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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在同葡萄牙政府关闸边界冲突中，我国本着“既不挑衅，又不示弱”的原则，进行还击，使葡方承认错误向我方道歉，赔偿我方损失。
双方打起了炮战
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政府尚未与我国建交。从内地去澳门，经过拱北海关，迎面有一座牌坊式的建筑，这便是著名的关闸。古关闸是明代的中国政府修建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澳葡再向北扩张，关闸每月只开放6次，仅仅是为了从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而平日就用封条封住。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的缘故，澳门暂时仍归属葡萄牙殖民者管理。在关闸，中澳双方都设有岗哨：一边是澳门，一边是华界，备有四五个哨兵站岗。这种状态一直以来相安无事。直到1952年7月15日，那天发生的一件小事差点引发一场大祸，险些酿成中葡之间严重的冲突，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关闸事件”。
当时进驻拱北的解放军属于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部。事件起因说法不一。葡方指是解放军哨兵嘲笑葡军非洲裔哨兵：中方则指是葡军一名非洲裔士兵，越过双方警戒线，将放置在中间的“木马”向前推移引发争端。
中国边防军哨兵打手势令葡兵将木马往后移。但葡兵不服警告，召来9名葡兵气势汹汹将木马再推向中方警戒线内。中方哨兵当即严厉制止，3名葡兵竟用枪剌伤中方哨兵左臂及右中指，关闸葡兵还回营房端出机关枪威吓中方人员。
中方战士也不客气，掷了一枚手榴弹，警告葡方不要乱动。葡方士兵向中方开枪。于是发生冲突，双方枪战。晚上8时，澳门方面向中方拱北一带开了几十炮，炮轰拱北居民。中国军队开炮还击。葡方士兵又开枪把附近的路灯射熄。关闸附近街道的人争相逃避。中葡双方都进入军事戒备状态，关系十分紧张，战事一触即发。是为“关闸事件”。
叶剑英从容不迫
冲突爆发之后，我解放军部队封锁了边界，澳门每天依赖内地供应的粮油副食很快就出现短缺，陆路交通也中断了。澳门随即变成了孤岛，粮食、水、菜等民需物资都成了大问题。当时的澳门总督史伯泰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急忙让澳门经济局长给与中共有联系的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答复说，公司的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与之联系。史伯泰想了一下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深夜，经济局长找到澳门商会会长马万祺，将总督史伯泰的意思告诉他，希望他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的办法。
接到请求的马万祺于当夜打电话到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报告了澳门方面的消息。就在澳门方面紧张地找关系与中方接头时，在中共华南分局的会议室里，叶剑英等人也正在紧张地开会讨论。
会上大家情绪都很激动，有人主张干脆调一个师的部队去，造成大兵压境的形势，向澳门政府示威；也有人主张索性封锁边境，不运粮食、副食品过去，对他们进行经济制裁。
叶剑英从容不迫地说道：“新中国成立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怀恨在心，搞重重封锁，想卡我们、压我们。大家憋了一肚子气，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一次是澳葡方面先开枪挑衅，大家提出要惩治他们，很有道理啊！”但是，叶剑英顿了顿，话锋一转说：“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澳门的居民多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受害的还是我们的同胞，对关闸事件我们要慎重处理。”叶剑英继续说：“我看，这只是个地方事件罢了，用不着大动干戈。”
正在这时，统战部长饶彰风匆匆走进会议室，附在叶剑英耳边轻声嘀咕了一阵，叶剑英点点头，马上对着大家说：“刚才澳门商会马万祺先生来电话，说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解决事件的办法，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们谈。目前我国和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可以叫他们委派两名民间代表来和我们谈。”会议最后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与澳门方面谈判。
在这次会上还制定了三个谈判的条件：一是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是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是赔偿损失。
澳门当局道歉
澳门总督府得知中共方面的来人已到后，立刻挑选澳门方面的谈判代表。想来想去最合适的人选除了马万祺，就是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被称作“澳门王”的何贤。
第二天一早，何贤会同马万祺一道，到了拱北关闸。双方在海关一见面便开始谈判，由于何贤带来的澳方口信与中方的要求相去甚远，会谈还没有深入进行，何马二人便被顶回来了。
澳督史伯泰很快知道了中方的态度。但是，史伯泰只是答应了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一条，其余两条都不答应。何贤劝史伯泰：“其实，中方已经作了相当的让步。他们想要困住澳门，只不过是举手之勞的事。如果真搞僵走到这一步，人家再提出什么要求，你们都只得乖乖答应，那时更没面子。一人让一步，双方有个坦诚态度，您的态度缓和了，我看，这才是解决目前困难的办法。”
澳督史伯泰听了何贤的话，久久不表态。最后，他才说：“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答复你们。”第二天早上，澳门方面告诉何、马二人，总督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
经过15次谈判，8月23日，澳门当局向中国方面递交了道歉书，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进入中立区挑衅，葡方从原警戒线后撤50米，向我方赔偿人民币443720300元（旧币）。至此，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
（梁山摘自《扬子晚报》2015年11月3日）
双方打起了炮战
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政府尚未与我国建交。从内地去澳门，经过拱北海关，迎面有一座牌坊式的建筑，这便是著名的关闸。古关闸是明代的中国政府修建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澳葡再向北扩张，关闸每月只开放6次，仅仅是为了从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而平日就用封条封住。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的缘故，澳门暂时仍归属葡萄牙殖民者管理。在关闸，中澳双方都设有岗哨：一边是澳门，一边是华界，备有四五个哨兵站岗。这种状态一直以来相安无事。直到1952年7月15日，那天发生的一件小事差点引发一场大祸，险些酿成中葡之间严重的冲突，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关闸事件”。
当时进驻拱北的解放军属于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部。事件起因说法不一。葡方指是解放军哨兵嘲笑葡军非洲裔哨兵：中方则指是葡军一名非洲裔士兵，越过双方警戒线，将放置在中间的“木马”向前推移引发争端。
中国边防军哨兵打手势令葡兵将木马往后移。但葡兵不服警告，召来9名葡兵气势汹汹将木马再推向中方警戒线内。中方哨兵当即严厉制止，3名葡兵竟用枪剌伤中方哨兵左臂及右中指，关闸葡兵还回营房端出机关枪威吓中方人员。
中方战士也不客气，掷了一枚手榴弹，警告葡方不要乱动。葡方士兵向中方开枪。于是发生冲突，双方枪战。晚上8时，澳门方面向中方拱北一带开了几十炮，炮轰拱北居民。中国军队开炮还击。葡方士兵又开枪把附近的路灯射熄。关闸附近街道的人争相逃避。中葡双方都进入军事戒备状态，关系十分紧张，战事一触即发。是为“关闸事件”。
叶剑英从容不迫
冲突爆发之后，我解放军部队封锁了边界，澳门每天依赖内地供应的粮油副食很快就出现短缺，陆路交通也中断了。澳门随即变成了孤岛，粮食、水、菜等民需物资都成了大问题。当时的澳门总督史伯泰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急忙让澳门经济局长给与中共有联系的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答复说，公司的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与之联系。史伯泰想了一下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深夜，经济局长找到澳门商会会长马万祺，将总督史伯泰的意思告诉他，希望他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的办法。
接到请求的马万祺于当夜打电话到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报告了澳门方面的消息。就在澳门方面紧张地找关系与中方接头时，在中共华南分局的会议室里，叶剑英等人也正在紧张地开会讨论。
会上大家情绪都很激动，有人主张干脆调一个师的部队去，造成大兵压境的形势，向澳门政府示威；也有人主张索性封锁边境，不运粮食、副食品过去，对他们进行经济制裁。
叶剑英从容不迫地说道：“新中国成立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怀恨在心，搞重重封锁，想卡我们、压我们。大家憋了一肚子气，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一次是澳葡方面先开枪挑衅，大家提出要惩治他们，很有道理啊！”但是，叶剑英顿了顿，话锋一转说：“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澳门的居民多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受害的还是我们的同胞，对关闸事件我们要慎重处理。”叶剑英继续说：“我看，这只是个地方事件罢了，用不着大动干戈。”
正在这时，统战部长饶彰风匆匆走进会议室，附在叶剑英耳边轻声嘀咕了一阵，叶剑英点点头，马上对着大家说：“刚才澳门商会马万祺先生来电话，说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解决事件的办法，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们谈。目前我国和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可以叫他们委派两名民间代表来和我们谈。”会议最后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与澳门方面谈判。
在这次会上还制定了三个谈判的条件：一是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是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是赔偿损失。
澳门当局道歉
澳门总督府得知中共方面的来人已到后，立刻挑选澳门方面的谈判代表。想来想去最合适的人选除了马万祺，就是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被称作“澳门王”的何贤。
第二天一早，何贤会同马万祺一道，到了拱北关闸。双方在海关一见面便开始谈判，由于何贤带来的澳方口信与中方的要求相去甚远，会谈还没有深入进行，何马二人便被顶回来了。
澳督史伯泰很快知道了中方的态度。但是，史伯泰只是答应了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一条，其余两条都不答应。何贤劝史伯泰：“其实，中方已经作了相当的让步。他们想要困住澳门，只不过是举手之勞的事。如果真搞僵走到这一步，人家再提出什么要求，你们都只得乖乖答应，那时更没面子。一人让一步，双方有个坦诚态度，您的态度缓和了，我看，这才是解决目前困难的办法。”
澳督史伯泰听了何贤的话，久久不表态。最后，他才说：“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答复你们。”第二天早上，澳门方面告诉何、马二人，总督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
经过15次谈判，8月23日，澳门当局向中国方面递交了道歉书，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进入中立区挑衅，葡方从原警戒线后撤50米，向我方赔偿人民币443720300元（旧币）。至此，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
（梁山摘自《扬子晚报》2015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