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伊鸿飞，生于1894年。终于1948年。自我懂事起，就学着父母举动做事。所以，父母对我的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父亲，是一个粗通文字，能说善辩的聪明人。记得在村里哪家写租赁契约、文书借贴都找他：写分家、过继单也找他：办红白喜事也找他当总管。父亲做过小买卖，当过饭馆跑堂的，拉过洋车，打过短工，挑大粪。开过大粪场。日本人人侵保定后，迫于形势，受人唆使，曾当过牌长、甲长、保长，也曾任保定市粪夫公会会长。他的为人从下面几件事，可概括一般。
　　在饭馆当跑堂的，现叫服务员。所谓饭馆就是邻街一间门脸，里边放二、三张桌子。父亲高嗓门，里边一喊大街上都能听得见他待客的声音：“新客三位，要两个大碗面!一个肉丝面，九个烧饼，一盘小菜!”灶上做好了，小勺敲大勺，当当当。跑堂的应声：来啦!客人吃完啦，算帐，父亲算帐不仅快，而且是一串顺口溜儿。“大碗两个二七一十四，肉丝一个加上十一，烧饼九个三九二十七，一盘小菜不要钱啦!一共五十二枚。”客人给五十五枚不找，跑堂喊：“小费三枚!”应答声，谢谢。当时，父亲跑堂的饭馆生意格外红火，几家饭馆都抢着用他。
　　卖西瓜。当时卖西瓜不是整个卖，而是切成条儿，父亲手拿破蒲扇，边轰苍蝇边吆喝。听起来好听着呢。“快来吧，大西瓜，沙瓤的。赛蜜的。吃一块，败火啦!”“唉!快买吧，切好啦，块大瓤子高呀!吃了不发烧呀!”“吃西瓜，来找我，又解渴，又败火。”由于父亲吆喝的好听，加上买卖灵活，所以，他的西瓜摊上有时围一群人，卖得快。
　　做小生意。多是卖烧饼、果子、零烟、散酒、花生、糖果等。当时做这种生意的人不少，别人就是卖，可父亲除了卖，还弄签子抽签儿，即：将三十二张竹子牌，刻在三十二根竹棍上，放在一个竹筒里，来人一次抽三根，看点儿，论输赢。这里父亲搞一点鬼，把易赢的大天、大么别在筒子边上，让你抽不出来，这样来人就输多赢少了。这里说明，为了赚钱糊口，父亲总比别人多一招儿。由于父亲脑子快、善经营、口齿伶俐、办事灵活。人们送他外号“生意”。尽管人的能力不小，但在那个年月挣的钱仍不足全家五、六口人糊口。
　　开大粪场。所谓开大粪场，就是从城里挑一两担大粪，掺上炉灰、马粪，晒干了，卖给农村作肥料。当时城外四关都有开大粪场的，多是一些穷苦人为谋生活。干这行脏是脏，累是累，但挣的钱则可养家糊口。所以，多年一直干了下来。
　　就是这时，大约在1940年，日本人要在保定市成立粪夫公会，旨在收取捐税。父亲为了抵抗，联合张永增等人，发动全城四关掏大粪的妻儿老小，到日本道尹公署请愿(现县学街小学处)。我们全家人都去了。这天早晨，这里人挤满了街，公署大门被围了个水泄不通，父亲他们在路北的小茶馆里指挥。当时，只知一个口号：“要求给饭吃!”出来的是一个日本人。一个翻译，日本人挥手让大家回去，翻译说：“一定给，一定给。”正当人们撤退时。街上过来一辆小汽车(卧车)，父亲示意。让大家跪下截车，车开得很快，未能截成。反抗归反抗，粪夫公会还是成立了。经推举父亲当了粪夫公会会长，张永增当了副会长。之后，他们俩不断奔走于公会和新民会(公会的主管部门)之间。为掏大粪的人办了一些好事，也为日本人办了一些不得不办的事。总的。我认为他们还是代表了广大掏粪人的利益，可以说有功也有过。
　　文化氛围。就在任公会会长期间，父亲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粪夫公会在南关外路东“冀六义地”院内租房一间。作为办公室，设通讯服务员一人。父亲酷爱字画。室内悬挂“修德不矜官位重。克家唯在子孙贤”和“道在师传修在己，德由人积命由天”等字画。后人从中可以体味出父亲的文化情趣和修养。日本投降后，父亲不再参与社会，尤其进入知天命之年，除参加家庭劳作之外，间暇时多与邻居们一起玩玩纸牌，供以消遣。有时到韩文海茶馆喝茶，与茶友们说天论地。谈笑风声，开心取乐。
　　志戒烟酒。父亲的为人还有一事当提。就是父亲在年轻时，既抽烟又喝酒。到40岁时，为整治家业，立志戒烟戒酒。当时有一道会门，叫“清礼”。在了“清礼”可以吃鱼、吃肉、吃荤，但绝禁烟酒。加入了“清礼”道会门，就不能抽烟喝酒，一点不能沾，沾则除名。这个道会门不供神佛，供葫芦。“道在师传修在己，德由人积命由天”是父亲对这一道会门的信念。父亲在了“清礼”以后，家里家外不少人认为父亲戒不了烟酒，因为以前抽喝比较厉害。但是，父亲有志，自加入这一道会门后。从未沾过烟酒。后来，父亲教育子女要戒烟戒酒。我兄弟一世与烟酒无缘，这与父亲的影响十分有关。
　　父亲一生也受过不少挫折，现将记忆较深的忆述两则：
　　一则是1942年的秋天，被日本宪兵队抓走。这天一大早，日本宪兵队带着翻译，出南阁儿，就打听伊鸿飞在哪住?这时，我家叔叔听到了，急忙跑回家告知父亲。父亲一听就知要出事。就立即往我家对过谷子地走。当时的谷子长的半人高，想到里边藏起来。但日本鬼子也很快，他们发现了父亲，向空中放了一枪。父亲没来得及藏。被日本宪兵抓住了。五花大绑起来。日本宪兵带着父亲往城里走，路过批发菜的早市。日本翻译在前头，让所有买卖菜的人都蹲下。日本鬼子手持洋刀用绳拽着父亲，耀武扬威的走了过去。
　　当时的日本宪兵队，就驻在西关育德中学一带，是有名的阎王店，不管什么人被抓进去。都九死一生。有人说，宪兵队院里的井，早用死人填满了。
　　父亲被宪兵队抓走了。全家人抱头痛哭，正在求救无门之时，父亲的好友张永增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我到平康里找一名妓女，他听别人说过，宪兵队xx队长，是这位妓女的嫖客，求她说说情。没准是一线希望。我在家人的鼓励下，就是艳着这一线希望。硬着头皮到平康里找到了这位陌生人。这人穿戴异常，但面带和善。我见到人家就哭，人家边问，我边哭边说，说明我父亲叫伊鸿飞，被宪兵队抓走了。全家老少全靠父亲养活。没有了父亲，全家人也就无法活了。现在来就是求求好心人。替我父亲说句好话，给我父亲一条生路，我们全家就感谢你的大恩大德了。这位陌生人说：“看你说的怪可怜的。我试试吧!可我也不一定能办到，你先回去吧。”
　　全家人吃不下。睡不着，日夜煎熬，盼望父亲归来。时间过了四天，父亲真的回来了。虽然浑身是伤，但还是自己走回来的。全家人不知是喜是忧，全都热泪满面。左右邻居都来了。屋里挤满了人。有人问：为什么抓你呀?日本鬼子为什么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呀?父亲说：“日本宪兵问我，给八路军送了多少鞋?送了多少粮?我说没送，他们就打。他们怎么打，我也不敢说送了，我知道要是说送了，就没命了。”
　　其实，我父亲当保长期间。给 八路军送鞋、送粮的事都有。据我知道的，就让郭群送过鞋，送过钱(以钱代粮)，送达的地点是阮庄。当时的保长就是两面维持，一面维持日本人，一面八路军要什么照送不误。
　　父亲被日本宪兵队抓捕时，已不当保长，这场祸从何而来?至今仍是个迷。
　　一场大祸过去了。抓进不知何因，放出不知何故?为了不负陌生人的一线希望之情，事后，父亲在菜市上买了两篮子鲜红的大枣，让我用棍儿挑着，给陌生人送了去，以示谢意。
　　另一则是1944年的一天，父亲被抓进日伪保定市公安局。这天上午，父亲正在韩文海茶馆喝茶，来了两个便衣把父亲叫走了。后来通知让送被子，才知被抓进了公安局。父亲被抓。全家人惊恐、犯愁，邻居和亲友们都来打听，可谁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只能煎熬的等待。但是，这次被抓比起被宪兵队抓走好像平静一些。时间一天天过去，到了第七天，有人通知让家人到公安局交饭钱。父亲的好友张永增代交了饭钱，二人雇了洋车回来了。家里人和亲友们都问：“为什么抓你呀?挨打来吗?”父亲说：“没有挨打，在公安局也没人审。没有问。也没说为什么?只是同其他被押的人一起过了几天犯人的生活。”后来，父亲和张永增分析了被抓的原因。
　　具体情况是：1944年初，日伪保定市市长王X发布了一张布告，大意是：宣告保定市成立粪便管理所，由雷XX任所长，从布告之日起，由管理所向粪夫征收管理费，望全市有关人员和单位遵照执行。按照这个布告，父亲和张永增任职的粪夫公会形同虚设，即无收会费的权力了。原来的粪夫公会只收少量会费，成立管理所后，粪夫要按月向管理所交租，粪夫的经济负担成数倍的增加。
　　为了抵制这个布告，在同行人等要求和鼓动下父亲和张永增一起，同进北京告状。状告市长发布告示，加重了粪夫的经济负担。任命其亲信雷XX为所长，是为了从中渔利等等。
　　北京的某大人物，接见了父亲和张永增二人，听他们诉完状词后，这位大人物说：“你们告的这个官，可能是个赃官。可你们这个民，也是刁民。你们竟敢来告你们那里最大的官!要知道。安分守己才对。”就这两句话被打发回来了。
　　父亲他们告状未成，这次被抓就是因告状招来的祸。父亲对张永增笑着说：“这次被抓，就是给咱们个脸色看看，看你还敢不敢再告状。”
　　当时的社会，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哪有什么真理。你为粪夫的利益来告状，哪有人拿掏大粪的粪夫当回事儿!尽管老百姓有天大的冤屈，可是平民百姓是没有回天之力的。
　　经历与挫折也确实能教育人。也可能就是由于经受这些挫折，真的将父亲为人的棱角磨掉了。以后变得安分守己了。到知天命之年，不问政治，不参时事，只管家务，闲暇时同邻居玩纸牌取乐。这可能就是父亲顿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