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战是在抗日斗争面临极为残酷和复杂的形势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群策群力在冀中平原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斗争形式。而依靠地道建立起来的“地下药房”“地下医院”等场所，也在坚持抗战、救护伤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隐蔽的地下药房

　　八路军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位于冀中平原西部腹心地，辖清苑、之光、肃宁、博野、蠡县、任丘、高阳、安新等8个县的广大农村。军分区卫生部和各主力团卫生队均设有药房，负责采购和供应药材。
　　冀中部队药材供应工作实行“统一标准制度，分散采购供应”的方针，以自办中药房为掩护，派人到部队驻地县城，以及天津、北平、保定、沧州等敌占大城市采购。在斗争环境缓和，便于运输的条件下，军区卫生部向所辖各部队供应部分药材，包括战救药材、防疫药品、中药制品等，不足部分由各部队想方设法自行解决，药费按规定报销。

　　一次，日军想了一个计策，派汉奸假冒八路军，跑到军王庄混水摸鱼。这三个汉奸穿着便衣，进入军王庄，撞到了一个叫王振江的老人。汉奸们自称是便衣八路，让王振江带路，让他们进入地道找人。王振江却一下识破敌人的阴谋，故意压低声音讽刺道：“到据点里去给日本人磕几个响头，就不用这么担惊受怕了，当汉奸的哪个不是拿脸当腚？！”三个汉奸一听，知道露了馅，当即原形毕露，引来一群伪军，围住王振江便是一阵拳打脚踢。可王振江始终没有说出实情。
　　1943年，因旱灾连年，庄稼歉收，粮食不足，在军王庄医院治疗的伤员们过着一半糠菜一半粮的日子。最困难时甚至完全断了粮。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地方抗日干部和群众伸出了援手。一次，县里派人买了一小车柿饼，送到军王庄。村里住的100多名八路军伤员就是靠着这一小车柿饼，熬过半个多月。
　　饥荒时期的军王庄，群众的生活也过得非常艰难。因为饥饿，就算是村中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打一桶水也得两个人抬。还有很多人，只要蹲下身子，就没力气站起来。可群众们听说伤员们断了粮，宁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想方设法接济伤员。
　　一天，村党支部书记王恒昌的老母亲拿出4个鸡蛋，塞到杨国藩手里，让他拿给伤员吃。杨国藩知道，王家没有粮食，而且王恒昌生了病，也需要补充营养，便委婉拒绝了。老人却含着泪说：“可他是支部书记，我是党员，党员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杨国藩感动得热泪盈眶，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替伤员们收下这4个鸡蛋。
　　村子的很多人也都雪中送炭，有的送来一些红萝卜、咸菜，有的送来一小篮青枣，还有的送来了红薯叶、红薯梗、花生皮、棒子核……
　　杨国藩的老伴将所有能吃的东西攒在一起，碾成面，蒸了3笼团子。开饭后，伤员们却相互推让，谁也不肯多吃。一顿饭下来，只吃了一笼，还剩下两笼团子。
　　眼看着饿肚子不是办法，杨国藩想了一个主意。一天夜里，他拿着一把短枪，找到邻村一个姓韩的维持会长，要韩会长往指定地点送粮食，否则八路军就将他以汉奸论处，绝不客气。韩会长为了给自己留条活路，照杨国藩的话做了，第一次派人送了100多斤粮食。后来，杨国藩又通过书信的方式，让韩会长送了几次粮。不久，组织上也想办法送来一些粮食，这才让军王庄的伤员们渡过了难关。

　　設在军王庄的这个医院，药品和器械同样十分缺乏，杨国藩只得带着人，用一个个“土办法”解决困难：没有探针，就把自行车的辐条磨尖代替；没有截肢锯，就用锯铁的锯子代替；药品种类不全，就用芒硝代替硫苦，用中药大黄和苏打制成健胃药……
　　而伤病员也给予了杨国藩等医生极大的理解与配合。有一次，一个游击队副大队长刘培基左眼负伤，需要摘除，可医院没有麻醉药品，杨国藩为此整日烦恼，不知该如何是好。刘培基却主动提出，三国时期的关云长可以刮骨疗毒，他不比关云长差，可以不用麻醉药。在施行手术中，刘培基双手紧抓手术台边沿，脸上全是汗珠，可从始至终没喊一声疼。等杨国藩做完手术，刘培基才故作轻松状，拿了一根棍子作枪，放在右眼前瞄了一下，满意地说：“行，不妨碍射击。”
　　就这样，军王庄医院克服一个个困难，医治好了一个个伤员，很多战士在伤好后，又重返前线，为抗日立功。到1944年秋，医院伤员登记簿上已记下600多人的姓名。
　　抗战时期，冀中平原上建立起来的“地下药房”“地下制药厂”“地道医院”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规模也不大，但却真实反映了抗战时期敌我斗争异常残酷的一面，以及根据地军民共赴国难、携手抗日的动人情景。在敌人残酷的“扫荡”和封锁下，根据地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越来越强大，并坚持到抗战胜利，也正应了毛泽东那句名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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