来，一直被奉为儒家（现在叫国学）的经典，而我主要是为了读诗，对“经”的部分还无法理解到位。孔子编《诗三百》时，是用来教学的，不仅是教孔门弟子，还要教全社会，孔子也是打定主意要使《诗三百》成为“经”的。汉朝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独尊儒术”的开始，汉朝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们深懂孔子编《诗》的用意，于是，就把《诗》缀上“经”字，就有了现在的《诗经》。“经”是哲学，由此也可以判定，哲学最初是由诗歌衍生的。 　　 由此可见，《诗经》在汉朝是享有崇高地位的一部思想之经、教化之经、文学之经。这样说来，汉朝的时候，谁懂《诗经》，谁就会受到尊重。谁能把《诗经》活学活用，就可能当官。学得好，讲得好，用得好，就能当大官。
　　 匡衡就是因为把《诗经》学好了、讲好了，当了大官。用得怎么样？对别人用得很好，对自己嘛，咱们先按下不表。
　　 匡衡讲《诗经》远近闻名，汉朝当时的“讲诗界”都佩服匡衡，那些儒学大师不得不感叹：“无说《诗》，匡鼎（鼎，是匡衡的乳名）来。匡说《诗》，解人颐。”大意是：“《诗经》上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就去请教匡衡来讲解。他讲解的《诗经》，可以让听者心旷神怡。”了不得！相当于说匡衡是独霸《诗》坛啊！因为讲《诗经》讲得好，匡衡做了太子刘■的老师。后来，刘■继位成为汉元帝，匡衡就一步一步做了丞相，总理国家朝政了。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被经典化，成为一个很励志的成语，叫“凿壁偷光”。这个故事在《西京杂记》上被描述成是匡衡所为。其实，匡衡无论是在家里穷还是贫的状况下怎样刻苦读书，他少年时的学习成绩都不好，赶考九次不及第，最后勉强考中了个丙科（相当于今天的职业高中或中专），后被补为太原郡的文学卒史。如果他不懂《诗经》，不会讲《诗经》，就不会当那么大的官，大概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了。
　　 “鑿壁偷光”是晋代葛洪在《西京杂记》所写。《西京杂记》属于野史类，可信度不大。也许是葛洪的想象，也许是把别人的事迹强行按在匡衡的头上，反正在正史上查不到“凿壁偷光”这件事儿。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匡衡在少年、青年时，习读《诗经》是下了苦功夫的。历史上以及今天，高考不及第，后来却在某个领域有大成就者众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匡衡做了丞相后，做了许多对国计民生有益处的事儿。他最大的功劳就是在汉元帝死后、汉成帝继位时，弹颏并制裁了中书令宦官石显及其党羽，为朝廷除却一个毒瘤。但是，剪除石显一党后不久，匡衡就被举报有重大贪腐行为，被贬为庶人。
　　 匡衡作为丞相，在朝廷握有重权，渐渐地有了高人一等的意识，狐假虎威的做法也不少。同朝为官的同僚们开始对他不满，悄悄地收集他的材料，结果发现他有强行吞并土地四万多亩的行为。当证据确凿后，同僚们就把材料递给了汉成帝。汉成帝看了以后大怒，让匡衡解释。匡衡竟然辩解为：“郡图之误。”意思是说，把地图看错了。（好吧，好像懂《诗经》的人就不会看地图，不识数似的。）匡衡最终以“专地盗土”之罪被贬为庶人，回到了他“凿壁偷光”的地方，不久后因病而死。
　　 不过，我还是愿意相信匡衡“凿壁偷光”，是用来读《诗经》的。不下“偷光”的功夫，是不可能把《诗经》讲得天下第一的。有道是：一招鲜，吃遍天。何况在“独尊儒术”的汉朝。匡衡因《诗经》而当官，且当了大官;当了大官，就忘了《诗经》的教育，于是就胆大妄为地“偷”国家的土地据为己有。匡衡仅被贬为庶民，汉成帝已经是看在他过去有过功劳的份儿上了。
　　 贪腐这件事，往往是职位越高，贪心越大。穷人只想一日三餐吃饱;官员或富人不是因为物资和金钱缺乏而起贪心，是用积累财富来证明自己的身价。所有的官员都懂得财富与地狱是邻居，弄不好就会走错门。有一个成语说得非常精准：利令智昏。
　　 匡衡聪明半世，仅在划分自己封土的时候，觉得有机会可贪了，智昏了一次，毁了自己“凿壁偷光”的光荣历史，“偷”走了自己的后半生。更重要的是，他在“偷”占国土时，竟忘了《诗经》中“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