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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正如该组织指出的那样，“在拥有医学上的疫苗前，食物是对抗混乱的最佳‘疫苗’”。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希望通过2020年的奖项强调，为增加粮食安全提供援助不仅可以防止饥饿，还有助于未来的稳定与和平。
眼下，疫情仍在全球肆虐，许多国家限制了粮食出口，全球粮食供应秩序面临严峻挑战，饥饿人数不断增加。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等5家机构联手编写的最新版《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预测，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可能导致2020年全球食物不足人数至少新增约8300万，甚至可能新增1.32亿。
2020年10月16日是第40个世界粮食日，记者就“世界粮食安全风险与应对”这一话题，专访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前副总干事何昌垂博士。
记者：你如何看待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何昌垂：我相信所有从事农业与粮食安全治理工作的人，都会为此感到高兴与自豪。我要特别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同事点赞，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祝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和平奖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全球粮食安全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体现了对那些坚持在全球农业与粮食安全领域长期辛勤付出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的认可，也是对那些一贯重视农业与粮食安全的政府领导人及亿万辛苦劳作的农民的一种支持。
我个人认为，这个奖（诺贝尔和平奖）应该同时授予总部设在罗马的联合国农业与粮食三机构，即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
我在不久前出版的《我的联合国之路》一书中说，长期以来，这三个机构作为合作伙伴，对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及粮食安全共同付出了努力。它们在可持续农业、小农的生计与能力建设、消除贫困与饥饿人口，以及帮扶弱势群体等方面，特别是共同应对突发灾害，如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紧急救援中，一直相互支持、并肩战斗、互相补充。这三个机构分工不同，但使命相同、目标一致，尽管它们的运作的确还需要更好的协调与更有效的协作机制。
记者：当前背景下，应如何理解“粮食安全”这一概念？全球粮食问题总体状况如何？
何昌垂：如一部好莱坞电影的名字——《钻石是永恒的》，粮食是人类永恒的议题。人活着，就得吃饭；只要人类存在，就有粮食安全问题。地球上人口不断增加，有机构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将达97亿。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做过研究，到2050年，为了养活地球上的人口，全球（各国各地区）粮食平均需要增长60%（42%—70%之间），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增长100%。这是何等挑战！
目前世界上许多地方想要继续扩大耕地面积已不可能；靠强化农业生产，继续大量使用化肥、化学杀虫剂，势必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何况全球范围的资源环境已经不堪重负。所以，出路在于科技的应用，在于强调从系统思维考虑粮食问题，要从品种到种植、灌溉、管理、收获、运输、仓储及至餐桌，包括减少损失和杜绝浪费的整个链条出发，统筹规划、精准施策。粮食安全不单单指产量，还涉及粮食的可获得性、供给的稳定性以及使用的安全性等多个方面。
从全球角度看，人类目前生产的粮食足够喂饱所有人，但发展的不平衡、分配的不均衡、市场的不透明与信息的不对称、弱势群体边缘化，加上地区冲突、气候变化、洪涝灾害以及新冠肺炎流行等问题，导致粮食生产与供给的不稳定性，加重了当前全球粮食不安全的程度。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蝗灾等对粮食安全的冲击程度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表现有何不同？
何昌垂：当前全球还有8.2亿人身处饥饿和营养不良困境，其中1.35亿人处于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罕见的蝗虫和草地贪夜蛾等生物灾害以及洪涝灾害，与仍在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叠加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将使2020年全球的饥饿人数至少新增约8300万。在疫情严重的国家与地区，危机波及面更广。
疫情中，由于各国出台社交隔离、限制旅行和停工停产等措施，严重影响了千千万万农民的生产与生计。无法务工，影响农民收入，降低了购买力；交通中断，粮食运输链中断，影响正常粮食供给；有些地方农业生产资料供给中断，缺乏种子、化肥以及农药等，也增加了粮食生产的困难。这些都给一些地区的农业和粮食安全带来不确定性和负面因素。据估测，2020年全球极端贫困人数可能增加1.5亿，严重饥饿人口可能从现有的1.35亿增至2.7亿。
据联合国数据，目前全球约有7000万难民，有1.6亿人需要国际救援，仅联合国2020年的援助预算就高达290亿美元。在全球性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诸多传统捐助国自顾不暇，这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一个严重挑战。
受多重因素影响，撒哈拉以南和东非地区以及中东一些地区粮食不安全状况相对更为严重，一些国家因为外力破坏和内部动荡等问题，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民不聊生，持续成为国际热點和难点地区。在南亚地区，由于饥饿人口基数本来就大，特别是印度疫情严重、经济严重衰退，毫无疑问，这一地区的饥饿人口将进一步增加。
记者：如何看待粮食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倾向？如何应对相关威胁？
何昌垂：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对一国粮食安全领域的具体影响有待评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激化了大变局下的一些固有矛盾，包括粮食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倾向。疫情下，已有多个粮食出口国采取了保护性出口禁令，给全球粮食供应链造成冲击。
“粮食安全过去、现在乃至今后都是国际政治博弈的重点领域之一。”这是我数年前在《粮食安全——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与机遇》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西方一些国家一向把粮食视为“冷兵器”——这是国策，与其执政党无关。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前国务卿基辛格，曾于1974年在第200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中向美国总统建言：如果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人；如果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就曾企图用购买古巴储备蔗糖为诱饵，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用威胁断绝粮食援助逼迫印度与苏联“脱钩”。所以我坚持认为，粮食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有效武器”，其实质作用和影响若被低估甚至被忽略，恐将大祸临头。此类历史教训在不断涌现，每隔一段时期，就有一些国家为粮食安全战略的失误而付出沉痛代价。时刻不忘粮食安全的战略意义，方为治国之上上策。
与此同时，重视粮食安全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改革尤为重要。从我在联合国的多年观察与亲身经历来看，信息、知识与能力问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国际规则制定谈判的主要瓶颈。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加强自身的基本素质、历练和能力建设，谙熟国际规则与相关程序；如何基于科技数据了解熟悉各方信息，在谈判中掌握主动，趋利避害；如何换位思考，既展示自身胸怀，又坚持国家主权利益，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互利共赢的精神，引领、推进规则制定。
记者：你怎样看科技发展、产业融合与粮食安全问题的关系？
何昌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上世纪60年代末的“绿色革命”，本质就是农业领域的一场技术革命，这场“革命”助力人类解决了数以亿计人的吃饭问题。数十年来，科技进步始终是世界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如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科技创新对中国农业发展的贡献率高达60%左右，成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
当前，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5G和人工智能、定位卫星与遥感卫星以及无人机等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开启了智慧农业的新时代，为农业转型、提质、增效、“种养加”（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插上了翅膀。我在东北、福建等地调研时看到，农民开始用手机种地。他们通过物联网用手机按键管理大片的农场、温室花卉水果的浇水施肥、畜牧场的动物喂食，甚至牲畜发情配种管理等等。
以数字化为核心的精准农业，如精准施肥、施药、灌溉、调温等，既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节约了农业成本，又减少了对生态的污染等负面影响。四川、云南和甘肃一些乡村的农民，通过互联网直播售货，推销当地的土特产或应季农产品，既帮助农民解决产品滞销问题，也开始成为一种时尚的营销方式。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未来10年里，由于农业科技的进步，95%的新增农作物产量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而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途径，是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是消除贫困和实现零饥饿的关键手段。
当然，我们必须用两只眼睛看世界。南北国家发展的不平衡，科技水平的差异，可能带来并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这是当前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高度关注的问题。由于现代科技包括生物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应用，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记者：你曾提到，在世界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各国都依据本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条件，形成了独特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它们之间能相互借鉴吗？
何昌垂：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信息流如江河奔腾，相互学习和取长补短是推动可持续农业与粮食安全的主要动力。比如中国的三农发展经验，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与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共享与相互借鉴。
我注意到，最近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加强南南合作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举措，如“手拉手计划”倡议，旨在推动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发展中的合作，相互借鉴成功经验。目前已有18个国家参与，结果值得期待。
记者：如何看待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经验在全球范围的实际影响如何？
何昌垂：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全球粮食安全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可以说没有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世界的粮食安全。中国用不到全球9%的耕地面积和6%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全球19%的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我的两个联合国前同事、主管世界农业与粮食安全的最高官员——联合国粮农组织前任总干事迪乌夫和达席尔瓦先后提到，中国为世界解决了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最大贡献。这绝不是对中国的表面溢美之词。有目共睹，中国是最早（2015年）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2020年又致力于实现全面脱贫，有望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前两个目标——消除贫困与饥饿。
中国在确保粮食安全方面总是信心十足，这背后，把粮食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战略维度，是最重要的经验。历届领导人都反复强调粮食安全问题，并且有明确的政策导航。进入21世纪以来，连续十几年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与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关。我走过100多个国家并做了比较，发现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中国有长计划、短安排，有可靠的制度与可行的方案，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还有一点，就是国家有数个月到一年以上的储备粮食，这是防止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的定海神针。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改进，如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适当地存粮于民，以增强抗击粮食安全风险的韧性，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负担，降低大量粮食仓储的损失。
中国的农业与粮食安全是一张名片，要用好这张名片，继续强调国际合作，特别是通过联合国这个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开展有意义的合作，包括人员培训、科技交流、专家互访和示范项目等。中国有几十年的南南合作的经验，有实地体验，还有可圈可点的成果。但近年来的一些教训也需好好总结，特别是要更多地从当地需求出发，基于当地的社会、生态、能力等具体实际，分析设计项目、组织实施。比如，要注重提高民众知情度与参与度，还应考虑适当增加与有资信的非政府组织或者第三方开展合作，这有助于赢得当地基层社区和底层群众更广泛的支持与认可。
记者：中国粮食安全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迎难而上？
何昌垂：确保14亿人吃得饱、吃得好（粮食质量），还要吃得有营养，对于像中国这样人均土地和水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长期性、结构性的挑战。中国城镇化率已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目前的60.6%，等到城镇化率目标实现时（目前预计为2025年），城镇人口将达全国人口的70%。当下我们已經遇到了问题：现在谁在种地？将来谁来养活城市里约10亿的庞大人口？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都出现过农村“白头化”“妇女化”以及“留守儿童”等现象，在中国也不例外。农村有文化的劳动力流失严重，我们急需探索出一种新的农村就业生态，使在农村务农成为一种媲美在城里打工的事情；使年轻人认为务农也是一个有尊严的职业，可以享受与城里年轻人类似的文化生活条件。这是中国建设美丽乡村、实现农村现代化的一个具体目标。
当然，要造就一代又一代新型农民，保证城镇化后还生活在农村的四五亿人的生活和生产组织方式良性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关键是抓好农村教育和培养新型农民，这需要国家长期的战略投资。教育资源该向农村明确倾斜了，是要求各级政府制定明确的、有力度的、可持续的配套政策的时候了。
当然还需要其他举措，如继续严格执行耕地“红线”和杜绝粮食浪费；完善土地资源生态保护政策与立法；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和创新管理模式等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机制，等等。可以展望，推动数字农业与智慧农业将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绿色化、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不可或缺的系统工程。
（摘自《环球》2020年第2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眼下，疫情仍在全球肆虐，许多国家限制了粮食出口，全球粮食供应秩序面临严峻挑战，饥饿人数不断增加。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等5家机构联手编写的最新版《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预测，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可能导致2020年全球食物不足人数至少新增约8300万，甚至可能新增1.32亿。
2020年10月16日是第40个世界粮食日，记者就“世界粮食安全风险与应对”这一话题，专访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前副总干事何昌垂博士。
全球粮食不安全程度加剧
记者：你如何看待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何昌垂：我相信所有从事农业与粮食安全治理工作的人，都会为此感到高兴与自豪。我要特别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同事点赞，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祝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和平奖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全球粮食安全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体现了对那些坚持在全球农业与粮食安全领域长期辛勤付出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的认可，也是对那些一贯重视农业与粮食安全的政府领导人及亿万辛苦劳作的农民的一种支持。
我个人认为，这个奖（诺贝尔和平奖）应该同时授予总部设在罗马的联合国农业与粮食三机构，即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
我在不久前出版的《我的联合国之路》一书中说，长期以来，这三个机构作为合作伙伴，对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及粮食安全共同付出了努力。它们在可持续农业、小农的生计与能力建设、消除贫困与饥饿人口，以及帮扶弱势群体等方面，特别是共同应对突发灾害，如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紧急救援中，一直相互支持、并肩战斗、互相补充。这三个机构分工不同，但使命相同、目标一致，尽管它们的运作的确还需要更好的协调与更有效的协作机制。
记者：当前背景下，应如何理解“粮食安全”这一概念？全球粮食问题总体状况如何？
何昌垂：如一部好莱坞电影的名字——《钻石是永恒的》，粮食是人类永恒的议题。人活着，就得吃饭；只要人类存在，就有粮食安全问题。地球上人口不断增加，有机构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将达97亿。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做过研究，到2050年，为了养活地球上的人口，全球（各国各地区）粮食平均需要增长60%（42%—70%之间），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增长100%。这是何等挑战！
目前世界上许多地方想要继续扩大耕地面积已不可能；靠强化农业生产，继续大量使用化肥、化学杀虫剂，势必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何况全球范围的资源环境已经不堪重负。所以，出路在于科技的应用，在于强调从系统思维考虑粮食问题，要从品种到种植、灌溉、管理、收获、运输、仓储及至餐桌，包括减少损失和杜绝浪费的整个链条出发，统筹规划、精准施策。粮食安全不单单指产量，还涉及粮食的可获得性、供给的稳定性以及使用的安全性等多个方面。
从全球角度看，人类目前生产的粮食足够喂饱所有人，但发展的不平衡、分配的不均衡、市场的不透明与信息的不对称、弱势群体边缘化，加上地区冲突、气候变化、洪涝灾害以及新冠肺炎流行等问题，导致粮食生产与供给的不稳定性，加重了当前全球粮食不安全的程度。
应对天灾人祸的冲击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蝗灾等对粮食安全的冲击程度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表现有何不同？
何昌垂：当前全球还有8.2亿人身处饥饿和营养不良困境，其中1.35亿人处于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罕见的蝗虫和草地贪夜蛾等生物灾害以及洪涝灾害，与仍在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叠加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将使2020年全球的饥饿人数至少新增约8300万。在疫情严重的国家与地区，危机波及面更广。
疫情中，由于各国出台社交隔离、限制旅行和停工停产等措施，严重影响了千千万万农民的生产与生计。无法务工，影响农民收入，降低了购买力；交通中断，粮食运输链中断，影响正常粮食供给；有些地方农业生产资料供给中断，缺乏种子、化肥以及农药等，也增加了粮食生产的困难。这些都给一些地区的农业和粮食安全带来不确定性和负面因素。据估测，2020年全球极端贫困人数可能增加1.5亿，严重饥饿人口可能从现有的1.35亿增至2.7亿。
据联合国数据，目前全球约有7000万难民，有1.6亿人需要国际救援，仅联合国2020年的援助预算就高达290亿美元。在全球性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诸多传统捐助国自顾不暇，这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一个严重挑战。
受多重因素影响，撒哈拉以南和东非地区以及中东一些地区粮食不安全状况相对更为严重，一些国家因为外力破坏和内部动荡等问题，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民不聊生，持续成为国际热點和难点地区。在南亚地区，由于饥饿人口基数本来就大，特别是印度疫情严重、经济严重衰退，毫无疑问，这一地区的饥饿人口将进一步增加。
记者：如何看待粮食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倾向？如何应对相关威胁？
何昌垂：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对一国粮食安全领域的具体影响有待评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激化了大变局下的一些固有矛盾，包括粮食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倾向。疫情下，已有多个粮食出口国采取了保护性出口禁令，给全球粮食供应链造成冲击。
“粮食安全过去、现在乃至今后都是国际政治博弈的重点领域之一。”这是我数年前在《粮食安全——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与机遇》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西方一些国家一向把粮食视为“冷兵器”——这是国策，与其执政党无关。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前国务卿基辛格，曾于1974年在第200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中向美国总统建言：如果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人；如果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就曾企图用购买古巴储备蔗糖为诱饵，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用威胁断绝粮食援助逼迫印度与苏联“脱钩”。所以我坚持认为，粮食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有效武器”，其实质作用和影响若被低估甚至被忽略，恐将大祸临头。此类历史教训在不断涌现，每隔一段时期，就有一些国家为粮食安全战略的失误而付出沉痛代价。时刻不忘粮食安全的战略意义，方为治国之上上策。
与此同时，重视粮食安全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改革尤为重要。从我在联合国的多年观察与亲身经历来看，信息、知识与能力问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国际规则制定谈判的主要瓶颈。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加强自身的基本素质、历练和能力建设，谙熟国际规则与相关程序；如何基于科技数据了解熟悉各方信息，在谈判中掌握主动，趋利避害；如何换位思考，既展示自身胸怀，又坚持国家主权利益，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互利共赢的精神，引领、推进规则制定。
科技发展与交流是关键
记者：你怎样看科技发展、产业融合与粮食安全问题的关系？
何昌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上世纪60年代末的“绿色革命”，本质就是农业领域的一场技术革命，这场“革命”助力人类解决了数以亿计人的吃饭问题。数十年来，科技进步始终是世界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如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科技创新对中国农业发展的贡献率高达60%左右，成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
当前，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5G和人工智能、定位卫星与遥感卫星以及无人机等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开启了智慧农业的新时代，为农业转型、提质、增效、“种养加”（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插上了翅膀。我在东北、福建等地调研时看到，农民开始用手机种地。他们通过物联网用手机按键管理大片的农场、温室花卉水果的浇水施肥、畜牧场的动物喂食，甚至牲畜发情配种管理等等。
以数字化为核心的精准农业，如精准施肥、施药、灌溉、调温等，既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节约了农业成本，又减少了对生态的污染等负面影响。四川、云南和甘肃一些乡村的农民，通过互联网直播售货，推销当地的土特产或应季农产品，既帮助农民解决产品滞销问题，也开始成为一种时尚的营销方式。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未来10年里，由于农业科技的进步，95%的新增农作物产量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而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途径，是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是消除贫困和实现零饥饿的关键手段。
当然，我们必须用两只眼睛看世界。南北国家发展的不平衡，科技水平的差异，可能带来并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这是当前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高度关注的问题。由于现代科技包括生物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应用，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记者：你曾提到，在世界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各国都依据本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条件，形成了独特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它们之间能相互借鉴吗？
何昌垂：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信息流如江河奔腾，相互学习和取长补短是推动可持续农业与粮食安全的主要动力。比如中国的三农发展经验，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与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共享与相互借鉴。
我注意到，最近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加强南南合作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举措，如“手拉手计划”倡议，旨在推动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发展中的合作，相互借鉴成功经验。目前已有18个国家参与，结果值得期待。
稳定器和压舱石
记者：如何看待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经验在全球范围的实际影响如何？
何昌垂：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全球粮食安全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可以说没有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世界的粮食安全。中国用不到全球9%的耕地面积和6%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全球19%的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我的两个联合国前同事、主管世界农业与粮食安全的最高官员——联合国粮农组织前任总干事迪乌夫和达席尔瓦先后提到，中国为世界解决了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最大贡献。这绝不是对中国的表面溢美之词。有目共睹，中国是最早（2015年）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2020年又致力于实现全面脱贫，有望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前两个目标——消除贫困与饥饿。
中国在确保粮食安全方面总是信心十足，这背后，把粮食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战略维度，是最重要的经验。历届领导人都反复强调粮食安全问题，并且有明确的政策导航。进入21世纪以来，连续十几年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与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关。我走过100多个国家并做了比较，发现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中国有长计划、短安排，有可靠的制度与可行的方案，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还有一点，就是国家有数个月到一年以上的储备粮食，这是防止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的定海神针。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改进，如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适当地存粮于民，以增强抗击粮食安全风险的韧性，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负担，降低大量粮食仓储的损失。
中国的农业与粮食安全是一张名片，要用好这张名片，继续强调国际合作，特别是通过联合国这个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开展有意义的合作，包括人员培训、科技交流、专家互访和示范项目等。中国有几十年的南南合作的经验，有实地体验，还有可圈可点的成果。但近年来的一些教训也需好好总结，特别是要更多地从当地需求出发，基于当地的社会、生态、能力等具体实际，分析设计项目、组织实施。比如，要注重提高民众知情度与参与度，还应考虑适当增加与有资信的非政府组织或者第三方开展合作，这有助于赢得当地基层社区和底层群众更广泛的支持与认可。
记者：中国粮食安全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迎难而上？
何昌垂：确保14亿人吃得饱、吃得好（粮食质量），还要吃得有营养，对于像中国这样人均土地和水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长期性、结构性的挑战。中国城镇化率已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目前的60.6%，等到城镇化率目标实现时（目前预计为2025年），城镇人口将达全国人口的70%。当下我们已經遇到了问题：现在谁在种地？将来谁来养活城市里约10亿的庞大人口？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都出现过农村“白头化”“妇女化”以及“留守儿童”等现象，在中国也不例外。农村有文化的劳动力流失严重，我们急需探索出一种新的农村就业生态，使在农村务农成为一种媲美在城里打工的事情；使年轻人认为务农也是一个有尊严的职业，可以享受与城里年轻人类似的文化生活条件。这是中国建设美丽乡村、实现农村现代化的一个具体目标。
当然，要造就一代又一代新型农民，保证城镇化后还生活在农村的四五亿人的生活和生产组织方式良性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关键是抓好农村教育和培养新型农民，这需要国家长期的战略投资。教育资源该向农村明确倾斜了，是要求各级政府制定明确的、有力度的、可持续的配套政策的时候了。
当然还需要其他举措，如继续严格执行耕地“红线”和杜绝粮食浪费；完善土地资源生态保护政策与立法；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和创新管理模式等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机制，等等。可以展望，推动数字农业与智慧农业将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绿色化、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不可或缺的系统工程。
（摘自《环球》2020年第2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