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能算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新书，因为原著早在1969年就已经出版，此次的译本是依据1995年的修订版翻译的。之所以强调它的“身世”，是因为全书的文字风格已与现在具有明显的不同，并且其中涉及的内容都截止于20世纪上半叶。
　　 本书主要描述了欧洲帝国时期对其他文化的态度问题，从历史文化角度揭示了欧洲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文化的态度及其成因。即，一方面欧洲以给世界其他民族带去文明与民主的“人类的主人”自居；另一方面，文化在相互渗透之后，注定还是要维护各自的独立性，被统治的一方势必奋起反抗，造成了各种冲突，其中自然包括文化的冲突。
　　 全书始终以一种嘲讽的口吻叙述，对帝国建立者们矛盾的言行进行无情的鞭挞。但这种鞭挞却并非是偏执的，而是依据事实，非常理性的，可说是“戏而不谬”，作者对帝国主义的不满与批判精神跃然纸上。说它写得理性，一方面体现在全书大量引用的史实资料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作者对文化发展的深刻思考、对文化内部矛盾发展的研究以及对地域文化交流规律的深刻认识上。应该说，作者用文化发展的内部规律解释了许多历史事件的缘由，从而使全书的脉络更为清晰。
　　 人类各种文化间常常缺乏相互认识与了解，作者基尔南对此满怀着无限的遗憾。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对西洋文化或许并未排斥，但后来却闭关自守；回教卧穆尔帝国国势在十六世纪如日中天，一度对西方文明敞怀相迎，其继位者却仇视抗拒；欧洲文明在十九世纪达到鼎盛，却非但不知其他文明的长处，还摧残了许多地区的文明与社会。当然，被侵略地区的人民对欧洲的认识也相当片面而功利，这些也是历史的必然。作者站在人类整体的高度，盼望全世界能够真正彼此欣赏、彼此学习、彼此保存，应该说这是本书最终也是最高的一个立意吧。
　　 研究历史的作用在于能揭示正义、合理的信念，知过去而鉴未来。作者基尔南遗憾于欧洲人在最有能力与机会的十九世纪，未能替人类做出更具正面意义的示范与努力。他当初写书的目的也许只是为了警示欧洲人，希望欧洲人从其中汲取教训，但以现代人的思想来看这书，又有不同的启示。例如，面对欧美社会时，我们的文化意识会产生某种焦虑感与压迫感；而面对边远地区、非洲国家或伊斯兰教社会时，又会有疏离感甚至是优越感。而这些，在历史的车辙中都曾上演过。现在，我们不仅要同情落后的文化，也要避免欧洲人的覆辙。
　　 本书写作风格比较自由，大量采用比喻、拟人及通感等修辞手法来叙述历史事件，让读者对原本枯燥乏味、纷繁复杂的文化发展一下子形成了具体、形象的感受，可谓独特而巧妙。译者陈国正是台湾的大学教授，其文字多简练而质朴，对原著表达清晰、明了，其功劳亦不可忽略。
　　 （《人类的主人》，维克托·基尔南著，陈国正译，商务印书馆，2006.5，1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