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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落叶归根》是美籍华人女作家严君玲的英文自传，记述了作者历经磨难不断成长并实现自我认同的历程。继母是书中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对作者的成长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尝试结合社会语境，把继母放置于各种关系中，对影响其思想、行为的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解读，把继母这个妖魔化形象拉回到社会现实中，进一步认识人物的复杂性并领略其艺术魅力。经过多元、多向探寻后发现，只有当女性真正摆脱父权的束缚，建立女性认同后，继母们才能成为母爱的完美继任者。
关键词：继母 父权 小家 大家
《落叶归根》（Falling leaves return to their roots）是美籍华人女作家严君玲（Adeline Yen Mah）的英文自传，1997年在英国首次出版，后来此书以多种文字发行，全球销量超过100万册。该书以20世纪社会、政治、文化动荡不安的中国为背景，记述了她悲惨的童年以及在动荡岁月中求学、移民、挣扎、不断成长，并最终实现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
书中的继母——“娘”遭到了读者的一致讨伐。古往今来的各种文学作品里的继母多以恶的形象出现，形成了继母的刻板印象：阴险，刻毒，凶残，冷酷，专制等。无论是至孝的闵子骞，还是纯真、善良的白雪公主、灰姑娘，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冤屈，其制造者都毫不例外的是继母。读者对继母的谴责大多停留在人性的恶的方面，其形象也难免限于二分结构定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在历史中并且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确定”，“‘人’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既受环境条件（阶级、社会、家庭）的影响，又受遗传和气质上的条件的影响”。人性既有先天的因素，又受后天的个人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
赵光慧在谈及文学人物批评时认为，人物性格的构成有很多的因素，“因为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艺术表现的正是这种复杂性，文学批评揭示的也应该是这种复杂性。”本文试结合娘生活的文化、社会语境，对影响其思想、行为的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解读，把继母这个妖魔化形象拉回到社会现实中，进一步认识文学人物的复杂性并领略其艺术魅力。
一
托尔斯泰曾说：“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物也是复杂的。娘具有多重身份：中法混血儿、富豪的妻子、大家庭的儿媳、弟媳、两个孩子的母亲、五个孩子的继母等，这些身份在她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她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她所背负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殖民主义思想和传统继母情结决定了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行为的不确定性。
宋光宇认为，“文化是所有在历史上，为了求生存而做的各种设计。可能是外显的，或是内隐的……是人类行为的潜在指导原则”。娘出生并成长在旧中国的租界里，租界是近代中国屈服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产物，也是东西方文化产生强烈碰撞的地方。严君玲在书中提到，“在租界，任何与西方有关的东西都比中国的有优越性”（28）。娘认同自己的法国血统，身上自始至终都体现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和殖民主义者居高临下的权势感。她从小接受严格的教会教育，耳濡目染租界的殖民文化，把法国当成自己的祖国，把法语视为自己的母语，不认同东方文化。但是在租界的殖民主义语境下，有一半中国人血统的她处于尴尬境地，东方文化和她一样都是弱势，是被征服者。在租界这个华人低人一等的环境里，加上自己的法国父亲也地位低微，家境贫寒，她不得不时常躲闪着西方人不屑的目光。对于娘而言，高高的社会地位必须有与之相配的经济基础才能更加体现出她的优越感来。作者详细地记述了父亲追求娘的过程，就像做进出口的贸易一样富有讽刺意味。对父亲而言，在西方人至上的旧中国租界能够拥有“一位年轻、漂亮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血统的太太是他最高地位的象征”（28）。很显然双方对这桩交易的得益都很清楚，父亲对娘的要求有求必应，甚至于作者用了中国的一个俗语：“对父亲来说，娘的屁都是香的”（29）。娘的西方血统、富有的丈夫使她成为社交活动中的宠儿，是当地新闻、报刊的时尚人物。即使50年代搬到香港，父亲和娘也是上层社会的名流。婚后奢华的生活、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不断地强化着娘作为西方人的优越感。60年代的香港经济开始走上繁荣，划分阶层的标准不再是血统而是金钱时，她西方人的优越感遭到了挑战，感到莫大的失落，她鄙视那些比他们更富有的广东人，内心又非常嫉妒他们能够迅速发家。十分讽刺的是，她“时常谴责不同种族通婚，说这些人的后代‘非驴非马’（neither fish nor fowl）”（185）。她在自己的家里也刻意划分界限，凸显作为西方人的优越感。例如：在上海的新家里，自己小家的成员占据了最好的房间，享有特权地位，其他人都是二等公民。（117）在娘刻意营造的不平等的氛围下，家中充满了压抑、矛盾、猜忌。继子女和亲生子女间缺乏手足之情，整个家庭毫无温情可言。
二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包括女性主义在内西方各种思潮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冲击。娘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在家庭的认识上与中国传统的家庭观有着很大的冲突。西方文化价值观以个人主义为核心，重视由夫妻、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和家庭成员的人格独立。中国传统的文化则以社会群体作为价值主体，重视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的利益，父母是核心，而不是自己的伴侣和孩子，为了大家庭的利益，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可以忽略和牺牲。我们从娘来到严家后严家的变化可以看出两种价值观的冲突。
娘嫁到严家时，面对的是上有公婆，下有前妻生的五个孩子再加上一位老姑娘——姑爸爸（丈夫的姐姐）组成的大家庭。婆婆掌控家务，公公掌握着财权。娘的到来，无疑对原有家庭结构产生了冲击。为自己的法国血统自豪、自视高人一等的娘不愿意做一个“孝顺”的、看公婆眼色行事的中国传统小媳妇。首先，大家之外出现了儿子的小家。娘生了儿子后，在家里的地位慢慢得到巩固，“家”中权力之争也逐渐浮出水面。最能体现娘的强烈权力意识的是给小妹雇奶妈的事，这件事还引起了家里的“最可怕的骚乱”。娘决意要花三倍的高价雇用一个给美国白人孩子当过奶妈的女人做奶妈，尽管遭到家里人的反对，但是父亲顺着她的心意雇了那个奶妈。这是一次“小家”和“大家”的冲突，在这个由父亲、妻子和两个孩子组成的小家里，娘掌控了权力，最终战胜了公公和婆婆代表的三代同堂的“大家”，获得了独立地位。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讹诈，父亲伪做失踪和娘逃到上海，另立新家。我们可以从书中描述的奶奶从上海回来后说的话窥探出娘和奶奶家庭权力之争的激烈。当以奶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大家庭遭遇到娘掌控的小家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娘在严家的强势地位的背后也凸显了当时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强势地位。
奶奶去世后，天津的“大家”搬到了上海与“小家”合二为一，组成了一个新的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父亲和娘是家长，娘不仅掌握了家庭的管理权，还在经济上控制了这个家。曾经的家长——爷爷则因为把财产转到了父亲名下而变得一无所有，就像失去了权力的“李尔王”。传统的中国大家庭里，父亲掌握家庭大权，父业子承，父子之间不分你我，更是羞于谈钱。所以爷爷在儿子需要资金支持时，毫不迟疑地把钱给了儿子，根本不会谈及契约。爷爷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非常自然地让渡出自己的经济上的权力，其结果是让自己处于了连零花钱都得向儿媳妇要的尴尬境地。娘则不失时机地获得了爷爷让渡出的财权，成为真正的掌权者。
三
挑战了大家庭父权权威（爷爷）后，娘和父亲共同掌握了严家的财权，在诸如孩子读书、成家、前途等重大问题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娘的胜利好像是原来居于“边缘”位置的“女性话语”向居于“中心”位置的“男性话语”进行了勇敢进攻，是对父权统治的反抗。但是父权的压迫并没有随着娘的掌权而在严家消失，女性的自我解放的实现却是靠父权“代为发声”的。严家的大小事中，我们可以多次看到父亲要么沉默，要么就隐身，娘以“我们认为”的形式或以父亲的代言人“你们的父亲说”的形式发布命令，好像严家是“母权至上”而“伟大的父亲”消失。实际上，父亲正是按照“男主外，女主内”的父权思想，让娘成了父权权力的延伸。因此娘在家里的强势地位是借助父权权威而实现的。性别上的女人，角色上的母亲，都可能扮演集体意识的“伟大的父亲”。娘靠着与父亲的婚姻关系和为严家生育了两个子女的的优势，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但是作为闯入严家的后母，她在社会文化中的劣势促使她尽可能地站在父亲的角色位置上，行使父亲的权力强化自己的存在。沉默的父亲其实就隐藏在娘的权力之下，娘对子女们命运的摆布正是父权制度赋予她的。严家的几个儿子对父亲和娘惟命是从，甚至于接受了西方教育并长大成人后依然对父亲和娘畏惧，听任其摆布，这充分表明了父权的权威从未在严家消失过，父权是以现实中的父亲或由娘替父亲代言的形式存在。
社会文化中的继母情结是她挥之不去的阴影。她对继子女的冷漠和暴虐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社会文化的激烈反抗，但是这种反抗掩藏在人性的阴暗之下，淡化了她自身的悲剧色彩。
从娘的出身来看，她本也应该是一个善良、懂得生活艰辛、体恤家人的姑娘。例如她借助自己的婚姻改善家人生活；她也是一位懂得慈爱的母亲，儿子生病时她整日整夜在医院陪护。“我本善良的女人”是如何变成了“万人嫌”的继母的？仅仅是人性或心理的阴暗就能把娘变成一个如此专制、暴虐的恶母吗？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依托社会存在的。继母的恶母形象摆脱不了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纠葛。
在父权文化里，男性处于绝对优势和统治地位，女性受制于男性。家庭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作为外来者，继母虽然借助父亲的婚姻获得了家庭事务的管理权，“由于其身份的形成是‘任命制’而非‘民选’的背景，几乎从一开始就将‘继母’和子女放在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结构中”。这种与继子女没有血缘、情感关联的“任命”势必会让孩子对继母质疑、不信任、不认同，家庭生活中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另一方面，继母作为父权的附庸，没有经济资源的保障，她的管理者地位可能随着父亲的好恶而地位不稳，特别是有继子女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丈夫去世，则有可能面临着被边缘化甚至被赶出家庭的厄运。为生存感到焦虑的继母们能够依靠的是自己占有或者让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子女（通常是儿子）占有经济资源才能使自己“老有所依”。为了女性生存而战的继母们与继子女成了天然的敌人，两者在经济利益、家庭地位、社会地位方面产生一系列冲突。娘生活的年代，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父权文化产生了影响，但是社会主流的家庭文化仍然是以父权文化为主导的。娘虽受西方文化的教育，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父权的束缚。我们从娘对待继子女的态度和自己的亲生子女的态度上不难看出这种影响。在三个继子中，她尤其对大哥不满，因为长子在家庭财产的继承权上有重要地位，是对她掌握家庭大权的威胁。娘在对待自己的孩子上也表现出双重标准。她溺爱儿子，对儿子付出所有的爱，对女儿缺乏亲情。
亲生儿子的死让娘希望藉儿子获得家庭的经济资源控制权的愿望落空，她不相信任何人，唯有财产才是她能牢牢抓住的东西，是她在严家唯一的依靠，是她继续行使家长大权的保障。父亲生病后，她逐步把全部财产转到了自己的名下，并以财产继承权为诱饵，离间、分化子女关系，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最终娘以独自控制家庭经济大权的形式，表现出对父权文化的反抗，证明女性存在的价值。但是她在反抗父权、获得独立和话语权的同时，也成了父权文化的帮凶。这场为争夺话语权和生存权的斗争最终演化成了母性的异化，人性的异化，产生了女性悲剧。人性和母性异化成了各个子女悲剧命运的渊蔽，她自己何尝不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继子女对她表面尊敬、顺从，内心却是冷漠无情，巴望她早死为快；把亲生女儿逐出严家并剥夺继承权；寄予厚望的亲生儿子任性、自私最后不幸早夭；步入老年后，丈夫和她也是貌合神离，渐行渐远。
四
作为现实中的人，娘也偶尔流露出人性善的一面，其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如四个继子都相继赴英国接受教育，她没有阻拦。当君玲第一次婚姻出现问题而她试图在父母面前掩饰时，娘和父亲一起提醒她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财产，暗示她应该早点离婚。娘也有显示出虚弱的时候，渴望别人的关心。她得了肝癌做完第一次手术后，主动邀请君玲一家到香港和她一起过圣诞节。当她第二次被送入医院时，她感到了害怕，在电话里请求君玲把她带到美国去。 娘脾气暴躁，有时甚至还歇斯底里大发作。她生性多疑，性情也变化无常。这些性格缺陷除了自身因素外，我们也不能忽视生理因素的影响。有医学研究证明失眠易导致精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烦躁不安等许多心理症状，诱发精神障碍，是困扰人们正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与焦虑、抑郁、敌对、疲劳感及适应困难呈显著正相关。娘患有失眠多年，非常严重。在书中，娘多次出现有异于常人的行为。如文中提到一次娘因为自己的女儿苏珊没有邀请自己参加她举行的同学聚会，感觉女儿忽视了自己，在晚饭时责骂苏珊，当苏珊拒绝妥协后，她把女儿从家里除名，剥夺了她的继承权。她的易怒、暴躁和忧郁符合因失眠可能引发的精神障碍症状。她甚至妒忌父亲和女儿的亲密关系，害怕女儿会取代自己的位置。娘晚年在对待君玲的关系上更是反复无常，令人不解。父亲生病后，有感于君玲的孝心和宽容，娘与君玲的关系慢慢融洽；父亲去世后，君玲几次邀请她搬到美国与她同住，她都冷冷拒绝；后来又主动要君玲在她家附近替自己买所房子，以便能够得到照顾，但是没过几天，她又毫无征兆地取消了君玲的继承权，理由是君玲不孝。这些行为完全不符合心智健全的人所为。甚至于她的子女也怀疑娘过量服用安眠药会影响她的心智，因为她服用的药量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我们有理由相信，娘的种种怪异、不合人之常情的行为受到了严重失眠、滥用药物的影响。
从二元对立的童话中走出的继母们，其扁平形象发展到现在已经日渐丰满。人物的社会性、人性、心理、生理等各种因素纠葛在一起让继母这一人物形象变得更加复杂，然而，“越是难以分析、界定的人物就越具多解性，从而也就更具艺术魅力”。严君玲笔下的娘一生可谓可恶、可恨、可怜、可悲、可叹，她在东方父权文化、西方文化、殖民主义文化中左突右击，却仍然摆脱不了千百年来笼罩在继母们身上的魔咒。当我们对她们进行社会、历史、人性等多元、多向探寻后发现，只有当女性真正建立女性认同，才能克服女性文化中的弱点，走出阴影的继母们，只有用自己慈爱宽厚的母性，“成为母爱的完美继任者”，身上的魔咒才能得以解除。
参考文献：
[1] Yen Mah A.1997.Falling Leaves：Return to Their Roots[M].Oxford：Compass press.
[2] 王元：《弗罗姆“人性异化论”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4期。
[3] 赵光慧：《叙事作品人物文化身份的多重性探析——从安娜·卡列尼娜的性格与文化身份的关系谈起》，《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
[4] 余绍裔：《丰满的人物复杂的个性——〈安娜·卡列尼娜〉的人物塑造》，《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5] 宋光宇：《人类学导论》，桂冠出版社，1994年版。
[6] 方宁：《〈继母〉：狂欢节中的精神偶像》，《电影艺术》，2001年第5期。
（武小庆，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继母 父权 小家 大家
《落叶归根》（Falling leaves return to their roots）是美籍华人女作家严君玲（Adeline Yen Mah）的英文自传，1997年在英国首次出版，后来此书以多种文字发行，全球销量超过100万册。该书以20世纪社会、政治、文化动荡不安的中国为背景，记述了她悲惨的童年以及在动荡岁月中求学、移民、挣扎、不断成长，并最终实现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
书中的继母——“娘”遭到了读者的一致讨伐。古往今来的各种文学作品里的继母多以恶的形象出现，形成了继母的刻板印象：阴险，刻毒，凶残，冷酷，专制等。无论是至孝的闵子骞，还是纯真、善良的白雪公主、灰姑娘，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冤屈，其制造者都毫不例外的是继母。读者对继母的谴责大多停留在人性的恶的方面，其形象也难免限于二分结构定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在历史中并且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确定”，“‘人’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既受环境条件（阶级、社会、家庭）的影响，又受遗传和气质上的条件的影响”。人性既有先天的因素，又受后天的个人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
赵光慧在谈及文学人物批评时认为，人物性格的构成有很多的因素，“因为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艺术表现的正是这种复杂性，文学批评揭示的也应该是这种复杂性。”本文试结合娘生活的文化、社会语境，对影响其思想、行为的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解读，把继母这个妖魔化形象拉回到社会现实中，进一步认识文学人物的复杂性并领略其艺术魅力。
一
托尔斯泰曾说：“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物也是复杂的。娘具有多重身份：中法混血儿、富豪的妻子、大家庭的儿媳、弟媳、两个孩子的母亲、五个孩子的继母等，这些身份在她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她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她所背负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殖民主义思想和传统继母情结决定了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行为的不确定性。
宋光宇认为，“文化是所有在历史上，为了求生存而做的各种设计。可能是外显的，或是内隐的……是人类行为的潜在指导原则”。娘出生并成长在旧中国的租界里，租界是近代中国屈服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产物，也是东西方文化产生强烈碰撞的地方。严君玲在书中提到，“在租界，任何与西方有关的东西都比中国的有优越性”（28）。娘认同自己的法国血统，身上自始至终都体现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和殖民主义者居高临下的权势感。她从小接受严格的教会教育，耳濡目染租界的殖民文化，把法国当成自己的祖国，把法语视为自己的母语，不认同东方文化。但是在租界的殖民主义语境下，有一半中国人血统的她处于尴尬境地，东方文化和她一样都是弱势，是被征服者。在租界这个华人低人一等的环境里，加上自己的法国父亲也地位低微，家境贫寒，她不得不时常躲闪着西方人不屑的目光。对于娘而言，高高的社会地位必须有与之相配的经济基础才能更加体现出她的优越感来。作者详细地记述了父亲追求娘的过程，就像做进出口的贸易一样富有讽刺意味。对父亲而言，在西方人至上的旧中国租界能够拥有“一位年轻、漂亮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血统的太太是他最高地位的象征”（28）。很显然双方对这桩交易的得益都很清楚，父亲对娘的要求有求必应，甚至于作者用了中国的一个俗语：“对父亲来说，娘的屁都是香的”（29）。娘的西方血统、富有的丈夫使她成为社交活动中的宠儿，是当地新闻、报刊的时尚人物。即使50年代搬到香港，父亲和娘也是上层社会的名流。婚后奢华的生活、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不断地强化着娘作为西方人的优越感。60年代的香港经济开始走上繁荣，划分阶层的标准不再是血统而是金钱时，她西方人的优越感遭到了挑战，感到莫大的失落，她鄙视那些比他们更富有的广东人，内心又非常嫉妒他们能够迅速发家。十分讽刺的是，她“时常谴责不同种族通婚，说这些人的后代‘非驴非马’（neither fish nor fowl）”（185）。她在自己的家里也刻意划分界限，凸显作为西方人的优越感。例如：在上海的新家里，自己小家的成员占据了最好的房间，享有特权地位，其他人都是二等公民。（117）在娘刻意营造的不平等的氛围下，家中充满了压抑、矛盾、猜忌。继子女和亲生子女间缺乏手足之情，整个家庭毫无温情可言。
二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包括女性主义在内西方各种思潮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冲击。娘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在家庭的认识上与中国传统的家庭观有着很大的冲突。西方文化价值观以个人主义为核心，重视由夫妻、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和家庭成员的人格独立。中国传统的文化则以社会群体作为价值主体，重视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的利益，父母是核心，而不是自己的伴侣和孩子，为了大家庭的利益，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可以忽略和牺牲。我们从娘来到严家后严家的变化可以看出两种价值观的冲突。
娘嫁到严家时，面对的是上有公婆，下有前妻生的五个孩子再加上一位老姑娘——姑爸爸（丈夫的姐姐）组成的大家庭。婆婆掌控家务，公公掌握着财权。娘的到来，无疑对原有家庭结构产生了冲击。为自己的法国血统自豪、自视高人一等的娘不愿意做一个“孝顺”的、看公婆眼色行事的中国传统小媳妇。首先，大家之外出现了儿子的小家。娘生了儿子后，在家里的地位慢慢得到巩固，“家”中权力之争也逐渐浮出水面。最能体现娘的强烈权力意识的是给小妹雇奶妈的事，这件事还引起了家里的“最可怕的骚乱”。娘决意要花三倍的高价雇用一个给美国白人孩子当过奶妈的女人做奶妈，尽管遭到家里人的反对，但是父亲顺着她的心意雇了那个奶妈。这是一次“小家”和“大家”的冲突，在这个由父亲、妻子和两个孩子组成的小家里，娘掌控了权力，最终战胜了公公和婆婆代表的三代同堂的“大家”，获得了独立地位。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讹诈，父亲伪做失踪和娘逃到上海，另立新家。我们可以从书中描述的奶奶从上海回来后说的话窥探出娘和奶奶家庭权力之争的激烈。当以奶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大家庭遭遇到娘掌控的小家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娘在严家的强势地位的背后也凸显了当时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强势地位。
奶奶去世后，天津的“大家”搬到了上海与“小家”合二为一，组成了一个新的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父亲和娘是家长，娘不仅掌握了家庭的管理权，还在经济上控制了这个家。曾经的家长——爷爷则因为把财产转到了父亲名下而变得一无所有，就像失去了权力的“李尔王”。传统的中国大家庭里，父亲掌握家庭大权，父业子承，父子之间不分你我，更是羞于谈钱。所以爷爷在儿子需要资金支持时，毫不迟疑地把钱给了儿子，根本不会谈及契约。爷爷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非常自然地让渡出自己的经济上的权力，其结果是让自己处于了连零花钱都得向儿媳妇要的尴尬境地。娘则不失时机地获得了爷爷让渡出的财权，成为真正的掌权者。
三
挑战了大家庭父权权威（爷爷）后，娘和父亲共同掌握了严家的财权，在诸如孩子读书、成家、前途等重大问题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娘的胜利好像是原来居于“边缘”位置的“女性话语”向居于“中心”位置的“男性话语”进行了勇敢进攻，是对父权统治的反抗。但是父权的压迫并没有随着娘的掌权而在严家消失，女性的自我解放的实现却是靠父权“代为发声”的。严家的大小事中，我们可以多次看到父亲要么沉默，要么就隐身，娘以“我们认为”的形式或以父亲的代言人“你们的父亲说”的形式发布命令，好像严家是“母权至上”而“伟大的父亲”消失。实际上，父亲正是按照“男主外，女主内”的父权思想，让娘成了父权权力的延伸。因此娘在家里的强势地位是借助父权权威而实现的。性别上的女人，角色上的母亲，都可能扮演集体意识的“伟大的父亲”。娘靠着与父亲的婚姻关系和为严家生育了两个子女的的优势，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但是作为闯入严家的后母，她在社会文化中的劣势促使她尽可能地站在父亲的角色位置上，行使父亲的权力强化自己的存在。沉默的父亲其实就隐藏在娘的权力之下，娘对子女们命运的摆布正是父权制度赋予她的。严家的几个儿子对父亲和娘惟命是从，甚至于接受了西方教育并长大成人后依然对父亲和娘畏惧，听任其摆布，这充分表明了父权的权威从未在严家消失过，父权是以现实中的父亲或由娘替父亲代言的形式存在。
社会文化中的继母情结是她挥之不去的阴影。她对继子女的冷漠和暴虐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社会文化的激烈反抗，但是这种反抗掩藏在人性的阴暗之下，淡化了她自身的悲剧色彩。
从娘的出身来看，她本也应该是一个善良、懂得生活艰辛、体恤家人的姑娘。例如她借助自己的婚姻改善家人生活；她也是一位懂得慈爱的母亲，儿子生病时她整日整夜在医院陪护。“我本善良的女人”是如何变成了“万人嫌”的继母的？仅仅是人性或心理的阴暗就能把娘变成一个如此专制、暴虐的恶母吗？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依托社会存在的。继母的恶母形象摆脱不了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纠葛。
在父权文化里，男性处于绝对优势和统治地位，女性受制于男性。家庭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作为外来者，继母虽然借助父亲的婚姻获得了家庭事务的管理权，“由于其身份的形成是‘任命制’而非‘民选’的背景，几乎从一开始就将‘继母’和子女放在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结构中”。这种与继子女没有血缘、情感关联的“任命”势必会让孩子对继母质疑、不信任、不认同，家庭生活中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另一方面，继母作为父权的附庸，没有经济资源的保障，她的管理者地位可能随着父亲的好恶而地位不稳，特别是有继子女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丈夫去世，则有可能面临着被边缘化甚至被赶出家庭的厄运。为生存感到焦虑的继母们能够依靠的是自己占有或者让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子女（通常是儿子）占有经济资源才能使自己“老有所依”。为了女性生存而战的继母们与继子女成了天然的敌人，两者在经济利益、家庭地位、社会地位方面产生一系列冲突。娘生活的年代，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父权文化产生了影响，但是社会主流的家庭文化仍然是以父权文化为主导的。娘虽受西方文化的教育，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父权的束缚。我们从娘对待继子女的态度和自己的亲生子女的态度上不难看出这种影响。在三个继子中，她尤其对大哥不满，因为长子在家庭财产的继承权上有重要地位，是对她掌握家庭大权的威胁。娘在对待自己的孩子上也表现出双重标准。她溺爱儿子，对儿子付出所有的爱，对女儿缺乏亲情。
亲生儿子的死让娘希望藉儿子获得家庭的经济资源控制权的愿望落空，她不相信任何人，唯有财产才是她能牢牢抓住的东西，是她在严家唯一的依靠，是她继续行使家长大权的保障。父亲生病后，她逐步把全部财产转到了自己的名下，并以财产继承权为诱饵，离间、分化子女关系，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最终娘以独自控制家庭经济大权的形式，表现出对父权文化的反抗，证明女性存在的价值。但是她在反抗父权、获得独立和话语权的同时，也成了父权文化的帮凶。这场为争夺话语权和生存权的斗争最终演化成了母性的异化，人性的异化，产生了女性悲剧。人性和母性异化成了各个子女悲剧命运的渊蔽，她自己何尝不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继子女对她表面尊敬、顺从，内心却是冷漠无情，巴望她早死为快；把亲生女儿逐出严家并剥夺继承权；寄予厚望的亲生儿子任性、自私最后不幸早夭；步入老年后，丈夫和她也是貌合神离，渐行渐远。
四
作为现实中的人，娘也偶尔流露出人性善的一面，其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如四个继子都相继赴英国接受教育，她没有阻拦。当君玲第一次婚姻出现问题而她试图在父母面前掩饰时，娘和父亲一起提醒她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财产，暗示她应该早点离婚。娘也有显示出虚弱的时候，渴望别人的关心。她得了肝癌做完第一次手术后，主动邀请君玲一家到香港和她一起过圣诞节。当她第二次被送入医院时，她感到了害怕，在电话里请求君玲把她带到美国去。 娘脾气暴躁，有时甚至还歇斯底里大发作。她生性多疑，性情也变化无常。这些性格缺陷除了自身因素外，我们也不能忽视生理因素的影响。有医学研究证明失眠易导致精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烦躁不安等许多心理症状，诱发精神障碍，是困扰人们正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与焦虑、抑郁、敌对、疲劳感及适应困难呈显著正相关。娘患有失眠多年，非常严重。在书中，娘多次出现有异于常人的行为。如文中提到一次娘因为自己的女儿苏珊没有邀请自己参加她举行的同学聚会，感觉女儿忽视了自己，在晚饭时责骂苏珊，当苏珊拒绝妥协后，她把女儿从家里除名，剥夺了她的继承权。她的易怒、暴躁和忧郁符合因失眠可能引发的精神障碍症状。她甚至妒忌父亲和女儿的亲密关系，害怕女儿会取代自己的位置。娘晚年在对待君玲的关系上更是反复无常，令人不解。父亲生病后，有感于君玲的孝心和宽容，娘与君玲的关系慢慢融洽；父亲去世后，君玲几次邀请她搬到美国与她同住，她都冷冷拒绝；后来又主动要君玲在她家附近替自己买所房子，以便能够得到照顾，但是没过几天，她又毫无征兆地取消了君玲的继承权，理由是君玲不孝。这些行为完全不符合心智健全的人所为。甚至于她的子女也怀疑娘过量服用安眠药会影响她的心智，因为她服用的药量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我们有理由相信，娘的种种怪异、不合人之常情的行为受到了严重失眠、滥用药物的影响。
从二元对立的童话中走出的继母们，其扁平形象发展到现在已经日渐丰满。人物的社会性、人性、心理、生理等各种因素纠葛在一起让继母这一人物形象变得更加复杂，然而，“越是难以分析、界定的人物就越具多解性，从而也就更具艺术魅力”。严君玲笔下的娘一生可谓可恶、可恨、可怜、可悲、可叹，她在东方父权文化、西方文化、殖民主义文化中左突右击，却仍然摆脱不了千百年来笼罩在继母们身上的魔咒。当我们对她们进行社会、历史、人性等多元、多向探寻后发现，只有当女性真正建立女性认同，才能克服女性文化中的弱点，走出阴影的继母们，只有用自己慈爱宽厚的母性，“成为母爱的完美继任者”，身上的魔咒才能得以解除。
参考文献：
[1] Yen Mah A.1997.Falling Leaves：Return to Their Roots[M].Oxford：Compass press.
[2] 王元：《弗罗姆“人性异化论”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4期。
[3] 赵光慧：《叙事作品人物文化身份的多重性探析——从安娜·卡列尼娜的性格与文化身份的关系谈起》，《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
[4] 余绍裔：《丰满的人物复杂的个性——〈安娜·卡列尼娜〉的人物塑造》，《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5] 宋光宇：《人类学导论》，桂冠出版社，1994年版。
[6] 方宁：《〈继母〉：狂欢节中的精神偶像》，《电影艺术》，2001年第5期。
（武小庆，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