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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张小波在图书策划领域，继续书写着“张氏神奇”。他一举推出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赫塔·米勒作品集》中文版，震动业界。诗人的爆发力、想象力加上出版人的独到眼光和气魄，理想主义气质和商人嗅觉的混合，成就了张小波在出版界坚固的地位。
张小波，生于1963年，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作家，知名文化商人。20世紀80年代，他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上海“城市诗派”的旗手。后因策划《中国可以说不》系列而崛起于中国出版界，成为成功书商。他策划的《求医不如求己》《中国不高兴》《山楂树之恋》等畅销书引领了出版界的风潮。
“民营书商的存在，改变了中国出版的生态。现在不能想象，没有体制外这拨民营书商的进入，中国的出版能到目前这种态势。”
2010年10月，张小波担任总裁的凤凰联动图书有限公司出手大动作：一举推出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赫塔·米勒作品集》中文版，一套10册。消息一出，震动业界。
从国内的出版业巨头来数，还真没有几家能有这种大手笔。德籍罗马尼亚裔女作家赫塔·米勒2009年获诺奖之时，国内还没多少人知道她是何许人，一年之后，她的中文版都上市了，而且是以全套作品集的规模，这种气魄和速度在中国出版业是空前的。不要说民营的出版商做不到，即使国营的老牌出版社，做到这一点也基本是神话。
之所以说出版全套《赫塔·米勒作品集》是大手笔，不仅在于其咄咄逼人的速度，而且在于它的投入。光是作品的版权费，就达14.5万欧元，再加上译者的稿费等等费用，若想收回全部成本，大约得卖到10万套。张小波对《中国新闻周刊》坦承：“像赫塔·米勒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完成10万套确实比较困难。”
“我对中国当代作家极度失望”
凤凰联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凤凰联动可以说是个异数。严格说来，它既不是国营，也不属民营，而是一个“国民合营”的结晶。
去年4月，国营出版集团巨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与张小波的民营出版公司“共和联动”共同注资1亿元，组建了凤凰联动，其中，国营一方占股权51%，民营一方占股权49%。控股方派驻财务总监并按照出资比例获得利润回报，而日常经营管理则由原共和联动方面主要负责。
张小波说：“当时有很多报道，说我们是被招安了，被收编了……我是觉得，我们走了这么多年，变成了一个新的出版主体，用所谓‘招安’这个词，词用得是非常爽利，但是否能准确描述这样一个现实？不一定。”
凤凰联动成立一年多以来，张小波一直在探寻如何发挥合资双方的“长板”。他总结出：凤凰联动的长板，第一是创意力，这是自由竞争激发出来的；第二是灵活性；第三，是某种理想主义。“这么多年它长久地支撑在里面。很多时候，它会超越商业法则。”
“比如，每年我们会选出这一年中最好的诗来出版诗集，而诗集在当前永远是会赔钱的。出版赫塔·米勒，也是超越商业法则的。”张小波说，“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我们中国的作家在语言表达上是滞后的。他们要么就回到古代，而对当下，他们找不到语言做有力和准确的表达。从这个角度说，我对中国当代作家极度失望。引进米勒，我们就是要看看，人家对于当下的文学表达是如何做到的。”
在此之前，张小波还策划过出版印度裔英国作家拉什迪的作品。虽然也买下了全部版权，但出于种种原因只出了《羞耻》一本。即使这样，张小波仍说“这是最令他骄傲的一本书”。
在商言商，书商不遵循商业法则，何以生存？况且张小波的名字是和一连串的畅销书连在一起的：《中国不高兴》《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中国足球内幕》，乃至《山楂树之恋》《求医不如求己的智慧》系列……
其中仅仅《中国不高兴》一书，就卖了60万册，当然是大赚了一笔。但张小波向记者辩白说，出《中国不高兴》，真不是首先出于商业价值考虑。“我们认为它会有影响力。书中谈到三鹿奶粉事件的时候，将它比喻成中国内部的‘奥斯维辛’事件，说在中国，价值观的虚无性和价值重建的紧迫性同时凸显在每个中国人面前。而这一点，应该和中国公众的主流价值是一致的。作为出版人，我骨子里对书中观点会有某些认同。至于卖得好，有影响力的书，当然会卖得好。”
张小波说，他也出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马立诚的书。“在网上那么多人骂他汉奸，我觉得，应该给他的思维一个全貌展现，让人能了解。这未尝不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出版应该是社会一个共生的平台。我能做到即使是我不认同的观点，但我深知它有价值而把它出版，这一点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我本人的政治倾向与我的出版之间，我希望能实现一个有控制性的互动。虽然这是很不容易的。”
张小波说，他至今还看不懂财务报表。“反正有财务总监，就由他来管就好了。”张小波的全付精力在于策划选题，还有就是为要出版的新书写广告语。捕捉社会情绪的热点是张小波的拿手长项。他做的许多书一上市即能炒热，不管是掀起民族主义情绪，还是民间养生的狂热。
张小波刚刚推出的一本新书是《穷人通胀富人通缩》，正好打到了人们关心的社会痛点，而这本书是从去年就开始策划了，当时想的书名叫做《通货就要膨胀》，没想到形势发展得这么快，现在的通胀已经不是“就要”的问题了。
张小波另外一个要做的动作是，推出一批“80后”“90后”的“小青年写的书”。“关于中国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国的产业制造、中国向何处去……会不会变成跟西方一样的国家？有几条道路？我已经不愿意找‘50后’‘60后’的人写东西。他们基本上认知是过时的。”
这或许就是张小波的成功之道。他能捕捉到社会潮流的最前端，看似在做“超越商业法则”的事情，却赚到了大钱。
没有放弃写作
张小波做书商已经将近20年。
1991年，江苏镇江文联的干部张小波决定下海，此前他在国家机关已经待了7年，再往前，他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本科生，那时的他，整天读的是萨特或卡夫卡，“写诗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上学和当机关干部的日子，让张小波饱读名著。“当然那时读萨特和走入社会10年后再读萨特，无论是理解和体味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那段时间，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养分。”张小波回忆说。
决定下海，是想改变命运。对于这些文学青年来说，做书商是一条最现成的路。张小波记得当时这一拨上海的和四川的诗人，比如宋渠、宋炜、李亚伟、马松……大家都在尝试做书，而张小波做的第一套书，是温瑞安的。“应该是赚到钱了，因为我们是先借了钱的，到最后把借的钱还掉发现还有剩的，这就说明是赚了钱了。”张小波说，他不记得赚了多少，那时就对账目心里没数。
早年做书商的日子，张小波有些不堪回首。最困难的，还不光是资金问题，是感觉备受歧视，一种“无所归依”的感觉。“年年都说要整顿‘二渠道’，常常觉得手头的这本书就是最后一本书了。”
所以，当2009年，张小波以自己的实力与凤凰出版集团实现组建凤凰联动时，他有一种欣慰感：“以前说你是民营的，二渠道，现在，他愿意和你对话了，承认你了。当然，审视自己这近20年从事出版的历程，会有很多的极不满足和极大的遗憾。你做的值得人去谈论的好书有多少？你做的是不是用过即扔的东西？但是虽遗憾，我不后悔，至少民营书商的存在，改变了中国出版的生态。现在不能想象，没有体制外这拨民营书商的进入，中国的出版能到目前这种态势。他们的‘转企’等各种改变，也是源自于我们。”
张小波现在的生活是一种高速运转的节奏。他每天不停地与人开会，吃饭，打电话，在出差的路上，还要带上数部书稿，为它们写广告词。与20年前在镇江文联当干部相比，这完全是一种不可同日而语的日子。但张小波说，他内心的改变没这么大，他还一直没有放弃写作的梦想。
张小波的一部剧本《刽子手花园》被电影导演张元看中，已经准备投拍了。“这是我从商十几年来写的第一个剧本。你内心的虚荣心和光荣感是会被激发的……这个非常纠结，我内心有无数的写作计划。我每年都在想，能不能找到一个人把这个公司接管了？我是想回到一个自由的写作状态。但随着年纪的推移，总觉得不太可能了。无论你的体力、你的创造力、你对文字的把握，都不太可能了。这让我觉得非常地恐惧。”
这大概是很少人知道的张小波。张元说，没想到张小波的东西写得这么好，同时也说，张小波“很分裂”。★
张小波，生于1963年，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作家，知名文化商人。20世紀80年代，他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上海“城市诗派”的旗手。后因策划《中国可以说不》系列而崛起于中国出版界，成为成功书商。他策划的《求医不如求己》《中国不高兴》《山楂树之恋》等畅销书引领了出版界的风潮。
“民营书商的存在，改变了中国出版的生态。现在不能想象，没有体制外这拨民营书商的进入，中国的出版能到目前这种态势。”
2010年10月，张小波担任总裁的凤凰联动图书有限公司出手大动作：一举推出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赫塔·米勒作品集》中文版，一套10册。消息一出，震动业界。
从国内的出版业巨头来数，还真没有几家能有这种大手笔。德籍罗马尼亚裔女作家赫塔·米勒2009年获诺奖之时，国内还没多少人知道她是何许人，一年之后，她的中文版都上市了，而且是以全套作品集的规模，这种气魄和速度在中国出版业是空前的。不要说民营的出版商做不到，即使国营的老牌出版社，做到这一点也基本是神话。
之所以说出版全套《赫塔·米勒作品集》是大手笔，不仅在于其咄咄逼人的速度，而且在于它的投入。光是作品的版权费，就达14.5万欧元，再加上译者的稿费等等费用，若想收回全部成本，大约得卖到10万套。张小波对《中国新闻周刊》坦承：“像赫塔·米勒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完成10万套确实比较困难。”
“我对中国当代作家极度失望”
凤凰联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凤凰联动可以说是个异数。严格说来，它既不是国营，也不属民营，而是一个“国民合营”的结晶。
去年4月，国营出版集团巨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与张小波的民营出版公司“共和联动”共同注资1亿元，组建了凤凰联动，其中，国营一方占股权51%，民营一方占股权49%。控股方派驻财务总监并按照出资比例获得利润回报，而日常经营管理则由原共和联动方面主要负责。
张小波说：“当时有很多报道，说我们是被招安了，被收编了……我是觉得，我们走了这么多年，变成了一个新的出版主体，用所谓‘招安’这个词，词用得是非常爽利，但是否能准确描述这样一个现实？不一定。”
凤凰联动成立一年多以来，张小波一直在探寻如何发挥合资双方的“长板”。他总结出：凤凰联动的长板，第一是创意力，这是自由竞争激发出来的；第二是灵活性；第三，是某种理想主义。“这么多年它长久地支撑在里面。很多时候，它会超越商业法则。”
“比如，每年我们会选出这一年中最好的诗来出版诗集，而诗集在当前永远是会赔钱的。出版赫塔·米勒，也是超越商业法则的。”张小波说，“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我们中国的作家在语言表达上是滞后的。他们要么就回到古代，而对当下，他们找不到语言做有力和准确的表达。从这个角度说，我对中国当代作家极度失望。引进米勒，我们就是要看看，人家对于当下的文学表达是如何做到的。”
在此之前，张小波还策划过出版印度裔英国作家拉什迪的作品。虽然也买下了全部版权，但出于种种原因只出了《羞耻》一本。即使这样，张小波仍说“这是最令他骄傲的一本书”。
在商言商，书商不遵循商业法则，何以生存？况且张小波的名字是和一连串的畅销书连在一起的：《中国不高兴》《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中国足球内幕》，乃至《山楂树之恋》《求医不如求己的智慧》系列……
其中仅仅《中国不高兴》一书，就卖了60万册，当然是大赚了一笔。但张小波向记者辩白说，出《中国不高兴》，真不是首先出于商业价值考虑。“我们认为它会有影响力。书中谈到三鹿奶粉事件的时候，将它比喻成中国内部的‘奥斯维辛’事件，说在中国，价值观的虚无性和价值重建的紧迫性同时凸显在每个中国人面前。而这一点，应该和中国公众的主流价值是一致的。作为出版人，我骨子里对书中观点会有某些认同。至于卖得好，有影响力的书，当然会卖得好。”
张小波说，他也出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马立诚的书。“在网上那么多人骂他汉奸，我觉得，应该给他的思维一个全貌展现，让人能了解。这未尝不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出版应该是社会一个共生的平台。我能做到即使是我不认同的观点，但我深知它有价值而把它出版，这一点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我本人的政治倾向与我的出版之间，我希望能实现一个有控制性的互动。虽然这是很不容易的。”
张小波说，他至今还看不懂财务报表。“反正有财务总监，就由他来管就好了。”张小波的全付精力在于策划选题，还有就是为要出版的新书写广告语。捕捉社会情绪的热点是张小波的拿手长项。他做的许多书一上市即能炒热，不管是掀起民族主义情绪，还是民间养生的狂热。
张小波刚刚推出的一本新书是《穷人通胀富人通缩》，正好打到了人们关心的社会痛点，而这本书是从去年就开始策划了，当时想的书名叫做《通货就要膨胀》，没想到形势发展得这么快，现在的通胀已经不是“就要”的问题了。
张小波另外一个要做的动作是，推出一批“80后”“90后”的“小青年写的书”。“关于中国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国的产业制造、中国向何处去……会不会变成跟西方一样的国家？有几条道路？我已经不愿意找‘50后’‘60后’的人写东西。他们基本上认知是过时的。”
这或许就是张小波的成功之道。他能捕捉到社会潮流的最前端，看似在做“超越商业法则”的事情，却赚到了大钱。
没有放弃写作
张小波做书商已经将近20年。
1991年，江苏镇江文联的干部张小波决定下海，此前他在国家机关已经待了7年，再往前，他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本科生，那时的他，整天读的是萨特或卡夫卡，“写诗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上学和当机关干部的日子，让张小波饱读名著。“当然那时读萨特和走入社会10年后再读萨特，无论是理解和体味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那段时间，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养分。”张小波回忆说。
决定下海，是想改变命运。对于这些文学青年来说，做书商是一条最现成的路。张小波记得当时这一拨上海的和四川的诗人，比如宋渠、宋炜、李亚伟、马松……大家都在尝试做书，而张小波做的第一套书，是温瑞安的。“应该是赚到钱了，因为我们是先借了钱的，到最后把借的钱还掉发现还有剩的，这就说明是赚了钱了。”张小波说，他不记得赚了多少，那时就对账目心里没数。
早年做书商的日子，张小波有些不堪回首。最困难的，还不光是资金问题，是感觉备受歧视，一种“无所归依”的感觉。“年年都说要整顿‘二渠道’，常常觉得手头的这本书就是最后一本书了。”
所以，当2009年，张小波以自己的实力与凤凰出版集团实现组建凤凰联动时，他有一种欣慰感：“以前说你是民营的，二渠道，现在，他愿意和你对话了，承认你了。当然，审视自己这近20年从事出版的历程，会有很多的极不满足和极大的遗憾。你做的值得人去谈论的好书有多少？你做的是不是用过即扔的东西？但是虽遗憾，我不后悔，至少民营书商的存在，改变了中国出版的生态。现在不能想象，没有体制外这拨民营书商的进入，中国的出版能到目前这种态势。他们的‘转企’等各种改变，也是源自于我们。”
张小波现在的生活是一种高速运转的节奏。他每天不停地与人开会，吃饭，打电话，在出差的路上，还要带上数部书稿，为它们写广告词。与20年前在镇江文联当干部相比，这完全是一种不可同日而语的日子。但张小波说，他内心的改变没这么大，他还一直没有放弃写作的梦想。
张小波的一部剧本《刽子手花园》被电影导演张元看中，已经准备投拍了。“这是我从商十几年来写的第一个剧本。你内心的虚荣心和光荣感是会被激发的……这个非常纠结，我内心有无数的写作计划。我每年都在想，能不能找到一个人把这个公司接管了？我是想回到一个自由的写作状态。但随着年纪的推移，总觉得不太可能了。无论你的体力、你的创造力、你对文字的把握，都不太可能了。这让我觉得非常地恐惧。”
这大概是很少人知道的张小波。张元说，没想到张小波的东西写得这么好，同时也说，张小波“很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