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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随着日本文部
省公布四年一度的教科书审定结果，由右翼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再次引起世人关注。新教科书与2001年版相比，在美化侵略战争、掩瞒日军暴行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该书的审定通过、日本将钓鱼岛灯塔“收归政府”等一系列行为都反映了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在朝野的影响力大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在这背后，日本财团一直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对右翼提供了巨额资助，为日本政坛右倾化推波助澜。
成立于1997年的日本极右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 （下称“编纂会”）为出一书可以力争八载，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日本大财团的鼎力相助。据统计，该会每年出版大量图书并举办各种集会，年均活动经费至少需要4.2亿日元。如此高昂的费用90％都由日本财团“买单”。有95个企业、16个财团为该会编撰教科书提供资金援助，金额高达5亿日元。日本财团，为何在支持右翼势力时却如此慷慨甚至甘冒得罪中国的风险？这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利益动机，值得探究。
战后日本右翼沉渣泛起
日本右翼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的明治时期，在日本100多年来的几乎每次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扮演过极不光彩的角色。二战以前，日本右翼与军阀、财阀紧密结合，以天皇中心主义、军国主义为思想指针，紧密追随军部法西斯势力，对内反劳工、反社会主义，对外则极力推动侵略扩张。
二战结束初期，日本右翼团体遭到取缔，右翼活动也随之进入了沉寂期。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旧右翼团体开始复活，标榜民主主义的新生右翼团体也不断涌现。至1951年夏，日本右翼团体已达540个之多。随着保守政党长期把持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成熟壮大。据日本《选择》月刊2000年5月号保守估计，现阶段日本右翼团体至少有900个，人数高达10万人之众。这已十分接近战前13.2万人的数字。
虽然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右翼团体口号各异，但他们基本的政治理念却相同——反对共产主义，鼓吹天皇中心，翻侵略战争之案，谋求修改宪法、叫嚣军事大国化。战后日本右翼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刺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充当岸信介政权打手镇压反美爱国运动，阻挠中日恢复邦交，要求修改宪法建立国家军队，派人强登钓鱼岛......冷战结束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以及“五五年体制”的崩溃给日本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受挫，国家危机意识加重，这为社会右翼思潮泛滥提供了温床。近年来日本右翼更加猖獗，影响遍及社会各个角落，推动了日本政坛持续右倾化。
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文部省审定通过歪曲侵略历史的教科书，通过“有事三法案”等与和平宪法精神不符的法案以重获交战权，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表态，这些日本政治右倾化行径的背后，右翼势力发挥了巨大作用。1976年，推动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运动的右翼团体“慰祭英灵会”成立，此后右翼一直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对政府施以巨大影响。小泉上台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其目的就是为了讨好右翼及保守势力，从“遗族会”方面拉选票。另外，通过修宪拥有军队和交战权一向是日本右翼最大的战略目标。“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等右翼团体一直通过“草根”动员和议会斗争谋求修宪，实现军事大国化。在它们影响下， 90年代以来，日本先后通过了PKO（联合国和平维持活动法）法案、周边事态法、“恐怖三法案”、“有事三法案”等，逐步实现了海外派兵、海外用兵的夙愿。
日本政坛的日益右倾化与右翼的推动关系甚密，而右翼如此大的活动能量又缘自何处？
财团的世纪政治投资
日本右翼的猖獗活动，离不开巨额资金支持。从明治时期至今一个多世纪以来，财团一直是右翼的坚实后盾。
二战结束前的几十年中，财阀与右翼和军部法西斯势力沆瀣一气，共同推动了历次侵略扩张。日本右翼的活动资金，如黑龙会、玄洋社、大日本赤诚会等，均主要来自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除此之外，财阀作为军工产业的巨头，是日本战争机器的重要支柱。它们在二战期间建造了堪称当时世界顶级水准的“大和号”和“武藏号”战舰以及“赤诚号”等数十艘航空母舰。单是三菱重工一家公司在战时就建造了140艘舰艇和1.7万余架飞机。这一时期，财阀不但是日本右翼的“财神爷”，还是他们的帮凶。
二战后，作为美国对日民主化改革的一部分，财阀被强制解散，右翼势力一度失去了资金来源。但时隔不久美国就调整了占领政策。1951年日本政府宣布废除限制公司令，声称解散财阀结束。由于整肃很不彻底，财阀的实力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其右翼思想也未根除。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开始，财阀以新的组成形式相继恢复（现称为财团或资本集团），再次充当日本右翼的经济后盾，以各种形式为右翼输血、打气，同时又依靠他们捞取政治资本。
一、为右翼提供雄厚财力支持。战后日本右翼门派林立，但大都接受了财团的巨额资金援助。日本各右翼团体活动频繁、开销甚大，相比之下，其成员缴纳的会费则十分有限。庞大的右翼团体之所以活动如此猖獗，是因为他们背后有大财团的鼎力援助。早在岸信介政权时期，由其扶持成立的“新日本协议会”就是一个集自民党、财界、右翼于一身的组织。三菱电机负责人高杉晋人负责筹集该组织的活动资金，据说他每年可从三菱财团等财界那里筹资几亿日元。防卫厅外围组织“乡友联”是一个军人右翼组织，经常搞日本重新武装的宣传活动。它从三菱重工等军工产业那里得到了大笔捐款，物质基础雄厚。20世纪90年代曾多次染指我钓鱼岛的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也得到日本财团的暗中支持。据称，如果成功登上钓鱼岛，每人可获奖励数千万日元。
二、直接登场，公开表达右翼立场。 日本一些财团不仅是右翼的“钱袋子”，其自身也表现出强烈的右倾化。他们不甘心于仅在幕后指使，时时从后台走向前台，扮演各种极右角色。一些财界的头面人物直接出头组织或参加了右翼团体。如日本大企业华歌尔公司的董事长家本幸一就是右翼团体“日本会议”的会长。“编撰会”的外围组织“教科书改善联络协议会”也有不少财界人士参加，如住友电工顾问龟井正夫、鹿岛建设名誉董事长石川六郎等。另一方面，一些大财团首脑还频繁出头，公开表达右翼立场。朝日啤酒名誉顾问中高德在“编撰会”会报《史》上公开声称：“不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家，没有当政的资格。”三菱重工前董事长相川贤太郎也鼓吹政治家应该参拜靖国神社，将战犯称为英灵。
三、拼凑压力集团，与右翼相互策应。财团对右翼的支持，不仅限于对它们的资助以及提供言论支持，还凭借雄厚财力，成立了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团体和政策咨询机构，与右翼协同行动，向政府施加影响。以日台关系为例，部分亲台财团充当了日台政治关系提升的急先锋。1995年，以三井、三菱为代表的大财团勾结政界的亲台派和右翼人士，成立了“早日促成李登辉访日协会”，频繁向政府施压，力主李登辉访日。在防卫产业中，这一特点更为常见。以三菱重工业公司、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三井造船公司等财团为代表的军工集团，是能量颇大的“国防族”议员的大本营。他们网罗了一批自卫队退役高级将领，同时彼此串联，成立了“防卫生产委员会”、“日本防卫装备工业会”、“日本航空太空委员会”以及“日本造船工业会”（合称“防卫产业四团体”）等机构影响政府。他们不断呼吁日本重新武装、增加防卫预算。这些主张与右翼一拍即合，共同推动了日本向军事大国化迈进。
财团和右翼之间
的利益纽带
一个世纪以来，财团一直是日本右翼的坚实后盾，究其原因，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予以考察。
财团与右翼紧密结合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现今的财团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明治时期的特权商人（政商），到20世纪前半期的财阀，经过民主化改革演变成为现在“政官财三位一体”下的大财团，其贯穿始终的一个特点就是深深地卷入政治，具有强烈的右翼倾向。
财团的前身是政商，存在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为赶超各先进国，对私人资本予以积极扶持，三井、三菱等昔日地方商人就是借助政府给予的特权，以及委托的任务而迅速积累起巨额资本。以三菱为例，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三菱以政府委托经营的13艘大船，担负了日军的后勤运输。战争结束后，政府将这13艘船无偿转让给三菱作为奖赏。此后三菱一跃成为日本举足轻重的政商。
20世纪初期，政商资本逐步控制了金融、工业等领域，发展成为垄断性更高的财阀。30年代中期开始，财阀追随军部法西斯势力，确立了军阀财阀的联合体制。二者相互利用，财阀为军部发动战争提供物质支柱，军部则通过有利于财阀的军事运算体制而使财阀找到致富手段。三菱重工通过为军部服务迅速发展，资本从1937年的1.2亿日元暴涨为1945年的10亿日元。
上述事实表明，日本财团是依靠政府扶持而发家，通过攀附政权而持续发展。这种强烈的寄生关系，使日本政府的思想和行为对财团有很大的早期塑造作用。中日甲午战争至二战期间，日本每10年就会发动一场大的战争。日本政府这一浓烈的军国主义右翼色彩，使寄生于政权的政商财阀也不可避免地会被染色，具有右翼倾向。同时，政府扶持、军国主义扩张也是财团的发家之路。此外，对政权的过分依赖也使财阀重视通过介入和干预政治来牟取利益。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垄断集团相比，日本财阀对各政治势力的支持更有力度、更为露骨，右翼则成为了财阀的首选对象。
财阀时期的这些特点，由于战后整肃的不彻底，基本上得以延续，突出表现在当代财团强烈的保守主义理念上。战后日本长期奉行保守的内外政策，财团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财团一直支持自民党的保守本流路线，强调维护日美同盟，谋求大国地位，维系以政官财三位一体为基础的保守政治经济体制。在日本几十年的保革对立中，财团为维护自身垄断利益，始终站在自民党等保守政党一边，反对各革新政党。而右翼组织也大都属于保守阵营，甚至有“保守政党的别动队”之称。它们大多反共产主义、反对激烈变革、阻挠社会劳工运动、主张成为政治军事大国。这些主张和行动，对于巩固财团现有的经济地位，维护其庞大的既得利益十分重要。因而，支持右翼势力也就是保护财团自己。冷战结束后不久，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日本经济界未对自身的僵化体制和保守思维进行反思和革新，反倒使保守势力得到强化和膨胀。为摆脱自身困境，财团与右翼进一步勾结，加大了对政治的介入力度。
在保守势力长期把持日本政坛的背景下，很多右翼大佬与政财两界都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不少人甚至扮演了日本政坛幕后操纵者的角色。例如，右翼知名活动家三浦义一同吉田茂、鸠山一郎、佐藤荣作等历届首相的关系都极深。川良一则是岸信介的牢友和挚交，对岸信介政权有极大影响力。资助和结交他们，成为财团影响政府政策的便利途径。此外，右翼还充当了财团和政界之间的献金渠道。日本大财团素来重视以提供政治献金拉拢政客，从而影响日本政局。但1976年修正的《政治资金限制法》，对向政党或议员捐款做出了限制，对政治团体则没有数额限定。财团利用了这一空缺，通过右翼组织向自民党输送滚滚财源。这促成了政界、财界与右翼的新三位一体。
综上所述，由于右翼与大财团志同道合，同时又是财团介入政治的重要政策影响渠道，二者在历史和现实、理想和利益等各方面都存在着牢固的纽带。战后右翼在日本沉渣泛起并日益操控政坛，与大财团或明或暗的支持有很大关系，值得我们关注。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省公布四年一度的教科书审定结果，由右翼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再次引起世人关注。新教科书与2001年版相比，在美化侵略战争、掩瞒日军暴行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该书的审定通过、日本将钓鱼岛灯塔“收归政府”等一系列行为都反映了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在朝野的影响力大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在这背后，日本财团一直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对右翼提供了巨额资助，为日本政坛右倾化推波助澜。
成立于1997年的日本极右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 （下称“编纂会”）为出一书可以力争八载，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日本大财团的鼎力相助。据统计，该会每年出版大量图书并举办各种集会，年均活动经费至少需要4.2亿日元。如此高昂的费用90％都由日本财团“买单”。有95个企业、16个财团为该会编撰教科书提供资金援助，金额高达5亿日元。日本财团，为何在支持右翼势力时却如此慷慨甚至甘冒得罪中国的风险？这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利益动机，值得探究。
战后日本右翼沉渣泛起
日本右翼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的明治时期，在日本100多年来的几乎每次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扮演过极不光彩的角色。二战以前，日本右翼与军阀、财阀紧密结合，以天皇中心主义、军国主义为思想指针，紧密追随军部法西斯势力，对内反劳工、反社会主义，对外则极力推动侵略扩张。
二战结束初期，日本右翼团体遭到取缔，右翼活动也随之进入了沉寂期。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旧右翼团体开始复活，标榜民主主义的新生右翼团体也不断涌现。至1951年夏，日本右翼团体已达540个之多。随着保守政党长期把持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成熟壮大。据日本《选择》月刊2000年5月号保守估计，现阶段日本右翼团体至少有900个，人数高达10万人之众。这已十分接近战前13.2万人的数字。
虽然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右翼团体口号各异，但他们基本的政治理念却相同——反对共产主义，鼓吹天皇中心，翻侵略战争之案，谋求修改宪法、叫嚣军事大国化。战后日本右翼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刺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充当岸信介政权打手镇压反美爱国运动，阻挠中日恢复邦交，要求修改宪法建立国家军队，派人强登钓鱼岛......冷战结束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以及“五五年体制”的崩溃给日本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受挫，国家危机意识加重，这为社会右翼思潮泛滥提供了温床。近年来日本右翼更加猖獗，影响遍及社会各个角落，推动了日本政坛持续右倾化。
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文部省审定通过歪曲侵略历史的教科书，通过“有事三法案”等与和平宪法精神不符的法案以重获交战权，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表态，这些日本政治右倾化行径的背后，右翼势力发挥了巨大作用。1976年，推动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运动的右翼团体“慰祭英灵会”成立，此后右翼一直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对政府施以巨大影响。小泉上台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其目的就是为了讨好右翼及保守势力，从“遗族会”方面拉选票。另外，通过修宪拥有军队和交战权一向是日本右翼最大的战略目标。“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等右翼团体一直通过“草根”动员和议会斗争谋求修宪，实现军事大国化。在它们影响下， 90年代以来，日本先后通过了PKO（联合国和平维持活动法）法案、周边事态法、“恐怖三法案”、“有事三法案”等，逐步实现了海外派兵、海外用兵的夙愿。
日本政坛的日益右倾化与右翼的推动关系甚密，而右翼如此大的活动能量又缘自何处？
财团的世纪政治投资
日本右翼的猖獗活动，离不开巨额资金支持。从明治时期至今一个多世纪以来，财团一直是右翼的坚实后盾。
二战结束前的几十年中，财阀与右翼和军部法西斯势力沆瀣一气，共同推动了历次侵略扩张。日本右翼的活动资金，如黑龙会、玄洋社、大日本赤诚会等，均主要来自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除此之外，财阀作为军工产业的巨头，是日本战争机器的重要支柱。它们在二战期间建造了堪称当时世界顶级水准的“大和号”和“武藏号”战舰以及“赤诚号”等数十艘航空母舰。单是三菱重工一家公司在战时就建造了140艘舰艇和1.7万余架飞机。这一时期，财阀不但是日本右翼的“财神爷”，还是他们的帮凶。
二战后，作为美国对日民主化改革的一部分，财阀被强制解散，右翼势力一度失去了资金来源。但时隔不久美国就调整了占领政策。1951年日本政府宣布废除限制公司令，声称解散财阀结束。由于整肃很不彻底，财阀的实力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其右翼思想也未根除。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开始，财阀以新的组成形式相继恢复（现称为财团或资本集团），再次充当日本右翼的经济后盾，以各种形式为右翼输血、打气，同时又依靠他们捞取政治资本。
一、为右翼提供雄厚财力支持。战后日本右翼门派林立，但大都接受了财团的巨额资金援助。日本各右翼团体活动频繁、开销甚大，相比之下，其成员缴纳的会费则十分有限。庞大的右翼团体之所以活动如此猖獗，是因为他们背后有大财团的鼎力援助。早在岸信介政权时期，由其扶持成立的“新日本协议会”就是一个集自民党、财界、右翼于一身的组织。三菱电机负责人高杉晋人负责筹集该组织的活动资金，据说他每年可从三菱财团等财界那里筹资几亿日元。防卫厅外围组织“乡友联”是一个军人右翼组织，经常搞日本重新武装的宣传活动。它从三菱重工等军工产业那里得到了大笔捐款，物质基础雄厚。20世纪90年代曾多次染指我钓鱼岛的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也得到日本财团的暗中支持。据称，如果成功登上钓鱼岛，每人可获奖励数千万日元。
二、直接登场，公开表达右翼立场。 日本一些财团不仅是右翼的“钱袋子”，其自身也表现出强烈的右倾化。他们不甘心于仅在幕后指使，时时从后台走向前台，扮演各种极右角色。一些财界的头面人物直接出头组织或参加了右翼团体。如日本大企业华歌尔公司的董事长家本幸一就是右翼团体“日本会议”的会长。“编撰会”的外围组织“教科书改善联络协议会”也有不少财界人士参加，如住友电工顾问龟井正夫、鹿岛建设名誉董事长石川六郎等。另一方面，一些大财团首脑还频繁出头，公开表达右翼立场。朝日啤酒名誉顾问中高德在“编撰会”会报《史》上公开声称：“不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家，没有当政的资格。”三菱重工前董事长相川贤太郎也鼓吹政治家应该参拜靖国神社，将战犯称为英灵。
三、拼凑压力集团，与右翼相互策应。财团对右翼的支持，不仅限于对它们的资助以及提供言论支持，还凭借雄厚财力，成立了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团体和政策咨询机构，与右翼协同行动，向政府施加影响。以日台关系为例，部分亲台财团充当了日台政治关系提升的急先锋。1995年，以三井、三菱为代表的大财团勾结政界的亲台派和右翼人士，成立了“早日促成李登辉访日协会”，频繁向政府施压，力主李登辉访日。在防卫产业中，这一特点更为常见。以三菱重工业公司、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三井造船公司等财团为代表的军工集团，是能量颇大的“国防族”议员的大本营。他们网罗了一批自卫队退役高级将领，同时彼此串联，成立了“防卫生产委员会”、“日本防卫装备工业会”、“日本航空太空委员会”以及“日本造船工业会”（合称“防卫产业四团体”）等机构影响政府。他们不断呼吁日本重新武装、增加防卫预算。这些主张与右翼一拍即合，共同推动了日本向军事大国化迈进。
财团和右翼之间
的利益纽带
一个世纪以来，财团一直是日本右翼的坚实后盾，究其原因，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予以考察。
财团与右翼紧密结合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现今的财团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明治时期的特权商人（政商），到20世纪前半期的财阀，经过民主化改革演变成为现在“政官财三位一体”下的大财团，其贯穿始终的一个特点就是深深地卷入政治，具有强烈的右翼倾向。
财团的前身是政商，存在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为赶超各先进国，对私人资本予以积极扶持，三井、三菱等昔日地方商人就是借助政府给予的特权，以及委托的任务而迅速积累起巨额资本。以三菱为例，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三菱以政府委托经营的13艘大船，担负了日军的后勤运输。战争结束后，政府将这13艘船无偿转让给三菱作为奖赏。此后三菱一跃成为日本举足轻重的政商。
20世纪初期，政商资本逐步控制了金融、工业等领域，发展成为垄断性更高的财阀。30年代中期开始，财阀追随军部法西斯势力，确立了军阀财阀的联合体制。二者相互利用，财阀为军部发动战争提供物质支柱，军部则通过有利于财阀的军事运算体制而使财阀找到致富手段。三菱重工通过为军部服务迅速发展，资本从1937年的1.2亿日元暴涨为1945年的10亿日元。
上述事实表明，日本财团是依靠政府扶持而发家，通过攀附政权而持续发展。这种强烈的寄生关系，使日本政府的思想和行为对财团有很大的早期塑造作用。中日甲午战争至二战期间，日本每10年就会发动一场大的战争。日本政府这一浓烈的军国主义右翼色彩，使寄生于政权的政商财阀也不可避免地会被染色，具有右翼倾向。同时，政府扶持、军国主义扩张也是财团的发家之路。此外，对政权的过分依赖也使财阀重视通过介入和干预政治来牟取利益。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垄断集团相比，日本财阀对各政治势力的支持更有力度、更为露骨，右翼则成为了财阀的首选对象。
财阀时期的这些特点，由于战后整肃的不彻底，基本上得以延续，突出表现在当代财团强烈的保守主义理念上。战后日本长期奉行保守的内外政策，财团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财团一直支持自民党的保守本流路线，强调维护日美同盟，谋求大国地位，维系以政官财三位一体为基础的保守政治经济体制。在日本几十年的保革对立中，财团为维护自身垄断利益，始终站在自民党等保守政党一边，反对各革新政党。而右翼组织也大都属于保守阵营，甚至有“保守政党的别动队”之称。它们大多反共产主义、反对激烈变革、阻挠社会劳工运动、主张成为政治军事大国。这些主张和行动，对于巩固财团现有的经济地位，维护其庞大的既得利益十分重要。因而，支持右翼势力也就是保护财团自己。冷战结束后不久，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日本经济界未对自身的僵化体制和保守思维进行反思和革新，反倒使保守势力得到强化和膨胀。为摆脱自身困境，财团与右翼进一步勾结，加大了对政治的介入力度。
在保守势力长期把持日本政坛的背景下，很多右翼大佬与政财两界都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不少人甚至扮演了日本政坛幕后操纵者的角色。例如，右翼知名活动家三浦义一同吉田茂、鸠山一郎、佐藤荣作等历届首相的关系都极深。川良一则是岸信介的牢友和挚交，对岸信介政权有极大影响力。资助和结交他们，成为财团影响政府政策的便利途径。此外，右翼还充当了财团和政界之间的献金渠道。日本大财团素来重视以提供政治献金拉拢政客，从而影响日本政局。但1976年修正的《政治资金限制法》，对向政党或议员捐款做出了限制，对政治团体则没有数额限定。财团利用了这一空缺，通过右翼组织向自民党输送滚滚财源。这促成了政界、财界与右翼的新三位一体。
综上所述，由于右翼与大财团志同道合，同时又是财团介入政治的重要政策影响渠道，二者在历史和现实、理想和利益等各方面都存在着牢固的纽带。战后右翼在日本沉渣泛起并日益操控政坛，与大财团或明或暗的支持有很大关系，值得我们关注。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