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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纷繁复杂的诗歌生态下，不论是对当代诗歌进行宏观描述的客观要求，还是加强海峡两岸诗歌创作与研究的感性认同，亦或是消解大陆诗坛“运动情结”和破除“学术山头”的现实需要，“中生代”诗歌研究理应提上日程。在此现实下，刘波先生的著作《“中生代”诗歌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版）无疑具有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针对性。这部研究中国大陆“中生代”诗歌的专著，上编是“中生代”诗歌的整体图景，下编为“中生代”诗人的个案透视。作者由问题意识出发，在“入心”“入情”“入理”的独特文体呈现中，彰显着其构建诗歌断代史的精神自觉。
一、诗歌生态与问题意识
谈及对21世纪以来的诗歌生态是否满意，刘波先生在《“中生代”诗歌研究》绪论中的回答是：“谈不上满意，也谈不上不满意，只是觉得诗歌走上了一条正常轨道，也有了它既定的位置，在对其‘合法性’问题不断的质疑中而有了‘历史化’的可能，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中也不乏精彩之作。”①这是颇为中肯的评价：既直面问题，又不乏肯定。这样不失偏颇的回答并不是为了坚持“中庸”之道的讨巧之言，而是因为诗歌在我们如今所处的生态中包含着诸多对立统一的关系，“构成了复杂的张力甚至悖论”。②
在这本专著的第一章《“中生代”诗歌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处境》中，作者探讨了“诗人写作”与“诗歌大环境”的关系，提出了诸如：“我们的诗歌到底与什么相关？”“诗歌的‘真实’美学是否还有可能？”“如何让诗歌超越简单化的认知？”等具有研究价值的“真问题”。
在第二章《“中生代”诗人的写作主题与技艺探寻》中，作者梳理了诗人“怎么写”和“写什么”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带来了“日常书写”“‘爱’之书写”“神秘书写”“力量书写”等兼具思考空间与理论概括的诗意表达。
在第四章《民间立场与自由美学的可能》中，作者展现了诗人的“游戏精神”与“神圣性”间的关系、“诗歌边缘化”与“诗人创作力旺盛”间的关系、“诗坛娱乐化”与“诗歌严肃性”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如何处理口语和先锋的关系”“如何触及人性深处的丰富”“到时代的内部寻找诗的源头”“在真相和精神的坎限里”去探寻自由美学的可能。
……
在一章章、一节节的行文中，我们看到了当下诗歌生态孕育的多种矛盾关系：它们相互依存、不可或缺；它们矛盾冲突、相互制约。呈现出21世纪诗歌生态某种内面的“距离”之美。
在这部研究中国大陆“中生代”诗歌的专著里，无论是上编对“中生代”诗歌整体图景的描绘，还是下编里“中生代”诗人个案的精准透视，问题意识都是作者对“中生代”诗歌研究的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甚至是其归宿及落脚点。刘波在“后记”中写道：“也许对诗歌史的关注，将是我下一步做研究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将更多的问题纳入诗歌史的范畴里审视”③其实，在本书对“中生代”诗歌的研究中，他就已经在践行这种将问题意识置于具有整体观念、开阔视野的爬梳之中。其“中生代”诗歌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将其放置在宏大的诗歌生态视域之下，纳入诗坛“代际划分”之中，讓我们能从整体图景的勾勒中窥见“代际”诗坛的闪耀，又可以从一个个鲜活的案例里体味现实性与历史感对接后的诗意绽放。
二、学理意识与独特的文体呈现
面对诗歌文本，“人人生而平等”，特别是在当今这个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全媒体时代，读者或多或少都能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但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理论研究者与业余爱好者对同一诗歌文本的品评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作为一名受惠于学院熏陶并长期活跃在诗歌批评现场的学者，刘波有其“入心”的批评范式，这也是其文字具有信任感和辨识度的有力保证。用劳凯声先生的话说，即是：“范式就像是一把尺子，因为它能区别出内行和外行、专业和非专业。”④
在该专著的下编，伊沙、侯马、胡弦、雷平阳、臧棣、清平、蓝蓝、冯晏、李少君、张执浩、毛子、陈先发等12名具有代表性的“中生代”诗人们相继登场，跃然于我们眼前。作为“专业人士”的作者，刘波先生没有抱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做居高临下的审视，也没有冷漠的解剖分析、空洞的概念堆积、晦涩的过度演绎，以及炫技般的故弄玄虚。而是坚持“入心”的批评，用平等与亲和的对话，去与诗人和其作品做一种心贴心的交流。
当然，“入心”的批评应建立在以普通读者之姿对诗歌文本的体悟之上，然后再用诗评家的身份去做理论的审视与交流，感性与理性碰撞后的合理性、信任感自然生成。拥有普通读者身份的刘波先生对伊沙每个月都晒诗的行为“不太感冒”，对他这种似乎是为了“完成任务式”的高产诗作产生了厚重感与信任感的质疑。这种怀疑，是感性层面的，有一定的合理性。相信很多读者在面对伊沙这种“凑字数般”的高产行为时，多半也会持这一态度。但是，这终究仅是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入心”的批评是要立足于具体的诗歌文本的。于是，作为诗评家的刘波就带着其“入心”的批评来了。他看到了伊沙口语诗的先锋性，体味到了其反抒情诗歌里用细节支撑起来的诗意，认为这位当代诗坛的“刀锋”，“有自己的优点，但也有缺点多多”。⑤此时的个案研究，是理性层面的，丰富了其内涵，对其认识与理解也更为全面。从感性到理性的自然碰撞，我们不难看出：刘波在与伊沙和其作品对话时，没有去过分苛责，也没有去刻意赞美。而是用一种感同身受的态度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感而发、言之有物，一种批评的气质、风度与力量感由此生成。正如他在一篇谈及其“入心”的批评的文章里所言：“一个人的感觉在批评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是气质，而学理在其中所折射的就是修养。”⑥我们在其“入心”的批评之下，亦看到了其“入情”的理想情怀与文化内涵，以及“入理”的历史视野和诗体意识，这也是非专业人士抵达不了的高度。
刘波先生是一位有诗性、有情怀、有担当的学者，他在该书中的批评文字本身就具有一种令人爱慕的美感。同时，其精神层面带有的“飞翔之感”，让我虽身处于受新冠肺炎影响而封城的武汉，仍能暂时忘却内心的焦灼与忧虑去对话“中生代”诗人们，并领略其“有难度的创造”的独特文体呈现背后的趣味与启示。 三、“自我折磨”与超越情怀
在该书对陈先发的专题研究里，其中一个小标题——“写好诗就是一种自我折磨”深深的触动了我，让我久久难以平静。在作者看来，陈先发始终奉“慢”的义理为圭臬，在当今这个高产已经成为日常的互联网时代仍能保持一种“慢”的节奏，在“自我折磨”中去寻求精准的表达和古典与现代交融的诗意，可贵、可赞、可敬。
其實，刘波自己又何尝不是这种“慢工出细活”理念的积极践行者呢？
这本《“中生代”诗歌研究》是其在写完博士论文之后就业已萌生了研究的想法，并通过多次参加关于“中生代”诗歌的学术会议及相关文章的撰写，慢慢地对这一主题形成了其大致的轮廓及框架。他也在“后记”里坦言：“在2013年后之后的近五年时间里，我陆续写出了本书的其他一些章节，直到2018年4月才最后完成。”⑦这是时间跨度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上的“慢”。即便如此，他仍有两个遗憾：一是仍觉时间仓促，未能对绪论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进行充分展开与论证；二是在诗人的个案研究上仍有想写但未能及时写出的部分。这是治学严谨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境界上的“慢”。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以惊人定力创作出巨著《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我想，刘波能在如今快节奏的互联网时代，在人们急功近利的浮躁环境下，即便是用曹公“打了折”的时间——历时近五年做“边缘化”的诗歌研究，其对自我的严苛与折磨也是难能可贵的。
有过多年记者、编辑经历的刘波先生，理应具备时刻渴望发声的欲望和对文字“排兵布阵”的“快手”，但他却依然选择了用“慢”的姿态坚守“入心”的批评。这并不是只想“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的懈怠，更不是“江郎才尽”的无奈，而是其对文学的虔诚、敬畏与热爱。这是一种人文学者具有的精神自觉与超越情怀。我想，即便折磨甚至痛苦，这也是能支撑他在相对寂寞的学术研究之旅中持续前行的内在力量。我也期待着，他在理想与现实的抉择、自我折磨与突破超越的碰撞中，不仅仅只是唤起构建诗歌断代史的精神自觉，也能担当“让诗歌从缥缈云端回到坚实地面”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②③⑤⑦刘波：《“中生代”诗歌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第2页，第411页，第215页，第411页。
④劳凯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⑥刘波：《入心的批评也是一种有难度的创造》，《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4期。
（周雄，男，1995年生，湖北武汉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2019届辅导员专项计划免试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新诗研究。）
责任编辑：邱红根
一、诗歌生态与问题意识
谈及对21世纪以来的诗歌生态是否满意，刘波先生在《“中生代”诗歌研究》绪论中的回答是：“谈不上满意，也谈不上不满意，只是觉得诗歌走上了一条正常轨道，也有了它既定的位置，在对其‘合法性’问题不断的质疑中而有了‘历史化’的可能，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中也不乏精彩之作。”①这是颇为中肯的评价：既直面问题，又不乏肯定。这样不失偏颇的回答并不是为了坚持“中庸”之道的讨巧之言，而是因为诗歌在我们如今所处的生态中包含着诸多对立统一的关系，“构成了复杂的张力甚至悖论”。②
在这本专著的第一章《“中生代”诗歌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处境》中，作者探讨了“诗人写作”与“诗歌大环境”的关系，提出了诸如：“我们的诗歌到底与什么相关？”“诗歌的‘真实’美学是否还有可能？”“如何让诗歌超越简单化的认知？”等具有研究价值的“真问题”。
在第二章《“中生代”诗人的写作主题与技艺探寻》中，作者梳理了诗人“怎么写”和“写什么”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带来了“日常书写”“‘爱’之书写”“神秘书写”“力量书写”等兼具思考空间与理论概括的诗意表达。
在第四章《民间立场与自由美学的可能》中，作者展现了诗人的“游戏精神”与“神圣性”间的关系、“诗歌边缘化”与“诗人创作力旺盛”间的关系、“诗坛娱乐化”与“诗歌严肃性”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如何处理口语和先锋的关系”“如何触及人性深处的丰富”“到时代的内部寻找诗的源头”“在真相和精神的坎限里”去探寻自由美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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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章章、一节节的行文中，我们看到了当下诗歌生态孕育的多种矛盾关系：它们相互依存、不可或缺；它们矛盾冲突、相互制约。呈现出21世纪诗歌生态某种内面的“距离”之美。
在这部研究中国大陆“中生代”诗歌的专著里，无论是上编对“中生代”诗歌整体图景的描绘，还是下编里“中生代”诗人个案的精准透视，问题意识都是作者对“中生代”诗歌研究的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甚至是其归宿及落脚点。刘波在“后记”中写道：“也许对诗歌史的关注，将是我下一步做研究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将更多的问题纳入诗歌史的范畴里审视”③其实，在本书对“中生代”诗歌的研究中，他就已经在践行这种将问题意识置于具有整体观念、开阔视野的爬梳之中。其“中生代”诗歌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将其放置在宏大的诗歌生态视域之下，纳入诗坛“代际划分”之中，讓我们能从整体图景的勾勒中窥见“代际”诗坛的闪耀，又可以从一个个鲜活的案例里体味现实性与历史感对接后的诗意绽放。
二、学理意识与独特的文体呈现
面对诗歌文本，“人人生而平等”，特别是在当今这个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全媒体时代，读者或多或少都能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但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理论研究者与业余爱好者对同一诗歌文本的品评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作为一名受惠于学院熏陶并长期活跃在诗歌批评现场的学者，刘波有其“入心”的批评范式，这也是其文字具有信任感和辨识度的有力保证。用劳凯声先生的话说，即是：“范式就像是一把尺子，因为它能区别出内行和外行、专业和非专业。”④
在该专著的下编，伊沙、侯马、胡弦、雷平阳、臧棣、清平、蓝蓝、冯晏、李少君、张执浩、毛子、陈先发等12名具有代表性的“中生代”诗人们相继登场，跃然于我们眼前。作为“专业人士”的作者，刘波先生没有抱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做居高临下的审视，也没有冷漠的解剖分析、空洞的概念堆积、晦涩的过度演绎，以及炫技般的故弄玄虚。而是坚持“入心”的批评，用平等与亲和的对话，去与诗人和其作品做一种心贴心的交流。
当然，“入心”的批评应建立在以普通读者之姿对诗歌文本的体悟之上，然后再用诗评家的身份去做理论的审视与交流，感性与理性碰撞后的合理性、信任感自然生成。拥有普通读者身份的刘波先生对伊沙每个月都晒诗的行为“不太感冒”，对他这种似乎是为了“完成任务式”的高产诗作产生了厚重感与信任感的质疑。这种怀疑，是感性层面的，有一定的合理性。相信很多读者在面对伊沙这种“凑字数般”的高产行为时，多半也会持这一态度。但是，这终究仅是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入心”的批评是要立足于具体的诗歌文本的。于是，作为诗评家的刘波就带着其“入心”的批评来了。他看到了伊沙口语诗的先锋性，体味到了其反抒情诗歌里用细节支撑起来的诗意，认为这位当代诗坛的“刀锋”，“有自己的优点，但也有缺点多多”。⑤此时的个案研究，是理性层面的，丰富了其内涵，对其认识与理解也更为全面。从感性到理性的自然碰撞，我们不难看出：刘波在与伊沙和其作品对话时，没有去过分苛责，也没有去刻意赞美。而是用一种感同身受的态度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感而发、言之有物，一种批评的气质、风度与力量感由此生成。正如他在一篇谈及其“入心”的批评的文章里所言：“一个人的感觉在批评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是气质，而学理在其中所折射的就是修养。”⑥我们在其“入心”的批评之下，亦看到了其“入情”的理想情怀与文化内涵，以及“入理”的历史视野和诗体意识，这也是非专业人士抵达不了的高度。
刘波先生是一位有诗性、有情怀、有担当的学者，他在该书中的批评文字本身就具有一种令人爱慕的美感。同时，其精神层面带有的“飞翔之感”，让我虽身处于受新冠肺炎影响而封城的武汉，仍能暂时忘却内心的焦灼与忧虑去对话“中生代”诗人们，并领略其“有难度的创造”的独特文体呈现背后的趣味与启示。 三、“自我折磨”与超越情怀
在该书对陈先发的专题研究里，其中一个小标题——“写好诗就是一种自我折磨”深深的触动了我，让我久久难以平静。在作者看来，陈先发始终奉“慢”的义理为圭臬，在当今这个高产已经成为日常的互联网时代仍能保持一种“慢”的节奏，在“自我折磨”中去寻求精准的表达和古典与现代交融的诗意，可贵、可赞、可敬。
其實，刘波自己又何尝不是这种“慢工出细活”理念的积极践行者呢？
这本《“中生代”诗歌研究》是其在写完博士论文之后就业已萌生了研究的想法，并通过多次参加关于“中生代”诗歌的学术会议及相关文章的撰写，慢慢地对这一主题形成了其大致的轮廓及框架。他也在“后记”里坦言：“在2013年后之后的近五年时间里，我陆续写出了本书的其他一些章节，直到2018年4月才最后完成。”⑦这是时间跨度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上的“慢”。即便如此，他仍有两个遗憾：一是仍觉时间仓促，未能对绪论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进行充分展开与论证；二是在诗人的个案研究上仍有想写但未能及时写出的部分。这是治学严谨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境界上的“慢”。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以惊人定力创作出巨著《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我想，刘波能在如今快节奏的互联网时代，在人们急功近利的浮躁环境下，即便是用曹公“打了折”的时间——历时近五年做“边缘化”的诗歌研究，其对自我的严苛与折磨也是难能可贵的。
有过多年记者、编辑经历的刘波先生，理应具备时刻渴望发声的欲望和对文字“排兵布阵”的“快手”，但他却依然选择了用“慢”的姿态坚守“入心”的批评。这并不是只想“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的懈怠，更不是“江郎才尽”的无奈，而是其对文学的虔诚、敬畏与热爱。这是一种人文学者具有的精神自觉与超越情怀。我想，即便折磨甚至痛苦，这也是能支撑他在相对寂寞的学术研究之旅中持续前行的内在力量。我也期待着，他在理想与现实的抉择、自我折磨与突破超越的碰撞中，不仅仅只是唤起构建诗歌断代史的精神自觉，也能担当“让诗歌从缥缈云端回到坚实地面”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②③⑤⑦刘波：《“中生代”诗歌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第2页，第411页，第215页，第411页。
④劳凯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⑥刘波：《入心的批评也是一种有难度的创造》，《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4期。
（周雄，男，1995年生，湖北武汉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2019届辅导员专项计划免试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新诗研究。）
责任编辑：邱红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