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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陆定一，许多读者并不陌生。他的《老山界》一文，以细腻、生动的笔法描述了红军翻越长征中第一座难爬的高山——“老山界”的情景，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长征时，陆定一任中央军委二纵队宣传干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和文化部部长，是我党宣传文化战线的杰出领导人。而陆定一的情感世界，也充满了悲欢离合，波澜起伏。
“结婚仅五年，分别却四次。”
陆定一的结发妻子叫唐义贞，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陆定一对她始终难以忘怀。直到晚年，陆定一依然称唐义贞是他的“最亲爱的亲人”，并写下悼亡诗《遣悲怀》：“结婚仅五年，分别却四次。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1906年6月9日，陆定一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家道殷实的书香门第，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系。他没有去谋求待遇丰厚的电机工程师的职务，而是毅然献身于革命事业。1925年，陆定一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共青团的“五大”上，他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1927年8月，陆定一以共青团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八七”会议。1928年底，根据党的决定，陆定一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时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在莫斯科，陆定一认识了令他魂牵梦萦一生的唐义贞。唐义贞，1909年生于湖北武昌金口镇一个中医家庭。在湖北师范女子学校读书时，唐义贞加入共青团，是该校学生会和妇女会负责人之一。1927年秋，18岁的唐义贞被派到苏联学习。
1929年初，唐义贞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认识了同在此学习的陆定一。在异国他乡，两个爱国青年有着相同的政治信仰、相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题，最终成为知己。1929年12月，他们在莫斯科结婚。
1930年初，在苏联的王明集团在中山大学学生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唐义贞被扣上反对王明领导的“支部局”的帽子，开除了团籍和学籍，被派到一个医训班学习。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分别。陆定一曾回忆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开除唐义贞是为了打倒我，打倒代表团，目的是篡夺党中央和团中央。”之后，陆定一受到排挤，奉命回国。回国后，陆定一来到上海，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30年10月，唐义贞也奉命回国到上海，与陆定一团聚。夫妻俩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家庭生活。
不久，在陆定一的努力下，团中央恢复了唐义贞的团籍。陆定一后来曾遗憾地表示，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他与唐义贞婚后连一张合影也没有拍过。1931年春，党组织决定派唐义贞到闽西苏区从事宣传和医务工作，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二次分别。
在上海，王明、博古等人指责陆定一为“调和路线”者，撤销了他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团中央委员的职务，让他以团中央巡视员的身份调中央苏区工作。陆定一从上海经汕头、大埔到达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永定县虎岗。在此，他和唐义贞重逢。随后，他们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陆定一任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主要负责编《青年实话》刊物，唐义贞则任总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兼卫生材料厂厂长。
由于当时敌人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红军部队药品奇缺，连纱布、消毒棉花都没有。部队卫生员手里只有升汞（即氯化汞，可作医用消毒剂，编者注）一种药品，连碘酒等常用西药也没有。随着纱布棉花等需求量越来越大，唐义贞的卫生材料厂困难重重。于是她就发动广大职工把已经用过的旧纱布、棉球、棉签收集起来，洗净消毒后供应部队和医院使用。许多必需的西药无法自行生产，唐义贞就发挥自己出身中医家庭、有一定中医知识的特长，亲自带领大家上山采集大量中草药。同时积极收集收购民间的中草药，制作了大量的中草药品，供应部队和根据地群众。唐义贞还领导全厂员工开展技术革新，取得了丰硕成果。如过去消毒纱布、棉花使用的是价格较高且来源缺乏的洋皂，后来，他们研究出用石灰水煮纱布的新方法。技术研究会还以中草药为原料，制成了安福消肿膏、龙丸、八桂丹等中成药，代替西药医治伤痛，深受红军和根据地群众的欢迎。唐义贞还组织开展车间与车间、组与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劳动竞赛，并以身作则，亲自带领工人加班加点，形成了全厂热气腾腾的生产局面，使一个规模不大、设备简陋的厂子逐渐发展为有5个车间的具有相当生产规模的综合药材工厂，从而基本满足了前线的需要。从1934年起，每个红军指战员都能够种上牛痘。到长征开始时，卫生材料厂的产品给部队配足了3个月的药材用量，因此多次受到《红色中华》刊物的表扬，唐义贞也在这一时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陆定一和唐义贞的第一个女儿在苏区中央局所在地瑞金叶坪出生，取名“叶坪”。叶坪出生后，邓颖超特来贺喜，给叶坪起了个乳名叫“爱生”。
1932年7月，陆定一因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问题，被撤销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的职务，回上海任团中央组织干事。团苏区中央局决定，陆定一立刻离开瑞金去上海，不能带妻子孩子去。这是他们夫妇婚后的第三次分别。陆定一走后，唐义贞内心非常痛苦，经常从小箱子里拿出陆定一的照片仔细端详，常常是边看边流泪。她在照片的空白处写下：“天上人间——定一呀！”1933年初，上海团中央遭国民党的破坏后，陆定一几经辗转，又返回到中央苏区，在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任技术编辑，又同唐义贞重逢。唐义贞告诉陆定一，在陆定一被开出团籍之后，有一位在中央苏区地位显赫的人物曾经对她说：“你嫁给我吧！陆定一是不会回来了。陆定一逃跑回家，团中央已经决定开除他的团籍，登了报了，千真万确，你还要白等吗？”唐义贞断然说：“陆定一是一定会回来的，我要等他。”陆定一非常感激唐义贞对他的信任，他晚年曾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义贞就是我的知己。我永世忘不了她这样的知己。她的判断何等正确，又何等勇敢啊！”
“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1934年10月的一个傍晚，唐义贞匆匆跑过来找陆定一，让他大吃一惊。她正在怀着第二个孩子，即将分娩，怎么从几十里地外跑来？还没来得及问，唐义贞就径直告诉他：“我们厂已经传达下来指示，红军要转移，很快就要上路。我们得商量一下以后的事。”陆定一心里虽然曾经有过这种想法，但是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红军要转移，怀孕的唐义贞不能随队伍同行，留下来困难重重，有生命危险。怎么办，陆定一十分焦急。唐义贞反过来安慰陆定一：“你放心地走吧！我是有办法的。”唐义贞说出了她经过深思熟虑的设想，如何把女儿叶坪寄养给可靠的人，自己如何在老乡家里生第二个孩子。唐义贞宽慰他说：“不要担心我的安全，有一批女同志，困难时候会帮助我，我同群众的关系很好。分娩后，可以把孩子托养给老乡，我还要继续革命。”陆定一最后终于同意了唐义贞的安排，随后随中央红军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这是他们婚后的第四次分别，也是他们的永别。
起初，唐义贞被安排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办事处工作。不久，唐义贞被“左”倾路线当权者无辜开除党籍。尽管如此，她还是含冤忍辱继续默默地工作。11月初，唐义贞随同派往闽西担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的毛泽覃、贺怡夫妇等从瑞金转移到长汀，被分派到少共省委宣传部指导工作。她拖着笨重的身子，投入到抢救红军伤病员的工作。一次，唐义贞、贺怡等五位女同志在一起拉家常，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她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互相郑重约定，如果谁能活着，见到其他人的丈夫时，一定要带到口信。唐义贞说：“将来你们谁能见到陆定一，请对他转告我的话‘只要我一息尚存，必定为革命奋斗，党籍虽然没有恢复，但我一定这样做！’”1943年11月11日，贺怡到延安后将这番话告诉了陆定一。陆定一感慨地说：“这段话显然是在情况已经非常危险时候的一曲正气歌，一个革命者的遗嘱。”
1935年1月初，唐义贞在闽西长汀县四都乡圭田村残疾红军范其标家中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小定”，送给范其标、聪秀妹夫妇抚养。她把自己的一条毛毯、一个铜脸盆送给范其标夫妇，并用中文和俄文写下她在湖北武昌老家的地址。唐义贞对范其标夫妇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即来联系。如果我未能再来，就说明我已不在人世了，但也要告诉孩子，我是为革命而死的。”
1935年1月中旬，红军留守部队的处境日趋险恶。为了摆脱困境，他们决定往江西方向转移，去寻找项英、陈毅的部队。队伍通过两山夹峙的峭壁上一座独木桥时，有人为切断追兵，拆毁了这座桥，不料却暴露了部队的去向。这样一来，敌三十六师迅速密集地包抄过来。27日中午，唐义贞预感形势危急，便向身边的少共福建省委宣传干事陈六嬷托付自己身后事：“这一次我不知能不能脱险。你是本地人，可能突围出去。我送你一对银镯留作纪念。日后有人问起你，你就告诉他：我丈夫叫陆定一。前不久，我在圭田生下一个男孩，名叫小定，一生下来就送给圭田乡的范其标、聪秀妹夫妇抚养。我若牺牲了，希望我的丈夫、儿子、女儿将来能晓得我是为革命牺牲的。”
1月下旬，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红军游击队被敌人打散了。困在乌蛟塘大山中的唐义贞等人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被关押在长汀县四都乡下赖村敌三十六师一个团部。当晚趁敌看守松懈，唐义贞等3人曾经逃出。1月30日，他们再次被俘。敌团长气急败坏地审问唐义贞：“你还想活吗？”“被你们抓住，我只有一死。”“你这么年轻，死了不觉得可惜吗？”“为天下劳苦大众死，死而无憾。”此后她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敌人恼羞成怒，对她施以酷刑，唐义贞报之以轻蔑的一笑。两天两夜的时间中，唐义贞滴水未进，始终不吐一字。她还寻机将一份机密文件揉成团，塞进嘴里，吞到肚子中。1月31日，敌人用锋利的刺刀割破她的肚肠，残酷地枪杀了年仅25岁的唐义贞。
1943年11月，陆定一在延安得知唐义贞壮烈牺牲的消息时心都碎了。他失眠半个多月，在那些不眠之夜，怀念着英勇献身的亲人，思念着不知流落何处的骨肉——女儿叶坪以及不知性别和名字的另一个孩子。陆定一后来回忆说：“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我失眠半个多月。从此，不论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泪来了。”
寻找失散子女的艰难过程
1949年全国刚解放时，陆定一就动过去江西寻找妻子尸骨及儿女下落的念头，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工作十分繁忙，一直没有成行。到了晚年，这种思念之情愈来愈强烈，总觉得这种牵挂在生前该有个了结。于是，他请江西、福建两省有关政府部门帮忙。赣、闽两省有关部门详细研究唐义贞烈士的生平事迹，到处查找有关线索。
与此同时，陆定一的儿子范家定（小名小定）也在寻找着生父。范其标、聪秀妹夫妇没有隐瞒养子的出身事实，他们在范家定18岁生日的时候告诉了他真相：“你不是我们亲生的，你的亲爹亲娘都是红军！”60年代，范家定在他母亲的遗物—— 一块染成靛青色的包袱皮上，发现了“唐一真”三个字。他惊喜若狂，到处向红军时代的老同志打听。最后，当年曾在长汀工作的女县委书记李坚贞（建国后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解开了这个谜——唐一真是唐义贞的化名，是陆定一的结发妻子。范家定惊喜异常，他立即给陆定一发了一封电报，却杳无音讯。原来，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陆定一身陷囹圄。当他看到范家定给他的电报后，曾委托有关部门做了调查核实，深信这就是他从未见过面的儿子。但陆定一不敢相认，生怕自己会连累了无辜的儿子。他强压住万般思念，硬是没有给儿子回信。
直到1980年9月，这对从未见过面的父子才在福州见面。这时，陆定一已74岁，而范家定也已经46岁了。陆定一紧紧握着范其标的手说：“感激了！感激你们了！好同志，感谢苏区人民！你们在那样险恶的条件下收养了我的孩子，养育之恩，恩重如山哪！”范其标也是热泪盈眶：“陆老，我们总算把孩子带到您面前了，现在把他交给您，我们的心就安宁了，我们死也可以瞑目啦。以前，我让他跟了我的姓，那是没办法，现在也该改回姓陆了。”陆定一连忙说：“不，不，不必这样！”他对范家定说：“孩子，两位老人是你的再生父母，他们年纪大了，你要留在他们身边，好好照顾他们。”陆定一又对范其标夫妇说：“至于姓，如果一定要改，那就让他姓‘陆范’好了，他既是陆家的人，也是范家的人。我想，这是一个象征干群团结的姓，是纪念烈士的姓，也是对两家都有利的姓。”
在找到儿子以后，陆定一寻找女儿的愿望更加强烈。新中国成立以后，陆定一数次派人寻找失散的女儿叶坪，但是一直没有消息。直到1981年12月，陆范家定到北京看望父亲，陆定一沉重地说：“你母亲壮烈就义，可歌可泣！我要把她短暂却光辉的一生所走过的历程写出来，作为对烈士的永久纪念，在我，也了却一个心愿。我已经75岁了，叶坪未找回，是我这一生的一件大憾事。”陆定一写下《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的文章，概述了唐义贞烈士短暂却光辉的一生，也提到了叶坪和小定。
1987年，赣州南方冶金学院（今江西理工大学）青年教师赖章盛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读到了这篇文章。他觉得文中提到的叶坪身世很像自己的母亲，便给陆定一写了一封信。陆定一立即叫陆范家定赶到江西，并于10月5日给江西省人民政府写了一封信。接到陆定一的信后，江西省民政厅、公安厅组成联合调查组，配合陆范家定进行调查。经过详细的走访，最后确认赖章盛的母亲就是陆定一遗失53年的女儿叶坪。
1987年11月31日，陆定一在江西南昌滨江招待所第一次见到了失散50多年之久的女儿叶坪。这天上午9时左右，叶坪和陆范家定带着全家人来到陆定一下榻的招待所会客厅里等候着。当白发苍苍的陆定一出现在门口时，屋里的人一齐迎了上去。叶坪深情地叫了声“爸爸”。陆定一仔细打量着她，激动地说：“你是我的女儿呀？是真的呀？是真的呀？我把你丢掉了，现在又找回来了！”“孩子，我找了你53年！”陆定一拒绝了别人提出的做亲子鉴定的建议，因为即使女儿叶坪的脸上已布满沧桑，他仍然能一眼认定，这就是他的女儿。他挥笔写下“勿离勿弃”四个字，送给女儿。
当外孙女赖慧竹穿着唐义贞当年最喜欢穿的红丝绒旗袍出现时，陆定一仿佛又看到了50多年前青春焕发的唐义贞，他拥着赖慧竹痛哭失声，在场的人都落泪了。然后，陆定一讲起了寻找的漫长过程，一直讲了半小时。这一年，陆定一81岁，女儿叶坪56岁，而叶坪的孙子已经4岁了。1988年，叶坪到北京去看父亲。陆定一问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叶坪说没有，能见到爸爸就很高兴。如今，陆叶坪仍定居江西于都，每天买菜、做饭、照顾孙儿，过着平凡普通的生活。
1985年，福建长汀县人民政府为唐义贞烈士立墓。墓碑上刻着陆定一亲笔写下的碑文：“唐义贞烈士，湖北武昌人，女共产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屡遭王明路线的迫害而不屈。曾任中央卫生材料厂厂长。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游击战争中牺牲于长汀四都下赖坝。出生于一九〇九年，才二十五岁……唐义贞烈士是我最亲爱的亲人，是我的知己，我永远怀念她、学习她，也叫子孙们这样做。”在墓碑上，陆定一又写道：“唐义贞烈士的心，是金子铸成的，唐义贞烈士的灵魂，是水晶刻成的。”1997年陆定一病逝后，留下遗言：“因义贞烈士的遗骸未找到，墓已建成，把我的骨灰撒在墓旁，以我的骨灰代替烈士的骨灰。”福建省党政领导及陆定一的儿孙们，为陆定一举行了隆重的撒放骨灰仪式，并向陆定一、唐义贞遗像默哀致敬。
陆定一与严慰冰：生活中遇波澜
在知道唐义贞牺牲后，陆定一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悲痛之中。1941年，陈云给他介绍了严慰冰。严慰冰的父亲严朴是无锡有名的阔少爷，人称“三少爷”。他毁家闹革命，受到周恩来、陈云的高度称赞。
严慰冰是一位才女，擅长诗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开学时正逢抗战爆发，她毫不犹豫地奔赴了延安。1938年，严慰冰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中国妇女》特约记者，延安中央党校四十五班学员，延安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研究员。1941年，经陈云介绍，严慰冰和陆定一认识，不久结婚。严慰冰曾戏称说，她和陆定一的婚姻，是五分自由、五分包办的半封建婚姻。
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在清查历史档案时，上级组织发现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严慰冰曾向叶群所在单位马列学院党组织反映。1943年，叶群在延安中央医院生了第一个孩子，正好严慰冰也在这个医院住院。叶群经常要吃鸡，当时条件困难，有时供应不上，叶群便大吵大闹，引起了医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的非议，严慰冰很看不惯叶群这种作风。新中国成立后进了城，叶群的作风依旧，而且发展到伸手要权要官，当上了林彪的办公室主任。地位提高了，叶群更加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这令严慰冰非常看不惯。
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宣部领导运动的一位领导搜集了严慰冰和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的儿媳的材料，企图把她们打成“大老虎”。这位领导召开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要她们交代问题，又不让她们申辩。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她们都没有问题。受到这样的刺激，严慰冰得了精神病。
林彪前妻张梅生有一个女儿林晓霖，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受到叶群的歧视和虐待，放假也不让她回北京。当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地位日益显赫之后，叶群不仅对这个非亲生女儿态度冷淡，而且把她看作是政治上的异己，经常把林晓霖支去外地，尽量不给她接触林彪的机会。1961年底，严慰冰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望在那里学习的大儿子陆德，知道林晓霖的不幸遭遇后，深表同情，对叶群的这种做法深为愤慨，因此写匿名信痛骂叶群及其一家。
从1961年到1966年5年间，严慰冰写了50多封匿名信给林彪、叶群一家，这往往是在她发病的情况下写的。匿名信投寄到林彪、叶群手里后，他们暗中侦查，查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查出谁写的。
一天，严慰冰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不慎钱包被小偷扒去。她找了经理反映情况，经理得知她是陆定一的夫人后，非常客气地告诉她附近有一家出国人员及首长和家属购物的内部门市部，可以到那里买东西。严慰冰到那里去，刚进门，就同一个女人撞个满怀。此人气势汹汹地质问：“你没长眼睛吗？”“我没看见。”严慰冰刚想道歉，仔细一看，真是冤家路窄，与她相撞的人竟是叶群，气不打一处来，两人大吵起来。
之后，严慰冰忍无可忍，来到叶群的工作单位总政治部，找总政主任肖华反映叶群以势欺人。严慰冰讲的是无锡腔普通话，肖华是江西人，双方都听不太懂对方讲的话，只好借助于文字。严慰冰写了争吵的经过。之后，肖华拿着这张纸去找林彪反映情况。林彪看到字迹觉得眼熟，便想到了那些匿名信。他把此事告诉了公安部。公安部立即派一位局长到严慰冰的工作单位中宣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终于确定匿名信是出自严慰冰的手笔。
写匿名信是严慰冰个人行为，但株连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的陆定一。1966年4月28日，严慰冰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逮捕（1967年2月被投入秦城监狱）。
共同的牢狱生活
在1966年5月中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中，列举了陆定一所谓的“八大证据”，认为严慰冰写匿名信是受陆定一的指使。林彪亲自披挂上阵，他指着陆定一的鼻子质问：“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定一的态度很坚决：“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
5月23日，中央通过了立案审查“彭罗陆杨反党阴谋集团”和撤销他们一切职务的决定，并称“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9月30日，陆定一被“隔离反省”，并与代号为“502”的严慰冰反革命案“横向联系”。随之而来的是撤职、批斗、关押，被打成“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并于1968年4月被投入秦城监狱。
至于严慰冰为什么要写匿名信，陆定一认为她是精神出了问题。他说：“她本来没有精神病。1952年‘三反’‘五反’时，上面派人背着我在中宣部找‘大老虎’，他们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这样的刺激，使严慰冰害了精神病。为此，我专门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精神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么一种精神病症状：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在某些事情上却不正常。严慰冰的这种病的原因是由于受到迫害。”
严慰冰的妹妹严昭曾撰文详细分析了严慰冰为什么写匿名信的问题：“严慰冰信中揭发林彪、叶群的恶行不是捏造而是事实，现在这些事都已为历史所证实。在她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我曾问过她：‘为何不向党揭发?’严慰冰的回答是，‘林彪正红得发紫，揭发是不会有结果的!’我又问：‘为什么不用真名写信?’她答道：‘怕的是会牵连到陆定一。’我又问：‘为什么不让我帮你干这件事?’她说：‘我不愿牵连别人。一人做事一人当。事发了，也应由我一人承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75年12月 11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的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下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还做出“永远开除党籍”，释放出狱，放回原籍，每月发200元生活费养起来的决定。病重的周恩来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邓小平提出对陆定一的处理意见是“ 还是留在党内”，但“四人帮”控制了这次会议，邓小平的意见没有被接受。这个决议被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25号文件下发全国，在党内外进行传达，一直传达到居民委员会。传达范围之广，在当时是少有的。
陆定一不同意强加在他头上的三项罪状，拒绝出狱，他在铁窗中度过了13年的囚徒生涯。陆定一和严慰冰的3个子女陆德、陆健、陆瑞君向有关组织写信，但杳无音讯，于是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信发出后，他们翘首企盼能有回音，等来的却是中共中央25号文件：父亲被定了罪，开除党籍。毛泽东在他们的来信上亲笔批示：“陆定一、严慰冰严重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其子女不受牵涉。”直到1978年12月2日，陆定一才获得自由。
1978年12月1日，在陆定一出狱的前一天，严慰冰也被无罪释放。多年的秦城牢狱生涯，给严慰冰留下了难以平复的精神创伤。刚出狱时，她完全不能走路，也不能见亲人和熟人，一见到他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整夜失眠。经过了漫长岁月的休养调整，她的精神状态才逐渐恢复正常。1986年，严慰冰病逝。她的追悼会在中央小礼堂举行，陆定一老泪纵横，对着严慰冰的遗体大哭失声：“慰冰、慰冰，你走得好，你走了就解脱了，我不久也就跟你来了。”在场的很多老干部都哭了。在严慰冰走了11年后，1996年5月9日，陆定一也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结婚仅五年，分别却四次。”
陆定一的结发妻子叫唐义贞，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陆定一对她始终难以忘怀。直到晚年，陆定一依然称唐义贞是他的“最亲爱的亲人”，并写下悼亡诗《遣悲怀》：“结婚仅五年，分别却四次。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1906年6月9日，陆定一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家道殷实的书香门第，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系。他没有去谋求待遇丰厚的电机工程师的职务，而是毅然献身于革命事业。1925年，陆定一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共青团的“五大”上，他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1927年8月，陆定一以共青团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八七”会议。1928年底，根据党的决定，陆定一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时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在莫斯科，陆定一认识了令他魂牵梦萦一生的唐义贞。唐义贞，1909年生于湖北武昌金口镇一个中医家庭。在湖北师范女子学校读书时，唐义贞加入共青团，是该校学生会和妇女会负责人之一。1927年秋，18岁的唐义贞被派到苏联学习。
1929年初，唐义贞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认识了同在此学习的陆定一。在异国他乡，两个爱国青年有着相同的政治信仰、相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题，最终成为知己。1929年12月，他们在莫斯科结婚。
1930年初，在苏联的王明集团在中山大学学生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唐义贞被扣上反对王明领导的“支部局”的帽子，开除了团籍和学籍，被派到一个医训班学习。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分别。陆定一曾回忆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开除唐义贞是为了打倒我，打倒代表团，目的是篡夺党中央和团中央。”之后，陆定一受到排挤，奉命回国。回国后，陆定一来到上海，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30年10月，唐义贞也奉命回国到上海，与陆定一团聚。夫妻俩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家庭生活。
不久，在陆定一的努力下，团中央恢复了唐义贞的团籍。陆定一后来曾遗憾地表示，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他与唐义贞婚后连一张合影也没有拍过。1931年春，党组织决定派唐义贞到闽西苏区从事宣传和医务工作，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二次分别。
在上海，王明、博古等人指责陆定一为“调和路线”者，撤销了他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团中央委员的职务，让他以团中央巡视员的身份调中央苏区工作。陆定一从上海经汕头、大埔到达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永定县虎岗。在此，他和唐义贞重逢。随后，他们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陆定一任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主要负责编《青年实话》刊物，唐义贞则任总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兼卫生材料厂厂长。
由于当时敌人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红军部队药品奇缺，连纱布、消毒棉花都没有。部队卫生员手里只有升汞（即氯化汞，可作医用消毒剂，编者注）一种药品，连碘酒等常用西药也没有。随着纱布棉花等需求量越来越大，唐义贞的卫生材料厂困难重重。于是她就发动广大职工把已经用过的旧纱布、棉球、棉签收集起来，洗净消毒后供应部队和医院使用。许多必需的西药无法自行生产，唐义贞就发挥自己出身中医家庭、有一定中医知识的特长，亲自带领大家上山采集大量中草药。同时积极收集收购民间的中草药，制作了大量的中草药品，供应部队和根据地群众。唐义贞还领导全厂员工开展技术革新，取得了丰硕成果。如过去消毒纱布、棉花使用的是价格较高且来源缺乏的洋皂，后来，他们研究出用石灰水煮纱布的新方法。技术研究会还以中草药为原料，制成了安福消肿膏、龙丸、八桂丹等中成药，代替西药医治伤痛，深受红军和根据地群众的欢迎。唐义贞还组织开展车间与车间、组与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劳动竞赛，并以身作则，亲自带领工人加班加点，形成了全厂热气腾腾的生产局面，使一个规模不大、设备简陋的厂子逐渐发展为有5个车间的具有相当生产规模的综合药材工厂，从而基本满足了前线的需要。从1934年起，每个红军指战员都能够种上牛痘。到长征开始时，卫生材料厂的产品给部队配足了3个月的药材用量，因此多次受到《红色中华》刊物的表扬，唐义贞也在这一时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陆定一和唐义贞的第一个女儿在苏区中央局所在地瑞金叶坪出生，取名“叶坪”。叶坪出生后，邓颖超特来贺喜，给叶坪起了个乳名叫“爱生”。
1932年7月，陆定一因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问题，被撤销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的职务，回上海任团中央组织干事。团苏区中央局决定，陆定一立刻离开瑞金去上海，不能带妻子孩子去。这是他们夫妇婚后的第三次分别。陆定一走后，唐义贞内心非常痛苦，经常从小箱子里拿出陆定一的照片仔细端详，常常是边看边流泪。她在照片的空白处写下：“天上人间——定一呀！”1933年初，上海团中央遭国民党的破坏后，陆定一几经辗转，又返回到中央苏区，在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任技术编辑，又同唐义贞重逢。唐义贞告诉陆定一，在陆定一被开出团籍之后，有一位在中央苏区地位显赫的人物曾经对她说：“你嫁给我吧！陆定一是不会回来了。陆定一逃跑回家，团中央已经决定开除他的团籍，登了报了，千真万确，你还要白等吗？”唐义贞断然说：“陆定一是一定会回来的，我要等他。”陆定一非常感激唐义贞对他的信任，他晚年曾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义贞就是我的知己。我永世忘不了她这样的知己。她的判断何等正确，又何等勇敢啊！”
“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1934年10月的一个傍晚，唐义贞匆匆跑过来找陆定一，让他大吃一惊。她正在怀着第二个孩子，即将分娩，怎么从几十里地外跑来？还没来得及问，唐义贞就径直告诉他：“我们厂已经传达下来指示，红军要转移，很快就要上路。我们得商量一下以后的事。”陆定一心里虽然曾经有过这种想法，但是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红军要转移，怀孕的唐义贞不能随队伍同行，留下来困难重重，有生命危险。怎么办，陆定一十分焦急。唐义贞反过来安慰陆定一：“你放心地走吧！我是有办法的。”唐义贞说出了她经过深思熟虑的设想，如何把女儿叶坪寄养给可靠的人，自己如何在老乡家里生第二个孩子。唐义贞宽慰他说：“不要担心我的安全，有一批女同志，困难时候会帮助我，我同群众的关系很好。分娩后，可以把孩子托养给老乡，我还要继续革命。”陆定一最后终于同意了唐义贞的安排，随后随中央红军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这是他们婚后的第四次分别，也是他们的永别。
起初，唐义贞被安排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办事处工作。不久，唐义贞被“左”倾路线当权者无辜开除党籍。尽管如此，她还是含冤忍辱继续默默地工作。11月初，唐义贞随同派往闽西担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的毛泽覃、贺怡夫妇等从瑞金转移到长汀，被分派到少共省委宣传部指导工作。她拖着笨重的身子，投入到抢救红军伤病员的工作。一次，唐义贞、贺怡等五位女同志在一起拉家常，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她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互相郑重约定，如果谁能活着，见到其他人的丈夫时，一定要带到口信。唐义贞说：“将来你们谁能见到陆定一，请对他转告我的话‘只要我一息尚存，必定为革命奋斗，党籍虽然没有恢复，但我一定这样做！’”1943年11月11日，贺怡到延安后将这番话告诉了陆定一。陆定一感慨地说：“这段话显然是在情况已经非常危险时候的一曲正气歌，一个革命者的遗嘱。”
1935年1月初，唐义贞在闽西长汀县四都乡圭田村残疾红军范其标家中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小定”，送给范其标、聪秀妹夫妇抚养。她把自己的一条毛毯、一个铜脸盆送给范其标夫妇，并用中文和俄文写下她在湖北武昌老家的地址。唐义贞对范其标夫妇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即来联系。如果我未能再来，就说明我已不在人世了，但也要告诉孩子，我是为革命而死的。”
1935年1月中旬，红军留守部队的处境日趋险恶。为了摆脱困境，他们决定往江西方向转移，去寻找项英、陈毅的部队。队伍通过两山夹峙的峭壁上一座独木桥时，有人为切断追兵，拆毁了这座桥，不料却暴露了部队的去向。这样一来，敌三十六师迅速密集地包抄过来。27日中午，唐义贞预感形势危急，便向身边的少共福建省委宣传干事陈六嬷托付自己身后事：“这一次我不知能不能脱险。你是本地人，可能突围出去。我送你一对银镯留作纪念。日后有人问起你，你就告诉他：我丈夫叫陆定一。前不久，我在圭田生下一个男孩，名叫小定，一生下来就送给圭田乡的范其标、聪秀妹夫妇抚养。我若牺牲了，希望我的丈夫、儿子、女儿将来能晓得我是为革命牺牲的。”
1月下旬，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红军游击队被敌人打散了。困在乌蛟塘大山中的唐义贞等人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被关押在长汀县四都乡下赖村敌三十六师一个团部。当晚趁敌看守松懈，唐义贞等3人曾经逃出。1月30日，他们再次被俘。敌团长气急败坏地审问唐义贞：“你还想活吗？”“被你们抓住，我只有一死。”“你这么年轻，死了不觉得可惜吗？”“为天下劳苦大众死，死而无憾。”此后她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敌人恼羞成怒，对她施以酷刑，唐义贞报之以轻蔑的一笑。两天两夜的时间中，唐义贞滴水未进，始终不吐一字。她还寻机将一份机密文件揉成团，塞进嘴里，吞到肚子中。1月31日，敌人用锋利的刺刀割破她的肚肠，残酷地枪杀了年仅25岁的唐义贞。
1943年11月，陆定一在延安得知唐义贞壮烈牺牲的消息时心都碎了。他失眠半个多月，在那些不眠之夜，怀念着英勇献身的亲人，思念着不知流落何处的骨肉——女儿叶坪以及不知性别和名字的另一个孩子。陆定一后来回忆说：“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我失眠半个多月。从此，不论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泪来了。”
寻找失散子女的艰难过程
1949年全国刚解放时，陆定一就动过去江西寻找妻子尸骨及儿女下落的念头，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工作十分繁忙，一直没有成行。到了晚年，这种思念之情愈来愈强烈，总觉得这种牵挂在生前该有个了结。于是，他请江西、福建两省有关政府部门帮忙。赣、闽两省有关部门详细研究唐义贞烈士的生平事迹，到处查找有关线索。
与此同时，陆定一的儿子范家定（小名小定）也在寻找着生父。范其标、聪秀妹夫妇没有隐瞒养子的出身事实，他们在范家定18岁生日的时候告诉了他真相：“你不是我们亲生的，你的亲爹亲娘都是红军！”60年代，范家定在他母亲的遗物—— 一块染成靛青色的包袱皮上，发现了“唐一真”三个字。他惊喜若狂，到处向红军时代的老同志打听。最后，当年曾在长汀工作的女县委书记李坚贞（建国后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解开了这个谜——唐一真是唐义贞的化名，是陆定一的结发妻子。范家定惊喜异常，他立即给陆定一发了一封电报，却杳无音讯。原来，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陆定一身陷囹圄。当他看到范家定给他的电报后，曾委托有关部门做了调查核实，深信这就是他从未见过面的儿子。但陆定一不敢相认，生怕自己会连累了无辜的儿子。他强压住万般思念，硬是没有给儿子回信。
直到1980年9月，这对从未见过面的父子才在福州见面。这时，陆定一已74岁，而范家定也已经46岁了。陆定一紧紧握着范其标的手说：“感激了！感激你们了！好同志，感谢苏区人民！你们在那样险恶的条件下收养了我的孩子，养育之恩，恩重如山哪！”范其标也是热泪盈眶：“陆老，我们总算把孩子带到您面前了，现在把他交给您，我们的心就安宁了，我们死也可以瞑目啦。以前，我让他跟了我的姓，那是没办法，现在也该改回姓陆了。”陆定一连忙说：“不，不，不必这样！”他对范家定说：“孩子，两位老人是你的再生父母，他们年纪大了，你要留在他们身边，好好照顾他们。”陆定一又对范其标夫妇说：“至于姓，如果一定要改，那就让他姓‘陆范’好了，他既是陆家的人，也是范家的人。我想，这是一个象征干群团结的姓，是纪念烈士的姓，也是对两家都有利的姓。”
在找到儿子以后，陆定一寻找女儿的愿望更加强烈。新中国成立以后，陆定一数次派人寻找失散的女儿叶坪，但是一直没有消息。直到1981年12月，陆范家定到北京看望父亲，陆定一沉重地说：“你母亲壮烈就义，可歌可泣！我要把她短暂却光辉的一生所走过的历程写出来，作为对烈士的永久纪念，在我，也了却一个心愿。我已经75岁了，叶坪未找回，是我这一生的一件大憾事。”陆定一写下《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的文章，概述了唐义贞烈士短暂却光辉的一生，也提到了叶坪和小定。
1987年，赣州南方冶金学院（今江西理工大学）青年教师赖章盛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读到了这篇文章。他觉得文中提到的叶坪身世很像自己的母亲，便给陆定一写了一封信。陆定一立即叫陆范家定赶到江西，并于10月5日给江西省人民政府写了一封信。接到陆定一的信后，江西省民政厅、公安厅组成联合调查组，配合陆范家定进行调查。经过详细的走访，最后确认赖章盛的母亲就是陆定一遗失53年的女儿叶坪。
1987年11月31日，陆定一在江西南昌滨江招待所第一次见到了失散50多年之久的女儿叶坪。这天上午9时左右，叶坪和陆范家定带着全家人来到陆定一下榻的招待所会客厅里等候着。当白发苍苍的陆定一出现在门口时，屋里的人一齐迎了上去。叶坪深情地叫了声“爸爸”。陆定一仔细打量着她，激动地说：“你是我的女儿呀？是真的呀？是真的呀？我把你丢掉了，现在又找回来了！”“孩子，我找了你53年！”陆定一拒绝了别人提出的做亲子鉴定的建议，因为即使女儿叶坪的脸上已布满沧桑，他仍然能一眼认定，这就是他的女儿。他挥笔写下“勿离勿弃”四个字，送给女儿。
当外孙女赖慧竹穿着唐义贞当年最喜欢穿的红丝绒旗袍出现时，陆定一仿佛又看到了50多年前青春焕发的唐义贞，他拥着赖慧竹痛哭失声，在场的人都落泪了。然后，陆定一讲起了寻找的漫长过程，一直讲了半小时。这一年，陆定一81岁，女儿叶坪56岁，而叶坪的孙子已经4岁了。1988年，叶坪到北京去看父亲。陆定一问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叶坪说没有，能见到爸爸就很高兴。如今，陆叶坪仍定居江西于都，每天买菜、做饭、照顾孙儿，过着平凡普通的生活。
1985年，福建长汀县人民政府为唐义贞烈士立墓。墓碑上刻着陆定一亲笔写下的碑文：“唐义贞烈士，湖北武昌人，女共产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屡遭王明路线的迫害而不屈。曾任中央卫生材料厂厂长。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游击战争中牺牲于长汀四都下赖坝。出生于一九〇九年，才二十五岁……唐义贞烈士是我最亲爱的亲人，是我的知己，我永远怀念她、学习她，也叫子孙们这样做。”在墓碑上，陆定一又写道：“唐义贞烈士的心，是金子铸成的，唐义贞烈士的灵魂，是水晶刻成的。”1997年陆定一病逝后，留下遗言：“因义贞烈士的遗骸未找到，墓已建成，把我的骨灰撒在墓旁，以我的骨灰代替烈士的骨灰。”福建省党政领导及陆定一的儿孙们，为陆定一举行了隆重的撒放骨灰仪式，并向陆定一、唐义贞遗像默哀致敬。
陆定一与严慰冰：生活中遇波澜
在知道唐义贞牺牲后，陆定一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悲痛之中。1941年，陈云给他介绍了严慰冰。严慰冰的父亲严朴是无锡有名的阔少爷，人称“三少爷”。他毁家闹革命，受到周恩来、陈云的高度称赞。
严慰冰是一位才女，擅长诗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开学时正逢抗战爆发，她毫不犹豫地奔赴了延安。1938年，严慰冰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中国妇女》特约记者，延安中央党校四十五班学员，延安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研究员。1941年，经陈云介绍，严慰冰和陆定一认识，不久结婚。严慰冰曾戏称说，她和陆定一的婚姻，是五分自由、五分包办的半封建婚姻。
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在清查历史档案时，上级组织发现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严慰冰曾向叶群所在单位马列学院党组织反映。1943年，叶群在延安中央医院生了第一个孩子，正好严慰冰也在这个医院住院。叶群经常要吃鸡，当时条件困难，有时供应不上，叶群便大吵大闹，引起了医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的非议，严慰冰很看不惯叶群这种作风。新中国成立后进了城，叶群的作风依旧，而且发展到伸手要权要官，当上了林彪的办公室主任。地位提高了，叶群更加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这令严慰冰非常看不惯。
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宣部领导运动的一位领导搜集了严慰冰和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的儿媳的材料，企图把她们打成“大老虎”。这位领导召开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要她们交代问题，又不让她们申辩。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她们都没有问题。受到这样的刺激，严慰冰得了精神病。
林彪前妻张梅生有一个女儿林晓霖，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受到叶群的歧视和虐待，放假也不让她回北京。当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地位日益显赫之后，叶群不仅对这个非亲生女儿态度冷淡，而且把她看作是政治上的异己，经常把林晓霖支去外地，尽量不给她接触林彪的机会。1961年底，严慰冰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望在那里学习的大儿子陆德，知道林晓霖的不幸遭遇后，深表同情，对叶群的这种做法深为愤慨，因此写匿名信痛骂叶群及其一家。
从1961年到1966年5年间，严慰冰写了50多封匿名信给林彪、叶群一家，这往往是在她发病的情况下写的。匿名信投寄到林彪、叶群手里后，他们暗中侦查，查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查出谁写的。
一天，严慰冰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不慎钱包被小偷扒去。她找了经理反映情况，经理得知她是陆定一的夫人后，非常客气地告诉她附近有一家出国人员及首长和家属购物的内部门市部，可以到那里买东西。严慰冰到那里去，刚进门，就同一个女人撞个满怀。此人气势汹汹地质问：“你没长眼睛吗？”“我没看见。”严慰冰刚想道歉，仔细一看，真是冤家路窄，与她相撞的人竟是叶群，气不打一处来，两人大吵起来。
之后，严慰冰忍无可忍，来到叶群的工作单位总政治部，找总政主任肖华反映叶群以势欺人。严慰冰讲的是无锡腔普通话，肖华是江西人，双方都听不太懂对方讲的话，只好借助于文字。严慰冰写了争吵的经过。之后，肖华拿着这张纸去找林彪反映情况。林彪看到字迹觉得眼熟，便想到了那些匿名信。他把此事告诉了公安部。公安部立即派一位局长到严慰冰的工作单位中宣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终于确定匿名信是出自严慰冰的手笔。
写匿名信是严慰冰个人行为，但株连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的陆定一。1966年4月28日，严慰冰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逮捕（1967年2月被投入秦城监狱）。
共同的牢狱生活
在1966年5月中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中，列举了陆定一所谓的“八大证据”，认为严慰冰写匿名信是受陆定一的指使。林彪亲自披挂上阵，他指着陆定一的鼻子质问：“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定一的态度很坚决：“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
5月23日，中央通过了立案审查“彭罗陆杨反党阴谋集团”和撤销他们一切职务的决定，并称“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9月30日，陆定一被“隔离反省”，并与代号为“502”的严慰冰反革命案“横向联系”。随之而来的是撤职、批斗、关押，被打成“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并于1968年4月被投入秦城监狱。
至于严慰冰为什么要写匿名信，陆定一认为她是精神出了问题。他说：“她本来没有精神病。1952年‘三反’‘五反’时，上面派人背着我在中宣部找‘大老虎’，他们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这样的刺激，使严慰冰害了精神病。为此，我专门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精神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么一种精神病症状：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在某些事情上却不正常。严慰冰的这种病的原因是由于受到迫害。”
严慰冰的妹妹严昭曾撰文详细分析了严慰冰为什么写匿名信的问题：“严慰冰信中揭发林彪、叶群的恶行不是捏造而是事实，现在这些事都已为历史所证实。在她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我曾问过她：‘为何不向党揭发?’严慰冰的回答是，‘林彪正红得发紫，揭发是不会有结果的!’我又问：‘为什么不用真名写信?’她答道：‘怕的是会牵连到陆定一。’我又问：‘为什么不让我帮你干这件事?’她说：‘我不愿牵连别人。一人做事一人当。事发了，也应由我一人承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75年12月 11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的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下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还做出“永远开除党籍”，释放出狱，放回原籍，每月发200元生活费养起来的决定。病重的周恩来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邓小平提出对陆定一的处理意见是“ 还是留在党内”，但“四人帮”控制了这次会议，邓小平的意见没有被接受。这个决议被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25号文件下发全国，在党内外进行传达，一直传达到居民委员会。传达范围之广，在当时是少有的。
陆定一不同意强加在他头上的三项罪状，拒绝出狱，他在铁窗中度过了13年的囚徒生涯。陆定一和严慰冰的3个子女陆德、陆健、陆瑞君向有关组织写信，但杳无音讯，于是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信发出后，他们翘首企盼能有回音，等来的却是中共中央25号文件：父亲被定了罪，开除党籍。毛泽东在他们的来信上亲笔批示：“陆定一、严慰冰严重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其子女不受牵涉。”直到1978年12月2日，陆定一才获得自由。
1978年12月1日，在陆定一出狱的前一天，严慰冰也被无罪释放。多年的秦城牢狱生涯，给严慰冰留下了难以平复的精神创伤。刚出狱时，她完全不能走路，也不能见亲人和熟人，一见到他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整夜失眠。经过了漫长岁月的休养调整，她的精神状态才逐渐恢复正常。1986年，严慰冰病逝。她的追悼会在中央小礼堂举行，陆定一老泪纵横，对着严慰冰的遗体大哭失声：“慰冰、慰冰，你走得好，你走了就解脱了，我不久也就跟你来了。”在场的很多老干部都哭了。在严慰冰走了11年后，1996年5月9日，陆定一也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