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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是指一批经过基础教育之后就进城打工的80后、90后。面朝城市，跻身于流动性最强的一个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概念不那么熟悉；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而城市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不一样的农民工
一杆漂亮的开球，三球落袋。灯光昏暗的台球厅里，一个高大健硕的男孩正认真地击球。衣着朴素的他看上去跟旁边大学里的男生并无差别，只是他心里明白，自己被称为“农民工”，而非“大学生”。
他叫吴涛，1988年出生，高中毕业后便从家乡农村来到城市开始自己的打工生活。离家的四年里，他去过上海、到过温州，还在深圳停留过，如今在北京的城乡结合处清河一带谋生。做过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呆过电子元件生产的流水线，现在的吴涛是食品公司的销售。
像吴涛一样，出生在80年代、90年代的农村孩子陆续涌入城市。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返乡，吴涛们已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他们在目前超过2.4亿农民工总数中占有60%以上的比例，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四年的漂泊使吴涛过早成熟，简单大方的T恤，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与父辈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自己的形象，也多少经历过学校的文化教育。工作之余，吴涛会去网吧，也会和同龄人去台球厅打球。在吴涛的手机里保存着许多小说，这也是他平时打发时间的方式之一。
今年年初，吴涛来到北京寻找新工作。对他来说，深圳的流水线工作及两千出头的工资，虽能解决温饱，但每天十小时的工作量、机械的劳动以及周六日的加班，让吴涛觉得生活没有激情。
对职业抱有很高期望值，不再像父辈一样老实地呆在“累、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是吴涛们的普遍特点。一家印刷厂的招工负责人称，“这一代年轻人很有脾气，在工厂有点不满意就能马上走人。”
带着做流水线工人时攒下的钱来到北京，吴涛找到了现在这份食品销售的工作。虽然开头很辛苦，收入不稳定，但吴涛对前景很看好。他把这份工作当做一份事业，每天奔波于各大商超零售店，努力完成自己的订单任务。“虽然累，但这比在流水线上工作有意义得多。”
吴涛认为，他的工作、生活早已“城市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也与城里的孩子日益趋同。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与众多新生代农民工一样，无法找到真正融入城市的钥匙。
边缘化的尴尬
“在诺大的北京，时常觉得自己很孤单。”在北京“漂”了五年的四川打工妹赵丽说。
北京的高房价让赵丽觉得在这里安家简直是天方夜谭，“像现在这样奋斗一辈子也买不一套房子。” 甚至与同乡平摊的租房费用都让她觉得贵之又贵。
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赵丽对农事一窍不通，也不再习惯农村的生活方式。本想回到老家安稳生活的她，在农村呆不到一个月又返回了城市。“在老家也待不住，在城里做饭都是用天然气，回到家烧煤球很麻烦。习惯了城里下班逛街上网的生活，回家感觉生活很没劲。”
赵丽所面临的尴尬，也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共同面临的尴尬。他们是面向城市的一代，不想也无法再回到农村，也因此对老家的事漠不关心。同时，“攒钱回家盖房结婚”的观念也在这一代农民工身上逐渐淡化，“到大城市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农村好。”赵丽说。
但想在城市安家谈何容易，高昂的生活成本，生存技能的缺乏，相对于城市里遍地的大学生他们的知识水平又不够高……缺乏归属感的赵丽时常感到自卑：没有城市户口的她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出生在农村；频繁地更换工作，也让她无法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保待遇……赵丽觉得，自己和城里人之间隔着千山万水般的距离。
与单身的赵丽相比，河南籍的王刚夫妇则更加关注孩子的未来。王刚在北京海淀区开了一家水果店，十多平米的店铺显得很是拥挤。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跟随他们来到北京读书。
在水果店的角落里，小男孩趴在一张小桌子上写作业。由于凳子过高，他不得不弯曲着背部靠近小桌子。外面不时有来往的顾客，询问着水果的价钱。
王刚称，孩子之前在海淀区新希望小学读书，由于这些打工子弟小学面临拆迁，儿子被分流到北京石油附属小学。对于这个结果，王刚露出满意的笑容，这让他感受到了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怀。虽然在北京，小学对于外籍人员子女已开放，但并不能完全化解王刚的担忧，“孩子以后还要上高中、考大学，不知道那时政策是个什么样子。”
圆梦城市的希望
有研究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之一。然而，每年春节期间，许多城市总要面对“用工荒”的尴尬。大批农民工返乡，他们留下的工作岗位无人接替。农民工的劳动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他们对工作所在的城市仍然缺乏归属感。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各省市响应中央号召，陆续举行了“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各省市企业围绕提高农民工岗位技能、维护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农民工身心健康、关爱农民工子女等方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使广大农民工在精神和生活上都得到关爱，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培养农民工的“城市主人翁”意识和“新市民”理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认为，政府要加快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加强农民工培训体系化建设，缓解他们技能缺乏、就业难稳定的问题；同时，推动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范围。政府还要以放宽中小城市落户为工作重点，推进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落户。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全国范围内的社保管理体系无法在短时期内建立的现状，浙江、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等地推行使用“居住证”代替“暂住证”的制度。 一字之差，使已经施行多年的流动人口暂住证制度终结，也让更注重精神世界的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了尊重。
在尊重背后，是农民工对平等享受城市管理和服务机会的渴望。过去，各省市的外来务工者持“暂住证”几乎无法享受公共服务，但持有“居住证”，外来务工人员在医疗保险、子女上学、住房保障等方面能享有更多保障。
浙江省嘉兴市外来务工人员凭借居住证，他们的孩子可以到居住地公立学校读书，并且减半缴纳借读费；若在外来民工子女学校就读，可凭政府发放的教育券免学杂费；可以参加城乡合作医疗保险，还可以报考嘉兴市所属的各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
上海针对外来人口已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公共租赁房的准入条件。根据规定，申请公租房的外来人口，需持有《上海市居住证》达到两年以上，并且连续缴纳社会保险金达到一年以上。这无疑更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了希望，使他们在大城市安家落户成为可能。
广东省中山市实行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制度，对于农民工来说降低了文凭的门槛。只拥有技术，一样可以高积分入户城镇，获得市民身份。
“居住证”到“暂住证”的转变，是政府职能由管理到服务的转变，这不仅能够增加流动人口的归属感、提高他们的待遇，更无疑是亿万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一个良好开端。
不一样的农民工
一杆漂亮的开球，三球落袋。灯光昏暗的台球厅里，一个高大健硕的男孩正认真地击球。衣着朴素的他看上去跟旁边大学里的男生并无差别，只是他心里明白，自己被称为“农民工”，而非“大学生”。
他叫吴涛，1988年出生，高中毕业后便从家乡农村来到城市开始自己的打工生活。离家的四年里，他去过上海、到过温州，还在深圳停留过，如今在北京的城乡结合处清河一带谋生。做过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呆过电子元件生产的流水线，现在的吴涛是食品公司的销售。
像吴涛一样，出生在80年代、90年代的农村孩子陆续涌入城市。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返乡，吴涛们已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他们在目前超过2.4亿农民工总数中占有60%以上的比例，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四年的漂泊使吴涛过早成熟，简单大方的T恤，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与父辈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自己的形象，也多少经历过学校的文化教育。工作之余，吴涛会去网吧，也会和同龄人去台球厅打球。在吴涛的手机里保存着许多小说，这也是他平时打发时间的方式之一。
今年年初，吴涛来到北京寻找新工作。对他来说，深圳的流水线工作及两千出头的工资，虽能解决温饱，但每天十小时的工作量、机械的劳动以及周六日的加班，让吴涛觉得生活没有激情。
对职业抱有很高期望值，不再像父辈一样老实地呆在“累、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是吴涛们的普遍特点。一家印刷厂的招工负责人称，“这一代年轻人很有脾气，在工厂有点不满意就能马上走人。”
带着做流水线工人时攒下的钱来到北京，吴涛找到了现在这份食品销售的工作。虽然开头很辛苦，收入不稳定，但吴涛对前景很看好。他把这份工作当做一份事业，每天奔波于各大商超零售店，努力完成自己的订单任务。“虽然累，但这比在流水线上工作有意义得多。”
吴涛认为，他的工作、生活早已“城市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也与城里的孩子日益趋同。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与众多新生代农民工一样，无法找到真正融入城市的钥匙。
边缘化的尴尬
“在诺大的北京，时常觉得自己很孤单。”在北京“漂”了五年的四川打工妹赵丽说。
北京的高房价让赵丽觉得在这里安家简直是天方夜谭，“像现在这样奋斗一辈子也买不一套房子。” 甚至与同乡平摊的租房费用都让她觉得贵之又贵。
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赵丽对农事一窍不通，也不再习惯农村的生活方式。本想回到老家安稳生活的她，在农村呆不到一个月又返回了城市。“在老家也待不住，在城里做饭都是用天然气，回到家烧煤球很麻烦。习惯了城里下班逛街上网的生活，回家感觉生活很没劲。”
赵丽所面临的尴尬，也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共同面临的尴尬。他们是面向城市的一代，不想也无法再回到农村，也因此对老家的事漠不关心。同时，“攒钱回家盖房结婚”的观念也在这一代农民工身上逐渐淡化，“到大城市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农村好。”赵丽说。
但想在城市安家谈何容易，高昂的生活成本，生存技能的缺乏，相对于城市里遍地的大学生他们的知识水平又不够高……缺乏归属感的赵丽时常感到自卑：没有城市户口的她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出生在农村；频繁地更换工作，也让她无法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保待遇……赵丽觉得，自己和城里人之间隔着千山万水般的距离。
与单身的赵丽相比，河南籍的王刚夫妇则更加关注孩子的未来。王刚在北京海淀区开了一家水果店，十多平米的店铺显得很是拥挤。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跟随他们来到北京读书。
在水果店的角落里，小男孩趴在一张小桌子上写作业。由于凳子过高，他不得不弯曲着背部靠近小桌子。外面不时有来往的顾客，询问着水果的价钱。
王刚称，孩子之前在海淀区新希望小学读书，由于这些打工子弟小学面临拆迁，儿子被分流到北京石油附属小学。对于这个结果，王刚露出满意的笑容，这让他感受到了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怀。虽然在北京，小学对于外籍人员子女已开放，但并不能完全化解王刚的担忧，“孩子以后还要上高中、考大学，不知道那时政策是个什么样子。”
圆梦城市的希望
有研究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之一。然而，每年春节期间，许多城市总要面对“用工荒”的尴尬。大批农民工返乡，他们留下的工作岗位无人接替。农民工的劳动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他们对工作所在的城市仍然缺乏归属感。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各省市响应中央号召，陆续举行了“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各省市企业围绕提高农民工岗位技能、维护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农民工身心健康、关爱农民工子女等方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使广大农民工在精神和生活上都得到关爱，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培养农民工的“城市主人翁”意识和“新市民”理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认为，政府要加快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加强农民工培训体系化建设，缓解他们技能缺乏、就业难稳定的问题；同时，推动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范围。政府还要以放宽中小城市落户为工作重点，推进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落户。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全国范围内的社保管理体系无法在短时期内建立的现状，浙江、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等地推行使用“居住证”代替“暂住证”的制度。 一字之差，使已经施行多年的流动人口暂住证制度终结，也让更注重精神世界的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了尊重。
在尊重背后，是农民工对平等享受城市管理和服务机会的渴望。过去，各省市的外来务工者持“暂住证”几乎无法享受公共服务，但持有“居住证”，外来务工人员在医疗保险、子女上学、住房保障等方面能享有更多保障。
浙江省嘉兴市外来务工人员凭借居住证，他们的孩子可以到居住地公立学校读书，并且减半缴纳借读费；若在外来民工子女学校就读，可凭政府发放的教育券免学杂费；可以参加城乡合作医疗保险，还可以报考嘉兴市所属的各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
上海针对外来人口已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公共租赁房的准入条件。根据规定，申请公租房的外来人口，需持有《上海市居住证》达到两年以上，并且连续缴纳社会保险金达到一年以上。这无疑更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了希望，使他们在大城市安家落户成为可能。
广东省中山市实行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制度，对于农民工来说降低了文凭的门槛。只拥有技术，一样可以高积分入户城镇，获得市民身份。
“居住证”到“暂住证”的转变，是政府职能由管理到服务的转变，这不仅能够增加流动人口的归属感、提高他们的待遇，更无疑是亿万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一个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