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马尔克斯来中国访问，他和版权代理人一起先后到了北京和上海。让他们无比惊讶的是，书店里随处可见未授版权的《百年孤独》。他当即愤愤然撂下狠话，“死后150年都不会授权中国出版他的作品。”
　　马尔克斯当时并不了解，自他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孤独》就被摆上了中国各大书店最显眼的位置上，那时中国还没有加入版权公约。他无法想象，经过80年代的文学热潮，中国有多少文学青年早已对这部小说的开头倒背如流，又有多少专业作家在它的影响之下，打碎自己已有的文学观念，重新探索了写作道路。
　　他更不可能知道，22年后，一位叫莫言的中国作家会和他一样摘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这位作家在80年代时就曾捧着没有版权的《百年孤独》感慨：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而最让他无法预知的，恐怕是自己在莫言获奖的前一年，收回了气话，《百年孤独》在中国得到授权，重新回到书店显眼的位置上。
　　不明就里的马尔克斯几乎“参与”了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文学发展。其实，他的书最初被翻译，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诺奖，而是改革开放——西方文化思想和现代文学作品在国内翻译出版的放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阅读狂潮。70年代末，画面开始变得有些梦幻：人们在半夜到新华书店门口排队，等待那些被重新出版的外国经典名著，他们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堂吉诃德》，读契科夫、莎士比亚。
　　80年代初，译介的重点开始由“经典”转向20世纪的西方文论和文学创作。马尔克斯，只是一长串被翻译的作家名单中的其中一个，卡夫卡、福克纳、萨特、加缪、博尔赫斯、劳伦斯等等，无一不是当时被热切捧读的对象，且无一不对活跃在当时的中国作家们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这恐怕不是莫言一人的感慨，而是整整一批作家在如饥似渴地补上20世纪西方文学这一课之后的内心独白。
　　开放的环境，形成的是一个较量场。在对西方文学的阅读中，作家们难免不去反观自己，而努力地吸收和消化，更是催生强烈的创作欲望。“他们普遍期望在不长的时间里，走过他人百年走过的道路，创造一批有思想深度和艺术独创性的作品。不同知识背景和不同年龄段的作家，都努力从各个方面，去获取激活‘超越’的创造力，追求‘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从文艺观念到研究方法’的‘全方位跃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换句话说，80年代的文学理想就是尽快赶上西方，幻想着没准儿还能一下超过去，超越的办法，就是创新。与陈平原、钱理群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黄子平当时有句俏皮话：小说家们被创新之狗追得连在路边撒泡尿都来不及。创新的结果是“潮流化”。用查建英的话说，三五年就把西方作家一个世纪各种流派都过了一遍。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派、寻根派、先锋派，各种文学派別和潮流萌生、涌动。王蒙的形容，作家们“各领风骚三五天”。
　　1985年是80年代文学盛世的转折与高潮。大量极具代表性的，与早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同艺术形态的作品都是在那一年发表的，其中包括：韩少功的《爸爸爸》、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透明的胡萝卜》、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等。以至于当时和后来，不少评论者及作家用“新时期文学的新起点”、“雪崩巨变”之类夸张的说法形容当时的震动。
　　在80年代就已经交出重要作品的作家们，大部分人至今依旧在写作，且在文坛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朱伟曾说，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是如何重要，80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性也就如何重要。只不过我们对于80年代文学的理解，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对于80年代社会改革的理解。
　　90年代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文学阶段看待？在什么意义上看待？文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市场经济发展，生活方式改变，大众流行文化崛起，文学边缘化或许无可回避。
　　新世纪以来，我们不再只把文学放在“家里”讨论，中国文学比以往都更为充分地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建构之中，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刘慈欣获得雨果奖，2016年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等等，中国文学不断地被世界看见。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作家群体与世界的关系对等，且越发紧密。
　　1981年，丁玲受邀到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访问时，世界对她政治遭遇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写作本身，她曾在一篇访美散记中写到，当时聚会上被问到，是否在北大荒养过鸡？而2005年，同样是到爱荷华写作中心交流的作家迟子建则感叹于与世界各国作家的融合感，她的笔记上写着，他们所谈关于：性别与写作、怎样描写恐怖，以及想象与写作的关系。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8年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