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禁先锋——文明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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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中秋,“文明茶园”在北京西珠市口大街路北的煤市街口正式开门营业,它是在清末1907年前后天和园救治修建而成。因为当时正是清末大量使用电灯、电话等西方文明的时期,茶园由此得名“文明茶园”。
   文明茶园的戏台坐北朝南,二层楼,门旁两柱书曰:
  “强弱本俄顷,愿同胞爱国正宗,此日漫谈天下事
  古今无常理,结团结文明进步,他年都是戏中人”
  说起文明茶园,就必须谈谈其经理人俞振庭。俞振庭(1879—1939年),“俞派”武生创始人俞菊笙之子,和被誉为“武生宗师”的杨小楼、尚派武生创始人“尚老将”尚和玉是师兄弟。俞振庭功底深厚,兼得乃父及舅父张玉贵的精髓,华贵稍逊杨小楼,朴厚欠于尚和玉,但火爆、花哨、冲、猛却略胜杨、尚一筹。更难得的是,俞振庭颇具革新精神,在文明茶园开业之初,俞振庭就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实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开禁措施:
  首先,在京城首开茶园的夜场演出。
  清代中叶到清代末年以前,茶园是没有夜戏的,都是日场。原因很多,一个是清代实行一些宵禁制度,晚了就要关城门,也就是北京的内城九门,而茶园都在外城,所以人们要是出内城去看戏就回不去了;一个是照明设施问题,那时最好的设施是煤气灯,但茶园大多用一些油灯在昏暗的剧场里进行照明,无法满足观众的观赏要求;还有一个是日场演出的多为科班没有出科的学生,他们实际上在未毕业之前已经崭露头角的,比如喜子辈的陈喜星、雷喜夫,连字辈的马连良,而且戏票并不是很贵,所以很多人愿意去看。俞振庭一改旧制,开设夜场,既满足了白天上班族的夜生活需求,增加了客源和收入,还给更多演员提供了锻炼的机会和场所。
  其次,在戏楼上专辟女座,使妇女也能走进茶园看戏。
  清朝中叶禁止妇女到戏园听戏。嘉庆初年,有一个御用文人叫郎葆辰,善于画螃蟹,人送外号“郎螃蟹”。他认为京师妇女出入戏园有伤风化,于是上奏提出禁止妇女出入戏园子。嘉庆皇帝准奏,从此戏园子不卖女座。《清稗类钞》载:“京师戏园向无女座。妇女欲听者,必探得堂会时,另搭女桌,始可一往,然洁身自好者,尚裹足不前也”。到光绪末年,由于清政府急于完成“庚子赔款”,就想出强迫上“国民捐”的法子,令戏院上演“义务戏”。演义务戏必须满座,所以允许妇女听戏。俞振庭就是第一个对女性敞开大门的茶园老板。1909年刊印的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有云:“园自文明创始修,开通破例萃名优。各家援例齐开演,男女都分上下楼”。
  最后,开创了女伶登台、男女演员同台演出的先例。
  当时,京城班社没有女伶,俞振庭就把天津的著名女演员金月梅、孙一清、赵美玉等请来演出。随后来京的天津著名坤伶刘喜奎,在京城引起轰动,其程度曾一度盖过梅兰芳和谭鑫培。“女伶刘喜奎以梆子花旦献艺氍毹,声势煊赫,座价之昂压倒老谭,更无论杨小楼、刘鸿升、梅兰芳辈矣”。“刘喜奎演《新茶花》,京中人士若狂。上午九时园中已无余隙。日戏演毕,皆坐守不去,以待看夜戏”。(《十日戏剧》)
  文明茶园的这些举措,受到各界好评。1907年11月30日《顺天时报》一篇未署名文章“文明茶园听戏记”就写道:“北京数百年来,戏班最称第一,戏园内容的野蛮也可称第一。数百年后,到1907年10月间,方才有这文明戏园。园名文明,真是名实相符”。
  文明茶园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改为华北戏院,有“时代艺人”之称的评剧演员喜彩莲,在此演出了《人面桃花》、《十三妹》、《锯碗丁》等新评剧和文明戏,轰动一时,颇受欢迎。现在,文明茶园已改建为丰泽园饭庄,以另一种方式在满足着人们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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