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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学”，即“sociology”，是援引日本学界的译法从日文中转译过来的说法，而我国学者也曾进行过“sociology”这一概念本土化翻译的有益尝试，其中影响最广的当属严复先生的译法——“群学”，虽然这种译法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并未得到长时间的使用，但是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其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在这里我将试图探索一下严复先生为什么要将“sociology”译为“群学”?
总体而言，严复先生的这种译法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严复先生的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这种说法过于宽泛，下面我将详细地论述这种共同作用是怎样运作的。
关于这种译法的探究，我认为第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严复先生为什么没有将“sociology”译为“社会学”?
对于这一问题，从现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有三点是可以肯定的：(1)严复先生12岁时就已经开始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语和其他的一些西学，并于1877年至1879年间在英国留学，因此他对西方的文化、语言有着相当程度的理解，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严复先生的翻译绝对是有据可循的(2)在严复先生提出“群学”这一概念的20年前，即1875年，日本政论家福地樱痴已经将“sociology”一词的词根“society”译为“社会”，而这一译法很快在日本受到广泛认可并传入中国，然后在我国学界广为流传(3)从严复先生的著作中可以很明确地知道，他在将“sociology”译为“群学”时是已经知道“society”已经被译为“社会”的。综合以上三点，我的结论是：严复先生不仅了解西方文化和语言，而且还知道“society”已被译为“社会”，然而他并没有使用翻译中常用的以词根为基础的翻译法，即不是对已有的“society”译法进行进一步的加工，而是提出一种全新的译法，他必定是进行过多方面的考量的。下面我将试图探究他的这些考量。
我认为，如果要探究这些因素，必须要对这种译法中包含的几个重要概念在当时的含义进行解释，否则任何探究都会成为无源之水。因此，我首先要对有关这一问题的三个基本概念“sociology”“社会”“群”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解释。
“sociology”，这一概念在当时指的是一种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科学，按照孔德的说法“它的意义在于寻找混合了人类知识及哲学的源头”。相对于现在的社会学概念，当时的“sociology”这一概念的还十分宽广，它甚至可以指向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在当时的中国，这个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从“society”译来的“社会”，即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种各样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另一方面，指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与“society”译来的“社会”不同，这个“社会”是“社”和“会”的组合，“社”指的是土地之神，或者祭祀之所，“会”就是集合，由此可见“社会”一词更多地是指向祭祀和集会。
“群”，源于荀子思想中的“人能群”，微观上指的是人与人因为共同目的组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宏观上可以指向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或社会结构。
下面我就结合这些基本概念来探究严复先生为什么不将“sociology”译为“社会学”而将其译为“群学”。
正如很多文献中提到的，这是与当时中国知识界流行的思想方法密切相关的。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流行着一种将西方思想同中国古代圣贤的思想作比较试图找到双方共通之处的思想方法。而这种思想导致了许多学者在翻译外来概念时尽可能从我们的传统思想中取材。而在这一点上，严复先生也不例外。陈旭麓在《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一文中指出“译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严复一般的做法总是尽可能从中国的古籍中找出相应的词语来表达。这样做，既使寝馈于古籍的士大夫乐于阅读，而且也可以表示这种思想古已有之，不至被轻视为‘夷说’”。
这解释了严复先生为什么会使用像“群”这样一个古老的概念，但是这不能解释他为什么选取“群”而不选取“社会”。我认为严复先生选取“群”而不选取“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这一概念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流传千年的已有含义无法科学地反映“社会学”这一学科概念中的“社会”。
正如上文中提到过的，许多学者在翻译外来概念时尽可能从我们的传统思想中取材，但是这种取材有一个重要的标准，那就是其在意义上一定要与所引入的概念有共通之处，也就是对这些引入的概念进行意译。因此，虽然已经有人将“society”译为了“社会”，但是“社会”这一概念在当时的中国却有两个指向，在这两个概念中，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社会”概念相对于从“society”译来的“社会”而言，可以说只是其中的某种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是极其具体的一个层面，它完全无法表达“society”一词在英语中丰富的内涵。而“社会学”这一概念中的“社会”明显取的是后者的含义，在这一点上它已经不符合意译的要求了，因此这就可以解释严复先生为什么不选取“社会”这一概念了。
而且，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反面去思考。假设采用日本传入的“社会”这一概念，将“sociology”译为“社会学”，那么虽然能达到“既使寝馈于古籍的士大夫乐于阅读，而且也可以表示这种思想古已有之，不至被轻视为‘夷说”’的目的，但是在传播过程中，受众会不会因为受到传统的“社会”概念的影响而更加难以真正理解“社会学”这一门全新学科的真正内涵就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这种影响的程度在当时可能难以得到考证，但是治学严谨的严复先生尽可能去规避这种影响是在情理之中的。
上面的两点论述主要是结合当时的时代和概念本身来展开的，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忽视严复先生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在这里我找到了严复先生的如下两段论述：
“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祈向者，日社会。”’
——《群学肄言·译余赓诏》
“社会者，群居之民，有其所同守之约束，所同蕲之境界。是故，偶合之众虽多，不为社会。”
——《社会通诠》
由此看来，与之后的一批学者不同，在严复先生眼中，“社会”和“群”之间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他仅将“社会”看作“群”的一种。“群”比“社会”在外延上更为广泛。在这一点上，陈树德是这样概括严复先生的观点的：“‘群’指一般人类结合，而‘社会’仅指有组织的人群而言。”在这里我无法考证严复先生的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但是这一点却对我要考证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综合以上三点，我已经探究了严复先生为什么不将“soci－ology”译为“社会学”，下面我就不得不面对第二个关键问题：他为什么选取“群学”这一概念。
在探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一定有众多的概念可以用来作为翻译“sociolo－gy”的基础，严复先生为什么独独选了一个“群”字?对于这个 问题，我在参考了一些文献之后仍然无法解释，我认为，这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严复先生个人因素的影响，抑或是严复先生另有深意，但这些目前我都无法考证，因此我只能对严复先生选取“群学”这一概念的“合法性”做一下探究。
“群学”一词最早出现于严复先生于1985年发表在天津《国闻报》上的《原强》一文，原文是说斯宾塞“宗天衍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认知归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我认为，虽然在这段论述中严复先生用了“故曰”二字，但是却并未揭示一种逻辑上的因果联系。在这句话中，他甚至连他眼中的“群学”就是什么都没有指明，这一点他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给出了答案：“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者之事操其本耳。”
结合严复先生对“群学”概念的解释，我认为他这种翻译的“合法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内涵上，“群”在中国能较为贴切地反映“society”在西方的含义，因此，“群学”能较为贴切地反映“sociology”在西方理论中的含义。这一点上，由于我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群”的概念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我在这里采用了一种对照法来解释其“合法性”。从严复先生关于“群”和“社会”的关系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严复先生虽然认为“群”不能等同于“社会”，但是他也间接地肯定了二者的相通之处，而且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二者之间的这种差异更多地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决定的。所以，我认为，如果以得到普遍认可并流传至今的“社会学”这种译法为参照，“群学”这种译法就当时而言在贴切程度上毫不逊色，甚至能更好地反映当时的中国，因此，我认为就内涵而言，严复先生将“sociology”翻译为“群学”是合理的。
第二、在外延上，“群学”在外延上十分接近当时的“sociol－ogy”。这里“群”字出自先秦时代的荀子的思想体系，而先秦时代的思想中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玄”，而这个“群”字也不例外。正是因为其玄，“群”的外延得到了无限的扩大。而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当时的社会学实际上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学，其外延十分之宽广。在这一点上，二者十分接近，因此用“群学”来翻译“sociology”在外延上也是合理的。
综合以上两个层面的讨论，我得出这样的结论：“群学”这一概念不仅相较“社会学”而言能很好地反映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相通之处，而且在内涵和外延上都能很好地反映“sociology”，因此严复先生将“sociology”译为了“群学”。
总体而言，严复先生的这种译法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严复先生的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这种说法过于宽泛，下面我将详细地论述这种共同作用是怎样运作的。
关于这种译法的探究，我认为第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严复先生为什么没有将“sociology”译为“社会学”?
对于这一问题，从现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有三点是可以肯定的：(1)严复先生12岁时就已经开始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语和其他的一些西学，并于1877年至1879年间在英国留学，因此他对西方的文化、语言有着相当程度的理解，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严复先生的翻译绝对是有据可循的(2)在严复先生提出“群学”这一概念的20年前，即1875年，日本政论家福地樱痴已经将“sociology”一词的词根“society”译为“社会”，而这一译法很快在日本受到广泛认可并传入中国，然后在我国学界广为流传(3)从严复先生的著作中可以很明确地知道，他在将“sociology”译为“群学”时是已经知道“society”已经被译为“社会”的。综合以上三点，我的结论是：严复先生不仅了解西方文化和语言，而且还知道“society”已被译为“社会”，然而他并没有使用翻译中常用的以词根为基础的翻译法，即不是对已有的“society”译法进行进一步的加工，而是提出一种全新的译法，他必定是进行过多方面的考量的。下面我将试图探究他的这些考量。
我认为，如果要探究这些因素，必须要对这种译法中包含的几个重要概念在当时的含义进行解释，否则任何探究都会成为无源之水。因此，我首先要对有关这一问题的三个基本概念“sociology”“社会”“群”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解释。
“sociology”，这一概念在当时指的是一种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科学，按照孔德的说法“它的意义在于寻找混合了人类知识及哲学的源头”。相对于现在的社会学概念，当时的“sociology”这一概念的还十分宽广，它甚至可以指向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在当时的中国，这个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从“society”译来的“社会”，即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种各样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另一方面，指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与“society”译来的“社会”不同，这个“社会”是“社”和“会”的组合，“社”指的是土地之神，或者祭祀之所，“会”就是集合，由此可见“社会”一词更多地是指向祭祀和集会。
“群”，源于荀子思想中的“人能群”，微观上指的是人与人因为共同目的组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宏观上可以指向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或社会结构。
下面我就结合这些基本概念来探究严复先生为什么不将“sociology”译为“社会学”而将其译为“群学”。
正如很多文献中提到的，这是与当时中国知识界流行的思想方法密切相关的。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流行着一种将西方思想同中国古代圣贤的思想作比较试图找到双方共通之处的思想方法。而这种思想导致了许多学者在翻译外来概念时尽可能从我们的传统思想中取材。而在这一点上，严复先生也不例外。陈旭麓在《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一文中指出“译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严复一般的做法总是尽可能从中国的古籍中找出相应的词语来表达。这样做，既使寝馈于古籍的士大夫乐于阅读，而且也可以表示这种思想古已有之，不至被轻视为‘夷说’”。
这解释了严复先生为什么会使用像“群”这样一个古老的概念，但是这不能解释他为什么选取“群”而不选取“社会”。我认为严复先生选取“群”而不选取“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这一概念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流传千年的已有含义无法科学地反映“社会学”这一学科概念中的“社会”。
正如上文中提到过的，许多学者在翻译外来概念时尽可能从我们的传统思想中取材，但是这种取材有一个重要的标准，那就是其在意义上一定要与所引入的概念有共通之处，也就是对这些引入的概念进行意译。因此，虽然已经有人将“society”译为了“社会”，但是“社会”这一概念在当时的中国却有两个指向，在这两个概念中，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社会”概念相对于从“society”译来的“社会”而言，可以说只是其中的某种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是极其具体的一个层面，它完全无法表达“society”一词在英语中丰富的内涵。而“社会学”这一概念中的“社会”明显取的是后者的含义，在这一点上它已经不符合意译的要求了，因此这就可以解释严复先生为什么不选取“社会”这一概念了。
而且，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反面去思考。假设采用日本传入的“社会”这一概念，将“sociology”译为“社会学”，那么虽然能达到“既使寝馈于古籍的士大夫乐于阅读，而且也可以表示这种思想古已有之，不至被轻视为‘夷说”’的目的，但是在传播过程中，受众会不会因为受到传统的“社会”概念的影响而更加难以真正理解“社会学”这一门全新学科的真正内涵就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这种影响的程度在当时可能难以得到考证，但是治学严谨的严复先生尽可能去规避这种影响是在情理之中的。
上面的两点论述主要是结合当时的时代和概念本身来展开的，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忽视严复先生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在这里我找到了严复先生的如下两段论述：
“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祈向者，日社会。”’
——《群学肄言·译余赓诏》
“社会者，群居之民，有其所同守之约束，所同蕲之境界。是故，偶合之众虽多，不为社会。”
——《社会通诠》
由此看来，与之后的一批学者不同，在严复先生眼中，“社会”和“群”之间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他仅将“社会”看作“群”的一种。“群”比“社会”在外延上更为广泛。在这一点上，陈树德是这样概括严复先生的观点的：“‘群’指一般人类结合，而‘社会’仅指有组织的人群而言。”在这里我无法考证严复先生的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但是这一点却对我要考证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综合以上三点，我已经探究了严复先生为什么不将“soci－ology”译为“社会学”，下面我就不得不面对第二个关键问题：他为什么选取“群学”这一概念。
在探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一定有众多的概念可以用来作为翻译“sociolo－gy”的基础，严复先生为什么独独选了一个“群”字?对于这个 问题，我在参考了一些文献之后仍然无法解释，我认为，这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严复先生个人因素的影响，抑或是严复先生另有深意，但这些目前我都无法考证，因此我只能对严复先生选取“群学”这一概念的“合法性”做一下探究。
“群学”一词最早出现于严复先生于1985年发表在天津《国闻报》上的《原强》一文，原文是说斯宾塞“宗天衍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认知归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我认为，虽然在这段论述中严复先生用了“故曰”二字，但是却并未揭示一种逻辑上的因果联系。在这句话中，他甚至连他眼中的“群学”就是什么都没有指明，这一点他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给出了答案：“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者之事操其本耳。”
结合严复先生对“群学”概念的解释，我认为他这种翻译的“合法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内涵上，“群”在中国能较为贴切地反映“society”在西方的含义，因此，“群学”能较为贴切地反映“sociology”在西方理论中的含义。这一点上，由于我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群”的概念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我在这里采用了一种对照法来解释其“合法性”。从严复先生关于“群”和“社会”的关系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严复先生虽然认为“群”不能等同于“社会”，但是他也间接地肯定了二者的相通之处，而且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二者之间的这种差异更多地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决定的。所以，我认为，如果以得到普遍认可并流传至今的“社会学”这种译法为参照，“群学”这种译法就当时而言在贴切程度上毫不逊色，甚至能更好地反映当时的中国，因此，我认为就内涵而言，严复先生将“sociology”翻译为“群学”是合理的。
第二、在外延上，“群学”在外延上十分接近当时的“sociol－ogy”。这里“群”字出自先秦时代的荀子的思想体系，而先秦时代的思想中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玄”，而这个“群”字也不例外。正是因为其玄，“群”的外延得到了无限的扩大。而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当时的社会学实际上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学，其外延十分之宽广。在这一点上，二者十分接近，因此用“群学”来翻译“sociology”在外延上也是合理的。
综合以上两个层面的讨论，我得出这样的结论：“群学”这一概念不仅相较“社会学”而言能很好地反映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相通之处，而且在内涵和外延上都能很好地反映“sociology”，因此严复先生将“sociology”译为了“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