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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研信息化（e-Science）时代的科研组织形式发生着巨大变革，基于网络的协同研究逐渐被科研管理者和研究者所认同。虚拟实验室、虚拟社区、虚拟研究团队等被广泛创建和应用，有效支撑起便捷的学术交流和知识、资源的共享，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科研效率的提升。研究型大学和其它研究机构在建设新型虚拟研究组织时遭遇了诸多新的挑战，上海高校E研究院（E-institute）、麻省理工学院的CSBI、美国纳米科学与技术领域的nanoHUB、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CICERO和公共学术社区ResearchGate是较为典型的几个虚拟研究组织案例，本研究剖析了这五个案例在有效构建学术信任和促进知识建构等方面卓有成效的探索，以期为我国高校虚拟研究组织的创新提供借鉴。
关键词：科研信息化;虚拟研究组织;学术信任;知识建构
信息化对科研范式的变革产生深刻的影响，正是基于此，e-Science或Science2.0的概念才得以形成。[1][2]两者之内涵都指向数据密集型科研、计算密集型科研、开放式科学创新及新型科研创新研究单元的诞生。数据密集型、计算密集型科研主要是指科研过程中对数据资料及高性能计算设施的需求，如麻省理工学院近日投巨资建立Schwarzman计算机学院，目的之一是应用最新的信息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来重塑自身的科学研究。[3]开放式科学创新及新型创新研究單元则是指基于网络的协同研究组织，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各国就尝试创建虚拟研究组织（Virtual Research Organization，VRO），这类组织普遍表现为研究组织的虚拟化，能够打破时空的限制，促进深度学术交流和科研资源共享。
研究组织走向虚拟化的过程，既充分体现了基于网络协同研究的优势，也显露出诸多需要直面解决的问题。徐若梅、王硕等认为虚拟研究组织的风险主要体现在技术知识产权风险与管理协作风险。[4]知识产权风险主要是因为很难对无形的研发成果作出产权归属;管理协作风险主要是合作成员间的信任、协作能力与沟通问题。信任是协作的前提[5]，信任体现为组织成员对虚拟研究组织的归属感，沟通障碍主要体现为不同成员所在实体组织的文化、学术价值观差异，导致沟通障碍。知识生产走向信息化的过程，尤其是在开放式科学创新已经成为共识的情况之下，我国高校及中国科学院系统内的诸多研究机构正在推进虚拟研究组织的创建与运行，但研究组织走向虚拟化不能仅依靠技术平台的升级换代，还要在架构模型、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团队建设及知识建构等方面不断创新。
一、研究组织虚拟化所面临的困境
奥尔森（Olson）等人在《互联网上的科学协作》（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on the Internet）一书中呈现了100个基于网络信息技术开展科研协作的项目[6]，充分肯定了虚拟组织一定程度上能取得成功，但每个虚拟研究组织要想取得成功都需要有效解决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基于互联网的学术交流无法替代面对面的交流
1.信息技术的适应性不足限制了研究人员基于互联网开展学术交流的能力。肾上腺癌症的虚拟研究[7]和虚拟癌症研究中心[8]这两个虚拟研究组织的案例都显示出，研究人员仅把虚拟研究组织作为一个会诊的工具，普遍把视频会议作为主要的交流工具，对其他如电子白板、医疗影像远程传输等工具的使用非常生疏，致使这些虚拟研究组织不能实现预期的协同诊疗效果。
2.网络环境无法有效传达隐性知识。基于信息技术能够有效传达文字化的知识，但交往过程中人的语气、情感、体态等信息纵使借助音视频会议工具也不能被充分传递出去，相反，同在一个物理空间的面对面交流可以将上述信息充分地表达和接收。基于信息技术的交流使信息的传递不够完备，还进一步导致了虚拟研究组织成员间距离感的加大。
3.信息化环境中研究对象的虚拟性不能取代实在性。虚拟空间强化了研究人员的学术资源禀赋，原本需要自己调查、观察、整理才能建构起来的研究资源依赖搜索就能够获取，如果再依靠建模仿真等研究方法从虚拟的研究对象上获取数据资料，这样研究资料离实在的研究对象就会越来越远。基于这种间接资料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在信度、效度等方面都会大打折扣，研究对象的虚拟性不能完全代替实在性，研究人员仍应建构自己的一手资料，仍需对实在的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的真实观测。[9][10]
（二）信任和尊重的达成面临诸多制约
Vangen和Huxham提出，信任在协同研究中占据中心位置，合作成员间的信任感是研究组织取得良好科研绩效的无形资产。[11]信任是相互的，Berens认为信任是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步构建的。[12]Jirotka等人曾调查了eDiaMoND这个基于虚拟社区的协同科研项目中影响协作效果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信任感对于提高来自不同组织的医生间分享医疗数据的意愿影响最大。[13]信任在协同研究中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体现为研究成员对组织目标及自身目标的清晰认知，以及每个成员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行为。信任的必要条件是，施予信任的主体首先对被信任方形成预期，被信任方才能够实现预期。通过与其他人建立人际关系网，信任才能得以建立。
（三）学术交往中的社会分层依然存在
随着虚拟研究组织的发展，在执行协同中的各项具体事项时，有一些成员难免处于核心位置，另外一些成员处于边缘位置，核心位置与边缘位置的出现势必会导致成员的社会分层，面对这种情况，虚拟研究组织无法实现权力分布的均衡。[14]早在2000年，Brien就指出即便是在基于网络的协同环境下，人们也不愿放弃权力。[15]Walker认为，只有权力分配均衡，才能使组织成员将他们的自身利益与组织的共同愿景保持一致;若权力分配失衡，就使协同行为发生偏离，表现为懈怠、抵制等消极行为，最终降低虚拟研究组织的整体绩效。[16] （四）基于网络的协同研究易产生数据失真与网络安全风险
基于网络的协同研究还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数据失真。研究者无法保证在电子传输过程中不会丢失机密数据[17]，这可能是由于技术故障，包括病毒攻击、未经授权用户的入侵或者黑客入侵计算机或计算机网络，黑客篡改或损坏的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其数据收集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存在问题。为此，所有的虚拟研究环境都需应用额外的技术支持来提升系统的安全等级。
二、案例来源与资料收集
本研究运用多案例分析法，充分考虑案例的国别背景、组织形态、技术支持等因素，选取中国、美国和新西兰五个不同的案例，包括中国上海的高校E研究院（E-institute）[18]，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CSBI[19]，美国纳米科学与技术领域的虚拟研究组织nanoHUB[20]，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CICERO[21]，以及已被广泛应用的开放式虚拟研究社区的典型——ResearchGate[22]。各个案例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之所以选择这五个案例，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1）这五个案例覆盖了有依托机构和无依托机构的VRO;（2）都是正在良好运行并获得较好声誉的研究组织;（3）这五个案例既有来自于大学内部，也有多所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协同构建，还包含了基于开放式科学创新理念的公共学术社区。因此，五个案例的选择具备较好的代表性，对虚拟研究组织的研究创新之路的挖掘，对解决我国研究组织虚拟化中面临的问题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
资料的收集以质性数据为主，在征得被访谈者同意的情况下，借助于半结构式的个别化访谈，其中包含面对面的正式访谈、电话访谈和邮件访谈三种形式。正式访谈的时间一般在两个小时左右（最长的一次达4个小时），电话访谈约有40分钟。总计被访谈人为11人。五个案例的網站文件、相关文献和报道亦纳入到本研究资料当中。
三、五个虚拟研究组织在架构及研究模型上的探索
尽管本文所关注的案例来自不同的国家，所采用的技术支持平台相差很大，但这些虚拟研究组织都为科研过程提供了精心设计的架构或模型，在运行阶段逐步实现架构的优化，以此保证高效的信息共享和工作协调。通过对虚拟研究组织与传统研究组织的比较发现，虚拟研究组织支撑的多元化交流方式为扩大学术交往范围和增加交往深度提供了可能，一定程度上去除了学术交流中的社会分层限制。
（一）麻省理工学院的CSBI
自2003年1月开始实施的麻省理工学院CSBI（Computational and Systems Biology Initiative）项目为系统生物模型的建构做着开辟性工作。CSBI的建设者认为生物学研究必须依靠多学科的研究团队和复杂的技术，组织来自生物学、工程科学和计算机领域的专家创造一个跨学科的、多视角的研究团队以有效分析复杂的生物现象，并且把研究生和博士后科研人员置于科学研究的一线，借助网络信息技术这项颠覆性技术，使工业界与学术界紧密合作，搭建系统生物学研究的虚拟社区。[23]CSBI相信对新想法和数据的访问是推进系统生物学发展的基础，因此，为了保证知识的传播，CSBI倡导科学家打造开放的科研平台和开发更多的科研软件，使学术研究人员和工业领域的研究人员能协同开展研究，促进系统生物学方面教育资源的传播。
基于以上理念，CSBI把该组织的研究模型（Research Model）设定为把研究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设施设备、实验室都保留在原来的场地或者学术实体，应用网络信息技术把这些资源有效连接，既体现学术管理中的分布化特征，又实现研究所需要的大规模和集中化。CSBI的研究模型体现为该组织能把不同技能、不同学科视角、掌握不同实验技术的人员组织在一起形成跨学科团队，这种各领域结合的特点促使广泛的研究者能实现个人的愿望和学术理想。CSBI的核心管理机构是由六人构成的执行委员会，人员包括主管科研的副校长、科学学院院长、工程学院院长、生物学系主任、生物工程学系主任、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主任。截至2018年10月，CSBI拥有来自14个学科的共计109位学者，多学科专家的自由组合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小组、四个较大的合作研究群及一个在新加坡麻省理工学院联盟（Singapore-MIT Alliance，SMA）框架之下的组织生物学中心。
（二）美国六所大学合建的nanoHUB
2002年9月，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普渡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西北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弗吉尼亚大学、德克萨斯大学阿尔帕索分校六所大学组建了美国国家纳米技术计划（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大学网络，nanoHUB（www.nanohub.org）是这个大学网络的门户网站，该网站不断刊载纳米技术研究的文献，被部署的研究仿真工具越来越多，成为联系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者的重要平台。上述六所大学各自派出的教授代表构成了nanoHUB网站的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负责为网站的运行筹措经费、审核发布重要的学术资源、监管各学科研究者在该网站上的学术行为等。
nanoHUB的核心成员是由上述六个大学组建的计算纳米技术网络（Network for Computational Nanotechnology，NCN），NCN主要通过nanoHUB 网站将其他组织、个人联系起来，形成了纳米领域领先的虚拟社区，为国家纳米计划（NNI）服务。建设之初，nanoHUB上的虚拟社区核心成员作用巨大，他们组织了软件开发人员设计虚拟社区的网站平台，向全国纳米科学与技术领域的专家、教师发出邀请。待网站平台正式运转以后，核心成员指派了专门管理人员对NCN继续维护与管理。
（三）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CICERO
在新西兰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临床医疗的教育与研究工作成员分散在新西兰很多地方，这对于创建一个结构化、组织稳定的跨学科研究组织构成挑战。比较简便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通过网络把这些成员连接起来，虽然这种连接可能是非正式的，但网络社区为成员提供了进行反思和协作的平台，成员根据角色与任务通过自组织的模式建立起连接，就可以保证每个人在做适合他自己的事情时能与群体建立融洽的合作关系。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跨学科临床教育科研协作组织（Collaboration for Interprofessional Clinical Education Research at Otago，CICERO）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在2009年，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虚拟研究社区的雏形已经形成，社区内的成员来自新西兰的很多城市、很多不同的学科，他们当中既有全职工作人员，也有兼职人员，成员构成较为复杂。 研究社区内的成员积极地向其他成员分享他们的经验、知识和研究进展，建立了一个包含有84名成员的邮件列表。该组织的发展经验表明，如果合作成员从社区中能够获得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就会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并且作出贡献，相反，如果无法获得有价值的东西，就会主动离开该社区。CICERO的持续健康运行主要通过设定明确的研究项目来招募合作成员，此项措施能让参与者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参与这个组织自己能够获得什么。借助研究平台，每位参与者都可以向其他小组的成员发出邀请，请他们参与到本研究小组。同时，这个研究平台上还成立了一个由六名管理者构成的特殊的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负责设置与调整研究项目，完成招募、审核与辞退合作成员等工作。
（四）中国上海的E-institute
上海高校E-研究院的建设目的是打破传统的科层制学术组织结构，各成员基于信息技术平台松散联合式地联系在一起开展科研协作，根据目标、课题任务的需求建构研究小组，组织成员的数量不受限制，只要能为我所用即可，E-研究院的成员无需在共同的时间和地点一起工作，而是分散在各自所属的院校自主开展研究工作。E-研究院在依托高校实体化，在依托高校形成管理上的“特区”，实行首席研究员责任制，负责遴选合作人员、约定研究内容，制定考核目标和确定研究院的主要发展方向、建设目标、对外交流计划等。
上海市教委支撑建设的18个E-研究院因为首席研究员的职务调整，或者因为学科建设的需要，中途有4家E-研究院中止运行，另有6家研究院是挂靠在学科院系，并未独立运行，未专设网站平台。现有8家研究院在正常开展基于网络的协同研究，如中医内科学E-研究院从建设至今，参与到E-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和特聘研究员以E-研究院为署名单位发表了257篇中文学术成果，在人才培养和协同科研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五）作為公共学术社区的ResearchGate
作为公共学术社区的典型，ResearchGate是由Madisch博士、Hofmayer博士和信息领域的学者Fickenscher于2008年5月创办的全球性科学研究互动平台。截止到2018年10月，ResearchGate已拥有1500万名注册会员，他们来自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该平台是全球最大的学者社交网站之一，在这个平台上研究者能彼此看到对方正在开展的研究工作，能够看到自己研究成果被浏览、下载和引用情况，能向某一研究领域内的全球专家寻求帮助，能够展示自己的研究特长、展示自己的获奖情况。
ResearchGate平台为研究者提供了发布、参与课题协作的便捷手段。研究者基于该平台可以发起全球合作者的招募，寻找到潜在的合作者，通过关注领域内的专家来扩大自己的学术社交网络，基于ResearchGate，合作成员可以来自全球、来自不同的学科专业领域，在ResearchGate上能够面向全球招募合作者组建围绕某一个研究专题的虚拟研究团队。
四、虚拟研究组织推进深度沟通与资源共享的策略
Walther等人研究了虚拟组织的各种沟通方式之后认为，虚拟组织中以人机文本通信为主的沟通方式可能会歪曲或难以传递丰富的表情、声音、体态语言等非言语信息，这种限制可以采用语音通信、视频对话等方式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弥补。[24]资源分享是学术沟通要达成的主要功能，良好的资源分享机制可以保证虚拟研究组织成为资源集散地，要杜绝有路无车、有车无货的现象。良好的沟通和资源分享是建构学术信任的前提，McWilliam在研究中指出，信任在加强成员对VRO的归属感方面作用巨大，VRO构建之初，应综合运用多种沟通方式使组织成员建立快速信任，然后在运行过程中需依靠信任强化组织成员之间的默契感。[25]本文所研究的五个案例在促进深度沟通和资源分享方面展现了卓越的智慧。
（一） 综合运用线上交流与线下交流推进深度沟通
多学科合作研究必然存在诸多挑战，如每个学科原本的研究文化不同，合作起来会产生文化上的差异，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融合、包容不同的学科文化并形成新的学术组织文化。除了借助网络平台开展虚拟空间的交流，CSBI还安排了详尽的见面活动，如表2所示。
此外，在与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的合作中也面临文化上的冲突，如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价值冲突，因为MIT长期以来与企业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些冲突的解决非难事，CSBI能实现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向市场产品的有效转化，在这种合作的过程中CSBI获得了大量的经费支持。这些支持包括三个方面：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拨款，与企业的合作经费，私人捐赠。其中联邦政府的捐款主要来自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当然，CSBI的六人执行委员会在争取经费支持方面功绩卓著。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合作建设的联合虚拟研究实验室（Joint Virtual Research Lab）体现出VRO的十条特殊优势，其中的第七条就是能在学术界、企业界与公众间建立起持久联系，CSBI在这项上优势尤其突出。
中国的E-institute在促进线上交流和线下交流方面也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如中医内科学E-研究院的国内研究员在与国外特聘研究员的合作过程中，把中国的青年学者推荐到特聘研究员所在的大学实验室接受联合培养或做博士后，以青年学者为载体，带去自身诊疗过程中积累的病例、血样等资源，系统学习和应用国外系统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从而挖掘一系列的病因并提出诊断方案。在中医内科学E-研究院内部，这种合作模式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获得较高认可度的、稳定的合作模式，被推荐到国外的学者基本上都能学成回国，拥有相对较高的学术水平。
（二）以契约或社区规范保障充分的资源共享
CSBI把建立高效的知识管理机制作为该组织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遵循积累、共享和交流的知识管理三原则，采取了如下三项促进知识共享的措施：（1）在系统平台上建构知识库，把各种数据资料、成熟的模型和方法等显性知识归档存储。该知识库中资料的存储形式既有普通的文本格式，也有音视频格式，还把虚拟社区和面对面交流过程中的内容都保存下来，从当前CSBI的网站中依然可以查阅到近10年内CSBI召开研讨会（Seminars）的记录。（2）通过合作契约的形式约定CSBI的参与者向平台积极共享资源。CSBI与所有参与到该组织的成员都签订合作契约，契约明文规定所有研究人员必须第一时间第一地点将记载的数据交到技术平台中心。（3）以交流促进知识库被应用、检视和更新。CSBI把知识库视为该组织的宝贵资产，但对这些资产的使用又坚持了开放共享的原则。如基于身份认证技术，与该组织有合作的所有科研机构、企业等都可以进入到知识库获取资源，这样一方面扩大了CSBI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让这些知识接受应用和检视，促进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知识库得以不断更新。 与CSBI的设计理念相似，每个加盟到CICERO的成员初始就与该组织签订了一个资源分享协议，要求这些参与者把诊治病人的过程信息，甚至包括手术录像还有跟踪研究的数据提交到组织平台。CICERO的六人管理小组分析所有成员在网络平台上的行为后发现，绝大部分行为都是浏览（Visit）和资源下载（File Download），在对36名合作成员在网站上一天的行为进行分析后发现，浏览行为有3164项，资源分享行为仅有624项，浏览行为数量近6倍于资源分享行为的数量。此外，nanoHUB每年的用户超过280000名，大量的计算科学家、实验专家、教育者和学生从4200项资源中获益，这些资源由超过1000个不同的学术组织或者个人所贡献。nanoHUB成为纳米科学研究方面巨大的资源分享空间，这是成就nanoHUB声誉的关键所在。
不止于这些由大学运作的虚拟研究组织，在公共学术社区ResearchGate上，基于契约的资源分享亦奠定了ResearchGate的良好声誉。ResearchGate有一个对科研数据库访问的集成门户，能够访问到全球1600多个数据库的论文摘要或者论文全文，该平台与谷歌学术网站实现了连接，用户如果设置了对谷歌学术的搜索选项，在ResearchGate平台上进行资源搜索时可自动扩展到谷歌学术。学者无法搜集到的文献，通过对相似研究领域学者的询问，以私人邮件形式可获取到论文全文，这极大方便了科研工作者对科研文献的查询工作。并且，ResearchGate平台上的科研工作者在传递这些文献时，一般都会主动对文献的主题、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做一些标注，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研究人员阅读文献的效率。
五、虚拟研究组织支撑研究项目开展和知识建构的路径突破
毋庸讳言，获取并共享合作伙伴的知识是各成员参与虚拟研究组织的主要目的之一，但VRO运行实践中确有各种因素制约知识的共享。对于知识共享（Knowledge Sharing），不同的学者可能用到不同的名词，如知识传递（Knowledge Transaction）、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知識分发（Knowledge Distribution），但其核心概念均为知识的共享、交换与发展的学术交往行为，正是在交往中才能实现知识的整合与生产，所以VRO在实质运行过程中必须找出能够粘合各位成员的途径，从而促进这种学术交往。本文所研究的五个案例在促进学术交往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尤其在设立明确的研究项目和设置协同知识建构机制方面实现了路径突破。
（一）基于明确研究项目组建的虚拟研究组织更为稳固高效
CICERO按研究项目招募的方式为所有进入到该组织的成员明确了研究目标和研究任务。该组织发展之初的六人管理小组并未采用这种方式开展人员聚集，当时主要延续传统实体组织中的协作，但随着组织的发展，没有明确的研究项目就使得本有意参加该组织的人员觉得茫然，参与组织的积极性受到抑制。CICERO组织的参与者中有大量的临床医生，要解决日常医疗工作中的问题是他们参与该虚拟研究组织的主要目的，每个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带着问题参与到组织中来的，也只有找到了适于解决他们的问题的研究项目和研究小组时他们才会积极参与组织活动，因此研究任务需要预设形成。从这点上而言，虚拟研究组织不仅仅支撑在讨论交流中生成新的研究课题，而且支持对预设研究问题的解决。
关于设立明确研究项目的重要性，Peter Edwards和Chris Mellish等几位来自英国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的研究人员也为此开展过研究。[26]他们创建了名为ourSpace的虚拟研究环境，这几位研究者所处学科背景不同，他们号召各自所在学术团队的研究成员参与到这个组织中，赋予每位参与者创建小型研究团队的权限，研究成员会积极地应用这一权限发布自己的研究课题、招募同行参与其中。真实研究课题的存在是有效的粘合剂，能够确保研究成员把VRO作为开展研究的环境和工具，而不是一个闲聊或者情绪发泄的虚拟空间。
（二）虚拟空间应发挥好成果发布、分享与协同建构的功能
nanoHUB依赖NCN平台聚集了来自全美从事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的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nanoHUB是多个虚拟研究小组的集合，每个小组成员贡献的资源都被纳入到nanoHUB的资源库中，所以说nanoHUB是依赖虚拟空间聚合学术资源的典型，也正因为这些资源的存在，nanoHUB不仅支撑了学术研究和知识共享，而且成为了优秀的传播纳米科技知识的平台，从这点而言，nanoHUB实现了从虚拟研究组织向教学研究一体化平台的转型。nanoHUB还为成员的学术成果提供了发布、接受评论的虚拟空间。传统纸质期刊论文审阅、修改反馈的周期一般较长，而借助该平台组织成员能够让自己的学术成果获得及早展示，虽然不是在有刊号的正规刊物上发表，但这种展示也使学术成果得到传播和评价，非常有助于成果质量的提升。所以说，虚拟研究组织绝非只是简单地支撑研究者做研究资料的传递与互换，而是从服务知识生产全流程的视角提供技术支撑。
本质上而言，虚拟研究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之所以复杂是其既包含传统的社交网络，也包含有一个信息网络空间的存在，虚拟研究组织的技术支持平台是由信息技术建构起来的信息网络，在这个信息网络上工作的成员相互连接、建立关系，以后也建构起社会网络，每个组织成员都在这个社会网络中寻找与自己志趣相投的合作者。
在这个模型中，信息网络平台为显性知识的共享、提取、整合与传递提供了工具支撑，社会网络平台则建构起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尊重，促成交流行为的发生。社会网络平台由于对电子化资源的沉淀和积累，包括对交流过程发言内容的留存，首先促成了显性知识的分享，在信任与尊重的推动下，更有助于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的发生，如音视频交流、面对面交流等交流行为是在有较高信任水平前提下的交流形式，此类交流形式对于难于编码的隐性知识共享作用巨大。[27]隐形知识共享是实现知识建构的重要前提，不仅是简单的资源分享，而且还有学者之间的思想碰撞，再有协同文档编写工具的支撑，能有效开展协同文章撰写、共同批阅和修订。 六、总结与启示
通过对中、美、新西兰三个国家五个案例的剖析可以看出，研究组织走向虚拟化后面临不少新的挑战。在组织创建或者由传统组织向虚拟组织转型阶段，依托实体机构和已然开展的研究项目是在短时间内使组织运转起来的重要保障。为了使虚拟空间内的交流不增加成员之间的陌生感，同时又能建立起原先互不认识成员之间的信任感，交流不能仅依靠虚拟空间内的交流，除了采用文本、语音、视频等多种方式的交流，仍需要线下交流作为重要补充。有丰富的资源分享是提升VRO成员粘性的重要措施，这五个案例无一例外都建构了丰富的资源库，还提供了通往更丰富资源库的链接，正如ResearchGate一样，已然成为研究者通往学术圈、庞大文献数据库、科研数据库的重要入口。
分析ResearchGate的同时，我们不得不与国内的大型学术社区小木虫对比。小木虫社区已经发展17年，积累起400多万用户，但从对科研的支撑作用来看，小木虫与ResearchGate仍有较大差距。第一，小木虫从建立之初至今都没有提供对学术数据库访问的接口;第二，小木虫的资料分享停留于对研究工具、模板文档等方面，表层化的资料分享让学术讨论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层面，如基金资助机构的政策走向、期刊杂志的选题标准、课题申请文档的撰写技巧等等，都未触及对科研选题的深入讨论，如研究方法、技术路线、数据的可靠性等。ResearchGate能建构研究团队，能支撑起团队成员围绕某一选题展开深入研讨，使学术交流真正走向“开放科学”（OpenScience）。[28]囿于这些原因，小木虫学术社区中年长的或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学者数量有限。ResearchGate依赖其资源分享和学术交往的便捷性吸引了大量的成熟研究人员甚至精英科学家，ResearchGate经常向用户推送关注者与被关注者的最新动向，网站不断发布最新课题与合作招募信息、最新学术咨询和讨论话题，更为宝贵的是，基于实名注册所形成的学术信任给ResearchGate成员带来较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如此良性循环使得ResearchGate对研究人员形成了较好的粘性。
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虚拟研究组织内成员之间交流的内容应给予关注，文本和音视频形式的过程性资源都可以沉淀为VRO的重要宝库，nanoHUB、CICERO对这些资源都极为重视。更为值得重视的是，VRO也能支撑协同知识建构，早在2008年，欧盟开展的调查《促进社会科学研究采用虚拟研究组织》（Accelerating Transition to Virtu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in Social Science，AVROSS）通过电子邮件向全球5大洲45个国家的1917名研究者发送了问卷，最后收回了448份有效问卷。这项研究得出结论之一即是虚拟研究组织必须能打破资源共享的藩篱，要支持协同文档撰写，完成协同知识创建。[29]
本文所做的案例分析也显示，我国在推动科研组织走向虚拟化的过程中，应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科层化学术组织架构，应在传统科研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加入支撑科研协作的平台，构建承载丰富学术资源的虚拟研究环境，需正视制约构建与运行VRO的主要因素，消除大学建设与运行VRO中的资源约束，逾越跨学科研究的制度障碍，要合理设定虚拟研究组织的功能预期，时刻防范科研信息化带来的数据失真及网络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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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钟嘉仪）
关键词：科研信息化;虚拟研究组织;学术信任;知识建构
信息化对科研范式的变革产生深刻的影响，正是基于此，e-Science或Science2.0的概念才得以形成。[1][2]两者之内涵都指向数据密集型科研、计算密集型科研、开放式科学创新及新型科研创新研究单元的诞生。数据密集型、计算密集型科研主要是指科研过程中对数据资料及高性能计算设施的需求，如麻省理工学院近日投巨资建立Schwarzman计算机学院，目的之一是应用最新的信息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来重塑自身的科学研究。[3]开放式科学创新及新型创新研究單元则是指基于网络的协同研究组织，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各国就尝试创建虚拟研究组织（Virtual Research Organization，VRO），这类组织普遍表现为研究组织的虚拟化，能够打破时空的限制，促进深度学术交流和科研资源共享。
研究组织走向虚拟化的过程，既充分体现了基于网络协同研究的优势，也显露出诸多需要直面解决的问题。徐若梅、王硕等认为虚拟研究组织的风险主要体现在技术知识产权风险与管理协作风险。[4]知识产权风险主要是因为很难对无形的研发成果作出产权归属;管理协作风险主要是合作成员间的信任、协作能力与沟通问题。信任是协作的前提[5]，信任体现为组织成员对虚拟研究组织的归属感，沟通障碍主要体现为不同成员所在实体组织的文化、学术价值观差异，导致沟通障碍。知识生产走向信息化的过程，尤其是在开放式科学创新已经成为共识的情况之下，我国高校及中国科学院系统内的诸多研究机构正在推进虚拟研究组织的创建与运行，但研究组织走向虚拟化不能仅依靠技术平台的升级换代，还要在架构模型、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团队建设及知识建构等方面不断创新。
一、研究组织虚拟化所面临的困境
奥尔森（Olson）等人在《互联网上的科学协作》（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on the Internet）一书中呈现了100个基于网络信息技术开展科研协作的项目[6]，充分肯定了虚拟组织一定程度上能取得成功，但每个虚拟研究组织要想取得成功都需要有效解决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基于互联网的学术交流无法替代面对面的交流
1.信息技术的适应性不足限制了研究人员基于互联网开展学术交流的能力。肾上腺癌症的虚拟研究[7]和虚拟癌症研究中心[8]这两个虚拟研究组织的案例都显示出，研究人员仅把虚拟研究组织作为一个会诊的工具，普遍把视频会议作为主要的交流工具，对其他如电子白板、医疗影像远程传输等工具的使用非常生疏，致使这些虚拟研究组织不能实现预期的协同诊疗效果。
2.网络环境无法有效传达隐性知识。基于信息技术能够有效传达文字化的知识，但交往过程中人的语气、情感、体态等信息纵使借助音视频会议工具也不能被充分传递出去，相反，同在一个物理空间的面对面交流可以将上述信息充分地表达和接收。基于信息技术的交流使信息的传递不够完备，还进一步导致了虚拟研究组织成员间距离感的加大。
3.信息化环境中研究对象的虚拟性不能取代实在性。虚拟空间强化了研究人员的学术资源禀赋，原本需要自己调查、观察、整理才能建构起来的研究资源依赖搜索就能够获取，如果再依靠建模仿真等研究方法从虚拟的研究对象上获取数据资料，这样研究资料离实在的研究对象就会越来越远。基于这种间接资料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在信度、效度等方面都会大打折扣，研究对象的虚拟性不能完全代替实在性，研究人员仍应建构自己的一手资料，仍需对实在的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的真实观测。[9][10]
（二）信任和尊重的达成面临诸多制约
Vangen和Huxham提出，信任在协同研究中占据中心位置，合作成员间的信任感是研究组织取得良好科研绩效的无形资产。[11]信任是相互的，Berens认为信任是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步构建的。[12]Jirotka等人曾调查了eDiaMoND这个基于虚拟社区的协同科研项目中影响协作效果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信任感对于提高来自不同组织的医生间分享医疗数据的意愿影响最大。[13]信任在协同研究中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体现为研究成员对组织目标及自身目标的清晰认知，以及每个成员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行为。信任的必要条件是，施予信任的主体首先对被信任方形成预期，被信任方才能够实现预期。通过与其他人建立人际关系网，信任才能得以建立。
（三）学术交往中的社会分层依然存在
随着虚拟研究组织的发展，在执行协同中的各项具体事项时，有一些成员难免处于核心位置，另外一些成员处于边缘位置，核心位置与边缘位置的出现势必会导致成员的社会分层，面对这种情况，虚拟研究组织无法实现权力分布的均衡。[14]早在2000年，Brien就指出即便是在基于网络的协同环境下，人们也不愿放弃权力。[15]Walker认为，只有权力分配均衡，才能使组织成员将他们的自身利益与组织的共同愿景保持一致;若权力分配失衡，就使协同行为发生偏离，表现为懈怠、抵制等消极行为，最终降低虚拟研究组织的整体绩效。[16] （四）基于网络的协同研究易产生数据失真与网络安全风险
基于网络的协同研究还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数据失真。研究者无法保证在电子传输过程中不会丢失机密数据[17]，这可能是由于技术故障，包括病毒攻击、未经授权用户的入侵或者黑客入侵计算机或计算机网络，黑客篡改或损坏的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其数据收集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存在问题。为此，所有的虚拟研究环境都需应用额外的技术支持来提升系统的安全等级。
二、案例来源与资料收集
本研究运用多案例分析法，充分考虑案例的国别背景、组织形态、技术支持等因素，选取中国、美国和新西兰五个不同的案例，包括中国上海的高校E研究院（E-institute）[18]，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CSBI[19]，美国纳米科学与技术领域的虚拟研究组织nanoHUB[20]，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CICERO[21]，以及已被广泛应用的开放式虚拟研究社区的典型——ResearchGate[22]。各个案例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之所以选择这五个案例，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1）这五个案例覆盖了有依托机构和无依托机构的VRO;（2）都是正在良好运行并获得较好声誉的研究组织;（3）这五个案例既有来自于大学内部，也有多所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协同构建，还包含了基于开放式科学创新理念的公共学术社区。因此，五个案例的选择具备较好的代表性，对虚拟研究组织的研究创新之路的挖掘，对解决我国研究组织虚拟化中面临的问题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
资料的收集以质性数据为主，在征得被访谈者同意的情况下，借助于半结构式的个别化访谈，其中包含面对面的正式访谈、电话访谈和邮件访谈三种形式。正式访谈的时间一般在两个小时左右（最长的一次达4个小时），电话访谈约有40分钟。总计被访谈人为11人。五个案例的網站文件、相关文献和报道亦纳入到本研究资料当中。
三、五个虚拟研究组织在架构及研究模型上的探索
尽管本文所关注的案例来自不同的国家，所采用的技术支持平台相差很大，但这些虚拟研究组织都为科研过程提供了精心设计的架构或模型，在运行阶段逐步实现架构的优化，以此保证高效的信息共享和工作协调。通过对虚拟研究组织与传统研究组织的比较发现，虚拟研究组织支撑的多元化交流方式为扩大学术交往范围和增加交往深度提供了可能，一定程度上去除了学术交流中的社会分层限制。
（一）麻省理工学院的CSBI
自2003年1月开始实施的麻省理工学院CSBI（Computational and Systems Biology Initiative）项目为系统生物模型的建构做着开辟性工作。CSBI的建设者认为生物学研究必须依靠多学科的研究团队和复杂的技术，组织来自生物学、工程科学和计算机领域的专家创造一个跨学科的、多视角的研究团队以有效分析复杂的生物现象，并且把研究生和博士后科研人员置于科学研究的一线，借助网络信息技术这项颠覆性技术，使工业界与学术界紧密合作，搭建系统生物学研究的虚拟社区。[23]CSBI相信对新想法和数据的访问是推进系统生物学发展的基础，因此，为了保证知识的传播，CSBI倡导科学家打造开放的科研平台和开发更多的科研软件，使学术研究人员和工业领域的研究人员能协同开展研究，促进系统生物学方面教育资源的传播。
基于以上理念，CSBI把该组织的研究模型（Research Model）设定为把研究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设施设备、实验室都保留在原来的场地或者学术实体，应用网络信息技术把这些资源有效连接，既体现学术管理中的分布化特征，又实现研究所需要的大规模和集中化。CSBI的研究模型体现为该组织能把不同技能、不同学科视角、掌握不同实验技术的人员组织在一起形成跨学科团队，这种各领域结合的特点促使广泛的研究者能实现个人的愿望和学术理想。CSBI的核心管理机构是由六人构成的执行委员会，人员包括主管科研的副校长、科学学院院长、工程学院院长、生物学系主任、生物工程学系主任、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主任。截至2018年10月，CSBI拥有来自14个学科的共计109位学者，多学科专家的自由组合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小组、四个较大的合作研究群及一个在新加坡麻省理工学院联盟（Singapore-MIT Alliance，SMA）框架之下的组织生物学中心。
（二）美国六所大学合建的nanoHUB
2002年9月，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普渡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西北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弗吉尼亚大学、德克萨斯大学阿尔帕索分校六所大学组建了美国国家纳米技术计划（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大学网络，nanoHUB（www.nanohub.org）是这个大学网络的门户网站，该网站不断刊载纳米技术研究的文献，被部署的研究仿真工具越来越多，成为联系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者的重要平台。上述六所大学各自派出的教授代表构成了nanoHUB网站的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负责为网站的运行筹措经费、审核发布重要的学术资源、监管各学科研究者在该网站上的学术行为等。
nanoHUB的核心成员是由上述六个大学组建的计算纳米技术网络（Network for Computational Nanotechnology，NCN），NCN主要通过nanoHUB 网站将其他组织、个人联系起来，形成了纳米领域领先的虚拟社区，为国家纳米计划（NNI）服务。建设之初，nanoHUB上的虚拟社区核心成员作用巨大，他们组织了软件开发人员设计虚拟社区的网站平台，向全国纳米科学与技术领域的专家、教师发出邀请。待网站平台正式运转以后，核心成员指派了专门管理人员对NCN继续维护与管理。
（三）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CICERO
在新西兰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临床医疗的教育与研究工作成员分散在新西兰很多地方，这对于创建一个结构化、组织稳定的跨学科研究组织构成挑战。比较简便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通过网络把这些成员连接起来，虽然这种连接可能是非正式的，但网络社区为成员提供了进行反思和协作的平台，成员根据角色与任务通过自组织的模式建立起连接，就可以保证每个人在做适合他自己的事情时能与群体建立融洽的合作关系。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跨学科临床教育科研协作组织（Collaboration for Interprofessional Clinical Education Research at Otago，CICERO）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在2009年，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虚拟研究社区的雏形已经形成，社区内的成员来自新西兰的很多城市、很多不同的学科，他们当中既有全职工作人员，也有兼职人员，成员构成较为复杂。 研究社区内的成员积极地向其他成员分享他们的经验、知识和研究进展，建立了一个包含有84名成员的邮件列表。该组织的发展经验表明，如果合作成员从社区中能够获得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就会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并且作出贡献，相反，如果无法获得有价值的东西，就会主动离开该社区。CICERO的持续健康运行主要通过设定明确的研究项目来招募合作成员，此项措施能让参与者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参与这个组织自己能够获得什么。借助研究平台，每位参与者都可以向其他小组的成员发出邀请，请他们参与到本研究小组。同时，这个研究平台上还成立了一个由六名管理者构成的特殊的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负责设置与调整研究项目，完成招募、审核与辞退合作成员等工作。
（四）中国上海的E-institute
上海高校E-研究院的建设目的是打破传统的科层制学术组织结构，各成员基于信息技术平台松散联合式地联系在一起开展科研协作，根据目标、课题任务的需求建构研究小组，组织成员的数量不受限制，只要能为我所用即可，E-研究院的成员无需在共同的时间和地点一起工作，而是分散在各自所属的院校自主开展研究工作。E-研究院在依托高校实体化，在依托高校形成管理上的“特区”，实行首席研究员责任制，负责遴选合作人员、约定研究内容，制定考核目标和确定研究院的主要发展方向、建设目标、对外交流计划等。
上海市教委支撑建设的18个E-研究院因为首席研究员的职务调整，或者因为学科建设的需要，中途有4家E-研究院中止运行，另有6家研究院是挂靠在学科院系，并未独立运行，未专设网站平台。现有8家研究院在正常开展基于网络的协同研究，如中医内科学E-研究院从建设至今，参与到E-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和特聘研究员以E-研究院为署名单位发表了257篇中文学术成果，在人才培养和协同科研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五）作為公共学术社区的ResearchGate
作为公共学术社区的典型，ResearchGate是由Madisch博士、Hofmayer博士和信息领域的学者Fickenscher于2008年5月创办的全球性科学研究互动平台。截止到2018年10月，ResearchGate已拥有1500万名注册会员，他们来自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该平台是全球最大的学者社交网站之一，在这个平台上研究者能彼此看到对方正在开展的研究工作，能够看到自己研究成果被浏览、下载和引用情况，能向某一研究领域内的全球专家寻求帮助，能够展示自己的研究特长、展示自己的获奖情况。
ResearchGate平台为研究者提供了发布、参与课题协作的便捷手段。研究者基于该平台可以发起全球合作者的招募，寻找到潜在的合作者，通过关注领域内的专家来扩大自己的学术社交网络，基于ResearchGate，合作成员可以来自全球、来自不同的学科专业领域，在ResearchGate上能够面向全球招募合作者组建围绕某一个研究专题的虚拟研究团队。
四、虚拟研究组织推进深度沟通与资源共享的策略
Walther等人研究了虚拟组织的各种沟通方式之后认为，虚拟组织中以人机文本通信为主的沟通方式可能会歪曲或难以传递丰富的表情、声音、体态语言等非言语信息，这种限制可以采用语音通信、视频对话等方式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弥补。[24]资源分享是学术沟通要达成的主要功能，良好的资源分享机制可以保证虚拟研究组织成为资源集散地，要杜绝有路无车、有车无货的现象。良好的沟通和资源分享是建构学术信任的前提，McWilliam在研究中指出，信任在加强成员对VRO的归属感方面作用巨大，VRO构建之初，应综合运用多种沟通方式使组织成员建立快速信任，然后在运行过程中需依靠信任强化组织成员之间的默契感。[25]本文所研究的五个案例在促进深度沟通和资源分享方面展现了卓越的智慧。
（一） 综合运用线上交流与线下交流推进深度沟通
多学科合作研究必然存在诸多挑战，如每个学科原本的研究文化不同，合作起来会产生文化上的差异，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融合、包容不同的学科文化并形成新的学术组织文化。除了借助网络平台开展虚拟空间的交流，CSBI还安排了详尽的见面活动，如表2所示。
此外，在与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的合作中也面临文化上的冲突，如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价值冲突，因为MIT长期以来与企业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些冲突的解决非难事，CSBI能实现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向市场产品的有效转化，在这种合作的过程中CSBI获得了大量的经费支持。这些支持包括三个方面：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拨款，与企业的合作经费，私人捐赠。其中联邦政府的捐款主要来自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当然，CSBI的六人执行委员会在争取经费支持方面功绩卓著。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合作建设的联合虚拟研究实验室（Joint Virtual Research Lab）体现出VRO的十条特殊优势，其中的第七条就是能在学术界、企业界与公众间建立起持久联系，CSBI在这项上优势尤其突出。
中国的E-institute在促进线上交流和线下交流方面也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如中医内科学E-研究院的国内研究员在与国外特聘研究员的合作过程中，把中国的青年学者推荐到特聘研究员所在的大学实验室接受联合培养或做博士后，以青年学者为载体，带去自身诊疗过程中积累的病例、血样等资源，系统学习和应用国外系统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从而挖掘一系列的病因并提出诊断方案。在中医内科学E-研究院内部，这种合作模式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获得较高认可度的、稳定的合作模式，被推荐到国外的学者基本上都能学成回国，拥有相对较高的学术水平。
（二）以契约或社区规范保障充分的资源共享
CSBI把建立高效的知识管理机制作为该组织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遵循积累、共享和交流的知识管理三原则，采取了如下三项促进知识共享的措施：（1）在系统平台上建构知识库，把各种数据资料、成熟的模型和方法等显性知识归档存储。该知识库中资料的存储形式既有普通的文本格式，也有音视频格式，还把虚拟社区和面对面交流过程中的内容都保存下来，从当前CSBI的网站中依然可以查阅到近10年内CSBI召开研讨会（Seminars）的记录。（2）通过合作契约的形式约定CSBI的参与者向平台积极共享资源。CSBI与所有参与到该组织的成员都签订合作契约，契约明文规定所有研究人员必须第一时间第一地点将记载的数据交到技术平台中心。（3）以交流促进知识库被应用、检视和更新。CSBI把知识库视为该组织的宝贵资产，但对这些资产的使用又坚持了开放共享的原则。如基于身份认证技术，与该组织有合作的所有科研机构、企业等都可以进入到知识库获取资源，这样一方面扩大了CSBI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让这些知识接受应用和检视，促进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知识库得以不断更新。 与CSBI的设计理念相似，每个加盟到CICERO的成员初始就与该组织签订了一个资源分享协议，要求这些参与者把诊治病人的过程信息，甚至包括手术录像还有跟踪研究的数据提交到组织平台。CICERO的六人管理小组分析所有成员在网络平台上的行为后发现，绝大部分行为都是浏览（Visit）和资源下载（File Download），在对36名合作成员在网站上一天的行为进行分析后发现，浏览行为有3164项，资源分享行为仅有624项，浏览行为数量近6倍于资源分享行为的数量。此外，nanoHUB每年的用户超过280000名，大量的计算科学家、实验专家、教育者和学生从4200项资源中获益，这些资源由超过1000个不同的学术组织或者个人所贡献。nanoHUB成为纳米科学研究方面巨大的资源分享空间，这是成就nanoHUB声誉的关键所在。
不止于这些由大学运作的虚拟研究组织，在公共学术社区ResearchGate上，基于契约的资源分享亦奠定了ResearchGate的良好声誉。ResearchGate有一个对科研数据库访问的集成门户，能够访问到全球1600多个数据库的论文摘要或者论文全文，该平台与谷歌学术网站实现了连接，用户如果设置了对谷歌学术的搜索选项，在ResearchGate平台上进行资源搜索时可自动扩展到谷歌学术。学者无法搜集到的文献，通过对相似研究领域学者的询问，以私人邮件形式可获取到论文全文，这极大方便了科研工作者对科研文献的查询工作。并且，ResearchGate平台上的科研工作者在传递这些文献时，一般都会主动对文献的主题、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做一些标注，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研究人员阅读文献的效率。
五、虚拟研究组织支撑研究项目开展和知识建构的路径突破
毋庸讳言，获取并共享合作伙伴的知识是各成员参与虚拟研究组织的主要目的之一，但VRO运行实践中确有各种因素制约知识的共享。对于知识共享（Knowledge Sharing），不同的学者可能用到不同的名词，如知识传递（Knowledge Transaction）、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知識分发（Knowledge Distribution），但其核心概念均为知识的共享、交换与发展的学术交往行为，正是在交往中才能实现知识的整合与生产，所以VRO在实质运行过程中必须找出能够粘合各位成员的途径，从而促进这种学术交往。本文所研究的五个案例在促进学术交往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尤其在设立明确的研究项目和设置协同知识建构机制方面实现了路径突破。
（一）基于明确研究项目组建的虚拟研究组织更为稳固高效
CICERO按研究项目招募的方式为所有进入到该组织的成员明确了研究目标和研究任务。该组织发展之初的六人管理小组并未采用这种方式开展人员聚集，当时主要延续传统实体组织中的协作，但随着组织的发展，没有明确的研究项目就使得本有意参加该组织的人员觉得茫然，参与组织的积极性受到抑制。CICERO组织的参与者中有大量的临床医生，要解决日常医疗工作中的问题是他们参与该虚拟研究组织的主要目的，每个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带着问题参与到组织中来的，也只有找到了适于解决他们的问题的研究项目和研究小组时他们才会积极参与组织活动，因此研究任务需要预设形成。从这点上而言，虚拟研究组织不仅仅支撑在讨论交流中生成新的研究课题，而且支持对预设研究问题的解决。
关于设立明确研究项目的重要性，Peter Edwards和Chris Mellish等几位来自英国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的研究人员也为此开展过研究。[26]他们创建了名为ourSpace的虚拟研究环境，这几位研究者所处学科背景不同，他们号召各自所在学术团队的研究成员参与到这个组织中，赋予每位参与者创建小型研究团队的权限，研究成员会积极地应用这一权限发布自己的研究课题、招募同行参与其中。真实研究课题的存在是有效的粘合剂，能够确保研究成员把VRO作为开展研究的环境和工具，而不是一个闲聊或者情绪发泄的虚拟空间。
（二）虚拟空间应发挥好成果发布、分享与协同建构的功能
nanoHUB依赖NCN平台聚集了来自全美从事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的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nanoHUB是多个虚拟研究小组的集合，每个小组成员贡献的资源都被纳入到nanoHUB的资源库中，所以说nanoHUB是依赖虚拟空间聚合学术资源的典型，也正因为这些资源的存在，nanoHUB不仅支撑了学术研究和知识共享，而且成为了优秀的传播纳米科技知识的平台，从这点而言，nanoHUB实现了从虚拟研究组织向教学研究一体化平台的转型。nanoHUB还为成员的学术成果提供了发布、接受评论的虚拟空间。传统纸质期刊论文审阅、修改反馈的周期一般较长，而借助该平台组织成员能够让自己的学术成果获得及早展示，虽然不是在有刊号的正规刊物上发表，但这种展示也使学术成果得到传播和评价，非常有助于成果质量的提升。所以说，虚拟研究组织绝非只是简单地支撑研究者做研究资料的传递与互换，而是从服务知识生产全流程的视角提供技术支撑。
本质上而言，虚拟研究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之所以复杂是其既包含传统的社交网络，也包含有一个信息网络空间的存在，虚拟研究组织的技术支持平台是由信息技术建构起来的信息网络，在这个信息网络上工作的成员相互连接、建立关系，以后也建构起社会网络，每个组织成员都在这个社会网络中寻找与自己志趣相投的合作者。
在这个模型中，信息网络平台为显性知识的共享、提取、整合与传递提供了工具支撑，社会网络平台则建构起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尊重，促成交流行为的发生。社会网络平台由于对电子化资源的沉淀和积累，包括对交流过程发言内容的留存，首先促成了显性知识的分享，在信任与尊重的推动下，更有助于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的发生，如音视频交流、面对面交流等交流行为是在有较高信任水平前提下的交流形式，此类交流形式对于难于编码的隐性知识共享作用巨大。[27]隐形知识共享是实现知识建构的重要前提，不仅是简单的资源分享，而且还有学者之间的思想碰撞，再有协同文档编写工具的支撑，能有效开展协同文章撰写、共同批阅和修订。 六、总结与启示
通过对中、美、新西兰三个国家五个案例的剖析可以看出，研究组织走向虚拟化后面临不少新的挑战。在组织创建或者由传统组织向虚拟组织转型阶段，依托实体机构和已然开展的研究项目是在短时间内使组织运转起来的重要保障。为了使虚拟空间内的交流不增加成员之间的陌生感，同时又能建立起原先互不认识成员之间的信任感，交流不能仅依靠虚拟空间内的交流，除了采用文本、语音、视频等多种方式的交流，仍需要线下交流作为重要补充。有丰富的资源分享是提升VRO成员粘性的重要措施，这五个案例无一例外都建构了丰富的资源库，还提供了通往更丰富资源库的链接，正如ResearchGate一样，已然成为研究者通往学术圈、庞大文献数据库、科研数据库的重要入口。
分析ResearchGate的同时，我们不得不与国内的大型学术社区小木虫对比。小木虫社区已经发展17年，积累起400多万用户，但从对科研的支撑作用来看，小木虫与ResearchGate仍有较大差距。第一，小木虫从建立之初至今都没有提供对学术数据库访问的接口;第二，小木虫的资料分享停留于对研究工具、模板文档等方面，表层化的资料分享让学术讨论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层面，如基金资助机构的政策走向、期刊杂志的选题标准、课题申请文档的撰写技巧等等，都未触及对科研选题的深入讨论，如研究方法、技术路线、数据的可靠性等。ResearchGate能建构研究团队，能支撑起团队成员围绕某一选题展开深入研讨，使学术交流真正走向“开放科学”（OpenScience）。[28]囿于这些原因，小木虫学术社区中年长的或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学者数量有限。ResearchGate依赖其资源分享和学术交往的便捷性吸引了大量的成熟研究人员甚至精英科学家，ResearchGate经常向用户推送关注者与被关注者的最新动向，网站不断发布最新课题与合作招募信息、最新学术咨询和讨论话题，更为宝贵的是，基于实名注册所形成的学术信任给ResearchGate成员带来较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如此良性循环使得ResearchGate对研究人员形成了较好的粘性。
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虚拟研究组织内成员之间交流的内容应给予关注，文本和音视频形式的过程性资源都可以沉淀为VRO的重要宝库，nanoHUB、CICERO对这些资源都极为重视。更为值得重视的是，VRO也能支撑协同知识建构，早在2008年，欧盟开展的调查《促进社会科学研究采用虚拟研究组织》（Accelerating Transition to Virtu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in Social Science，AVROSS）通过电子邮件向全球5大洲45个国家的1917名研究者发送了问卷，最后收回了448份有效问卷。这项研究得出结论之一即是虚拟研究组织必须能打破资源共享的藩篱，要支持协同文档撰写，完成协同知识创建。[29]
本文所做的案例分析也显示，我国在推动科研组织走向虚拟化的过程中，应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科层化学术组织架构，应在传统科研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加入支撑科研协作的平台，构建承载丰富学术资源的虚拟研究环境，需正视制约构建与运行VRO的主要因素，消除大学建设与运行VRO中的资源约束，逾越跨学科研究的制度障碍，要合理设定虚拟研究组织的功能预期，时刻防范科研信息化带来的数据失真及网络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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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钟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