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马丁·路德·金讲演又过了50多年，我们慕名来到了亚特兰大。为我们开车的黑人司机说自己从来不去南北战争纪念馆，从来不去拜谒南军统帅李将军的雕像（尽管李将军是南军中最反对奴隶制的）……如果不是陪同我们，他根本就不想去石山公园！
　　亚特兰大是美国南部的一个内陆城市，位于北美大陆的东南角，是佐治亚州的首府，在1996年举办过奥运会。这是个年轻的城市，目前的这个样子也不过100多年历史，因为之前在南北战争、也就是美国人习惯称的内战中被北军占领者惩罚性的大火毁于一旦，之后整個重建的。这个城市近百年现代史上出过两位名人，一位是那部风靡全球的小说《飘》的作者米切尔，另一位就是影响整个北美的马丁·路德·金了。一位是著名的白人代表，一位是著名的黑人英雄。令人惋惜的是二人都英年早逝，还都死于非命。前者遭遇车祸，后者则倒在暗杀者的枪下。从这两个人观点、尤其是从白黑世界的隔阂角度看，则没有其他南部城市比亚特兰大更具代表性了。
　　以一部作品使其名满天下的都市

　　可能很多人都是从《飘》这部伟大作品知道亚特兰大的，尤其是当小说被拍摄成电影后。米切尔写这部人物刻画细腻生动、对人物把握又十分老到的小说时仅有29岁，而且不按套路，想好一段写一段，甚至先写好结尾，再写开头。书稿完成后还被她封存多年不肯示人，因为对自己信心不足，直到应约会见一名北方来的书探才在最后一刻、心怀忐忑地交出书稿。书稿一交出就大获赞誉，出版第二年（1937年）就获得了普利策奖。从新书出版当天开始，作者生活就完全变了样子，每隔5分钟就有人按门铃请求签名，每隔7分钟就有贺电送来，而门外则总有排着十几人的长队等候求见。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想见她的人比想见美国总统的人还多。
　　1939年电影《飘》的首映仪式在经过当地市政府不屈不挠争取后，终于力压纽约市、确定在亚特兰大举行，首映当天整个城市万人空巷欢迎剧组成员，已经赫赫有名的男主角扮演者盖博被视为好莱坞之王，让这个城市出尽风头，就跟他在电影中的光辉形象一样。那是让北美大陆、甚至整个世界都瞩目的一天。在之前的艺术史上从来没有一部电影获得这么空前的影响力，后来一代又一代人将此书当作必读小说，对这部影片也是必看，以至于此后亚特兰大那种殖民时代佐治亚风格建筑就定格在读者和观众心中，连作者着力刻画的“桃树街”都让人念念不忘。
　　今天这条著名街道成了亚特兰大南北向的主干道，而作者的故居就在这条长街的西侧，被一栋栋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环绕，殖民时代风格的建筑已经不见踪迹。有意思的是，以桃树街命名的街道在亚特兰大有好多处，还有西桃树街、桃树街广场、桃树街中心，遍地皆是桃树街的名字，让人眼花缭乱，游客经常为此犯晕。我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只识街名没见到桃树。在《飘》这部小说中，具有主仆身份的白人和黑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奴隶主勇武善良，奴隶们忠心耿耿，南方本来是一个繁荣富足之地，结果被一场血腥的战争摧残……
　　拜访作者故居是我那次去亚特兰大的主要目的，为了能够多看几次，还特意请朋友预订了故居旁边的酒店，仅隔一条马路，连200米都不到。不过陪同我们的黑人司机对此不以为意，反倒极力建议我应该去城市另一侧的马丁·路德·金故居看看，还特意告诉我参观是免费的，似乎在暗示和那些白人博物馆的区别。尽管这位黑人兄弟一路上所谈总带有关于肤色的倾向性意见，我仍然觉得其建议有道理，就安排了半天时间参观，结果觉得不虚此行。
　　有意思的是，纪念马丁·路德·金的建筑都在不到400米的范围内，包括他的出生地和最后的墓地。很难见到一个世界史上的著名人物能有这样的归宿。
　　1929年1月15日，马丁·路德·金出生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奥本街501号，一幢维多利亚式的小楼里，一个牧师家庭，而且祖孙3代都是这个职业。从他诞生的那间独立洋房中可以看出，虽然这个家庭不是当地富豪那类家庭，但也是一个成功者的后代。家境虽然比不上当年奴隶主的豪宅，但是显得温馨而舒适，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街区中备受尊重的一个中产家庭。
　　以一个人让全世界瞩目的中心
　　看得出来这些地方都是受到严密保护的，当地警察、保安、接待人员甚至礼品销售部的人全部是黑人，他们都有发自内心宣传马丁·路德·金的意愿。一位黑人妇女知道我们是远道而来却不了解参观故居的规矩，就专程领我们去几百米外的马丁·路德·金的纪念馆。她边走边说和管理人员熟悉，所以肯定能为我们约到参观故居名额，不至于那么远白跑一趟。

　　进到这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博物馆后，我发现它只纪念一件事，就是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事业;只有一类展览，就是美国种族隔离时代前后的图片和实物展;并且这里只纪念一个人，就是马丁·路德·金本人。不明就里的参观者都需要事先在问讯台前预约，之后按照规定时间去故居旁边的纪念品店等候，还得提前到场，被一个个清点人数后得在讲解员带领下鱼贯进入故居。我们一行十几人像跟遗体告别似地排着队过去，其程序比我见到的任何一个历史遗迹博物馆都要复杂。墓地、教堂、故居都有专人看管，且都是黑人，这些人既当巡警又是解说者，都可以滔滔不绝讲到我腿软。 　　在世贸中心熊熊大火燃烧时，在曼哈顿下城居民都在外逃时，全城的救援人员都从反方向赶往灾区。还有一名加拿大消防队员违反本国规定、当天就驾车赶到纽约自发救援，并携带上工作伙伴搜救犬。事后这名消防队员因为擅离职守而被加拿大当地主管部门象征性处罚了一下，但是他英勇的行为获得了美加两国人民的普遍赞扬，而其携带的搜救犬也成为世贸大楼救援中最著名的一只英雄犬。
　　直到今天，这些9·11事件中的搜救犬的事迹还在被传颂。美国人有感恩节，公众有感恩的习惯。2016年6月6日，世上最后一只9·11事件中的搜救犬已经浑身是病、老得快走不动了，在享用恩养主人为其举办的多次生日派对后被安乐死，当地几十名警员身着制服列队向它行军礼送别，在其遗体上覆盖星条旗，将它视为“我们中的一员”，场面令人动容。
　　在恐怖袭击发生时，我邻居朋友只会讲中文的妻子被困在烟雾弥漫的家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听不懂门外救援人员让居民紧急撤离的呼叫，在没水没电没通讯的房间里坚持了一天，被列为失踪人员。但是在朋友们不断要求下，救援人员冒着大楼倒塌的危险，再次上楼将其救出。
　　离我住所最近的纽约消防队那一天则全军覆没，那些身着制服又高又大的小伙子我几乎天天见得到，因为是必经之地。他们几十人悉数参与救援，冒着浓烟冲进火海，后來都被砸在世贸大楼下，无一幸免。那一天纽约消防队员官兵一致，英勇向前，没有退缩者，之后几天感人的事情也在不断发生，包括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封城后第7天，居民们被允许回家取衣物和药品。我们到家时，首先看到的是守在楼门口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他们冒着危险在大楼前已经大半天了。我们灾民没有口罩，因为只是临时被放行，取了东西就走，急匆匆想不到这点。其实他们是最应该戴口罩的，因为天天待在那里，在继续燃烧的大楼废墟旁边，时刻都会吸进去大量有毒物质。当时漫天扑面而来的是燃烧过的石棉、纤维毒气，导致上千人患病，事后不少人得的还是肺癌、死于呼吸道问题。
　　当时，红十字会几个人在我们楼内大厅搭设临时桌椅，接待灾民，发放支票救济款，同时派人站在小区外，主动询问路人是否需要帮助。
　　20年前的美国，支票是流行的支付方式。支付任何款项都得有证据或者合适的理由，或者购买了产品、服务，或者欠你的还钱，比如要出示水电单或者租约以证明住在这里，这个在平时是再正常不过的要求，大家都会配合，不会有抱怨。但是在9·11事件期间，人们匆匆返家之后都想尽快离去，正常的询问和核实就会引起灾民的反感，宁可不要救助而转身离去。因为我们不会随身携带这些单据，也不想在没水没电的黑暗房间内寻找。事实上，几乎所有居民都是在进门时被救助，救助人员相信你说的，就省略了那些在平常日子里必不可少的程序。有些国人喜欢讲“我以人格保证”，甚至会“我以全家人性命发誓”，但西方人不这样说，他们一般会说“you have my word”，即“你有我这句话就行”。
　　很多情况下，对方真就接受了，因为荣誉和尊严甚至高于生命。从这一点看，即便你不是那个大楼居民而又想得到救助的话，也能得逞。但是没有人这样做，赚钱的方式有多种，人们会羞于此道。我本人就是在他们一再诚恳耐心询问需要什么后，才接受了几百美元支票的捐赠。在办理支票手续前，那位白人妇女只是问了恐怖袭击发生时我在哪里、在做什么，之后她表示很同情我的遭遇，没让我出具任何居住证明。同时她特意说明这些都是美国人的捐赠，如果我还有任何需要，比如食品券、酒店居住券以及衣物等，随时都可以提要求。
　　9·11事件中，除了最初几小时的混乱和大逃亡后，封城后我看到的是社会上各个救援机构迅速反应和深入基层的能力，政府一开始就表现出的透明度和与灾民们共患难的决心，领导人亲临现场要大家团结起来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不要被恐怖分子吓倒。而广大公众——包括无家可归的灾民，也是冷静和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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