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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4月到6月，我在旧金山的加州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出国前，得知“赠书中国计划”发起人、闻名国内图书馆界的前辈马大任已从纽约移居旧金山，打算前去拜访。数日后，李刚、剑叶夫妇开车载我前往拜访。马先生亲自到门厅迎接我们，精神极好。进得屋去，胡师母已备好茶点。我来自于南京大学，马先生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算是我和剑叶夫妇的老学长。这日的拜访因剑叶夫妇有事匆匆结束，临别时马先生追出来送了我一本书，还是书人本色。我对马先生的个人经历很感兴趣，预备给他做一点口述历史。几星期后，我独自前往马先生宅邸，与马先生夫妇进行了一次长谈。通过这次两次谈话，基本勾勒出了马先生的人生轨迹。出身书画世家，以图书馆学为业
1920年，马大任出生于浙江温州百里坊“书画传家三百年”的马家。曾祖马兰笙，书法篆刻绘画赋诗，样样精通，尤擅古琴，自称“须知我是爱琴者，一生无日不弹琴”。五十多岁时，刻了一方“琴画传家二百年”的印章。祖父马寿洛，为马兰笙次子，供职于邮政部门，工余吟诗、作画、弹琴，著有《春晖堂琴谱》。马大任说祖父小时候曾教他弹《阳关三叠》，后来久不弹琴，指法全然生疏了。父亲马公愚（1893-1969），本名范，初字公驭，后改字公愚。马公愚为马寿洛次子，诗文书画皆精，尤擅书道。马公愚育有五名子女：马大猷、马大任、马大恢、马大抗、马大望。对于家传的书画传统，马大任曾幽默地说：“我家的书画传到我就‘登峰造极’，人人都说我是‘大（话）家’。”
马大任的父亲马公愚和朱自清还有一段交往。1923年，朱自清来浙江十中（今温州一中）教书，和马公愚兄弟为同事兼好友。次年，因生计艰难，朱自清只身前往宁波执教，家眷仍在温州。9月，直系军阀彭德铨率军从福建福鼎北犯乎阳、瑞安，温州百姓纷纷出城进山逃难。正当朱家老小一筹莫展之际，马公愚诚邀他们r一起到楠溪枫林避乱，朱自清对此十分感激。
1929年，马孟容、马公愚兄弟和郑曼青在上海创办中国艺术专科学校。马公愚认为，书画不能救国，要实业救国，希望马大任学习理工科。马大任在温州读完初中，遵父命考取省立上海中学理科。高一读完，马大任到镇江接受军训，教官是抗日名将谢晋元团长所在的88师军官。不久日军入侵上海，淞沪会战爆发，88师陆续调防上海。马大任回到上海法租界的家，发现学校已经被日本人占领，高中是上不成了。父亲告诉他，留在上海就要做顺民，到大后方就要做难民。不愿做难民也不愿做顺民的马大任，报名参加了第一军随军服务团，在陕西当了一年兵。
1939年，马大任从陕西到重庆，以同等学力参加全国大学入学统考。他发现理工科要考微积分，因从未学过，只能报考文科。马大任对历史最有兴趣，历史系的学长王玲建议他先学好外语，再学历史。于是，马大任考入西迁重庆的中央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到了沙坪坝，当时外文系系主任是范存忠教授，范先生给了他学好英语的自信，并为他日后出国学习生活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基础。1977年起，范先生开始兼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与马大任成了跨国的同行。1978年马大任回国，还曾到南京拜望年近八十的范老，此是后话。
1941年，飞虎队成立，需要翻译。当时的教育部下令，五个大学外文系的学生可自愿投军。马大任投笔从戎，成为“飞虎队”陈纳德队长的译电员。两个译电员一间屋，隔壁就是陈纳德和翻译长舒伯炎。马大任收到密电交给陈纳德，每天都要接触。他印象中的陈纳德很少说话，十分和气。在飞虎队服务一年后，马大任回校继续学习，于1944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45年，马大任进入新成立的重庆新闻学院攻读硕士，两年后以优异成绩争取到赴美留学的奖学金。他考入威斯康辛大学研习新闻学，两个学期修完全部硕士课程，并在夏季毕业典礼前一个月内，写完了硕士论文，1948年再获新闻硕士学位。当时美国除了密苏里大学，没有新闻学博士学位，马大任就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念国际关系。第二年中美关系断绝，为了就业考虑，转学图书馆学，并以此作了一生的事业。从斯坦福到莱顿见证职业的辉煌
1956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毕业后，马大任谋得哥大布道研究图书馆的职位。馆长是美国人Frank Wilson Price，中文名字毕范宇。毕范宇出生于浙江嘉兴的美南长老会差会传教士家庭，曾任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授及乡村教会科科长，并于1929年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翻译为英文，熟读四书五经，是个中国通。1961年，马大任到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负责管理中文图书。刚去时该馆中文图书仅2000多种，4年后发展到12万册。1965年，马大任开始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东亚图书馆馆长，1976年应聘出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馆长，1985年在荷兰退休后，受邀担任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部中国和中文负责人，直至1992年第二次退休。
我曾问过马先生，在他漫长的图书馆馆长生涯中，搜集到的哪些图书或档案最有价值。他的答案是，若以量计，美国国务院的“中国先生”Stanley K，Hornbeck的私人档案体量最大。而从搜集的经历来说，陈纳德的档案最为难得。图书和档案收集的工作，既枯燥，也会有意想不到的乐趣。寻访的过程往往比较艰辛曲折，当历经辛苦，搜集到重要的档案资料时，图书馆员内心的欣悦是无与伦比的。
搜集珍贵材料需要丰富的人脉、特别的机缘，以及努力争取的工作精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洪培克档案和陈纳德档案见证了马大任在这方面的能力和建树。
Stanley K.Hombeck（1883-1966），中文名洪培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内的远东司司长，国务院高级政治顾问，对美国的远东政策走向产生过重要影响。洪培克曾是威斯康辛大学教授，退出政界后，在哈佛大学教授远东史。他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做过浙江高等学堂教员，教授19世纪史及外交史、世界地理等，亦教法文。他的学生中，有马大任的父亲马公愚，还有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洪培克还做过浙江都督朱瑞的幕僚、奉天法政学堂教习，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中国通。马大任到美国后，曾奉父命写信问候。洪培克不仅记得马公愚，还请马大任到华府做客。洪培克没有子女，他去世后，夫人把档案和私人藏书都捐给胡佛研究院。最终收集到的档案资料有4000磅，包括不少国家机密，仅手稿就整理出561箱之多。 同样在胡佛研究院东亚图书馆馆氏仟内，马大任在飞虎队的老上司舒伯炎上校路过旧金山，马大任请他写信给陈香梅，表明有意收藏陈纳德的档案。陈香梅回复说，之前已有两点军校和美国国家档案馆向她索取，胡佛要得太迟。马大任立刻写信，举出三个理由，应当把档案给胡佛研究所：第一，他是陈纳德的译电员。陈纳德来往通讯，许多都是经他之手。陈纳德的档案如同自己的档案一样，会给予特别保护。第二，档案是为了让学者利用，两点军校的图书馆外人无法进入。国家档案馆档案太多，用起来不方便。第三个理由，美国名记者Teddy White，利用史迪威存在胡佛的日记写了一本畅销书，书中谈到陈纳德的地方对他很不利，把陈纳德的档案和史迪威的放在一起，学者看到两方面的资料，可以为陈纳德正名。陈香梅收到信后就打电话给马大任，表示她会将陈纳德的全部档案带来，请他接机。
1976年，马大任受聘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图书馆馆长。1851年开始，莱顿大学设立中文和日文专业，中文藏书量居欧洲之首，至今仍是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1930年，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进入莱顿大学，两年后，获得中文及日文学士学位和殖民法学士学位。高罗佩最为中国人熟悉的，当属《大唐狄公案》。他一生醉心于东方文化，在古琴、书法、绘画等方面都颇具造诣，曾花费大量心血写成《琴道》一书。高罗佩夫人水世芳是张之洞的外孙女，马大任到莱顿后，通过一位燕京大学的朋友介绍拜访高太太。高罗佩的藏书大部分是线装古书，约有一万余册，马大任表示汉学图书馆愿意收购。高太太与子女商量后，提出的数目比学校拨款少很多，马大任立刻答应付给。汉学院图书馆得到这批藏书后，设高罗佩特藏室收藏。后来荷兰IDC（国际文献公司）把这批藏书制成缩微平片（单片缩影胶片），推销到全世界的图书馆。
发起“赠书中国计划”
2004年，84岁的马大任发起“赠书中国计划”，和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伙伴一起，把从美国“讨”来的西文书源源不断地送回祖国。84岁，在很多老人早已是颐养天年的时候，马大任却开始他人生的另一项事业。马大任说。他读书都是公费，后来到美国生活，一直没有机会报答祖国。中国图书馆目前西文书依然很缺，他想为西文书的馆藏建设做些贡献。美国的高校图书馆每年都会查重剔旧，将复本剔除，这些书依然很有价值。而很多学者，因为没有子女继承事业，私人藏书很快流失。这些私人藏书中，有很多珍贵的甚至是绝版的资料。将这些图书资料收集整理起来，运到中国，可补中国图书馆馆藏的缺陷。
“赠书中国计划”最初的成员只有六人：马大任、保延昭、水秉和、裥福辉、古兆中、陈宪中。后来杨正民、杨勋等人加入。马大任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描述收书的境况：
青春已过八十五，应该在家享清福。三个子女都孝顺，孙子孙女也勤读。大概生来劳碌命，不做事情不舒服，今年又正是鸡年，不能闻鸡不起舞。所以决定去找书，把书讨来送大陆。可能收到不会多，但是也不无小补。讨书有些像讨饭，求爷拜奶常空扑。有时碰壁伤脑筋，还为搬书劳筋骨。往往有书弄不到，是我方法太落伍。也许吃力不讨好，你说命苦不命苦？
虽是典型的马氏幽默，四处找书的艰辛，却可见一斑。
这个民间自发的组织，没有任何机构和基金会的支持。书是靠人脉四处讨来的，打包也全靠这些老先生和志愿者。陈宪中的“美国金印公司”提供一个大房间用作库房，凑够一集装箱的书，就运往中国。从2004年至今，“赠书中国计划”的捐赠图书总量已达26个集装箱，逾20万册书刊，国内的多所高校都从中受惠。
“赠书中国计划”得到了很多学人和学术机构的支持。近代著名图书馆学家袁同礼的长子、欧洲史专家袁澄教授去世后，家人将他的3000册藏书捐给母校南开大学。联合国退休职员王汝梅病故后，夫人将他的65箱藏书捐赠出来。王念祖教授是国际经济学界权威人士，生前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和东亚研究所，同时也是中国与国际企业计划的主任。王念祖教授离世后，家属捐出大量书刊、档案给“赠书中国计划”，最终整体捐赠给经济研究实力最为雄厚的南开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退休教授许倬云先生捐书51箱。纽约医学研究院图书馆部主任贾英捐书116箱；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该校东亚图书馆荣誉馆长钱存训先生捐书163箱。纽约市立大学下城医学院图书馆馆长胡千里送了40箱医学教材和参考书，新泽两的宋安华老先生收集了60多箱周围学人的赠书。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送来62箱图书，牛津大学出版社捐献了270多箱近年出版的图书和该社图书馆的藏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也捐献了数十箱图书。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和马大任有三同——同学，同年，同行。他们曾两度同学——国内的中央大学和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而且是同班，虽然不同系。二人都生于1920年，马大任比唐德刚大几个月。马大任在胡佛研究院东亚图书馆做馆长的时候，唐德刚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的主任，所以也是同行。唐德刚在美国成立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让历史在叙述中鲜活，开辟出史学的一片新天地。唐德刚夫妇此前定居新泽西州多年，因健康和气候问题，加之子女均在加州，才迁往加州。临搬家前，将全部藏书共计124箱，委托马大任捐赠安徽大学。2009年，唐德刚在旧金山病逝。这位“三同”好友的遗愿，马大任最终替他达成。
1920年出生的马大任，刚刚过完他93岁的生曰。他在《九三自嘲》诗中写道“今年已经九十三，没有发财没升官。居无庭园行无车，住在公寓吃三餐。乐天知命常知足，不求名利心不贪。未到百岁先得道，身体健康心亦安。”那些跨洋而来的书箱，承载着一位耄耋老人的拳拳爱国之心。那天离开马先生家，加州的蓝天艳阳下，青山葱茏，环抱着一湾碧水。青山不老，碧水长流，惟愿马先生康强，“赠书中国计划”后继有人。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
（本文编辑 宋文佳）
1920年，马大任出生于浙江温州百里坊“书画传家三百年”的马家。曾祖马兰笙，书法篆刻绘画赋诗，样样精通，尤擅古琴，自称“须知我是爱琴者，一生无日不弹琴”。五十多岁时，刻了一方“琴画传家二百年”的印章。祖父马寿洛，为马兰笙次子，供职于邮政部门，工余吟诗、作画、弹琴，著有《春晖堂琴谱》。马大任说祖父小时候曾教他弹《阳关三叠》，后来久不弹琴，指法全然生疏了。父亲马公愚（1893-1969），本名范，初字公驭，后改字公愚。马公愚为马寿洛次子，诗文书画皆精，尤擅书道。马公愚育有五名子女：马大猷、马大任、马大恢、马大抗、马大望。对于家传的书画传统，马大任曾幽默地说：“我家的书画传到我就‘登峰造极’，人人都说我是‘大（话）家’。”
马大任的父亲马公愚和朱自清还有一段交往。1923年，朱自清来浙江十中（今温州一中）教书，和马公愚兄弟为同事兼好友。次年，因生计艰难，朱自清只身前往宁波执教，家眷仍在温州。9月，直系军阀彭德铨率军从福建福鼎北犯乎阳、瑞安，温州百姓纷纷出城进山逃难。正当朱家老小一筹莫展之际，马公愚诚邀他们r一起到楠溪枫林避乱，朱自清对此十分感激。
1929年，马孟容、马公愚兄弟和郑曼青在上海创办中国艺术专科学校。马公愚认为，书画不能救国，要实业救国，希望马大任学习理工科。马大任在温州读完初中，遵父命考取省立上海中学理科。高一读完，马大任到镇江接受军训，教官是抗日名将谢晋元团长所在的88师军官。不久日军入侵上海，淞沪会战爆发，88师陆续调防上海。马大任回到上海法租界的家，发现学校已经被日本人占领，高中是上不成了。父亲告诉他，留在上海就要做顺民，到大后方就要做难民。不愿做难民也不愿做顺民的马大任，报名参加了第一军随军服务团，在陕西当了一年兵。
1939年，马大任从陕西到重庆，以同等学力参加全国大学入学统考。他发现理工科要考微积分，因从未学过，只能报考文科。马大任对历史最有兴趣，历史系的学长王玲建议他先学好外语，再学历史。于是，马大任考入西迁重庆的中央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到了沙坪坝，当时外文系系主任是范存忠教授，范先生给了他学好英语的自信，并为他日后出国学习生活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基础。1977年起，范先生开始兼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与马大任成了跨国的同行。1978年马大任回国，还曾到南京拜望年近八十的范老，此是后话。
1941年，飞虎队成立，需要翻译。当时的教育部下令，五个大学外文系的学生可自愿投军。马大任投笔从戎，成为“飞虎队”陈纳德队长的译电员。两个译电员一间屋，隔壁就是陈纳德和翻译长舒伯炎。马大任收到密电交给陈纳德，每天都要接触。他印象中的陈纳德很少说话，十分和气。在飞虎队服务一年后，马大任回校继续学习，于1944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45年，马大任进入新成立的重庆新闻学院攻读硕士，两年后以优异成绩争取到赴美留学的奖学金。他考入威斯康辛大学研习新闻学，两个学期修完全部硕士课程，并在夏季毕业典礼前一个月内，写完了硕士论文，1948年再获新闻硕士学位。当时美国除了密苏里大学，没有新闻学博士学位，马大任就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念国际关系。第二年中美关系断绝，为了就业考虑，转学图书馆学，并以此作了一生的事业。从斯坦福到莱顿见证职业的辉煌
1956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毕业后，马大任谋得哥大布道研究图书馆的职位。馆长是美国人Frank Wilson Price，中文名字毕范宇。毕范宇出生于浙江嘉兴的美南长老会差会传教士家庭，曾任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授及乡村教会科科长，并于1929年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翻译为英文，熟读四书五经，是个中国通。1961年，马大任到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负责管理中文图书。刚去时该馆中文图书仅2000多种，4年后发展到12万册。1965年，马大任开始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东亚图书馆馆长，1976年应聘出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馆长，1985年在荷兰退休后，受邀担任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部中国和中文负责人，直至1992年第二次退休。
我曾问过马先生，在他漫长的图书馆馆长生涯中，搜集到的哪些图书或档案最有价值。他的答案是，若以量计，美国国务院的“中国先生”Stanley K，Hornbeck的私人档案体量最大。而从搜集的经历来说，陈纳德的档案最为难得。图书和档案收集的工作，既枯燥，也会有意想不到的乐趣。寻访的过程往往比较艰辛曲折，当历经辛苦，搜集到重要的档案资料时，图书馆员内心的欣悦是无与伦比的。
搜集珍贵材料需要丰富的人脉、特别的机缘，以及努力争取的工作精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洪培克档案和陈纳德档案见证了马大任在这方面的能力和建树。
Stanley K.Hombeck（1883-1966），中文名洪培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内的远东司司长，国务院高级政治顾问，对美国的远东政策走向产生过重要影响。洪培克曾是威斯康辛大学教授，退出政界后，在哈佛大学教授远东史。他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做过浙江高等学堂教员，教授19世纪史及外交史、世界地理等，亦教法文。他的学生中，有马大任的父亲马公愚，还有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洪培克还做过浙江都督朱瑞的幕僚、奉天法政学堂教习，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中国通。马大任到美国后，曾奉父命写信问候。洪培克不仅记得马公愚，还请马大任到华府做客。洪培克没有子女，他去世后，夫人把档案和私人藏书都捐给胡佛研究院。最终收集到的档案资料有4000磅，包括不少国家机密，仅手稿就整理出561箱之多。 同样在胡佛研究院东亚图书馆馆氏仟内，马大任在飞虎队的老上司舒伯炎上校路过旧金山，马大任请他写信给陈香梅，表明有意收藏陈纳德的档案。陈香梅回复说，之前已有两点军校和美国国家档案馆向她索取，胡佛要得太迟。马大任立刻写信，举出三个理由，应当把档案给胡佛研究所：第一，他是陈纳德的译电员。陈纳德来往通讯，许多都是经他之手。陈纳德的档案如同自己的档案一样，会给予特别保护。第二，档案是为了让学者利用，两点军校的图书馆外人无法进入。国家档案馆档案太多，用起来不方便。第三个理由，美国名记者Teddy White，利用史迪威存在胡佛的日记写了一本畅销书，书中谈到陈纳德的地方对他很不利，把陈纳德的档案和史迪威的放在一起，学者看到两方面的资料，可以为陈纳德正名。陈香梅收到信后就打电话给马大任，表示她会将陈纳德的全部档案带来，请他接机。
1976年，马大任受聘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图书馆馆长。1851年开始，莱顿大学设立中文和日文专业，中文藏书量居欧洲之首，至今仍是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1930年，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进入莱顿大学，两年后，获得中文及日文学士学位和殖民法学士学位。高罗佩最为中国人熟悉的，当属《大唐狄公案》。他一生醉心于东方文化，在古琴、书法、绘画等方面都颇具造诣，曾花费大量心血写成《琴道》一书。高罗佩夫人水世芳是张之洞的外孙女，马大任到莱顿后，通过一位燕京大学的朋友介绍拜访高太太。高罗佩的藏书大部分是线装古书，约有一万余册，马大任表示汉学图书馆愿意收购。高太太与子女商量后，提出的数目比学校拨款少很多，马大任立刻答应付给。汉学院图书馆得到这批藏书后，设高罗佩特藏室收藏。后来荷兰IDC（国际文献公司）把这批藏书制成缩微平片（单片缩影胶片），推销到全世界的图书馆。
发起“赠书中国计划”
2004年，84岁的马大任发起“赠书中国计划”，和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伙伴一起，把从美国“讨”来的西文书源源不断地送回祖国。84岁，在很多老人早已是颐养天年的时候，马大任却开始他人生的另一项事业。马大任说。他读书都是公费，后来到美国生活，一直没有机会报答祖国。中国图书馆目前西文书依然很缺，他想为西文书的馆藏建设做些贡献。美国的高校图书馆每年都会查重剔旧，将复本剔除，这些书依然很有价值。而很多学者，因为没有子女继承事业，私人藏书很快流失。这些私人藏书中，有很多珍贵的甚至是绝版的资料。将这些图书资料收集整理起来，运到中国，可补中国图书馆馆藏的缺陷。
“赠书中国计划”最初的成员只有六人：马大任、保延昭、水秉和、裥福辉、古兆中、陈宪中。后来杨正民、杨勋等人加入。马大任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描述收书的境况：
青春已过八十五，应该在家享清福。三个子女都孝顺，孙子孙女也勤读。大概生来劳碌命，不做事情不舒服，今年又正是鸡年，不能闻鸡不起舞。所以决定去找书，把书讨来送大陆。可能收到不会多，但是也不无小补。讨书有些像讨饭，求爷拜奶常空扑。有时碰壁伤脑筋，还为搬书劳筋骨。往往有书弄不到，是我方法太落伍。也许吃力不讨好，你说命苦不命苦？
虽是典型的马氏幽默，四处找书的艰辛，却可见一斑。
这个民间自发的组织，没有任何机构和基金会的支持。书是靠人脉四处讨来的，打包也全靠这些老先生和志愿者。陈宪中的“美国金印公司”提供一个大房间用作库房，凑够一集装箱的书，就运往中国。从2004年至今，“赠书中国计划”的捐赠图书总量已达26个集装箱，逾20万册书刊，国内的多所高校都从中受惠。
“赠书中国计划”得到了很多学人和学术机构的支持。近代著名图书馆学家袁同礼的长子、欧洲史专家袁澄教授去世后，家人将他的3000册藏书捐给母校南开大学。联合国退休职员王汝梅病故后，夫人将他的65箱藏书捐赠出来。王念祖教授是国际经济学界权威人士，生前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和东亚研究所，同时也是中国与国际企业计划的主任。王念祖教授离世后，家属捐出大量书刊、档案给“赠书中国计划”，最终整体捐赠给经济研究实力最为雄厚的南开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退休教授许倬云先生捐书51箱。纽约医学研究院图书馆部主任贾英捐书116箱；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该校东亚图书馆荣誉馆长钱存训先生捐书163箱。纽约市立大学下城医学院图书馆馆长胡千里送了40箱医学教材和参考书，新泽两的宋安华老先生收集了60多箱周围学人的赠书。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送来62箱图书，牛津大学出版社捐献了270多箱近年出版的图书和该社图书馆的藏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也捐献了数十箱图书。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和马大任有三同——同学，同年，同行。他们曾两度同学——国内的中央大学和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而且是同班，虽然不同系。二人都生于1920年，马大任比唐德刚大几个月。马大任在胡佛研究院东亚图书馆做馆长的时候，唐德刚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的主任，所以也是同行。唐德刚在美国成立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让历史在叙述中鲜活，开辟出史学的一片新天地。唐德刚夫妇此前定居新泽西州多年，因健康和气候问题，加之子女均在加州，才迁往加州。临搬家前，将全部藏书共计124箱，委托马大任捐赠安徽大学。2009年，唐德刚在旧金山病逝。这位“三同”好友的遗愿，马大任最终替他达成。
1920年出生的马大任，刚刚过完他93岁的生曰。他在《九三自嘲》诗中写道“今年已经九十三，没有发财没升官。居无庭园行无车，住在公寓吃三餐。乐天知命常知足，不求名利心不贪。未到百岁先得道，身体健康心亦安。”那些跨洋而来的书箱，承载着一位耄耋老人的拳拳爱国之心。那天离开马先生家，加州的蓝天艳阳下，青山葱茏，环抱着一湾碧水。青山不老，碧水长流，惟愿马先生康强，“赠书中国计划”后继有人。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
（本文编辑 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