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历史书上说的三代，就是遥远的夏朝、商朝、周朝。周朝的灭亡，距离今年已有两千二百四十六年；商朝的灭亡，按照比较通行的年表，距今约三千年；夏朝的灭亡，距今约三千六百年；而夏朝的建立，离现在竟有四千一二百年了。想想我們一个人，连自己儿童时期的事情有时都记不清楚，曾祖父以上先人的名字也常说不出来，夏、商、周三代离我们真是太远了，就象银河系以外的星云、星系一样。
然而三代又好象离我们并不是那么遥远。对于秦汉以来历代许多学者来说，三代是圣贤的时代，是理想的王国。当时不少人主张书不读三代以下，甚至言必称三代，他们的毕生精力都用在圣经贤传的寻绎上。宋代理学先生说，三代之后天地只是架漏过时，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代表着这种观点。当然，这种观点在进化论传播以后早已成为过去了。现代人对三代的兴趣乃是出于历史的意识。常常听见有人说“历史？历史有什么用？”是的，历史既不能吃，又不能穿，似乎于国计民生无补，可是工农兵学商每一个人，即使与历史学、考古学全不搭界，还是会有或多或少的历史意识和兴趣。这是由于我们几千年的文明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传流的，请看一些寄居海外的华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感情，便会理解。认识古代文明要求助于历史，研究文明的历史更要溯源到三代。因此，三代虽然遥远，就文明的脉络而言，又和我们相当切近。
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滥觞到定型的时期，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据有重要的地位。对三代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进行探索和研究，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方法和途径。一九八O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执教的张光直先生出版了《商代文明》(Kwang-chihChang，ShangCivilization，YalePress)一书，是耶鲁大学出版社《中国早期文明丛书》的第一本。在书中他曾列举“通向商代的五条门径”，就是：传统的历史文献；青铜器；甲骨文；考古学，理论模式。用国内通用的词语来说，这“五条门径”包括了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理论的探讨。所以，“五条门径”实际是对商代文明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应该指出，这不仅是研究商代的门径，对于夏商周三代的研究，整个都是适用的。
怎样对三代文明作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不妨看张先生本人的论著。他的论文集《中国青铜时代》，一九八二年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出了三联书店版(听说还有台湾版，我没有见到)，最近又有日译本(小南一郎、间濑收芳译，平凡社，一九八九年)。现在，又读到三联书店印行的《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学术研究和艺术流派一样，是有家法、有路数的，两集《中国青铜时代》代表了张光直先生的研究路数。
那么，这两本书究竟是历史学书，还是考古学书？我们学术界的习惯，是把历史学和考古学截然分开。不要看好多大学的考古专业是设在历史系里面的，实际上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把历史、考古分别得清清楚楚。学历史的专搞文献，学考古的专做田野，井水不犯河水，大可不相往来。我看这对历史学、考古学双方都没有好处。强调考古学与历史的关系，绝不会削弱考古学作为科学的独立性，正如英国考古学家、考古学史专家丹尼尔在《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中引据泰勒的话：“考古学家的目的绝对不是准确的发掘和出版发掘报告，甚至也不是准确的地层比较，以及他(泰勒)误称为‘文化’的器物类型的划分，而是撰写历史。他极力主张在考古学中采用他所谓的综合研究，这正是我们在本书(《一百五十年》)中一直提倡的作法……。考古学家的工作是否重要，并不是看他发掘的数量、规模和次数，而是看他对撰写或重新撰写人类早期历史的贡献大小。”(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张光直先生的训练和背景是纯粹的考古学家，他五十年代自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及哈佛人类学系研究院毕业，主持过台湾省几处遗址的发掘。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日文版序中，他自称主要的研究对象和兴趣在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台湾)的史前考古。可是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他着重讲的却是“专业”和“通业”的问题。他说，《中国青铜时代》的“一个目的是想试试看能不能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证明中国古代的研究不是‘专业’而是‘通业’。所谓‘本行’的观念我觉得害人不浅。深入研究任何一种事物、现象，都需要长期深入的训练，这是不错的，但现在所谓‘行’，其区分的标准常常只是历史的偶然传统，并没有现实的理由。‘中国古史’这个题目常常依照史料的性质而分为专业：有人专搞古文字，有人专搞历史，有人专搞美术，有人专搞考古。搞古文字的人还分甲骨文、金文。这样一来，中国古史搞得四分五裂，当时文化社会各方面之间的有机联系便不容易看出来了。”这席话切中时弊，使我想起在清华念书时，老师金龙荪(岳霖)先生曾特别要求我们读一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关于“专”、“通”的议论。按《文史通义·博约篇》云：“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学科的发展越分越细，也越需要博通的综合研究。试看研究古代文化社会的名宿，无不于专精之后继以扩充，后人评论也无法以这一科那一科为限，这才是大家风范。
《中国青铜时代》的“主要目的是对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的若干主要特征作整体性的讨论”。两集一共有二十二篇文章，成果所涉及的方面是非常广泛的。这里只选择张先生对中国青铜时代，也就是夏商周三代，几个带有整体性问题的见解，试加评介。
三代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这是一个影响颇大的问题。大家知道，孔子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主张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其间不过有所损益而已。因此历代传统的看法是，夏商周不过是统治者的更迭，制度和人民仍是一脉相承，和由唐到宋、由明到清没有什么两样。对此独持异议的是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他的名文《殷周制度论》倡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此说既出，风靡一世。到三十年代，又有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发表，把三代分为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这种看法，不但对历史学界，而且在迄今的中原地区考古研究上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收入《中国青铜时代》一集的《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一文说：“我对三代的看法是这样的：夏商周在文化上是一系的，亦即都是中国文化，但彼此之间有地域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夏商周三代代表相对立的政治集团；它们彼此之间的横的关系，才是了解三代关系与三代发展的关键”。张先生的这个看法，既考虑了三代直的关系，又照顾到三代横的关系。他所讲夏商周代表相对立的政治集团，吸收了《夷夏东西说》的一些要点，而夏商周在文化上一系，则与《殷周制度论》以来的成说不同。在题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另一论文中，他又说：“根据现有的文献与考古证据来看，三个朝代都以一个共同的中国文明为特征。这不但在这个文明的早期阶段——夏和商——包括地域较小时是如此，而且在较晚的阶段，如青铜器的广泛分布所示，其领域伸展到包括华南广大地区在内的中国全部时也是如此。”
考古学上的殷商文化和周人文化，我们都是熟悉的。如果能承认二里头文化和有关的文化类型是夏文化，其面貌也已为大家所认识。仔细考察这三者包含的种种主要因素间的关系，应当说是支持张先生上述论点的。三种文化尽管有若干“地域、时代与族别”的区分，但是归根结底是大同小异，都属于中国中原地区(广义的)的文化。一九八七年初，我在日本东京的“中国古文字与殷周文化”讨论会上，曾以商周两代文字的一贯性为例，讨论到商周文化的连续继承，似可作为这一论点的补充。
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境内还有一些古代的民族，其文化面貌同夏商周三代文化有较大的差异。以近几年发掘的四川地区的蜀文化而论，广汉三星堆两座器物坑的出土品已以其特异而精美蜚声世界。根据器物坑有关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坑的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许多器物也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影响，然而本身的地域性是相当强烈的。应该说，当时的蜀文化有本身的发展和特点，它和中原地区文化的关系，和夏商周的关系有所不同，所以我赞成张先生《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文中所说：“三代都是有独特性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组成部分，其间的差异，在文化、民族的区分上的重要性是次要的。”“从物质遗迹上看来，三代的文化是相近的：纵然不是同一民族，至少是同一类的民族。”(《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代文化基本相近的看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回复到王国维以前的观点上去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性质和意义，也是一个关系较大的问题。张先生对青铜器的见解是非常新颖的，他认为中国青铜时代的一项重要特征，“便是作为巫术法器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在造成或促进政权集中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政权的集中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是与财富的集中紧密结合的，而财富的集中又是文明产生的基础，中国古代的艺术在文明起源的程序上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二集前言)他之所以达到这一结论，是由神话和美术史的研究入手的，其方法也很独特。六十年代的几篇论文，如《中国青铜时代》一集收辑的《商周神话之分类》、《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已可见此说之端倪。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他在哈佛的讲座，对此作了系统发挥，随后出版为《美术、神话与祭祀》(Art，Myth，andRitual：ThePathtoPoliticalAuthorityinAncientChina，HarvardUniversityPress，一九八三；郭净译，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书。至于二集中的文章，几乎篇篇都和这个问题有联系了。
问题不妨从神话讲起。和其他古代文明一样，中国古代也有神话，有些还是十分美妙的，但是较之其他古代文明，中国的神话一则数量少，二则类型也不相同。比如世界各地最普遍的神话是洪水传说，中国亦有，且见于《尚书》的首篇《尧典》。不过其他地方的洪水传说都是讲天降洪水，将人类灭绝，惟有少数留存下来，成为现今人类的先祖，而《尧典》却说洪水怀山襄陵，禹受命动员人众将之治理平息，其思想涵义显然有别，不可与其他传说同日而语。这里面反映的不同观念，是很值得玩味的。
对于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海内外有不少专门论著。张光直先生在研究上的特点，是把考古学与商周神话以及美术结合起来，成为很有特色的学说。他专门研究了商周两代神话及美术里所见的动物，指出：“在商周的神话与美术中，动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神话里，动物所扮演的角色，从族群的祖先，一直到上帝的使者；从先祖英雄的伴侣，一直到为英雄所征戮的恶魔。动物在神话中的重要地位，甚至比表面看得出的还要大些。”(《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动物之所以有这样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则是由于当时普遍存在的巫术。张先生的论文详细讨论了古代的巫和巫术，巫是“知天知地又是能通天通地的专家”，而动物便是他们借以通天地的工具。青铜器，主要是青铜礼器，其使用者是巫，而其用途正是“通民神”亦即“通天地”，所以在礼器上面充满了饕餮、肥遗、夔、龙、虬一类神话动物。
同样的学说，也可用来解释中国古玉中最重要的一种——琮。在《中国青铜时代》二集里有一篇《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专门讨论了外方内圆的琮“是把方和圆相贯串起来，也就是把地和天相贯通起来。专从形状上看，我们可以说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琮的上面，也每每具有神异的动物花纹。
这样的研究，使我们想起了陈梦家先生。五十多年前，陈先生写了《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二十期，一九三六年)从神话学的角度研究商代考古与古文字学的成果，有开拓之功。这篇论文，不少人业已忘记了，陈先生也没有把它的内容充分吸收到他的《殷虚卜辞综述》中去。不过，近年好多海外学者对它却是相当推崇称道的。无论如何，神话学的研究对探讨古代文化很是重要，这或许是在前面提到的“五条门径”之外又一条康衢大道罢？要搞“通业”，要对古代文化与社会作整体性的讨论，这条途径是必须走的。
《中国青铜时代》一集前言还有一段值得介绍的话：“讲通业讲到底，我们还得把中国的材料与中国的研究成果与世界其他各地的情形作比较，因为中国的情形只是全世界人类千变万化的各种情形之一，不了解世界的变局便不能了解中国的常局。……讲中国学问没有中国训练讲不深入，但讲中国学问没有世界眼光也如坐井观天，永远讲不开敞，也就讲不彻底。”这些年，学术界风行谈“比较”，就是考古学谈得不多，其实据我看，比较考古学的研究反而是特别需要的。我们大学里历史专业的学生都必修世界史，考古专业的学生却没有一门世界考古学或外国考古学的课程，因而在考古学范围内讲世界眼光也就不容易了。例如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颇为热门，可是这个问题恐怕离不开比较研究，离不开世界眼光。
大概是由于在美国多年的关系，张先生论著中以中国古代文明与美洲古代文明作比较的地方特别多。比如他以墨西哥卡尔卡金哥遗址的奥尔美克文化石刻的“亚形”同中国考古发现的“亚形”对比，便是饶有兴味的。他认为中国的殷商文明和美洲的马雅等文明可能是同祖的，其祖型文化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前印第安人还在亚洲的旧石器时代，可称为“马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二集，《说殷代的“亚形”》)，这比形形色色商周以来中国人远渡美洲的说法要有据得多。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书中有不少篇论文。他觉得，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不能限于文明起源的历史阶段和地区、中国文明是一元还是多元这样的问题，还要探索中国文明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这样形成，其形成牵涉那些因素，其形式又如何反映其内容。他承认文明的产生必须经过财富的积累与集中的程序，所以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考察中国古代何时有财富的积累，如何造成这种积累，何时有财富的集中，又如何造成这种集中。在论文里，他列举了下列几个有关的现象：
第一，中国古代文明的生产工具、技术，与文明产生以前的生产工具、技术没有本質的改变。
第二，宗族制度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里面阶级分化和财富集中的重要基础。
第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从史前继续下来的，是供给中国古代财富积累与集中的重要工具。
这三点都是以“连续性”为特点的，因此张光直主张文明起源的若干西方的一般法则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型态可称为“连续性”的型态，西方的可称为“破裂性”的型态，而中国的型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型态，西方的型态则系例外。《中国青铜时代》二集殿后的文章即以《连续与破裂》(ContinuityandRupture)为题。
这样的研究，又使我们想到著名的学者侯外庐先生。他有许多作品论述了古代东方和西方的不同文明路径的问题。下面只抄引他自传中的几句：“古代社会这两个不同的路径，如果用恩格斯家族、私产、国家三项作为文明路径的指标，那么，‘古典的古代’(按指希腊、罗马)就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所以，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是革命的路线；那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是维新的路线。”(《韧的追求》，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他尽管没有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然而观点的相似是显然的，这大概便是殊途同归吧？由此可见，不管我们是否赞同，这种观点的重要性是不容漠视的。它牵涉到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以及发展的一些根本性的特点，虽然所论是夏商周三代，大家还是都应该关心的。
所以，这里又回到本文开端谈的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的问题。夏商周三代是遥远的过去，但它们不仅是博物馆的陈列品。不管三代的制度、思想、宇宙观在我们看来是多么陌生，三代究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溯源至此。认识这一点，三代和我们就不是那样遥远了。对三代文化、社会作整体性讨论的书值得大家细读，原因正在这里。
(《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著，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一版，1.45元；《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张光直著，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然而三代又好象离我们并不是那么遥远。对于秦汉以来历代许多学者来说，三代是圣贤的时代，是理想的王国。当时不少人主张书不读三代以下，甚至言必称三代，他们的毕生精力都用在圣经贤传的寻绎上。宋代理学先生说，三代之后天地只是架漏过时，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代表着这种观点。当然，这种观点在进化论传播以后早已成为过去了。现代人对三代的兴趣乃是出于历史的意识。常常听见有人说“历史？历史有什么用？”是的，历史既不能吃，又不能穿，似乎于国计民生无补，可是工农兵学商每一个人，即使与历史学、考古学全不搭界，还是会有或多或少的历史意识和兴趣。这是由于我们几千年的文明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传流的，请看一些寄居海外的华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感情，便会理解。认识古代文明要求助于历史，研究文明的历史更要溯源到三代。因此，三代虽然遥远，就文明的脉络而言，又和我们相当切近。
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滥觞到定型的时期，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据有重要的地位。对三代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进行探索和研究，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方法和途径。一九八O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执教的张光直先生出版了《商代文明》(Kwang-chihChang，ShangCivilization，YalePress)一书，是耶鲁大学出版社《中国早期文明丛书》的第一本。在书中他曾列举“通向商代的五条门径”，就是：传统的历史文献；青铜器；甲骨文；考古学，理论模式。用国内通用的词语来说，这“五条门径”包括了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理论的探讨。所以，“五条门径”实际是对商代文明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应该指出，这不仅是研究商代的门径，对于夏商周三代的研究，整个都是适用的。
怎样对三代文明作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不妨看张先生本人的论著。他的论文集《中国青铜时代》，一九八二年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出了三联书店版(听说还有台湾版，我没有见到)，最近又有日译本(小南一郎、间濑收芳译，平凡社，一九八九年)。现在，又读到三联书店印行的《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学术研究和艺术流派一样，是有家法、有路数的，两集《中国青铜时代》代表了张光直先生的研究路数。
那么，这两本书究竟是历史学书，还是考古学书？我们学术界的习惯，是把历史学和考古学截然分开。不要看好多大学的考古专业是设在历史系里面的，实际上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把历史、考古分别得清清楚楚。学历史的专搞文献，学考古的专做田野，井水不犯河水，大可不相往来。我看这对历史学、考古学双方都没有好处。强调考古学与历史的关系，绝不会削弱考古学作为科学的独立性，正如英国考古学家、考古学史专家丹尼尔在《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中引据泰勒的话：“考古学家的目的绝对不是准确的发掘和出版发掘报告，甚至也不是准确的地层比较，以及他(泰勒)误称为‘文化’的器物类型的划分，而是撰写历史。他极力主张在考古学中采用他所谓的综合研究，这正是我们在本书(《一百五十年》)中一直提倡的作法……。考古学家的工作是否重要，并不是看他发掘的数量、规模和次数，而是看他对撰写或重新撰写人类早期历史的贡献大小。”(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张光直先生的训练和背景是纯粹的考古学家，他五十年代自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及哈佛人类学系研究院毕业，主持过台湾省几处遗址的发掘。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日文版序中，他自称主要的研究对象和兴趣在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台湾)的史前考古。可是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他着重讲的却是“专业”和“通业”的问题。他说，《中国青铜时代》的“一个目的是想试试看能不能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证明中国古代的研究不是‘专业’而是‘通业’。所谓‘本行’的观念我觉得害人不浅。深入研究任何一种事物、现象，都需要长期深入的训练，这是不错的，但现在所谓‘行’，其区分的标准常常只是历史的偶然传统，并没有现实的理由。‘中国古史’这个题目常常依照史料的性质而分为专业：有人专搞古文字，有人专搞历史，有人专搞美术，有人专搞考古。搞古文字的人还分甲骨文、金文。这样一来，中国古史搞得四分五裂，当时文化社会各方面之间的有机联系便不容易看出来了。”这席话切中时弊，使我想起在清华念书时，老师金龙荪(岳霖)先生曾特别要求我们读一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关于“专”、“通”的议论。按《文史通义·博约篇》云：“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学科的发展越分越细，也越需要博通的综合研究。试看研究古代文化社会的名宿，无不于专精之后继以扩充，后人评论也无法以这一科那一科为限，这才是大家风范。
《中国青铜时代》的“主要目的是对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的若干主要特征作整体性的讨论”。两集一共有二十二篇文章，成果所涉及的方面是非常广泛的。这里只选择张先生对中国青铜时代，也就是夏商周三代，几个带有整体性问题的见解，试加评介。
三代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这是一个影响颇大的问题。大家知道，孔子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主张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其间不过有所损益而已。因此历代传统的看法是，夏商周不过是统治者的更迭，制度和人民仍是一脉相承，和由唐到宋、由明到清没有什么两样。对此独持异议的是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他的名文《殷周制度论》倡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此说既出，风靡一世。到三十年代，又有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发表，把三代分为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这种看法，不但对历史学界，而且在迄今的中原地区考古研究上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收入《中国青铜时代》一集的《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一文说：“我对三代的看法是这样的：夏商周在文化上是一系的，亦即都是中国文化，但彼此之间有地域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夏商周三代代表相对立的政治集团；它们彼此之间的横的关系，才是了解三代关系与三代发展的关键”。张先生的这个看法，既考虑了三代直的关系，又照顾到三代横的关系。他所讲夏商周代表相对立的政治集团，吸收了《夷夏东西说》的一些要点，而夏商周在文化上一系，则与《殷周制度论》以来的成说不同。在题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另一论文中，他又说：“根据现有的文献与考古证据来看，三个朝代都以一个共同的中国文明为特征。这不但在这个文明的早期阶段——夏和商——包括地域较小时是如此，而且在较晚的阶段，如青铜器的广泛分布所示，其领域伸展到包括华南广大地区在内的中国全部时也是如此。”
考古学上的殷商文化和周人文化，我们都是熟悉的。如果能承认二里头文化和有关的文化类型是夏文化，其面貌也已为大家所认识。仔细考察这三者包含的种种主要因素间的关系，应当说是支持张先生上述论点的。三种文化尽管有若干“地域、时代与族别”的区分，但是归根结底是大同小异，都属于中国中原地区(广义的)的文化。一九八七年初，我在日本东京的“中国古文字与殷周文化”讨论会上，曾以商周两代文字的一贯性为例，讨论到商周文化的连续继承，似可作为这一论点的补充。
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境内还有一些古代的民族，其文化面貌同夏商周三代文化有较大的差异。以近几年发掘的四川地区的蜀文化而论，广汉三星堆两座器物坑的出土品已以其特异而精美蜚声世界。根据器物坑有关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坑的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许多器物也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影响，然而本身的地域性是相当强烈的。应该说，当时的蜀文化有本身的发展和特点，它和中原地区文化的关系，和夏商周的关系有所不同，所以我赞成张先生《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文中所说：“三代都是有独特性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组成部分，其间的差异，在文化、民族的区分上的重要性是次要的。”“从物质遗迹上看来，三代的文化是相近的：纵然不是同一民族，至少是同一类的民族。”(《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代文化基本相近的看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回复到王国维以前的观点上去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性质和意义，也是一个关系较大的问题。张先生对青铜器的见解是非常新颖的，他认为中国青铜时代的一项重要特征，“便是作为巫术法器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在造成或促进政权集中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政权的集中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是与财富的集中紧密结合的，而财富的集中又是文明产生的基础，中国古代的艺术在文明起源的程序上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二集前言)他之所以达到这一结论，是由神话和美术史的研究入手的，其方法也很独特。六十年代的几篇论文，如《中国青铜时代》一集收辑的《商周神话之分类》、《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已可见此说之端倪。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他在哈佛的讲座，对此作了系统发挥，随后出版为《美术、神话与祭祀》(Art，Myth，andRitual：ThePathtoPoliticalAuthorityinAncientChina，HarvardUniversityPress，一九八三；郭净译，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书。至于二集中的文章，几乎篇篇都和这个问题有联系了。
问题不妨从神话讲起。和其他古代文明一样，中国古代也有神话，有些还是十分美妙的，但是较之其他古代文明，中国的神话一则数量少，二则类型也不相同。比如世界各地最普遍的神话是洪水传说，中国亦有，且见于《尚书》的首篇《尧典》。不过其他地方的洪水传说都是讲天降洪水，将人类灭绝，惟有少数留存下来，成为现今人类的先祖，而《尧典》却说洪水怀山襄陵，禹受命动员人众将之治理平息，其思想涵义显然有别，不可与其他传说同日而语。这里面反映的不同观念，是很值得玩味的。
对于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海内外有不少专门论著。张光直先生在研究上的特点，是把考古学与商周神话以及美术结合起来，成为很有特色的学说。他专门研究了商周两代神话及美术里所见的动物，指出：“在商周的神话与美术中，动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神话里，动物所扮演的角色，从族群的祖先，一直到上帝的使者；从先祖英雄的伴侣，一直到为英雄所征戮的恶魔。动物在神话中的重要地位，甚至比表面看得出的还要大些。”(《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动物之所以有这样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则是由于当时普遍存在的巫术。张先生的论文详细讨论了古代的巫和巫术，巫是“知天知地又是能通天通地的专家”，而动物便是他们借以通天地的工具。青铜器，主要是青铜礼器，其使用者是巫，而其用途正是“通民神”亦即“通天地”，所以在礼器上面充满了饕餮、肥遗、夔、龙、虬一类神话动物。
同样的学说，也可用来解释中国古玉中最重要的一种——琮。在《中国青铜时代》二集里有一篇《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专门讨论了外方内圆的琮“是把方和圆相贯串起来，也就是把地和天相贯通起来。专从形状上看，我们可以说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琮的上面，也每每具有神异的动物花纹。
这样的研究，使我们想起了陈梦家先生。五十多年前，陈先生写了《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二十期，一九三六年)从神话学的角度研究商代考古与古文字学的成果，有开拓之功。这篇论文，不少人业已忘记了，陈先生也没有把它的内容充分吸收到他的《殷虚卜辞综述》中去。不过，近年好多海外学者对它却是相当推崇称道的。无论如何，神话学的研究对探讨古代文化很是重要，这或许是在前面提到的“五条门径”之外又一条康衢大道罢？要搞“通业”，要对古代文化与社会作整体性的讨论，这条途径是必须走的。
《中国青铜时代》一集前言还有一段值得介绍的话：“讲通业讲到底，我们还得把中国的材料与中国的研究成果与世界其他各地的情形作比较，因为中国的情形只是全世界人类千变万化的各种情形之一，不了解世界的变局便不能了解中国的常局。……讲中国学问没有中国训练讲不深入，但讲中国学问没有世界眼光也如坐井观天，永远讲不开敞，也就讲不彻底。”这些年，学术界风行谈“比较”，就是考古学谈得不多，其实据我看，比较考古学的研究反而是特别需要的。我们大学里历史专业的学生都必修世界史，考古专业的学生却没有一门世界考古学或外国考古学的课程，因而在考古学范围内讲世界眼光也就不容易了。例如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颇为热门，可是这个问题恐怕离不开比较研究，离不开世界眼光。
大概是由于在美国多年的关系，张先生论著中以中国古代文明与美洲古代文明作比较的地方特别多。比如他以墨西哥卡尔卡金哥遗址的奥尔美克文化石刻的“亚形”同中国考古发现的“亚形”对比，便是饶有兴味的。他认为中国的殷商文明和美洲的马雅等文明可能是同祖的，其祖型文化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前印第安人还在亚洲的旧石器时代，可称为“马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二集，《说殷代的“亚形”》)，这比形形色色商周以来中国人远渡美洲的说法要有据得多。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书中有不少篇论文。他觉得，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不能限于文明起源的历史阶段和地区、中国文明是一元还是多元这样的问题，还要探索中国文明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这样形成，其形成牵涉那些因素，其形式又如何反映其内容。他承认文明的产生必须经过财富的积累与集中的程序，所以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考察中国古代何时有财富的积累，如何造成这种积累，何时有财富的集中，又如何造成这种集中。在论文里，他列举了下列几个有关的现象：
第一，中国古代文明的生产工具、技术，与文明产生以前的生产工具、技术没有本質的改变。
第二，宗族制度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里面阶级分化和财富集中的重要基础。
第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从史前继续下来的，是供给中国古代财富积累与集中的重要工具。
这三点都是以“连续性”为特点的，因此张光直主张文明起源的若干西方的一般法则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型态可称为“连续性”的型态，西方的可称为“破裂性”的型态，而中国的型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型态，西方的型态则系例外。《中国青铜时代》二集殿后的文章即以《连续与破裂》(ContinuityandRupture)为题。
这样的研究，又使我们想到著名的学者侯外庐先生。他有许多作品论述了古代东方和西方的不同文明路径的问题。下面只抄引他自传中的几句：“古代社会这两个不同的路径，如果用恩格斯家族、私产、国家三项作为文明路径的指标，那么，‘古典的古代’(按指希腊、罗马)就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所以，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是革命的路线；那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是维新的路线。”(《韧的追求》，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他尽管没有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然而观点的相似是显然的，这大概便是殊途同归吧？由此可见，不管我们是否赞同，这种观点的重要性是不容漠视的。它牵涉到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以及发展的一些根本性的特点，虽然所论是夏商周三代，大家还是都应该关心的。
所以，这里又回到本文开端谈的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的问题。夏商周三代是遥远的过去，但它们不仅是博物馆的陈列品。不管三代的制度、思想、宇宙观在我们看来是多么陌生，三代究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溯源至此。认识这一点，三代和我们就不是那样遥远了。对三代文化、社会作整体性讨论的书值得大家细读，原因正在这里。
(《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著，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一版，1.45元；《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张光直著，三联书店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