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洛林，1956年在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党史教研室任讲师，同年调中央党校新疆班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迫害10年，其间关押三年。1978年12月获得平反，恢复工作。1983年离休。
“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为达到诬陷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目的，在他的办公室私设“洛林专案组”，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竟遭到康生的审查和迫害，这在全国或许也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我现在已是90多岁高龄的老人，但是想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深感我有责任把这段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遭受批斗
1966年5月，我因心绞痛住进了301医院，确诊为冠心病发作。6月，“文化大革命”发动不久，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强行要我出院回校参加运动。
一进中央党校大门就看到办公主楼两旁高悬着两幅巨大标语，上面写着“打倒杨门女将─洛林！”，“打倒杨门女将─周逸！”一边一幅，每个字一张零号纸那么大，从楼顶一直悬垂到楼下。院内已经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判“高级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后来才知这是康生原话），说党校是“资产阶级大染缸”，“新疆班是里通外国的黑据点”。中央党校前任校长是杨献珍，现任校长是林枫，有些大字报就把中央党校说成是“杨家党”“林家铺子”。校内还成立了各式各样的“战斗队”组织。
当时，我在党校新疆班工作组工作，因此造反派勒令我参加新疆班和教务处的联合批斗会。会场围坐了许多人，除几个人以外，多数人与我没有工作关系。批斗会由教务处的负责人主持，他高声说：“洛林，你是杨献珍的黑干将，你应当彻底交代你的罪行！你要同
杨献珍划清界限，把你和杨献珍的一切反革命活动，通通交代出来！”造反派诬陷1957年杨献珍领导新疆班学习周总理在青岛少数民族座谈会的报告，“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是假，企图搞里通外国是真”，逼我揭发。我坚决反对：“绝对没有这回事！”中央党校军代表车志英（后被提升为中组部副部长）找我谈话，他说：“我们批斗你，完全是为了叫你改变立场。我知道，你从15岁就参加革命，党和人民把你养大，你应当是最忠于毛主席的人。既然忠于毛主席，就要揭发杨献珍一伙，反戈一击，立功赎罪嘛！”我被批斗多次，后来批斗我的次数更多了，被三次抄家，还专门组织了批判我的“战斗队”。
康生插手私设“洛林专案组”
1966年秋，在“康办”（康生办公室）设立了“洛林专案组”，对外称“新疆问题调查组”。这个专案组，由康生主管，中央党校军代表车志英任组长，“康办”主任曹轶欧（康生妻子）亲自指挥。
1969年6月，中央党校全体干部和职工下放到河南省西华县“五七”干校。我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带着虚弱病体随行，被编在校领导干部组成的“黑帮”队伍里监督劳动。不久，我被单独监管。监管组由八个人组成，分成上午、下午、晚上、深夜四组，24小时轮流值班。我住的里屋冬天不许生炉火。我的床铺必须横放在屋门口，睡觉的时候头部也必须靠门口这一边，以便于他们监视。夜晚，一个大灯泡，高高地悬挂在我的头顶上，不许关闭，整夜照着，使我难以入睡。就这样，我在党校“五七”干校监管室被关押三年，长期遭受逼供、诱供，被提审120多次。
专案组在提审中，从来不提我本人在党校工作几十年犯有什么错误，也从不问我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而是追问我1956年王恩茂与杨献珍有什么来往，1957年在新疆班工作时认识中央领导同志中的哪些人，要我细谈贺龙、邓小平、杨之华（瞿秋白夫人）、李伯钊（杨尚昆夫人）、安子文等人与新疆班交往的具体情况，甚至还问到周恩来的情况。开始他们只是东问一阵，西问一阵，使我摸不清他们到底想问什么。
专案组问：“你在新疆班工作时，有没有人跟你讲过1951年贺龙在新疆时，曾经动员少数民族干部要求成立维吾尔共和国的事？”我在新疆班工作了八年，某些少数民族干部搞民族分裂活动，新疆班的学员们曾揭发过许多内情。我如实回答：“我了解的情况正相反。有人揭发某些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在1951年动员少数民族干部要求成立维吾尔斯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造谣惑众地说贺龙同志对某些少数民族干部讲，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成立共和国。这是新疆班不少学员揭发的问题。”专案组说：“不对！你真不老实！明明是贺龙这个野心家早就想里通外国，动员少数民族闹独立，你还敢为大土匪大军阀辩护！”
专案组问：“邓小平1958年对新疆班工作有过什么指示？”我回答：“1958年初新疆班第二期学员毕业回新疆后，原定新疆班只办两期就不办了。但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同志给正在西北局开会的邓小平总书记打电话，提出请求中央政治局批准表扬新疆班的工作，并请中央批准再继续办新疆班。这个意见是由邓小平带给政治局的，经过政治局讨论批准了新疆的要求。这些情况是杨校长在党委扩大会上传达的。我们新疆班的干部也参加了。”专案组听完说，由此可见邓小平与王恩茂、杨献珍建立了相互吹捧的关系。他们又问：“《关于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报告不是邓小平讲的吗？”“邓小平对新疆班还有什么指示？”我回答：“那是他代表中央向全国少数民族会议作的报告，不是直接对新疆班的指示。”他们说我没有和邓小平划清界限，说什么“邓小平一贯支持杨献珍和王恩茂搞里通外国”，“邓小平长期与贺龙有勾结”。
状告康生企图陷害周恩来
我被关押期间，几乎每天都被审讯。在多次的提审中，专案组遵照曹轶欧“就是要抓杨献珍在新疆问题上的后台”的旨意，把矛头转向了周恩来。专案组问：“1957年，新疆班的反右斗争是不是在周总理领导下进行的？”周总理对新疆班的指示，我每次都回答得十分小心、准确。这次又把周总理对新疆班工作的指示，一条一条地向他们讲述。例如对新疆班二期支部书记赛甫拉也夫的错误批判问题，周总理指示的内容是：“对赛甫拉也夫的错误要批判，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可以在支部大会范围批判。批判的目的是为了爱护。第一，一定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紧紧依靠少数民族干部进行批判；第二，要掌握和风细雨的原则，治病救人。”专案组又提出：“周总理对新疆班学员交代的历史问题，有什么指示？”我回答：“周总理指示，新疆班的少数民族干部，凡是在党校学习期间交代的历史问题，一律按思想问题处理。这是他们在党校学习中提高了思想觉悟，向党交代的问题，是思想进步的表现。因此，不按组织问题处理。”专案组问：“新疆班同学们都交代过哪些问题？”我回答：“有的交代当过三青团员、国民党员；也有的交代当过国民党特务。”那个主持审问的人马上说：“你就是这样执行的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我是这样执行的。这样做效果很好，许多少数民族学员都能主动地坦白交代自己过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 专案组追问周总理对新疆班指示的“影响”，诬蔑说周总理的指示是针对全校，使中央党校“一贯执行着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说：“对叛徒、特务、国民党情报员都可以不做组织处理，还讲什么党性？”“党校早已在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指挥下，变成资产阶级大染缸啦！”
专案组秉承康生的旨意，企图诬陷周总理的险恶用心令我十分愤怒，我决定直接写信给毛主席，状告康生一伙企图加害周总理的阴谋。我在信中揭发专案组逼迫我写假材料来证明新疆班是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里通外国的黑据点，诬陷周恩来、邓小平、贺龙。我把信交给专案组。我在给毛主席的信的信封上写着：“中央党校军代表、校领导转康生同志并呈毛主席”。信不封口就交出去了。信送上去不久，专案组副组长突然向我宣布：“洛林，你升级啦！从今天起，你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了！”而我早有思想准备，毫不畏惧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继续与他们斗争。
1971年秋的一天，我偶尔听到监管人员的对话。一个说：“专案组解散了，还不赶快把洛林弄走？”另一个说：“是啊，听说已经决定把她送入第一监狱。可是，第一监狱不收她，说这个女人没有口供不能收。要收押，就得有中央首长亲自批准才行。”后来落实政策时我才知道，林彪事件后，康生住院了，他决定把我“永远关进第一监狱”的批示没有下发，我的案子上面没人管了。
康生私设“洛林专案组”的内情
1973年春我回京治病，一直在党校外的住所养病。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某一天，“洛林专案组”一位副组长来到我家，向我赔礼
道歉。
他说：“现在我很难过，在‘文革’中，自己迷失了方向，别人都不肯跟着干，唯独我死心塌地跟着康生一伙干，今天特地来向你赔礼道歉，希望你能原谅我！”我想，“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毕竟还是个年轻人，我自然能够原谅他的过错。
接着，他就讲述了康生在“康办”设立“洛林专案组”的内情。他说：从1966年到1969年，特别是1968年期间，我们这个专案组，不是中央党校公开设的，而是设在康生办公室的专案组。由于考虑到在康生办公室设一个“洛林专案组”不合适，所以公开的名义是“新疆问题调查组”，实际上就是“洛林专案组”。原来也想在党校设一个“洛林专案组”，暗中由康生主管。但在党校斗了你好几年，什么帽子也给你扣不上，你不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历史上无问题，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都不是，甚至想把你打成“三反分子”“合二而一”分子、漏网“右派”“右倾”等，所有这些罪名你都够不上。后来康生亲自决定，设专案组在康办，平时由曹轶欧领导，军代表一把手车志英担任组长。这个组对外保密，任务就是要你交代中央领导人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干的事太荒唐了！今天我把康生、曹轶欧对我们的一些指示抄下来给你，也算是我的一点揭发吧。他说完，就拿出材料交给我，使我获得了康生和曹轶欧给“洛林专案组”指示的第一手文字材料。
以下是一部分内容：
一、曹轶欧1970年对专案组的批语：洛林此人是关键人物，请与老郑（郑长安，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军代表二把手）好好研究一下，如何对付她。对她应采取三点措施：……
二、曹轶欧1970年10月28日对专案组的讲话：“新疆问题，党校问题，过去都是漫画式的，杨献珍、洛林为什么对新疆班那么重视？这些问题在印象中都是漫画式的，现在有了一个轮廓。以后要深入调查，你们做了不少工作。”
（关于杨献珍）曹轶欧的指示：
以后还要深入调查，有的通过军代表去信调查，杨献珍可以提审，要有意识地抓黑线关系。如洛林与张克宇的关系，究竟怎么样？找黑线时横的关系也要穿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新疆搞颠覆有这个可能，这是个大问题。不要着急，中央有考虑。但抓这个问题，必然要上牵，所以，遇到问题都要和军代表好好研究一下。关起来的搞到卫戍区去，可以提审。但要有手续。比较大的就不要轻动。洛林是个关键人物。是不是先上西华，必要时可以压一下，不要放过她，洛林这个人很狡猾，活动能力很强。
杨献珍等人在新疆地区确有文章，揭发上下关系人物很值得注意，要深入落实。邓小平、刘少奇、杨之华、李伯钊、王恩茂等人物，颇能引起深思，看来这些搞反革命的家伙，都是成帮结伙的。重点要先抓上线关系，一条一条地落实，就是要抓杨献珍在新疆问题上的后台。
从“康办”设立“洛林专案组”可以清楚地看出，康生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对我的迫害，找出他诬陷杨献珍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
粉碎“四人帮”彻底平反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当时我病重仍在校外住所休息。这年下半年的一天，在打听到胡耀邦的住处后，我带着揭发康生的信，来到胡耀邦的家。
胡耀邦热情地接待了我。他问我：“你告康生什么？”我说：“状告康生是‘四人帮’总后台，曹轶欧是康生的帮凶。康生关押我、斗争我好多年，就是逼迫我写一份假口供，要我诬陷贺龙带头、杨献珍勾结王恩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搞里通外国，并说邓小平支持，说这是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里通外国的一条大黑线，甚至还逼迫我把所谓‘里通外国阴谋的总后台’这一罪名强加在周总理的身上。我认为这纯属是一个政治阴谋。”胡耀邦说，你既要告死的，又要告活的，这可是大问题啊！没有真凭实据可是不行啊！我说：“胡校长！您是我的校长，您有责任为党校的干部向中央转交信件。我向您保证：第一，不要您表态；第二，不要您同意；第三，不要您批准。只要您帮助我把这封信转给中央政治局，天大的责任由我本人承担。”胡耀邦说，你是好样的！疾风知劲草！在大风大浪中才能炼出真本事，也才能有不怕死的胆量。你写的信我一定帮你转到。为了证实康生和曹轶欧的恶行，我把原“洛林专案组”副组长揭发康生和曹轶欧的材料，也抄送给胡耀邦了。
最后，胡耀邦十分关切地对我说：“那你就要好好保重身体。如果这件事查清楚了，你就是活着的历史见证人，只要活着就是
胜利！”
1978年12月5日，中央党校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交给我一份《关于洛林同志的平反结论》。这个结论，只写了“四人帮”，没有写迫害我的康生和曹轶欧的名字，我表示不能接受。因为我不同意这个《平反结论》的写法，事情就搁下了。直到两年之后康生问题的审查结论正式公布，我的平反结论才写出了康生和曹轶欧的名字，而平反日期仍然保持不变。平反结论全文如下：
关于洛林同志的平反结论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曹轶欧为了达到他们阴谋诬陷邓小平、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目的，通过在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的军代表车志英等，私设专案组，给洛林同志捏造了种种罪名，把她当作“反革命”进行长期关押、审讯和逼供，在关押期间，对她给毛主席写信揭发康生、xxx的问题，也诬陷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使她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
根据党的政策和本人申述，经过查证核实，洛林同志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在党校工作期间没有路线错误。对她的关押审查，纯属冤案，是对洛林同志的严重打击和迫害，应予彻底平反。1973年6月30日《关于洛林同志的审查报告》及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有关材料应全部销毁。消除因为洛林同志的问题，对其家属、子女所造成的影响。
中共中央党校落实政策领导小组
1978年12月5日
1980年9月2日，党中央终于对康生的问题作出审查结论，明确指出康生是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是个“残害大批革命同志、血债累累的凶手”，还原了康生的可耻真面目。
康生从延安整风整人到“文化大革命”残害大批干部，最后还登上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但是他最终没能逃脱历史的审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编辑 杨 琳）
“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为达到诬陷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目的，在他的办公室私设“洛林专案组”，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竟遭到康生的审查和迫害，这在全国或许也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我现在已是90多岁高龄的老人，但是想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深感我有责任把这段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遭受批斗
1966年5月，我因心绞痛住进了301医院，确诊为冠心病发作。6月，“文化大革命”发动不久，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强行要我出院回校参加运动。
一进中央党校大门就看到办公主楼两旁高悬着两幅巨大标语，上面写着“打倒杨门女将─洛林！”，“打倒杨门女将─周逸！”一边一幅，每个字一张零号纸那么大，从楼顶一直悬垂到楼下。院内已经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判“高级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后来才知这是康生原话），说党校是“资产阶级大染缸”，“新疆班是里通外国的黑据点”。中央党校前任校长是杨献珍，现任校长是林枫，有些大字报就把中央党校说成是“杨家党”“林家铺子”。校内还成立了各式各样的“战斗队”组织。
当时，我在党校新疆班工作组工作，因此造反派勒令我参加新疆班和教务处的联合批斗会。会场围坐了许多人，除几个人以外，多数人与我没有工作关系。批斗会由教务处的负责人主持，他高声说：“洛林，你是杨献珍的黑干将，你应当彻底交代你的罪行！你要同
杨献珍划清界限，把你和杨献珍的一切反革命活动，通通交代出来！”造反派诬陷1957年杨献珍领导新疆班学习周总理在青岛少数民族座谈会的报告，“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是假，企图搞里通外国是真”，逼我揭发。我坚决反对：“绝对没有这回事！”中央党校军代表车志英（后被提升为中组部副部长）找我谈话，他说：“我们批斗你，完全是为了叫你改变立场。我知道，你从15岁就参加革命，党和人民把你养大，你应当是最忠于毛主席的人。既然忠于毛主席，就要揭发杨献珍一伙，反戈一击，立功赎罪嘛！”我被批斗多次，后来批斗我的次数更多了，被三次抄家，还专门组织了批判我的“战斗队”。
康生插手私设“洛林专案组”
1966年秋，在“康办”（康生办公室）设立了“洛林专案组”，对外称“新疆问题调查组”。这个专案组，由康生主管，中央党校军代表车志英任组长，“康办”主任曹轶欧（康生妻子）亲自指挥。
1969年6月，中央党校全体干部和职工下放到河南省西华县“五七”干校。我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带着虚弱病体随行，被编在校领导干部组成的“黑帮”队伍里监督劳动。不久，我被单独监管。监管组由八个人组成，分成上午、下午、晚上、深夜四组，24小时轮流值班。我住的里屋冬天不许生炉火。我的床铺必须横放在屋门口，睡觉的时候头部也必须靠门口这一边，以便于他们监视。夜晚，一个大灯泡，高高地悬挂在我的头顶上，不许关闭，整夜照着，使我难以入睡。就这样，我在党校“五七”干校监管室被关押三年，长期遭受逼供、诱供，被提审120多次。
专案组在提审中，从来不提我本人在党校工作几十年犯有什么错误，也从不问我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而是追问我1956年王恩茂与杨献珍有什么来往，1957年在新疆班工作时认识中央领导同志中的哪些人，要我细谈贺龙、邓小平、杨之华（瞿秋白夫人）、李伯钊（杨尚昆夫人）、安子文等人与新疆班交往的具体情况，甚至还问到周恩来的情况。开始他们只是东问一阵，西问一阵，使我摸不清他们到底想问什么。
专案组问：“你在新疆班工作时，有没有人跟你讲过1951年贺龙在新疆时，曾经动员少数民族干部要求成立维吾尔共和国的事？”我在新疆班工作了八年，某些少数民族干部搞民族分裂活动，新疆班的学员们曾揭发过许多内情。我如实回答：“我了解的情况正相反。有人揭发某些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在1951年动员少数民族干部要求成立维吾尔斯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造谣惑众地说贺龙同志对某些少数民族干部讲，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成立共和国。这是新疆班不少学员揭发的问题。”专案组说：“不对！你真不老实！明明是贺龙这个野心家早就想里通外国，动员少数民族闹独立，你还敢为大土匪大军阀辩护！”
专案组问：“邓小平1958年对新疆班工作有过什么指示？”我回答：“1958年初新疆班第二期学员毕业回新疆后，原定新疆班只办两期就不办了。但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同志给正在西北局开会的邓小平总书记打电话，提出请求中央政治局批准表扬新疆班的工作，并请中央批准再继续办新疆班。这个意见是由邓小平带给政治局的，经过政治局讨论批准了新疆的要求。这些情况是杨校长在党委扩大会上传达的。我们新疆班的干部也参加了。”专案组听完说，由此可见邓小平与王恩茂、杨献珍建立了相互吹捧的关系。他们又问：“《关于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报告不是邓小平讲的吗？”“邓小平对新疆班还有什么指示？”我回答：“那是他代表中央向全国少数民族会议作的报告，不是直接对新疆班的指示。”他们说我没有和邓小平划清界限，说什么“邓小平一贯支持杨献珍和王恩茂搞里通外国”，“邓小平长期与贺龙有勾结”。
状告康生企图陷害周恩来
我被关押期间，几乎每天都被审讯。在多次的提审中，专案组遵照曹轶欧“就是要抓杨献珍在新疆问题上的后台”的旨意，把矛头转向了周恩来。专案组问：“1957年，新疆班的反右斗争是不是在周总理领导下进行的？”周总理对新疆班的指示，我每次都回答得十分小心、准确。这次又把周总理对新疆班工作的指示，一条一条地向他们讲述。例如对新疆班二期支部书记赛甫拉也夫的错误批判问题，周总理指示的内容是：“对赛甫拉也夫的错误要批判，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可以在支部大会范围批判。批判的目的是为了爱护。第一，一定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紧紧依靠少数民族干部进行批判；第二，要掌握和风细雨的原则，治病救人。”专案组又提出：“周总理对新疆班学员交代的历史问题，有什么指示？”我回答：“周总理指示，新疆班的少数民族干部，凡是在党校学习期间交代的历史问题，一律按思想问题处理。这是他们在党校学习中提高了思想觉悟，向党交代的问题，是思想进步的表现。因此，不按组织问题处理。”专案组问：“新疆班同学们都交代过哪些问题？”我回答：“有的交代当过三青团员、国民党员；也有的交代当过国民党特务。”那个主持审问的人马上说：“你就是这样执行的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我是这样执行的。这样做效果很好，许多少数民族学员都能主动地坦白交代自己过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 专案组追问周总理对新疆班指示的“影响”，诬蔑说周总理的指示是针对全校，使中央党校“一贯执行着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说：“对叛徒、特务、国民党情报员都可以不做组织处理，还讲什么党性？”“党校早已在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指挥下，变成资产阶级大染缸啦！”
专案组秉承康生的旨意，企图诬陷周总理的险恶用心令我十分愤怒，我决定直接写信给毛主席，状告康生一伙企图加害周总理的阴谋。我在信中揭发专案组逼迫我写假材料来证明新疆班是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里通外国的黑据点，诬陷周恩来、邓小平、贺龙。我把信交给专案组。我在给毛主席的信的信封上写着：“中央党校军代表、校领导转康生同志并呈毛主席”。信不封口就交出去了。信送上去不久，专案组副组长突然向我宣布：“洛林，你升级啦！从今天起，你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了！”而我早有思想准备，毫不畏惧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继续与他们斗争。
1971年秋的一天，我偶尔听到监管人员的对话。一个说：“专案组解散了，还不赶快把洛林弄走？”另一个说：“是啊，听说已经决定把她送入第一监狱。可是，第一监狱不收她，说这个女人没有口供不能收。要收押，就得有中央首长亲自批准才行。”后来落实政策时我才知道，林彪事件后，康生住院了，他决定把我“永远关进第一监狱”的批示没有下发，我的案子上面没人管了。
康生私设“洛林专案组”的内情
1973年春我回京治病，一直在党校外的住所养病。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某一天，“洛林专案组”一位副组长来到我家，向我赔礼
道歉。
他说：“现在我很难过，在‘文革’中，自己迷失了方向，别人都不肯跟着干，唯独我死心塌地跟着康生一伙干，今天特地来向你赔礼道歉，希望你能原谅我！”我想，“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毕竟还是个年轻人，我自然能够原谅他的过错。
接着，他就讲述了康生在“康办”设立“洛林专案组”的内情。他说：从1966年到1969年，特别是1968年期间，我们这个专案组，不是中央党校公开设的，而是设在康生办公室的专案组。由于考虑到在康生办公室设一个“洛林专案组”不合适，所以公开的名义是“新疆问题调查组”，实际上就是“洛林专案组”。原来也想在党校设一个“洛林专案组”，暗中由康生主管。但在党校斗了你好几年，什么帽子也给你扣不上，你不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历史上无问题，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都不是，甚至想把你打成“三反分子”“合二而一”分子、漏网“右派”“右倾”等，所有这些罪名你都够不上。后来康生亲自决定，设专案组在康办，平时由曹轶欧领导，军代表一把手车志英担任组长。这个组对外保密，任务就是要你交代中央领导人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干的事太荒唐了！今天我把康生、曹轶欧对我们的一些指示抄下来给你，也算是我的一点揭发吧。他说完，就拿出材料交给我，使我获得了康生和曹轶欧给“洛林专案组”指示的第一手文字材料。
以下是一部分内容：
一、曹轶欧1970年对专案组的批语：洛林此人是关键人物，请与老郑（郑长安，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军代表二把手）好好研究一下，如何对付她。对她应采取三点措施：……
二、曹轶欧1970年10月28日对专案组的讲话：“新疆问题，党校问题，过去都是漫画式的，杨献珍、洛林为什么对新疆班那么重视？这些问题在印象中都是漫画式的，现在有了一个轮廓。以后要深入调查，你们做了不少工作。”
（关于杨献珍）曹轶欧的指示：
以后还要深入调查，有的通过军代表去信调查，杨献珍可以提审，要有意识地抓黑线关系。如洛林与张克宇的关系，究竟怎么样？找黑线时横的关系也要穿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新疆搞颠覆有这个可能，这是个大问题。不要着急，中央有考虑。但抓这个问题，必然要上牵，所以，遇到问题都要和军代表好好研究一下。关起来的搞到卫戍区去，可以提审。但要有手续。比较大的就不要轻动。洛林是个关键人物。是不是先上西华，必要时可以压一下，不要放过她，洛林这个人很狡猾，活动能力很强。
杨献珍等人在新疆地区确有文章，揭发上下关系人物很值得注意，要深入落实。邓小平、刘少奇、杨之华、李伯钊、王恩茂等人物，颇能引起深思，看来这些搞反革命的家伙，都是成帮结伙的。重点要先抓上线关系，一条一条地落实，就是要抓杨献珍在新疆问题上的后台。
从“康办”设立“洛林专案组”可以清楚地看出，康生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对我的迫害，找出他诬陷杨献珍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
粉碎“四人帮”彻底平反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当时我病重仍在校外住所休息。这年下半年的一天，在打听到胡耀邦的住处后，我带着揭发康生的信，来到胡耀邦的家。
胡耀邦热情地接待了我。他问我：“你告康生什么？”我说：“状告康生是‘四人帮’总后台，曹轶欧是康生的帮凶。康生关押我、斗争我好多年，就是逼迫我写一份假口供，要我诬陷贺龙带头、杨献珍勾结王恩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搞里通外国，并说邓小平支持，说这是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里通外国的一条大黑线，甚至还逼迫我把所谓‘里通外国阴谋的总后台’这一罪名强加在周总理的身上。我认为这纯属是一个政治阴谋。”胡耀邦说，你既要告死的，又要告活的，这可是大问题啊！没有真凭实据可是不行啊！我说：“胡校长！您是我的校长，您有责任为党校的干部向中央转交信件。我向您保证：第一，不要您表态；第二，不要您同意；第三，不要您批准。只要您帮助我把这封信转给中央政治局，天大的责任由我本人承担。”胡耀邦说，你是好样的！疾风知劲草！在大风大浪中才能炼出真本事，也才能有不怕死的胆量。你写的信我一定帮你转到。为了证实康生和曹轶欧的恶行，我把原“洛林专案组”副组长揭发康生和曹轶欧的材料，也抄送给胡耀邦了。
最后，胡耀邦十分关切地对我说：“那你就要好好保重身体。如果这件事查清楚了，你就是活着的历史见证人，只要活着就是
胜利！”
1978年12月5日，中央党校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交给我一份《关于洛林同志的平反结论》。这个结论，只写了“四人帮”，没有写迫害我的康生和曹轶欧的名字，我表示不能接受。因为我不同意这个《平反结论》的写法，事情就搁下了。直到两年之后康生问题的审查结论正式公布，我的平反结论才写出了康生和曹轶欧的名字，而平反日期仍然保持不变。平反结论全文如下：
关于洛林同志的平反结论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曹轶欧为了达到他们阴谋诬陷邓小平、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目的，通过在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的军代表车志英等，私设专案组，给洛林同志捏造了种种罪名，把她当作“反革命”进行长期关押、审讯和逼供，在关押期间，对她给毛主席写信揭发康生、xxx的问题，也诬陷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使她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
根据党的政策和本人申述，经过查证核实，洛林同志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在党校工作期间没有路线错误。对她的关押审查，纯属冤案，是对洛林同志的严重打击和迫害，应予彻底平反。1973年6月30日《关于洛林同志的审查报告》及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有关材料应全部销毁。消除因为洛林同志的问题，对其家属、子女所造成的影响。
中共中央党校落实政策领导小组
1978年12月5日
1980年9月2日，党中央终于对康生的问题作出审查结论，明确指出康生是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是个“残害大批革命同志、血债累累的凶手”，还原了康生的可耻真面目。
康生从延安整风整人到“文化大革命”残害大批干部，最后还登上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但是他最终没能逃脱历史的审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编辑 杨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