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二战不是由一场场战役和战争组成的，而是一场日益落魄的战斗。人们在战争中被出卖，饱受屈辱，每天都要被迫做一点小恶。
　　在整场战争中，几乎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大多数欧洲人都是被动经历了这场战争—被外国人打败和占领，又被另一帮人解放。

寻找“合作者”

　　在2000年上映的意大利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美貌的玛莲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生存沦为妓女。她亲手剪短了头发，烫成金色波浪，投入德国军官的怀抱。
　　战争结束后，盟军进入小镇。小镇居民一面欢呼雀跃，一面寻找发泄愤怒和屈辱的目标。女人们把玛莲娜拖到大街上殴打、凌辱、剪光她的头发。她们喊着“恶人有恶报”，用力踩踏地上的金发，仿佛玛莲娜是这个小镇罪恶的根源。男人们沉默着，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这不是电影刻意夸大的悲剧情节，而是普遍发生在战后欧洲的事实。
　　战争结束后，欧洲人需要有人为被占领期间的罪恶和屈辱负责。人们寻找“合作者”以便实施惩罚，以便洗刷自己在被占领期间的耻辱。被标记为“合作者”的男女，或者与占领者共事，或者同占领者上过床。虽然在法律上，与占领者“合作”并不是明确定义的罪行，但人们总是有充足的理由指控他们“叛国”。
　　对“合作者”的惩罚在战争结束前就开始了。在意大利战争结束前最后几个月，报复行为和非官方的惩罚导致了近1.5万人死亡，而且至少持续了3年多。在法国，有大约1万人死于“法外司法”，很多人死在了名为“爱国者卫队”的武装抵抗组织枪口下。在法国前总理爱德华·埃利奥看来，这样的报复行为在当时被看作理所当然，而且是共和主义者重新执政前必要的“血的洗礼”。
　　在形形色色的报复行动中，对妇女的指控相当普遍。《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的残忍场景在战后欧洲随处可见，法国人把这些与纳粹军官上过床的女人称作“卧式合作者”。人们在公共广场上剥光她们的衣服、剃光她们的头发。荷兰人则给这样的女人涂上柏油，黏上羽毛。

　　1941年，德国只用806名官员就管住了挪威，只用1500名德国人就统治了法国。

“抵抗”的神话

　　在惩处“合作者”的同时，欧洲人也在寻找“抵抗”的神话，来满足受到伤害的民族自豪感。虽然在西欧，真正的抵抗活动非常少，但是西欧人也最为看重抵抗侵略的武装组织的神话。
　　法国人害怕面对投降的羞辱和通敌的罪恶感，有关二战的电影都只能表现抵抗军。1946年上映的《铁路战斗队》是法国抵抗军与敌军在铁道上战斗的史诗。法国导演雷克·克莱芒用细腻的场面调度与扎实的剧本，营造出崇高和悲壮的气氛。被枪决的犯人临死前注视的蜘蛛网、火车出轨后被压烂的手风琴等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使得这部电影收获了很多奖项和赞誉。
　　不过，多数情况下，西欧抵抗组织面对的敌人都不是德国人。法国、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的政府，总体上对占领者惟命是从。1941年，德国只用806名官员就管住了挪威，只用1500名德国人就统治了法国。德国人招募了6000名法国警察和宪兵，就确保了这个有3500万人口的国家服从于自己。根据统计，在法国投入抵抗活动的人数以及与德国合作的人数大致相当，各自最多的时候分别达到16万人和17万人。在荷兰，主要支持德国军队的也是荷兰的警察，他们完成了90%的治安工作。
　　事实上，纳粹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与西欧人“和平共处”。纳粹只要还能够剥削他们就很满足，西欧人则尽量少打扰或反对德国的战争行动，以此换取被占领时期的安宁。
　　2004年上映的法国电影《沉静如海》，就是战时法国人与纳粹共同生活的象征。德国军官虽然征用了法国老人和他侄女的一部分房屋，却尽可能不妨碍房屋主人的生活。女孩拉萝西耶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纳粹军官却用独白倾诉自己的身世。在法国女孩和德国军官间竟然滋长出一种微妙的感情。这实际上反映了很多战时法国人的心境。真正大量的抵抗出现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德国占领军的镇压相比而言也更加冷酷无情。

当“合作者”是国家

　　在战时的法国，很多人都承认维希政府是合法政府。新小说代表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在接受访问时坦承，他与95%的人一样，都曾经是支持维希政府的“贝当分子”。任何人在今天说他在当时不会成为贝当分子都是一种虚伪。他在1942年被维希政府征召，去德国的工厂接替战俘工作，一年以后就因病倒被遣返回国。 　　要承认自己心目中的合法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并非易事。直到1995年，时任法国总统的雅克·希拉克才正式承认，法国对引渡犹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纳粹分子有几百万人，没有人知道认定这些人有罪之后该怎么办。

　　在2015年，有超过20万份1940-1944年法国维希政府的保密政府文件被公开。这些文件证明了，在二战期间，维希政权帮助纳粹德国从法国引渡和遣返了7.6万名犹太人，其中包括不少儿童。
　　贝当元帅的傀儡政权不是消极地“合作”，而是积极参与了纳粹的凶残行径。用法国前抵抗成员的话来说，维希政府所做的甚至超过了德国人的期望。这种状况，使得法国人在战后清算“合作者”的任务变得困难重重。
　　当时能够用来惩处“合作者”的罪名只有“通敌罪”。但是在法国法庭受审的“合作者”不是直接替纳粹效力，而是替他们认为合法的“维希政府”效力。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波西米亚、意大利等国的“合作者”都能够在辩护时宣称，他们只是在服务自己国家的合法政府。正所谓“罚不责众”，为了避免出现集体诉讼，接受审判的都是个人。很多个人被不公正地挑选出来接受审判，而更多的人却完全逃过了惩罚。
　　在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看来，既然国家本身就是“合作者”，也就没有充分的理由用同样的罪名指控低微的平民，而且这样会在国内制造更大的分裂。因为在法国被任命审判“合作者”的法官中，有3/4的人就曾受到维希政府雇用。只有占人口总数不到0.1%的人因战争期间的罪行入狱，而这其中大部分人都在1947年的大赦中被释放了。
　　意大利的情况更为复杂，它虽然此前是纳粹轴心国，但是在1943年转向了。盟军政府授权意大利自行审判和清洗，但是惩罚的结果同样让人幻灭。意大利几百万人在政治上都属于右翼，且与法西斯主义合作过。

未竟的反思

　　1945年的欧洲，到处弥漫着类似的幻灭情绪。大多数人都希望将一切归咎于刚刚过去的历史，惩罚那些案情不同寻常，或者那些惩罚后能让人心满意足的人。那些曾经和德国人上过床的女人，自然成为理想的目标，人们很少愿意责备同胞犯下的最严重罪行。
　　普遍的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最终应该只归罪于德国，即使同样是纳粹国家的奥地利也只是被看作“纳粹的第一个牺牲品”。

　　1945年至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认定纳粹党是一个犯罪组织，但是要惩罚全部的纳粹分子却又不切实际。纳粹分子有几百万人，没有人知道认定这些人有罪之后该怎么办。
　　盟国占领军希望纽伦堡审判能够发挥教育作用。审判的每日主要进展都会在德国电台广播两次，审判所公布的证据则在全国的学校、电影院和再教育中心用来教育人们。但是，在最初的几场针对集中营司令官和卫兵的审判中，许多人的律师利用英美法系的漏洞，在法庭上反诘和羞辱证人与集中营幸存者。很多人几乎完全逃脱了惩罚。
　　与此同时，许多德国人都认为，纳粹的罪责都是属于希特勒这样的个人，其余的人全部都是无罪的。流行的观点甚至认为，作为集体的德国人也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前德国总理赫尔姆特·科尔在半个世纪后声称，纳粹分子的罪行是“以德国的名义犯下的”。这样也就没有人承认这些罪行是由德国人所犯下的。
　　美国人在自己的占领区推行的再教育和“去纳粹化”计划，也收效甚微。德国平民被要求参观集中营，观看關于纳粹暴行的纪录片。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德国人真的愿意观看，甚至愿意在观看之后有所反思。
　　德国作家斯蒂芬·赫敏林在多年后描述了法兰克福一家电影院的场面。人们在领到看电影的配给证之前，需要先观看关于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纪录片。但是当影片开始放映，大部分人都将脸背过去，直到放映结束。
　　1945年到1949年间，大多数德国人都仍然认为“纳粹主义是非常好的理念，只是被操作坏了”。随着“冷战”的来临，同盟国推行的“去纳粹化”计划也草草收场。
　　欧洲人将法西斯主义的责任推给德国人，而德国人则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结果不再有人真的能够为法西斯主义负责。人们到处寻求着可供使用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神话。民主德国甚至编造出，在1945年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曾经发生过共产党人的“起义”。
　　欧洲陷入了集体的失忆症，为的是快速忘却伤痛的记忆，使得国家快速恢复元气，并且给重新执政的政府创造出一个高贵的起点。这种集体失忆，是战后欧洲为奇迹般的复苏付出的高昂代价—纳粹主义的思想从未在欧洲消失。只是到很多年以后，这份代价才真正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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