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是一位真正的大师，在他所研究的领域，他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国际上也有着相当的影响。鉴于此，大师一直担任着某权威机构的领导人。
　　60年代，大师自然在劫难逃地一夜之间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抛妻别子，下放到某乡村，造反派不知是否出于劳其筋骨、伤其体肤的考虑，把大师安排到铁匠铺里打铁——生产锄头之类的农具。
　　大师自然从未打过铁，甚至从未干过重体力活，关心他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打铁这粗活，可真够他喝一壶的了，可大师似乎并不忧虑。每天，他总是迈着方步去铁匠铺，就像是前去实验室一样从容不迫。打铁的大锤甩起来的确要比拿试管艰难。但半个月下来，大师竟也能举重若轻了。最让人惊奇的是，不到三个月，大师打出来的镰刀和锄头，其质量竟高过了那位教他学艺的虬须汉子。这以后，远近的村民都点名要大师打的农具，说是又美观又耐用，以至于那位师傅也心甘情愿地为他打下手。
　　大半年过去了，上边似乎又想起了大师。大师仍在村里的铁匠铺打铁，经他手打制的农具，少说也有数千件了。
　　那天，组织部的一个官员在秘书和司机的陪同下来到大师打铁的铁匠铺。这个官员近来一直忙于去各地给人“落实政策”，他很喜欢看见那些被落实政策者的失态：狂笑，大哭，呼天抢地，乃至于中风昏厥，当然更多的是对他的感恩戴德。因此这工作虽然比坐在办公室里辛苦，但他仍乐此不疲。
　　官员来时，大师正在打一块锄片，在锤子的敲击下，铸铁已初见雏形。六月间的天气，铁匠铺里热浪滚滚，虬须汉子光着身子仅系一块白帕，大师却长衣长裤，连风纪扣也扣着。
　　官员一边擦着汗，一边向大师诉说着委屈了一类的话。说了一遍，却见大师仍面色平静地打铁，便又以极其庄严的声调宣布大师已经平反了，即日起就回北京复原职，大师依旧没吭声，只是忙着打那个锄片。官员颇有些气恼，站在一旁走也不是，站也不是，只好呆呆地望着通红的炉火发愣。
　　足足过了半小时，大师将那个锄片打磨完了，又细细地洗了手，才对官员说：你再说一遍。官员不想说，又不能不说，于是只得又说了一遍。大师听完，说：知道了。这时候，下工的铃响了，大师不急不忙地背着手回家。
　　这个故事是听我父亲讲的，大师在铁匠铺时我曾见过，一个和气的老头，但我不知他是大师。那时候，我以为大师应该生活在离我们这样的凡人很远很远的地方才对。大师自然回了北京，前不久因病去世，各大报刊电视都发了讣告。
　　父亲给我讲这故事时值春耕，他手里呈着一块锄片，坐在门槛上。父亲说，这块锄片就是大师最后打的那块。那天上午我给他办了交涉，说是下午去拿，他果然就打好了，你看——
　　锄片已经生锈了，和普通的也差不多，但看上去似乎却要美观些。
　　
　　（选自《小小说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