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现代语言学为着眼点，探讨汉译蒙过程中存在的语言与文化的不可译性，阐明在汉语原文向蒙古语译文转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变异和损耗现象，并提出了处理不可译因素的基本方法。
　　［关键词］汉译蒙； 不可译性； 补偿手段
　　［中图分类号］Ｈ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2-0092-02
　　翻译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以及两者之间的限度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可喜的是，现代翻译理论已经比较科学地论证了可译性问题，提出语言和思维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可译性的根本依据。在汉译蒙过程中，我们既要肯定翻译的可译性、反对不可译性的观点，又要正视在具体的实践中确实存在语言与文化的不可译因素这种现象。
　　翻译是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转换活动。原语与译语在结构和文化方面差异越大，翻译中遇到的不可译因素就可能越多，译文就更难达到理想的效果。汉语和蒙古语分别属于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具有不同的形态学特征，在语音、词汇、语法、文字、文体风格以及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这就要求译者在从事汉译蒙翻译工作时，首先要全面掌握汉语的语言特点及其与蒙古语的异同，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正是不可译性之所在。
　　一、语言层面的不可译性
　　（一） 语音系统的差异
　　1．音位结构方面
　　任何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语音系统，这是其他语言无法取代的。从音系学角度来看，蒙古语和汉语语音系统的差异首先反映在音位结构的不同上。汉蒙音质音位的数量多寡不一，形成了相互间的音位空缺，给语言的相互学习和口译带来了困难。非音质音位，汉语可以通过语音的抑扬顿挫（声调）来区别词义。现代汉语每一个音节都有一个声调，声调可以使音节界限分明，又富于高低升降的变化，于是形成了汉语音乐性强的特殊风格。汉语音节的声调不同，意义也不一样。如mā（妈）、má（麻）、mǎ（马）、mà（骂）。还可通过轻读和重读以及“儿化”来识别词义。蒙古语则可以用元音的长短或发音的刚柔（阴阳）区别词义，这些在口头语言的相互学习和翻译方面会带来更大的困难。
　　2．音节结构方面
　　汉语音节界限分明，乐音较多，加上声调的高低变化和语调的抑扬顿挫，因而具有音乐性强的特点。与蒙古语音节的异同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汉语没有复辅音，蒙古语则有。汉语一个音节里不会出现两三个辅音联结在一起的复辅音现象（无论是在音节的开头，还是在音节的结尾），音节韵母可以是由两三个元音音素联结在一起构成的“辅元音”，如“ɡào（告）”，韵母由ɑ、o构成复元音；“piāo（漂）”，韵母由i、ɑ、o构成复元音。而蒙古语一个音节里可以包含复辅音，如 “ɑrslɑn”和 “pɑrs” 两个音节里包含复辅音rsl、rs等。因此，汉语音节界限分明，音节的结构形式比蒙古语较整齐。
　　其二， 汉蒙双语的音节均是元音占优势。汉语音节中可以没有辅音，但不能没有元音。一个音节可以只由一个单元音或者一个复元音构成，同时，由复元音构成的音节也比较多，因此，汉语语音乐音成分比例大。但是汉蒙双语的乐音在音节中的位置恰好相反，即汉语乐音在音节之末或声母之后，而蒙古语乐音多在音节之首或词的第一个音节。这种现象导致了汉蒙韵文格律上的差异，如汉语押韵尾、蒙古语押韵头等，成为韵文翻译的一大难题。
　　（二）词汇系统的差异
　　1．构词法方面
　　汉语单音节语素多，并且基本上都是语义的承担者。因而这些单音节语素可以作为独立语素来构成大量单音词，也可以合起来构成合成词。由于汉语词缀语素较少，而且造词能力较弱，多用复合法组合词根语素与某个语素构成合成词，所以合成词占汉语词汇量的绝大多数。蒙古语则多用附加法，即粘缀构词法，构词构形形态发达，词形变化很大，词根的派生能力很强，因而蒙古语以多音节词占绝对优势。这就使得将单音节或双音节词占主导地位的汉语词汇翻译成蒙古语时遇到很大的困难。如，汉语中有些多音节短语经常被简缩为双音节词，如“外交部长—外长”、“彩色电视机—彩电”。新创造的词也多为双音节的，如“弱智”、“离休”。现代汉语词汇中的三音节的词也有所发展，如“计算机”、 “多媒体”等。这就要求翻译成蒙古语时，译者有这方面的知识才能驾驭。
　　2．词汇的组成成分方面
　　汉文化属于农耕文化，因而汉语词库中反映农耕文化的词语相对比较发达。蒙古文化则是草原游牧文化，因而蒙古语词库中涉及牧业经济和游牧生活的词语特别发达。所以，在汉译蒙的过程中经常会遇见词汇空缺的现象，以致让译者陷入表达的困境。然而，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不可避免，蒙汉语词库中都存在大量借词，尤其是蒙汉之间相互借用的词语更不在少数。这些借词的互译，有着一定的规则或定型化倾向，不谙此理，就会影响到翻译的质量。
　　3．词义对应方面
　　实践证明，任何一种翻译得以实现，是因为两种语言中存在大量词义对应的词汇，这是语言基础。但是，由于自然环境、思维方式、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的不同，使得汉蒙双语中又存在许多不相对应的词语，主要表现为词语的空缺（无对应）和词义的差异（部分对应或不完全对应），这就给汉译蒙带来了困难，翻译时应对双语的词语进行细致全面的分析后进行抉择。
　　（三）语法系统的差异
　　不同语言之间句法结构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两种语言亲缘关系越远，其差别则越大。汉语与蒙古语相比就是这样。把汉语的主谓结构解释为“话题—说明”，是赵元任先生1968年提出来的。这个观点更客观地反映了汉语句子的实际，说明汉语句子为语义型。并且汉语主要借助词序和虚词构建句子，句子一旦离开上下文，容易产生歧义。
　　蒙古语则主要依靠词的形态变化表示词与词之间的结构关系，句子构建十分灵活，不易发生歧义。汉语句子的组成成分共有主、谓、宾、定、状、补等六种成分，且各个成分在句中所处的层次和配列型式与蒙古很不相同。蒙古语与汉语相比，没有补语，由主、谓、宾、定、状五种成分组成。这些差异的存在无疑会导致翻译受限现象的发生。 　　（四）文字系统的差异
　　汉字和蒙古文都是完全适应于各自语言的文字，语言不同，文字当然也不相同，所以存在书写体的差别是必然的。由于书写形体和书写走向的不同，给我们在翻译书写时造成一定的麻烦，此乃问题的其次；更需要注意的是，文字同音、同形现象的大量存在，常给翻译造成困难。再说，汉字是表意文字，而蒙古文属于表音文字，二者形象不同，本身蕴涵的信息量不等，语言表达方式和效果也迥然不同。这就给汉译蒙译者的文字表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这时的翻译，在文字书写及形象方面汉蒙双语则会出现无对应现象，译者将面临不可译的难题。
　　（五）文体风格的差异
　　文体是指人们写作上必须遵循的体裁格式。风格是指每个人在文体基础上使用语言的各自不同的特点。从广义上说，各种体裁、时代特征、民族特征、个人特征等都属于风格的范畴。由于文体风格主要体现在语言特征上，因此，这里将其放在语言不可译性的范畴里探讨。文体风格当然也是可译的，但其可译性毫无疑问地具有更大的限度。有些文体上的东西，如咬文嚼字，离合诗句、韵律等，在许多情况下是难以转译的。这里面蕴涵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因素。因而，蒙、汉两个不同民族的作品互相转译时也不例外地会遇到可译性限度问题。
　　二、文化层面的不可译性
　　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语言活动的大环境。一旦改变或失去了原有的文化环境，或者文化因素得以寄托的语言系统发生变化，这种联系就要中断，单靠语言本身的概念意义，交流的任务可能难以完成，甚至完全失败。
　　蒙、汉是分属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两个不同的民族，生活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异，各自有各自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文化氛围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容易使这两个民族的人们在认识上产生偏离，导致对同一语言所指的不同理解，汉译蒙的等值效果往往会因而大打折扣。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汉译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合理地处理上述问题，使译文与原文尽可能地趋于一致。因而，翻译中的形式上的变化是必然的，意义和信息上的损耗也是难免的。所以，等值蒙译只能是相对的。
　　三、不可译性的补偿手段
　　对于上述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不可译因素，我们如果是从整体出发，而不是只受限于各个因素的本身，那么，通过补偿手段将在汉语原文单个要素中不能翻译出来的东西，可以在复合的整体中表现出来。补偿手段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替代法，另一种是改变位置。
　　替代，即传译。当语言中出现词汇空缺，我们可以通过借词，创造新词来补偿。有时，为了转达原文表现特有事物的词语所包含的实物意义，不得不牺牲其民族或历史色彩，而采用近似翻译，用外延较宽的类概念译外延较窄的种概念，或用能引起译文读者类似的言语加以描写、说明、解释。
　　改变位置，亦即整体补偿法。蒙古语译文中与汉语原文表示特有事物的相应词语，虽不能在语义及色彩上切合，但译文可借助相对更大的言语范围表现原文中该词语的语义及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依赖上下文进行翻译，力争在较高的言语层次上寻求与原文基本等值。在这里，某一言语层次上失去的语义、语用或修辞等言语特征，能够在其他较高的层次上得到体现和补偿。同样，文化上的不可译性因素也可以通过补偿手段进行处理。
　　综合上述，一方面，汉译蒙过程中语言和文化上的不可译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语言与文化的不可译性是相对的。相信随着汉译蒙翻译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蒙汉两种文化的不断接触，碰撞与融合，原来认为“不可译”的东西，将来也可能变得“可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