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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型城镇化策略的实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推动着城镇化的发展，“个人的城镇化”日渐向“家庭的城镇化”演变。近年来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不断增多，但对“家庭式迁移”的现状与地区的影响尚缺乏系统研究。本文基于2010——2017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了解湖北省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现状，并基于回归模型探究家庭迁移对迁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促进社会和谐与迁出地经济发展，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与建议。
一、引言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各省份流动人口数量统计表显示，居住本乡、镇、街道，但户口在外乡、镇、街道，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总人数达2.61亿，是第五次人口普查0.99亿总人口的两倍之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显示，在流入地有3人及以上共同居住的家庭超过50%。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显示，在流入地中有多个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流动家庭的比重达到70%以上。在我国人口迁移过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已经演变为家庭化迁移。文章基于2010——2017年问卷调查数据，结合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现状展开研究。
湖北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是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有着明显的差距。根据统计局人口变动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全省流动人口为1014万人，其中省际流入人口为149万人、省际流出人口为497万人。
二、理论与文献回顾
推——拉理论认为，居民迁出较多是因为迁出存在着迫使居民迁出的社会、经济和自然压力;居民迁人是因为迁入地存在着吸引其他地区居民迁入的社会、经济和自然引力。舒尔茨的成本——收益理论将“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视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五种途径之一。陈朔、冯素杰（2005）通过国际劳动力流动和经济增长率的研究以及对国内长期以来劳动力的流动的考察，发现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促进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动和转移。盛运来（2007）得出了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对迁移决策产生了促进作用。
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区域经济发展的含义包括：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本文采用的描述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徐帆（2010）对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测算，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平均每年城乡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6%。简洪举（2017）运用泰尔指数分析得出，劳动力省际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有着缩小作用。
综上所述，国内对于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成果颇丰，研究领域更为详细，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政策建议。但以单个地区为流出地考查流出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要具体分析，尤其是家庭原因导致人口的迁出。湖北省是流动大省，因家庭因素迁出人口是否对迁出地经济产生影响，且影响程度为几何，这值得去深究。
三、湖北省际流出人口发展现状分析
迁出原因大致分为三类：经济因素（务工、经商）、家庭因素（操持家务、出生、婚姻嫁娶、家属随迁、随同流动、投亲靠友）和其他。根据2010——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流动人口及经济增长数据，利用图表法分别对湖北省流出人口、经济增长的变动情况和相关特点进行分析，为下面进行的实证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一）流向地区分布
根据数据整理得出，户籍地在湖北省，现居住在其他省份、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的前十大省份分别为：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北京、海南、上海、天津、青海、云南。由图3.1数据显示，2011——2017年期间，湖北籍迁出人口主要集中于广东省与浙江省。流向地区中，人口流向广东省的人数占湖北籍流出人口的比例由2011年的21.42%下降至14.95%，人口流向福建省的人数占湖北籍流出人口的比例由4.58%上升至7.39%。
如表3.2所示，2017年湖北籍因家庭因素迁出人数所占比例与2011年相比，广东省人数所占比例下降明显，浙江省、福建省、北京市与上海市人数所占比例明显上升。2011——2017年湖北籍家庭因素迁出人数比例增长较快的迁入省份为浙江省、江蘇省、福建省、上海市与青海省。
（二）流出人口年龄分布
2017年湖北籍流出人口中，18岁-35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流出人口总量的48.58%：其中，年龄在18-25岁的流出人口占9.12%，远小于2011年的18.19%，年龄在26-35岁的流出人口占39.96%，略大于2011年的36.59%。年龄段在35岁以上的流出人口占比从2011年的44.48%上升至50.89%，上升了6.41%。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26-35岁的青壮年虽仍是流出人口中的主力军，但流出人口呈现老年化趋势变动。
根据图3.3显示。2017年，湖北籍因家庭因素流出人口中，18岁-35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流出人口总量的5.65%：其中，年龄在18-25岁的流出人口占1.59%，与2011年的1.54%所差无几，年龄在26-35岁的流出人口占4.06%，略大于2011年的2.99%。年龄段在35岁以上因家庭因素流出人口占比从2011年的3.18%上升至4.69%，上升了1.51%。
（三）流出人口学历分布
经统计，湖北籍整体跨省流出人口受教育水平有所上升，大学专科与大学本科的比例明显上升。2017年流动的人口仍然以初中与高中（中专）为主，为49.92%，说明整体体受教育程度逐渐从初中高中向大学专科或者本科转变。因家庭因素流出人口的学历经过6年的时间，主要以小学、初中为主向初中、高中（中专）为主转变。湖北籍因家庭因素流出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显著上升，其中，高中（中专）学历的比例上升了1.3%，大学专科学历的比例上升了0.62%，大学本科学历的比例上升了0.74%，研究生学历从0到0.09%。 四、湖北籍家庭迁移对迁出地产生的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一）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分析
本文以卢卡斯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为基础，同时加入了流出的劳动力因素，以形成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分析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假设有资本K（t）、技术进步A（t）、以及流出劳动力L（t）生产要素，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教为：Y（t）=F[K（t），A（t），L（t）]，即Y（t）=A（t）αK（t）βL（t）γ（其中，0<α<1，0<β<1，0<γ<1）。对此式子两边取对数：1nY（t）=α1nA（t）+β1nK（t）+γ1nL（t）
本文在经济理论和模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控制城市化率、政府干预程度等重要解释变量，来研究家庭迁移对迁出地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湖北籍家庭迁移对迁出地产生的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1.回归模型
本节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理论分析的前提上加入相关控制变量，采用了湖北省2010年——2017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运用Stata软件进行计量检验，研究家庭迁移对迁出地经济增长的影响。
模型选取GDPt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即被解释变量，表示湖北省第t期的地区生产总值。人力资本L1t是解释变量，即L1t=（因家庭因素流出的人口数量*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因家庭因素现居住在其他省份、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的人力资本。以人力资本L2t、固定资产投资总额Kt、政府公共财政支出Govt、城市化水平Cityt为控制变量。其中，L2t表示第t期的因经济因素流出的人力资本; Govt表示第t期的政府公共财政支出;Cityt表示第t期的城市化水平，采用城镇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重来衡量。
同时为了保证统计量的一致性，分别对GDPt、L1t、L2t、Kt、Govt进行取对数得到新的统计变量： 1nGDPt、1nLt、1nKt、1nGovt。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1nGDPt=α+β11nKt+β21nL1t+β31nL2t+β41nGovt+β5Cityt+εt
其中，α为常数项，βi是自变量系数（i=1，2，3，4，5），εt是误差项，均值为零，方差为常数。
（三）回归分析
五、主要结论与展望
（一）经回归分析可得主要结论
1.根据索罗模型，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人力资本要素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回归结果所示：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因素迁出人力资本每增加1%对迁出地GDP的影响为-0.0204%，经济因素迁出人力资本每增加1%对迁出地GDP的影响为-0.0403%。人力资本的减少必然阻碍迁出地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2.资本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增加资本要素的投入也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湖北省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每增加1%资本的投入时，湖北省经济增长将提高0.6494%。3.提高城镇化比例有利于促进湖北省经济的发展，每增加1%的城镇人口比例，湖北经济将提高2.5849%。
（二）建议
1.提高自己总体经济实力，减缓甚至减少人力资本的外流。根据回归分析，无论是因经济因素还是家庭因素，人力资本的外流阻礙湖北省经济的发展。湖北省要依托自己优质的地理位置与优质资源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吸引人力回流，从而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
2.加强就业服务与就业培训。本研究基于我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经分析得出近年来，外流的人口已经逐渐向高学历水平发展趋势。人口的外流已经逐渐演变为人才的外流，湖北省要继续续落实“百万大学生留汉、留鄂”政策，还要继续扩大就业渠道与给予创业优惠政策。通过就业培训等提高就业者的业务素质、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通过加强与回流就业者之间的沟通、联系，加强政府方针、政策的宣传，使回乡就业者对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有一个全面认识。
3.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与推动城镇化发展。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现居住在外地的主要原因里，经统计得出有29.19%是因当地城市交通发达，生活便利、医疗技术好、子女有更好的教育机会和政府管理规范。湖北省应加大各个城市之间的流通，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保护人口在教育、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方面享有迁入地城市居民同等级的福利待遇。这就要求湖北省要结合经济发展规划的总体规划，加大力度推进“城镇化”过程。整合资源，实现产业聚集、产业升级，从而吸引流出人口的返乡回流。
4.建立开放的人口流动市场。行政控制曾经是我国政府的主流政策（例如户籍制度），而这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加剧和大量剩余劳动力形成的主要因素。根据数据统计分析，2017年在外省的湖北籍人口中，农村户口达到80.9%。因此，政府的职责应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除原有的一系列针对农村户口的不平等制度与政策。以农村劳动力开发、配置、利用、流动为目标，建立规范的务工信息中介机构，拓宽多渠道进城务工途径。（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
一、引言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各省份流动人口数量统计表显示，居住本乡、镇、街道，但户口在外乡、镇、街道，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总人数达2.61亿，是第五次人口普查0.99亿总人口的两倍之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显示，在流入地有3人及以上共同居住的家庭超过50%。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显示，在流入地中有多个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流动家庭的比重达到70%以上。在我国人口迁移过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已经演变为家庭化迁移。文章基于2010——2017年问卷调查数据，结合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现状展开研究。
湖北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是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有着明显的差距。根据统计局人口变动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全省流动人口为1014万人，其中省际流入人口为149万人、省际流出人口为497万人。
二、理论与文献回顾
推——拉理论认为，居民迁出较多是因为迁出存在着迫使居民迁出的社会、经济和自然压力;居民迁人是因为迁入地存在着吸引其他地区居民迁入的社会、经济和自然引力。舒尔茨的成本——收益理论将“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视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五种途径之一。陈朔、冯素杰（2005）通过国际劳动力流动和经济增长率的研究以及对国内长期以来劳动力的流动的考察，发现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促进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动和转移。盛运来（2007）得出了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对迁移决策产生了促进作用。
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区域经济发展的含义包括：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本文采用的描述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徐帆（2010）对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测算，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平均每年城乡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6%。简洪举（2017）运用泰尔指数分析得出，劳动力省际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有着缩小作用。
综上所述，国内对于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成果颇丰，研究领域更为详细，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政策建议。但以单个地区为流出地考查流出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要具体分析，尤其是家庭原因导致人口的迁出。湖北省是流动大省，因家庭因素迁出人口是否对迁出地经济产生影响，且影响程度为几何，这值得去深究。
三、湖北省际流出人口发展现状分析
迁出原因大致分为三类：经济因素（务工、经商）、家庭因素（操持家务、出生、婚姻嫁娶、家属随迁、随同流动、投亲靠友）和其他。根据2010——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流动人口及经济增长数据，利用图表法分别对湖北省流出人口、经济增长的变动情况和相关特点进行分析，为下面进行的实证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一）流向地区分布
根据数据整理得出，户籍地在湖北省，现居住在其他省份、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的前十大省份分别为：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北京、海南、上海、天津、青海、云南。由图3.1数据显示，2011——2017年期间，湖北籍迁出人口主要集中于广东省与浙江省。流向地区中，人口流向广东省的人数占湖北籍流出人口的比例由2011年的21.42%下降至14.95%，人口流向福建省的人数占湖北籍流出人口的比例由4.58%上升至7.39%。
如表3.2所示，2017年湖北籍因家庭因素迁出人数所占比例与2011年相比，广东省人数所占比例下降明显，浙江省、福建省、北京市与上海市人数所占比例明显上升。2011——2017年湖北籍家庭因素迁出人数比例增长较快的迁入省份为浙江省、江蘇省、福建省、上海市与青海省。
（二）流出人口年龄分布
2017年湖北籍流出人口中，18岁-35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流出人口总量的48.58%：其中，年龄在18-25岁的流出人口占9.12%，远小于2011年的18.19%，年龄在26-35岁的流出人口占39.96%，略大于2011年的36.59%。年龄段在35岁以上的流出人口占比从2011年的44.48%上升至50.89%，上升了6.41%。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26-35岁的青壮年虽仍是流出人口中的主力军，但流出人口呈现老年化趋势变动。
根据图3.3显示。2017年，湖北籍因家庭因素流出人口中，18岁-35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流出人口总量的5.65%：其中，年龄在18-25岁的流出人口占1.59%，与2011年的1.54%所差无几，年龄在26-35岁的流出人口占4.06%，略大于2011年的2.99%。年龄段在35岁以上因家庭因素流出人口占比从2011年的3.18%上升至4.69%，上升了1.51%。
（三）流出人口学历分布
经统计，湖北籍整体跨省流出人口受教育水平有所上升，大学专科与大学本科的比例明显上升。2017年流动的人口仍然以初中与高中（中专）为主，为49.92%，说明整体体受教育程度逐渐从初中高中向大学专科或者本科转变。因家庭因素流出人口的学历经过6年的时间，主要以小学、初中为主向初中、高中（中专）为主转变。湖北籍因家庭因素流出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显著上升，其中，高中（中专）学历的比例上升了1.3%，大学专科学历的比例上升了0.62%，大学本科学历的比例上升了0.74%，研究生学历从0到0.09%。 四、湖北籍家庭迁移对迁出地产生的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一）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分析
本文以卢卡斯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为基础，同时加入了流出的劳动力因素，以形成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分析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假设有资本K（t）、技术进步A（t）、以及流出劳动力L（t）生产要素，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教为：Y（t）=F[K（t），A（t），L（t）]，即Y（t）=A（t）αK（t）βL（t）γ（其中，0<α<1，0<β<1，0<γ<1）。对此式子两边取对数：1nY（t）=α1nA（t）+β1nK（t）+γ1nL（t）
本文在经济理论和模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控制城市化率、政府干预程度等重要解释变量，来研究家庭迁移对迁出地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湖北籍家庭迁移对迁出地产生的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1.回归模型
本节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理论分析的前提上加入相关控制变量，采用了湖北省2010年——2017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运用Stata软件进行计量检验，研究家庭迁移对迁出地经济增长的影响。
模型选取GDPt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即被解释变量，表示湖北省第t期的地区生产总值。人力资本L1t是解释变量，即L1t=（因家庭因素流出的人口数量*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因家庭因素现居住在其他省份、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的人力资本。以人力资本L2t、固定资产投资总额Kt、政府公共财政支出Govt、城市化水平Cityt为控制变量。其中，L2t表示第t期的因经济因素流出的人力资本; Govt表示第t期的政府公共财政支出;Cityt表示第t期的城市化水平，采用城镇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重来衡量。
同时为了保证统计量的一致性，分别对GDPt、L1t、L2t、Kt、Govt进行取对数得到新的统计变量： 1nGDPt、1nLt、1nKt、1nGovt。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1nGDPt=α+β11nKt+β21nL1t+β31nL2t+β41nGovt+β5Cityt+εt
其中，α为常数项，βi是自变量系数（i=1，2，3，4，5），εt是误差项，均值为零，方差为常数。
（三）回归分析
五、主要结论与展望
（一）经回归分析可得主要结论
1.根据索罗模型，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人力资本要素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回归结果所示：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因素迁出人力资本每增加1%对迁出地GDP的影响为-0.0204%，经济因素迁出人力资本每增加1%对迁出地GDP的影响为-0.0403%。人力资本的减少必然阻碍迁出地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2.资本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增加资本要素的投入也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湖北省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每增加1%资本的投入时，湖北省经济增长将提高0.6494%。3.提高城镇化比例有利于促进湖北省经济的发展，每增加1%的城镇人口比例，湖北经济将提高2.5849%。
（二）建议
1.提高自己总体经济实力，减缓甚至减少人力资本的外流。根据回归分析，无论是因经济因素还是家庭因素，人力资本的外流阻礙湖北省经济的发展。湖北省要依托自己优质的地理位置与优质资源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吸引人力回流，从而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
2.加强就业服务与就业培训。本研究基于我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经分析得出近年来，外流的人口已经逐渐向高学历水平发展趋势。人口的外流已经逐渐演变为人才的外流，湖北省要继续续落实“百万大学生留汉、留鄂”政策，还要继续扩大就业渠道与给予创业优惠政策。通过就业培训等提高就业者的业务素质、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通过加强与回流就业者之间的沟通、联系，加强政府方针、政策的宣传，使回乡就业者对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有一个全面认识。
3.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与推动城镇化发展。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现居住在外地的主要原因里，经统计得出有29.19%是因当地城市交通发达，生活便利、医疗技术好、子女有更好的教育机会和政府管理规范。湖北省应加大各个城市之间的流通，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保护人口在教育、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方面享有迁入地城市居民同等级的福利待遇。这就要求湖北省要结合经济发展规划的总体规划，加大力度推进“城镇化”过程。整合资源，实现产业聚集、产业升级，从而吸引流出人口的返乡回流。
4.建立开放的人口流动市场。行政控制曾经是我国政府的主流政策（例如户籍制度），而这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加剧和大量剩余劳动力形成的主要因素。根据数据统计分析，2017年在外省的湖北籍人口中，农村户口达到80.9%。因此，政府的职责应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除原有的一系列针对农村户口的不平等制度与政策。以农村劳动力开发、配置、利用、流动为目标，建立规范的务工信息中介机构，拓宽多渠道进城务工途径。（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