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于战争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教科书上关于外国侵略者船坚炮利，战场上军人抛头颅洒热血，国内民众同仇敌忾的惯有印象上。但事实上，战争并不是只有轰隆隆的枪炮声，或是万众齐心抗日的雄心壮志，战争也包括基本生活物资的严重匮乏，物价的飞涨，以及普通民众的颠沛流离。而《女性，战争与回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就是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视角从传统的重大事件转移到了普通妇女的日常生活，作者李丹柯在书中强调的是战争史研究中的“人文维度”的观点，“就是将抗战史视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历史和生活，而不是抽象的以重大的军事、政治事件为中心，以男性精英为主角的历史”，“这种研究与宏观的政治军事史相结合，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抗战史。”
　　女性：抗战史中被忽略的群体
　　作为一个生于重庆、长于重庆的人，李丹柯对家乡有着很深的感情，直至到美国从事历史学研究，她依然将重庆置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计划之中。虽然她的研究领域一直都包括抗战时期的中国妇女，但对重庆妇女的口述历史产生兴趣，还要追溯到将近20年前。
　　1995年夏天，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李丹柯回国收集有关重庆地区的文化、地方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早期运动的发展状况和数据。彼时恰逢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重庆全市各处都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庆祝抗战胜利的活动，李丹柯也有机会参与了一些有官员和学者参加的讨论集会，阅读到了一些与抗战相关的系列新书。在其中，她产生了一个疑问，“所有的书籍和会议论文中，没有一个谈论到妇女及她们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我开始疑惑，为什么根本没有提及妇女问题？在重庆八年的艰苦抗日战争时期内，妇女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吗？”
　　在与母亲交谈的过程中，李丹柯才发现，被多数官方文献所忽略的，很可能是一部更为生动、更贴近民众真实生活的抗战历史。母亲告诉她，虽然面临战争中的各种困难，但重庆地区的妇女都依然积极地生活，积极地参与抗战。在重庆市档案馆和历史图书馆里所珍藏的有关重庆抗日战争和妇女的资料，证实了她母亲所说的故事和经历。然而，这些资料虽然为数不少，但笔调都比较官方、抽象，所述之事也离百姓的真实生活较远，远不如母亲口中娓娓道来的故事那么“亲切动人”。这让李丹柯萌生了想要将重庆妇女口中的故事记录成书的想法，“写一本有关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妇女的口述历史，会使我们对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人文维度以及普通妇女的抗战生活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
　　1999～2007年间的每个夏天，李丹柯通过亲人、朋友的关系网，陆续采访到了50多位重庆妇女，并从中选取了20名妇女的口述史，结集出版了英文版。英文版问世后，纽约的华美协会、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耶鲁大学的雅礼学会等学校和单位先后邀请李丹柯前去做新书演讲，不少有中国背景的听众都会问她，这本书何时会出中文版，“我记得在纽约的华美协会讲演完后，一位女听众含着眼泪对我说，她的父辈曾是抗战时期生活在重庆的难童，她希望能够尽快出版中文版本，好让她的父辈们在有生之年读到这本书。”
　　为了让更多读者能够了解到更“接地气”的抗日战争，了解重庆妇女在抗战中的贡献，李丹柯在2009年拿到英文版的校样之后，就开始着手准备中文版。英文版因为被出版社定位为大学课堂教材，为了避免篇幅太大而只选取了20个案例，而在中文版中，“为了尽可能地保存妇女们的声音以及扩大她们的代表性”，李丹柯又增加了15名妇女的口述史，其中有些是之前采访未采用的，有些是特地为中文版增加采访的，“包括了英文版没有的妇女人群，比如家佣和重庆商会会长的儿媳，这些新的口述史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广泛的有关重庆妇女抗战及战时重庆社会的资料和信息。”
　　对于中文版，李丹柯可谓费尽了心血，不但增加了新的采访内容，对于以前的采访，她也反复核实并重新整理。和英文版一样，中文稿也经过有关学者的盲审，他们提出了很多建议和问题，为此，李丹柯重新查阅了相关史料，充实了论述，“比如，为了更好地体现战时物价飞涨和重庆妇女生活的艰难，我查阅了当时重庆的物价指数和各界人士的工资收入的文献资料。”如此具体而微的呈现方式，让这本书摆脱了刻板的惯有模式，反而更能让人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妇女在战时的生存状态。
　　妇女维系家庭亦是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女性，战争与回忆》中，李丹柯记录了35名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工作和生活。与传统印象中的战争史不同，书中没有悲壮的战场厮杀，没有扣人心弦的与敌人的斗智斗勇，而只是记录重庆普通妇女的日常生活，比如一天工作多少小时，能够拿到多少报酬，日常的食物和饮用水从何而来，以及怎样养活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等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这些日常生活状态看似与传统观念中的“抗战”风马牛不相及，但李丹柯认为，妇女维持个人与家庭的生存，同样是反抗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妇女用她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保存了中国家庭，从而保存了国家。没有普通妇女们抗拒死亡和用各种方式保存家庭生存的决心，以及她们足智多谋的生存艺术，中国是不可能渡过八年艰苦的抗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们的日常生活也是抗战的组成部分。”
　　也正是因为抗战时期妇女们在维系家庭生存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李丹柯认为，学术界应该重新思考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传统的观念中，男性负责外出工作，养家糊口；女性负责料理家务，照顾一家老小。而在战时艰难的条件下，这种家庭责任中的“外部”和“内部”的区分已经变得相当模糊，有些家庭的男主人或被充军在外，或死于战乱，或在逃难中失去联系，整个家庭的责任都由女性单独承担，“事实上，为了养活家人，抗战期间穷苦妇女的生存需要经常迫使她们走出家门，到城边的田地里和垃圾堆里搜寻食物和废旧物品”，“对大多数的贫穷妇女而言，根本不存在什么内外之别。为了求生，她们得家内家外地奔走，里里外外的活都得干。”
　　于是，在书中，我们便能看到很多独挑家庭大梁的女性形象，比如崔香玉，虽然作为医生的太太，家庭开支由丈夫提供，但由于丈夫在部队医院工作，常年不在家，于是照顾孩子和老人的重担都由她一人承担。她自述道，“每天，一听到空袭警报响起，我就得抱着孩子，带着公公婆婆一起跑出去找地方躲避”，“随着抗战的进行，大量流亡难民涌入四川的各个小镇，这里的物价变得异常昂贵。我的任务就是照顾我自己、一个小宝宝和两个年迈的公婆。要找到足够的粮食养活一大家人实在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对于有丈夫挣钱填补家用的妇女来说，生活尚且已经如此艰难，而对于那些失去伴侣，完全需要独自一个人支撑家庭的女性来说，抗战时期的艰难困苦超乎想象。因此，李丹柯认为，“抗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情况，改变了男女关系结构。” 　　女性角色，不仅仅在家庭
　　战争在带来苦难的同时，也给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学生带来了机遇，尤其是接受进步教育的机遇。学校是当时抗日宣传活动的主要阵地，因此不少女学生也有机会走出家庭禁锢，在公共场合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从沿海及发达地区迁至重庆的新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都比较先进，校风也更加包容而有活力；很多著名学者和大学教授也随之聚集于重庆，为重庆带来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因此，像书中的朱淑勤、罗福慧、莫国钧这样的年轻女学生，受到学校和老师的深刻影响，自身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性别意识和政治觉悟都得到启发。所以，在战时，抗日宣传活动中都活跃着女学生们、女教师及其他精英女性的身影，“重庆的知识妇女在抗战宣传动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仅如此，战时的一些民间组织和机构致力于收养难童，教养孤儿，这也为很多女性提供了工作的机会，“难童教养工作不仅提供了职业和生活来源，也提供了直接参与抗战工作的机会。”有些妇女则在战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熏陶，投身于政治活动中。如果说，底层的穷苦妇女是用工作和日常生活行为来参与抗战的话，那么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来说，参与抗战的方式就更为直接。女性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也绝不仅仅是在家庭中。
　　重庆妇女们的口述史，除了提到战争所带来的痛苦之外，也都提到了流亡文化给本地百姓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比如饮水文化和服饰文化，油条豆浆和开高叉的旗袍都是下江人带到重庆的，这些饮食服饰文化现在在重庆还能见到，比如冠生园是抗战时期外省人在重庆开的食品店，至今它还在重庆。此外，重庆还保留了不少抗战遗迹，比如大多数的防空洞现在还能见到。”李丹柯说，改革开放后，重庆恢复了不少抗战文化标志，并致力于打造陪都文化。作为国统区，重庆以及重庆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李丹柯希望学术界能够超越胜利者的历史，更好地理解重庆在抗战中的地位。
　　在书中，李丹柯提到，战争中的国民情绪是有两面性的，一面是全民抗日的激昂，另一面则是普通百姓痛苦的个人经历。通过这本书，她“希望读者能够了解普通重庆妇女对抗战的贡献，也希望更多的学者关注妇女与抗战的研究”，“从广义上讲，战争总是要死人的，战争中受侵害最多的是普通老百姓。唤起社会对战争中个人经历的重视，是希望更多的人思考人和战争的关系，从而减少战争，消灭战争。从狭义上来说，学者们公认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部分，重视个人经历，特别是弱势群体，如普通妇女的个人经历，就是为这一群体讨回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