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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八三年夏入住成都的，一住就是三十年。
自刚来成都那一年起，我就一直迷醉于寻访这座文化古城中正处于中年和晚年的几位我想深入了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以及他们的后人。
艾芜、沙汀记忆
住在北巷子的《南行记》作者艾芜，是我最早去拜访的作家。
曲指算来，首次拜见到艾芜时，他老人家还不满八十岁。当我走进北巷子（似乎是二十四号）艾芜临时住宅时，他正在一间宽大的底楼老旧房子里洗衣服。我询问了他使用笔名的情况，艾芜低头背书一般地不慌不忙用四川土话讲述我欲了解的一切。但当我问起他的老友沙汀的笔名时，老人家突然警惕地结束了谈话，丢下一句：“你去问沙汀吧。”不再与我交谈，但却客气地把我送到大门。那时文革刚过，文人对于一些调查仍心有余悸，对很多事避而不谈。
再一次见到艾芜，他已住进四川省文联宿舍的三层或四层的居民房，是红星路还是大慈寺路的哪一个院子，我记不起来了！艾芜刚买菜回来，他的夫人左联女诗人王蕾嘉也不在，这一次坐得久一些，谈得也久一些。
最后十多次见艾芜，除了省作协会议，就是在青羊宫对面他住院疗养的四川省人民医院。我骑自行车，无论从住家的玉林小区还是从“打工”处盐道街出发，都可以在一二十分钟内见到尚在人世就已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南行记》作者。
这十多回见艾芜，有两回我记得最清楚。一次是我请求艾芜同意我编印一本《〈南行记〉汇校本》，他二话不说，就题写了书名，连稿酬等事也不谈。再一次是为云南一批知青的展览索要题词，艾老问我写什么，叫我写出来他照着写。我临时想到“青春不悔”和“青春无悔”这两个提法，艾芜边去拿毛笔蘸墨水边说：“就写‘青春无悔’吧！”——于是，一场漫及全国好多年的“青春无悔”的“知青运动”纪念活动先在成都兴起来。
艾老去世时，我何以未去参加悼念，这是我无法回忆起原委的憾事。然而，艾芜的脚印不会再踩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上，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还真的如艾芜嘱咐的在沙汀治病于成都三医院时去拜见了他。只记得当时沙汀的住院医疗费用无处报销，要停他的药。我的印象中当时的三医院非常破败，连坐电梯上楼也要交一毛钱给开电梯的人。这一次见沙汀，我还带去他的代表作请他签了名。沙汀已基本上丧失了视力，他用手摸着为我带去的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的《沙汀短篇小说选集》签了字，字没有糊在一起，现在也成了珍贵版本了……
巴金、蓼子记忆
与艾芜、沙汀同时代的巴金一九八七年秋回成都住在金牛宾馆时，起初我完全不知道，当然也就没法主动去拜访他。但之前我在上海武康路113号巴金住处见过他，我那时正在收集他的书信编注印行他的第一部书信集。在金牛宾馆巴金接见四川省内文化部门要员时，在人群中找不到我，他反复问身边的人：“龚明德怎么没有来？我要见他。”
得知巴金要见我的讯息后，第二天一早我便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从城中心的盐道街到了金牛宾馆，在巴金故乡见到了我崇敬的巴金老人。当时在大门口，我遵照巴金在电话中的嘱咐，说“是八号首长让我来的”，我才被允许进入。虽然是独住“八号楼”的“首长”，巴金一点儿首长架子也没有。他正午睡，听到我已来了就叫人穿衣起床，在客厅接见我，并畅谈了不少文坛上的事。其中就有他的一本小书被出版社要求删改的事，我后来公开了这个细节，已被广泛引用。我是弄版本研究的，这个删改史实的行为至少丰富了我的研究思维。
巴金去世一周年时，我参与有关部门在慧园所在的古百花潭公园内举行的相当规模的纪念会，还参与动手组织编印了一部《浓浓乡情忆巴金》的公开纪念集，写文章的作者全是成都人。
说到古百花潭，我还“寻找”到葬身此地清波中的一位以新闻记者身份闻名的早夭青年作家蓼子。蓼子本名廖丛芬，与艾芜一样也是新都人，一直在成都的《快报晚刊》工作。他去世的时候，是一九三四年。这一年，巴金、艾芜和沙汀都才二十岁。蓼子写散文写小说搞研究，文笔活泼尖锐，在当时文坛颇具声名。前不久我还在蓼子的故乡新都，向当地文化部门宣传他们这儿诞生过一名至今尚被遗忘的文学家蓼子。
我写过一篇谈蓼子的文章，题曰《留给世人的“美丽的花朵”》，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文章配多幅彩色插图发表在《四川画报》上，又收在我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但蓼子的研究依然未引起重视。
蓼子去世的第二天，他任职的成都《快报晚刊》停出了一天的报纸，再隔一天又出了纪念专号，最后蓼子的生前友好编印了一部《蓼子遗集》。我就是买到了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蓼子遗集》后才研究他的。
冯月樵、叶伯和记忆
成都本地的文化名人，我偶然在几家图书馆翻阅老旧报刊，才又发现除了以写书为业出名的文人以外，还有一位以大出版家闻名于历史的名叫冯月樵的奇人，他的后代就住在如今的铁箍井街。
“活叶文选”，人们都以为是老开明即叶圣陶等主办的开明书店的出版物。其实，冯月樵才是最早编印甚至是精雕刻印“活叶文选”的出版家。那是一九二四年吧，开明书店还没有成立，冯月樵的普益协社已开始大量印行“普益活页文选”。冯月樵发起创设的普益协社，就在现在人民公园北侧的祠堂街。
更让人惊讶的，冯月樵等不仅创办了普益协社，还创办了相当规模的私立“普益图书馆”，供普通百姓入室阅读，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开办到一九五二年。就在我供职的这所大学的图书馆中，至少有一两百本珍贵书刊是冯月樵用他父亲的遗产购置的，捐赠给“普益图书馆”的贴标至今还保留在每一本书刊上……冯月樵的一位老朋友曾参与我目前供职的大学的创建，普益图书馆存书之流入，当与这位冯月樵老友有关联。
第一个印行个人新诗集的四川籍诗人，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说的郭沫若，而是住在指挥街的叶伯和！叶伯和的新诗集《诗歌集》初版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四日，《女神》一九二一年八月才出版。这个身为音乐家的诗人在成都大力倡导新型音乐教育，是教育史上的名人。
不仅仅本土的这些历史文化名人，还有外来的大量文化名人也深深印入了成都的历史记忆中……
朱自清是成都女婿，他在望江公园对面住过好几个假期，查阅朱自清日记，可以找到不少“成都记忆”。叶圣陶也是成都的常客，还有茅盾、老舍、臧克家、碧野等等一大批文人多次光临成都。我一直想写一部记录所有到过成都的文化名人的书，勾沉他们在成都的史迹之点点滴滴。
成都，一座布满文化名人脚印的文化古城，希望你珍爱你的记忆，太快的钢筋水泥构筑的坚硬冰凉的现代建筑，不要过早地完全淹埋和毁灭了成都古城温暖的文化记忆……
自刚来成都那一年起，我就一直迷醉于寻访这座文化古城中正处于中年和晚年的几位我想深入了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以及他们的后人。
艾芜、沙汀记忆
住在北巷子的《南行记》作者艾芜，是我最早去拜访的作家。
曲指算来，首次拜见到艾芜时，他老人家还不满八十岁。当我走进北巷子（似乎是二十四号）艾芜临时住宅时，他正在一间宽大的底楼老旧房子里洗衣服。我询问了他使用笔名的情况，艾芜低头背书一般地不慌不忙用四川土话讲述我欲了解的一切。但当我问起他的老友沙汀的笔名时，老人家突然警惕地结束了谈话，丢下一句：“你去问沙汀吧。”不再与我交谈，但却客气地把我送到大门。那时文革刚过，文人对于一些调查仍心有余悸，对很多事避而不谈。
再一次见到艾芜，他已住进四川省文联宿舍的三层或四层的居民房，是红星路还是大慈寺路的哪一个院子，我记不起来了！艾芜刚买菜回来，他的夫人左联女诗人王蕾嘉也不在，这一次坐得久一些，谈得也久一些。
最后十多次见艾芜，除了省作协会议，就是在青羊宫对面他住院疗养的四川省人民医院。我骑自行车，无论从住家的玉林小区还是从“打工”处盐道街出发，都可以在一二十分钟内见到尚在人世就已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南行记》作者。
这十多回见艾芜，有两回我记得最清楚。一次是我请求艾芜同意我编印一本《〈南行记〉汇校本》，他二话不说，就题写了书名，连稿酬等事也不谈。再一次是为云南一批知青的展览索要题词，艾老问我写什么，叫我写出来他照着写。我临时想到“青春不悔”和“青春无悔”这两个提法，艾芜边去拿毛笔蘸墨水边说：“就写‘青春无悔’吧！”——于是，一场漫及全国好多年的“青春无悔”的“知青运动”纪念活动先在成都兴起来。
艾老去世时，我何以未去参加悼念，这是我无法回忆起原委的憾事。然而，艾芜的脚印不会再踩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上，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还真的如艾芜嘱咐的在沙汀治病于成都三医院时去拜见了他。只记得当时沙汀的住院医疗费用无处报销，要停他的药。我的印象中当时的三医院非常破败，连坐电梯上楼也要交一毛钱给开电梯的人。这一次见沙汀，我还带去他的代表作请他签了名。沙汀已基本上丧失了视力，他用手摸着为我带去的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的《沙汀短篇小说选集》签了字，字没有糊在一起，现在也成了珍贵版本了……
巴金、蓼子记忆
与艾芜、沙汀同时代的巴金一九八七年秋回成都住在金牛宾馆时，起初我完全不知道，当然也就没法主动去拜访他。但之前我在上海武康路113号巴金住处见过他，我那时正在收集他的书信编注印行他的第一部书信集。在金牛宾馆巴金接见四川省内文化部门要员时，在人群中找不到我，他反复问身边的人：“龚明德怎么没有来？我要见他。”
得知巴金要见我的讯息后，第二天一早我便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从城中心的盐道街到了金牛宾馆，在巴金故乡见到了我崇敬的巴金老人。当时在大门口，我遵照巴金在电话中的嘱咐，说“是八号首长让我来的”，我才被允许进入。虽然是独住“八号楼”的“首长”，巴金一点儿首长架子也没有。他正午睡，听到我已来了就叫人穿衣起床，在客厅接见我，并畅谈了不少文坛上的事。其中就有他的一本小书被出版社要求删改的事，我后来公开了这个细节，已被广泛引用。我是弄版本研究的，这个删改史实的行为至少丰富了我的研究思维。
巴金去世一周年时，我参与有关部门在慧园所在的古百花潭公园内举行的相当规模的纪念会，还参与动手组织编印了一部《浓浓乡情忆巴金》的公开纪念集，写文章的作者全是成都人。
说到古百花潭，我还“寻找”到葬身此地清波中的一位以新闻记者身份闻名的早夭青年作家蓼子。蓼子本名廖丛芬，与艾芜一样也是新都人，一直在成都的《快报晚刊》工作。他去世的时候，是一九三四年。这一年，巴金、艾芜和沙汀都才二十岁。蓼子写散文写小说搞研究，文笔活泼尖锐，在当时文坛颇具声名。前不久我还在蓼子的故乡新都，向当地文化部门宣传他们这儿诞生过一名至今尚被遗忘的文学家蓼子。
我写过一篇谈蓼子的文章，题曰《留给世人的“美丽的花朵”》，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文章配多幅彩色插图发表在《四川画报》上，又收在我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但蓼子的研究依然未引起重视。
蓼子去世的第二天，他任职的成都《快报晚刊》停出了一天的报纸，再隔一天又出了纪念专号，最后蓼子的生前友好编印了一部《蓼子遗集》。我就是买到了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蓼子遗集》后才研究他的。
冯月樵、叶伯和记忆
成都本地的文化名人，我偶然在几家图书馆翻阅老旧报刊，才又发现除了以写书为业出名的文人以外，还有一位以大出版家闻名于历史的名叫冯月樵的奇人，他的后代就住在如今的铁箍井街。
“活叶文选”，人们都以为是老开明即叶圣陶等主办的开明书店的出版物。其实，冯月樵才是最早编印甚至是精雕刻印“活叶文选”的出版家。那是一九二四年吧，开明书店还没有成立，冯月樵的普益协社已开始大量印行“普益活页文选”。冯月樵发起创设的普益协社，就在现在人民公园北侧的祠堂街。
更让人惊讶的，冯月樵等不仅创办了普益协社，还创办了相当规模的私立“普益图书馆”，供普通百姓入室阅读，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开办到一九五二年。就在我供职的这所大学的图书馆中，至少有一两百本珍贵书刊是冯月樵用他父亲的遗产购置的，捐赠给“普益图书馆”的贴标至今还保留在每一本书刊上……冯月樵的一位老朋友曾参与我目前供职的大学的创建，普益图书馆存书之流入，当与这位冯月樵老友有关联。
第一个印行个人新诗集的四川籍诗人，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说的郭沫若，而是住在指挥街的叶伯和！叶伯和的新诗集《诗歌集》初版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四日，《女神》一九二一年八月才出版。这个身为音乐家的诗人在成都大力倡导新型音乐教育，是教育史上的名人。
不仅仅本土的这些历史文化名人，还有外来的大量文化名人也深深印入了成都的历史记忆中……
朱自清是成都女婿，他在望江公园对面住过好几个假期，查阅朱自清日记，可以找到不少“成都记忆”。叶圣陶也是成都的常客，还有茅盾、老舍、臧克家、碧野等等一大批文人多次光临成都。我一直想写一部记录所有到过成都的文化名人的书，勾沉他们在成都的史迹之点点滴滴。
成都，一座布满文化名人脚印的文化古城，希望你珍爱你的记忆，太快的钢筋水泥构筑的坚硬冰凉的现代建筑，不要过早地完全淹埋和毁灭了成都古城温暖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