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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
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胸怀救国梦的中国青年远渡重洋到法国“勤于做工、俭以求学”，史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四川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赴法人数最多的省份，重庆则是四川开展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据统计，四川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人数达511人，而重庆仅巴县和江津两地就有93人。重庆输送了以邓小平、聂荣臻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同时以赵世炎为代表的渝籍青年也从全国各地汇入留法勤工俭学大军的洪流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法国一边做工，一边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并从这里起步，走上革命道路，开始了振兴中华的伟大历程。
五四时期，相对落后和闭塞的重庆地区，为何能兴起如此大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呢？
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原因，得益于吴玉章的积极推动。吴玉章是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1917年2月，他回到家乡四川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四川分会，还亲自发电报或写信给上海华法教育会，联系四川勤工俭学出国事宜，尽可能动员一切力量推动运动的开展。在吴玉章的积极奔走下，四川当政者和各界名流给予了积极支持。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面对四川军阀年年混战，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洗礼的重庆先进青年有了新的觉醒，他们选择到缺少劳动力的法国做工，走勤工俭学的道路，从而寻求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对此，聂荣臻在回忆自己勤工俭学的动机时曾说：“所有这些发生在我中学时期的兵连祸结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苦恼……出路何在？我当时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去学点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家富强起来，也许能改变这种局面。军阀混战造成国家贫穷落后，更增强了我对‘工业救国论’的信念。这是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赴法
1919年8月28日，为培养救国人才，振兴地方实业，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发起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后，便积极筹备重庆留法预备学校。9月中旬，位于夫子池的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正式开学，汪云松出任董事长。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他们主要来自重庆所辖各县，亦有少数川北、川南、川西的学生。如来自广安的邓希贤（邓小平），年仅15岁。他的同学，来自江津的江克明回忆说：“他那时就是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共有学生110人，其中计划招收公费生60名。学校学制为一年，校内既无宿舍，也无体育活动场所，食宿由学生自行解决，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学校开设法语、中文、数学、工业知识四门课程，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工业基础知识和法语知識。因文化程度不一，学生被分成初级班和高级班，分别授课。在准备赴法的过程中，学生们在刻苦学习的同时，还积极参加重庆学生抵制日货的斗争。爱国斗争的实践，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们寻求真理的信念更加坚定。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创办，为重庆地区的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提供了条件。但由于学校经费和规模所限，不少青年只得在学校的帮助下选择自费留法的途径。
1920年7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首批学生毕业，经过考试和体检，共有83名学生获准赴法。其中，冉钧、代坤忠、谢陈常、邓绍圣和邓希贤、周贡植、胡大智等人分别获得贷费生和自费生资格。在法国驻中国公使馆向法国外交部提交的注明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抵法后选择工种的名单中，“邓希贤”一栏中注明的工种是铸铁。8月27日，邓希贤等84名学生从重庆太平门登上法商“吉庆”号客轮，告别山城顺江东下，经上海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征途。
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还有一批在外地求学的重庆青年学生，譬如酉阳的赵世炎、巴县的周钦岳等人。值得一提的是，在留法勤工俭学的潮流中，张雅南、潘惠春、朱一恂等不少接受新思潮影响、追求妇女解放的重庆女学生，冲破封建伦理束缚，远渡重洋，成为重庆女性留法勤工俭学的先行者。
锤炼
1919年春至1920年秋，法国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恢复期，勤工俭学生赴法，正是工厂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候。学生们到法后，经华法教育会联系，他们很快被分到工厂工作和进学校补习。来自四川的不少人进入钢铁厂、汽车厂、化工厂、煤矿、农场等地做散工、杂工，大多干的是体力活或很脏的粗活，做技术工的人很少。如在四川学生比较集中的克鲁梭工厂里，赵世炎、邓小平、周钦岳等100多人相继在此工作，多数在高温下进行重体力劳动。
他们的住地离工厂较远，要坐火车上下班，凌晨3点左右就得起床，迟到了进不了工厂，次数多了就有被开除的危险。由于极度疲劳，不少人下班后在火车车厢就睡着了。
他们的生活极其艰苦，住的是木板工棚，睡的是双层床，几个人共用一个汽油炉，饭大家做，大家吃，吃得极省。周钦岳回忆说：“我们既是杂工、临时工，工资可以说是最低，大致每日10法郎左右…… 每人每日工资所入，除了全部必须费用外，所余无多了。”尽管如此，赵世炎等许多人仍坚持每天学习，有的进补习学校，有的自学，有的参加法国工人或华工活动。
但好景不长。1921年初，正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大量来法的时候，法国却陷入了经济危机：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货币贬值，生活费暴涨几十倍。当时，不仅新来者找不到工作，就连已经在法国做工的陈毅等人也被工厂遣散。而中国赴法学生仍不断抵法，大批学生无工可做，更谈不上进校读书。无工无钱的学生只得去华侨协社，过着每天领5法郎维持费的艰苦生活，状况十分凄惨。
艰苦的工作及失工、失学的磨炼，使中国学生看到了法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残酷和虚伪。陈毅当时就写道：“法国的工厂生活，是寄在资本制度的下面，不容工学者有发展余地，尝（常）感着一种迫我同化的压力……资本家完全为自己的利益起见，实毫无人性，我才知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面对困境，作为组织者和发起者的华法教育会和驻法公使馆，非但不采取措施，反而推卸责任，采取拖延态度，甚至要取消勤工俭学生赖以生存的维持费。因此，广大学生不得不向中、法当局就生存权、求学权展开大规模的斗争，主要是1921年间的“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发生后，法國当局以“过激党”和“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强行囚禁了蔡和森、赵世炎等勤工俭学生，并于10月13日将蔡和森等104人强制遣返回国，其中包括陈毅、周钦岳等34名四川（含重庆）学生。赵世炎则在聂荣臻等人的帮助下，从监狱逃脱而幸免。
择路
三大运动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促使留法勤工俭学生群体中的先进分子意识到，无论是勤工还是俭学都难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此后，在勤工俭学生中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求进行社会革命来改造中国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赵世炎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赵世炎通过在法国实际工作的磨炼，感到自己以前对社会改造问题的看法空想太多。他给“少年学会”的朋友写信说：“盼望我们朋友务要从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他和李立三等人组织了华工组合书记部和“劳动学会”，办起《华工周报》，开展华工教育，并从中选择、培育革命积极分子。
1921年，赵世炎接到陈独秀的来信。之后，他与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不久又增加了陈公培）组成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中共成立前的八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赵世炎利用工余时间捧读《资本论》和法共中央出版的《人道报》，向勤工俭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立志：“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为它宣传奔走。”傅钟等人回忆说：“如果没有世炎同志经常向大家讲解，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还不可能懂得那么快。”
1922年四五月间，赵世炎为了筹组青年团，奔走各地，积极联络各方面的优秀人才。
6月3日至5日，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刘伯坚等18人在巴黎西部布伦森的露天咖啡馆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为加强对党员、团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少共”创办了由赵世炎负责编辑的油印月刊《少年》（后改为《赤光》）。后来，邓小平成为《赤光》编辑部的一员，主要负责刻写和印刷，他以出色的工作和才干赢得周恩来等人的信任和好评，获得了“油印博士”的美誉。
1922年秋，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赵世炎被选为总支部委员和中共法国组书记。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赵世炎主持讨论改组问题。会议决定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要求入团的团员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明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会议选举周恩来为书记。
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使得一大批追求新思想、谋求改造中国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在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106人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聂荣臻回忆说：“这一段的生活，在我的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
在国家危难、民族命运堪虑的时刻，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和全国其他省份的留学生一道，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凝结在一起，为寻求强国富民的真理之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他们学成归国后，或投身革命，或以自己的专长为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谱写出中国近代革命史、教育史和留学史上的光辉篇章。
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胸怀救国梦的中国青年远渡重洋到法国“勤于做工、俭以求学”，史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四川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赴法人数最多的省份，重庆则是四川开展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据统计，四川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人数达511人，而重庆仅巴县和江津两地就有93人。重庆输送了以邓小平、聂荣臻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同时以赵世炎为代表的渝籍青年也从全国各地汇入留法勤工俭学大军的洪流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法国一边做工，一边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并从这里起步，走上革命道路，开始了振兴中华的伟大历程。
五四时期，相对落后和闭塞的重庆地区，为何能兴起如此大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呢？
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原因，得益于吴玉章的积极推动。吴玉章是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1917年2月，他回到家乡四川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四川分会，还亲自发电报或写信给上海华法教育会，联系四川勤工俭学出国事宜，尽可能动员一切力量推动运动的开展。在吴玉章的积极奔走下，四川当政者和各界名流给予了积极支持。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面对四川军阀年年混战，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洗礼的重庆先进青年有了新的觉醒，他们选择到缺少劳动力的法国做工，走勤工俭学的道路，从而寻求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对此，聂荣臻在回忆自己勤工俭学的动机时曾说：“所有这些发生在我中学时期的兵连祸结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苦恼……出路何在？我当时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去学点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家富强起来，也许能改变这种局面。军阀混战造成国家贫穷落后，更增强了我对‘工业救国论’的信念。这是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赴法
1919年8月28日，为培养救国人才，振兴地方实业，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发起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后，便积极筹备重庆留法预备学校。9月中旬，位于夫子池的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正式开学，汪云松出任董事长。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他们主要来自重庆所辖各县，亦有少数川北、川南、川西的学生。如来自广安的邓希贤（邓小平），年仅15岁。他的同学，来自江津的江克明回忆说：“他那时就是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共有学生110人，其中计划招收公费生60名。学校学制为一年，校内既无宿舍，也无体育活动场所，食宿由学生自行解决，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学校开设法语、中文、数学、工业知识四门课程，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工业基础知识和法语知識。因文化程度不一，学生被分成初级班和高级班，分别授课。在准备赴法的过程中，学生们在刻苦学习的同时，还积极参加重庆学生抵制日货的斗争。爱国斗争的实践，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们寻求真理的信念更加坚定。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创办，为重庆地区的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提供了条件。但由于学校经费和规模所限，不少青年只得在学校的帮助下选择自费留法的途径。
1920年7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首批学生毕业，经过考试和体检，共有83名学生获准赴法。其中，冉钧、代坤忠、谢陈常、邓绍圣和邓希贤、周贡植、胡大智等人分别获得贷费生和自费生资格。在法国驻中国公使馆向法国外交部提交的注明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抵法后选择工种的名单中，“邓希贤”一栏中注明的工种是铸铁。8月27日，邓希贤等84名学生从重庆太平门登上法商“吉庆”号客轮，告别山城顺江东下，经上海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征途。
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还有一批在外地求学的重庆青年学生，譬如酉阳的赵世炎、巴县的周钦岳等人。值得一提的是，在留法勤工俭学的潮流中，张雅南、潘惠春、朱一恂等不少接受新思潮影响、追求妇女解放的重庆女学生，冲破封建伦理束缚，远渡重洋，成为重庆女性留法勤工俭学的先行者。
锤炼
1919年春至1920年秋，法国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恢复期，勤工俭学生赴法，正是工厂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候。学生们到法后，经华法教育会联系，他们很快被分到工厂工作和进学校补习。来自四川的不少人进入钢铁厂、汽车厂、化工厂、煤矿、农场等地做散工、杂工，大多干的是体力活或很脏的粗活，做技术工的人很少。如在四川学生比较集中的克鲁梭工厂里，赵世炎、邓小平、周钦岳等100多人相继在此工作，多数在高温下进行重体力劳动。
他们的住地离工厂较远，要坐火车上下班，凌晨3点左右就得起床，迟到了进不了工厂，次数多了就有被开除的危险。由于极度疲劳，不少人下班后在火车车厢就睡着了。
他们的生活极其艰苦，住的是木板工棚，睡的是双层床，几个人共用一个汽油炉，饭大家做，大家吃，吃得极省。周钦岳回忆说：“我们既是杂工、临时工，工资可以说是最低，大致每日10法郎左右…… 每人每日工资所入，除了全部必须费用外，所余无多了。”尽管如此，赵世炎等许多人仍坚持每天学习，有的进补习学校，有的自学，有的参加法国工人或华工活动。
但好景不长。1921年初，正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大量来法的时候，法国却陷入了经济危机：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货币贬值，生活费暴涨几十倍。当时，不仅新来者找不到工作，就连已经在法国做工的陈毅等人也被工厂遣散。而中国赴法学生仍不断抵法，大批学生无工可做，更谈不上进校读书。无工无钱的学生只得去华侨协社，过着每天领5法郎维持费的艰苦生活，状况十分凄惨。
艰苦的工作及失工、失学的磨炼，使中国学生看到了法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残酷和虚伪。陈毅当时就写道：“法国的工厂生活，是寄在资本制度的下面，不容工学者有发展余地，尝（常）感着一种迫我同化的压力……资本家完全为自己的利益起见，实毫无人性，我才知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面对困境，作为组织者和发起者的华法教育会和驻法公使馆，非但不采取措施，反而推卸责任，采取拖延态度，甚至要取消勤工俭学生赖以生存的维持费。因此，广大学生不得不向中、法当局就生存权、求学权展开大规模的斗争，主要是1921年间的“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发生后，法國当局以“过激党”和“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强行囚禁了蔡和森、赵世炎等勤工俭学生，并于10月13日将蔡和森等104人强制遣返回国，其中包括陈毅、周钦岳等34名四川（含重庆）学生。赵世炎则在聂荣臻等人的帮助下，从监狱逃脱而幸免。
择路
三大运动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促使留法勤工俭学生群体中的先进分子意识到，无论是勤工还是俭学都难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此后，在勤工俭学生中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求进行社会革命来改造中国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赵世炎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赵世炎通过在法国实际工作的磨炼，感到自己以前对社会改造问题的看法空想太多。他给“少年学会”的朋友写信说：“盼望我们朋友务要从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他和李立三等人组织了华工组合书记部和“劳动学会”，办起《华工周报》，开展华工教育，并从中选择、培育革命积极分子。
1921年，赵世炎接到陈独秀的来信。之后，他与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不久又增加了陈公培）组成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中共成立前的八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赵世炎利用工余时间捧读《资本论》和法共中央出版的《人道报》，向勤工俭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立志：“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为它宣传奔走。”傅钟等人回忆说：“如果没有世炎同志经常向大家讲解，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还不可能懂得那么快。”
1922年四五月间，赵世炎为了筹组青年团，奔走各地，积极联络各方面的优秀人才。
6月3日至5日，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刘伯坚等18人在巴黎西部布伦森的露天咖啡馆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为加强对党员、团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少共”创办了由赵世炎负责编辑的油印月刊《少年》（后改为《赤光》）。后来，邓小平成为《赤光》编辑部的一员，主要负责刻写和印刷，他以出色的工作和才干赢得周恩来等人的信任和好评，获得了“油印博士”的美誉。
1922年秋，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赵世炎被选为总支部委员和中共法国组书记。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赵世炎主持讨论改组问题。会议决定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要求入团的团员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明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会议选举周恩来为书记。
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使得一大批追求新思想、谋求改造中国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在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106人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聂荣臻回忆说：“这一段的生活，在我的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
在国家危难、民族命运堪虑的时刻，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和全国其他省份的留学生一道，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凝结在一起，为寻求强国富民的真理之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他们学成归国后，或投身革命，或以自己的专长为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谱写出中国近代革命史、教育史和留学史上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