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内阁的一位穆斯林女部长巴罗尼斯·沃西（Baroness Warsi）最近公开宣称，反穆斯林情绪在英国已经“登堂入室”，她警告：针对穆斯林教义和信徒的不宽容、偏见和顽固正在滋生。相反，一些宗教和社会人士针锋相对地说，英国日益增长的穆斯林数量，也导致了教义和西方民主的兼容性问题。2005年基地组织在英国制造的爆炸事件中，极端分子正是在英国长大的。
　　另一方面，随着东欧融入欧盟的进程，低收入移民涌向西欧的富裕国家，迅速导致了社会和政治上的紧张。尽管这些移民在经济上不可或缺，但是在就业机会、住房补贴和社会福利上的竞争关系，使得当地人对“入侵者”的仇视日益增长。法西斯倾向的潜在对抗基础就是这样奠定的。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导致了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受危机影响，英国国民收入严重缩水，而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也陷入泥沼，德国公众对无休止地援助他国心生芥蒂，要求政府务实地面对本国利益。1930年代的大衰退曾经帮助希特勒和纳粹在德国上台，但幸运的是，这次经济危机并没有引发政治地震，目前尚未有法西斯主义或者其他政治极端派别上台的迹象。
　　透过表面不难看到，统治机构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依然深刻，布鲁塞尔正在渐失人心，各国内部的主流政党遭遇信任危机，为群众运动留下了亟待填补的真空。但是，要说欧洲再次面临一个新的法西斯时代，似乎还不能言之成理。尽管在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都有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暗潮涌动，但在法、德、英三个欧洲大国内，类似政党都还不成气候。西欧国家的主流党派无论政见如何，在联合抵制极右政党方面是一致的。欧洲人民也没有根本性地转变立场，去支持反民主或极权主义政党。
　　考察欧洲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境遇，就可以明白此一时而彼一时也。1920年代的欧洲饱经战乱蹂躏，民主之花根基尚浅，民族仇恨未消，暴力记忆犹存，社会精英出于既得利益而反对民主革新，再加上俄国革命给境遇悲惨的工农群众鼓动希望，导致了濒临内战的条件，促使政治领导人倾向于用铁腕方式来重建秩序、强调民族尊严和恢复军事力量。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在相当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而今天的欧洲，在经济、社会、政党政治方面，都和当年天差地远，尽管存在排外思潮、反犹主义和反穆斯林情绪，但整体急剧右倾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如此，两种可能的路径仍然可以改变这一乐观判断。一是更加恶化的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体系的崩溃，苟延残喘的银行体系尚未得到彻底修正，悲剧仍有可能重演。如果危机再度发生，极右势力可能会乘势而起，冲击现有政治体系，并把少数族裔和移民作为替罪羊。另一种可能是伊斯兰恐怖分子渗入欧洲城市，通过“脏弹”等核武器制造政治危机，同样为极右派别上台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衷心希望这两种情形都不会发生，期待欧洲能够从阵痛中恢复元气，消弭偏见与不满，让生活得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