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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西方国家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新型城镇化是我国通往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飞速发展，但同样也带了很多问题，在尚未步入成熟阶段的情况下就出现了“逆城市化”等相关现象。从城镇化发展历史脉络出发，结合当前现状探析产生原因，才能提升认识和把握好方向，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 城市化 逆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一词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断推广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概念。
而城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概念的一词，其含义与城市化有相同之处，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城市化。首先，在新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不仅仅有城市与农村，还存在着大量的小城镇，其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是不同于西方单一地二元结构构成，所以完全套用“城市化”概念并不能很好指导中国实际的建设。其次，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城市的本质是社会制度下的人造环境，而城市化一方面是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本身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不可否认，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片面追求城市化最终会陷入另一种“异化”中。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取代“城市化”的“城镇化”应运而生。
传统的城镇化建设，主要从人口集聚、非农业产业扩大、城镇空间、城镇观念意识四个主要方面进行讨论。而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也有别于传统的城镇化。最根本地从观念意识上发生转变，是以往城市优先发展向以人为核心的理念的转变，并在原有内涵和方式上实现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逆城市化”的产生与内涵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农业转移人口的改变。历史上刘易斯、托达罗等一大批西方经济学家曾致力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 包括城乡工资率差别、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生产率差别、子女教育与生活环境等影响因素，提出过很多经典的理论，并且理论的正确性在时间的推移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但是，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而很多变化也是无法完全用现有的理论去完全解释清楚，比如“逆城市化”现象。
“逆城市化”现象最早也来源于西方，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较为成熟阶段，其聚集效应带来空间趋近极限、资源利用率近乎饱和的状态下，出现的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渐增大，人口从城市中心主动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的过程。这一过程被看做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由起步、郊区城市化而来，最终也还是会走向“再城市化”的归宿。典型的为德国，现如今人口超百万的大型城市（如柏林、慕尼黑）已寥寥无几，而郊区和小城市占比已超过百分之七十，并且每年还以20万人口的的数字像城市郊区及乡村流动。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下，我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截止2015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由1978年的1.7亿上升至7.7亿，城镇化率由17.9%上升至56.1%。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相比，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依然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和发展潜力。但与此同时，在尚未进入城镇化发展成熟阶段的情况下，我国的部分地区就开始出现“逆城市化”和其他相关现象。
我国“逆城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
“逆城市化”的产生，首先得益于交通业和通讯业的发展拉近了我国城乡之间的空间隔离——连接城乡的公路、高速路、轻轨、高铁等快速交通的建设大大缩短了城乡间的时空距离，而快速的公共交通的发展和家用汽车的普及更为人们来往于城乡之间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电信、光纤向乡镇的延伸发展，使乡村信息化建设得到很到程度提高，信息传递交换更加方便快捷。这些为逆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物质前提。
其次，随着城市发展的推移，大量人口的涌入集聚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了不同程度、不可避免的“城市病”。而这一系列表现为公共资源紧张、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严重、房价房租高涨等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特别是对于随着城镇化进程进入城市的“新市民”而言，这样的状况更加难以克服。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生活环境在人们的预期中会更加恶化，“城市病”会愈发严重。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所带来的巨大成果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乡村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乡村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城乡差别逐步缩小，在城市中享受到的公共福利乡村中也同样能够满足。而环境优美、生活成本低廉的乡村生活使得拥挤、糟糕的生活环境在城市居民开始产生犹豫，作出选择。
此外，经济发展的转型也十分重要的原因。最早优先发展的城市往往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改革开放后，依托人口红利发展成为支柱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加工业，随着时代的进步都面临着产业升级和转型，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相对于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就显得没有那么充分，甚至连原本雇佣的工人都需要裁剪。而在原本需要大量劳动力作支撑的服务行业还并未形成良好的规模与业态，所以其对于劳动力资源的需求也并未充分展现出来，当然这与我国本身普遍劳动力素质有关。而在其他产业与行业中，因为受08年經济危机影响，国际与国内市场并未完全复苏，经济发展相对疲软，故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也并不是那么强烈，甚至相比较经济危机前还有所收缩。
我国“逆城市化”现象分类及影响分析
在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发达地区是具有真正和西方所定义一致的“逆城市化”现象，尤其是以经济发达、自然生态良好的浙江、苏南地区为代表。在这一地区及周边分布着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宁波等大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其沿海便于进出口的巨大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涌入。而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受城市资源、环境、基础设施承载力的限制，部分具有经济能力的人群开始主动向郊区城镇、农村（主要为本地人）进行转移。一方面，得益于江南地区优厚的水土资源和良好的人居乡村环境，另一方面也与国家对于农村、农业、农民的扶持政策有关。而在人口向城镇、农村转移的同时，也带去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经验，这对于地区的发展起到了双向推动的作用。 但是，在我国西部及一些相对发展落后的地区今年来也出现了部分人口回流的现象。这一现象初看似乎与“逆城市化”现象很相似，但仔细观察其原因就会发现根本的不同。最突出的表现为春节前的几个月、甚至半年的农民工提前返乡回流。以四川省为例，平均每年农民工返乡时间在逐步提前，而每年年后外出大城市务工的人数也在逐年减少，从“三标一实”上反映出，农转非户数在逐年减少，乡镇流动人口在逐年增多。通过走访调查与座谈，发现其大多数返乡原因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当前经济形势发展，企业转型和自身技能不足的等原因，可以归结为是被动返乡，被动离开城市。而这部分人的返乡，短时间内在乡镇上也不能寻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一方面也会打破原本乡镇的生产和消费格局，为当地的治安与稳定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
我国“逆城市化”现象对策思考
无论是上述主动型还是被动型的“逆城市化”现象，对于地方的发展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需在以人为中心的宗旨下，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的融合发展，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综合发展，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明要求。
各地方政府应在这一指导下，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对于已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逆城市化”现象主动出击，协调好各方面关系，妥善处理和安置流动回来的人口，将其引导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适应。
在这一环节上，成都市金堂县的试点措施值得探讨和借鉴。作为全国第一个农民工博物馆的所在地，第一个由政府组织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金堂县，政府勇于创新政策，制定了《关于鼓励回乡创业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在本地建立回乡创业园区，利用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等优势吸引广大群众回乡创业、本土创业，利用其农业生态环境大力发展农业与旅游业，定位好自身发展的角色，更好地向整个成都平原服务。近年来，金堂县共有8600余人返乡创业，带动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5.4万人，吸引农民工返乡到县内就业近6万人。
在政策引导的基础上，还可以从引导劳动力自身发展入手，不管是外出务工还是滞留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就业优势不足，职业素质不高，所以针对产业发展、重点人群、创业意向、专业需求开展培训也是重要的手段之一。这一承载的主体首先是教育系统，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序列中都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开设相对应的专业培训，下一环节应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建立平台，将不同类别的劳动力与就业单位对接。
此外，深化统筹城乡也是重中之重，这一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城镇化和“逆城市化”中出现的矛盾，更是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政府的公信力。让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等享受就业、文化、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保证了每位公民的权益，更大程度地体现了公平正义，也从宏观上增强了人口流动的可控性与预见性。与此同时，也要求了政府部门在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上还要下更多的功夫。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邓小平文选[M].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94、1993.
[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510.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5] 张晓忠.“逆城市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及对策.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报，2014.
[6] 孔铎，刘士林.我国逆城市化研究发展述评.学术界，2011.
[7] 曹宗平.内在动因、外在条件与“逆城市化”潜流.改革，2016.
城镇化 城市化 逆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一词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断推广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概念。
而城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概念的一词，其含义与城市化有相同之处，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城市化。首先，在新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不仅仅有城市与农村，还存在着大量的小城镇，其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是不同于西方单一地二元结构构成，所以完全套用“城市化”概念并不能很好指导中国实际的建设。其次，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城市的本质是社会制度下的人造环境，而城市化一方面是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本身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不可否认，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片面追求城市化最终会陷入另一种“异化”中。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取代“城市化”的“城镇化”应运而生。
传统的城镇化建设，主要从人口集聚、非农业产业扩大、城镇空间、城镇观念意识四个主要方面进行讨论。而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也有别于传统的城镇化。最根本地从观念意识上发生转变，是以往城市优先发展向以人为核心的理念的转变，并在原有内涵和方式上实现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逆城市化”的产生与内涵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农业转移人口的改变。历史上刘易斯、托达罗等一大批西方经济学家曾致力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 包括城乡工资率差别、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生产率差别、子女教育与生活环境等影响因素，提出过很多经典的理论，并且理论的正确性在时间的推移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但是，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而很多变化也是无法完全用现有的理论去完全解释清楚，比如“逆城市化”现象。
“逆城市化”现象最早也来源于西方，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较为成熟阶段，其聚集效应带来空间趋近极限、资源利用率近乎饱和的状态下，出现的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渐增大，人口从城市中心主动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的过程。这一过程被看做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由起步、郊区城市化而来，最终也还是会走向“再城市化”的归宿。典型的为德国，现如今人口超百万的大型城市（如柏林、慕尼黑）已寥寥无几，而郊区和小城市占比已超过百分之七十，并且每年还以20万人口的的数字像城市郊区及乡村流动。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下，我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截止2015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由1978年的1.7亿上升至7.7亿，城镇化率由17.9%上升至56.1%。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相比，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依然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和发展潜力。但与此同时，在尚未进入城镇化发展成熟阶段的情况下，我国的部分地区就开始出现“逆城市化”和其他相关现象。
我国“逆城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
“逆城市化”的产生，首先得益于交通业和通讯业的发展拉近了我国城乡之间的空间隔离——连接城乡的公路、高速路、轻轨、高铁等快速交通的建设大大缩短了城乡间的时空距离，而快速的公共交通的发展和家用汽车的普及更为人们来往于城乡之间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电信、光纤向乡镇的延伸发展，使乡村信息化建设得到很到程度提高，信息传递交换更加方便快捷。这些为逆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物质前提。
其次，随着城市发展的推移，大量人口的涌入集聚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了不同程度、不可避免的“城市病”。而这一系列表现为公共资源紧张、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严重、房价房租高涨等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特别是对于随着城镇化进程进入城市的“新市民”而言，这样的状况更加难以克服。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生活环境在人们的预期中会更加恶化，“城市病”会愈发严重。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所带来的巨大成果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乡村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乡村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城乡差别逐步缩小，在城市中享受到的公共福利乡村中也同样能够满足。而环境优美、生活成本低廉的乡村生活使得拥挤、糟糕的生活环境在城市居民开始产生犹豫，作出选择。
此外，经济发展的转型也十分重要的原因。最早优先发展的城市往往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改革开放后，依托人口红利发展成为支柱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加工业，随着时代的进步都面临着产业升级和转型，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相对于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就显得没有那么充分，甚至连原本雇佣的工人都需要裁剪。而在原本需要大量劳动力作支撑的服务行业还并未形成良好的规模与业态，所以其对于劳动力资源的需求也并未充分展现出来，当然这与我国本身普遍劳动力素质有关。而在其他产业与行业中，因为受08年經济危机影响，国际与国内市场并未完全复苏，经济发展相对疲软，故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也并不是那么强烈，甚至相比较经济危机前还有所收缩。
我国“逆城市化”现象分类及影响分析
在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发达地区是具有真正和西方所定义一致的“逆城市化”现象，尤其是以经济发达、自然生态良好的浙江、苏南地区为代表。在这一地区及周边分布着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宁波等大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其沿海便于进出口的巨大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涌入。而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受城市资源、环境、基础设施承载力的限制，部分具有经济能力的人群开始主动向郊区城镇、农村（主要为本地人）进行转移。一方面，得益于江南地区优厚的水土资源和良好的人居乡村环境，另一方面也与国家对于农村、农业、农民的扶持政策有关。而在人口向城镇、农村转移的同时，也带去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经验，这对于地区的发展起到了双向推动的作用。 但是，在我国西部及一些相对发展落后的地区今年来也出现了部分人口回流的现象。这一现象初看似乎与“逆城市化”现象很相似，但仔细观察其原因就会发现根本的不同。最突出的表现为春节前的几个月、甚至半年的农民工提前返乡回流。以四川省为例，平均每年农民工返乡时间在逐步提前，而每年年后外出大城市务工的人数也在逐年减少，从“三标一实”上反映出，农转非户数在逐年减少，乡镇流动人口在逐年增多。通过走访调查与座谈，发现其大多数返乡原因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当前经济形势发展，企业转型和自身技能不足的等原因，可以归结为是被动返乡，被动离开城市。而这部分人的返乡，短时间内在乡镇上也不能寻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一方面也会打破原本乡镇的生产和消费格局，为当地的治安与稳定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
我国“逆城市化”现象对策思考
无论是上述主动型还是被动型的“逆城市化”现象，对于地方的发展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需在以人为中心的宗旨下，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的融合发展，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综合发展，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明要求。
各地方政府应在这一指导下，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对于已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逆城市化”现象主动出击，协调好各方面关系，妥善处理和安置流动回来的人口，将其引导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适应。
在这一环节上，成都市金堂县的试点措施值得探讨和借鉴。作为全国第一个农民工博物馆的所在地，第一个由政府组织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金堂县，政府勇于创新政策，制定了《关于鼓励回乡创业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在本地建立回乡创业园区，利用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等优势吸引广大群众回乡创业、本土创业，利用其农业生态环境大力发展农业与旅游业，定位好自身发展的角色，更好地向整个成都平原服务。近年来，金堂县共有8600余人返乡创业，带动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5.4万人，吸引农民工返乡到县内就业近6万人。
在政策引导的基础上，还可以从引导劳动力自身发展入手，不管是外出务工还是滞留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就业优势不足，职业素质不高，所以针对产业发展、重点人群、创业意向、专业需求开展培训也是重要的手段之一。这一承载的主体首先是教育系统，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序列中都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开设相对应的专业培训，下一环节应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建立平台，将不同类别的劳动力与就业单位对接。
此外，深化统筹城乡也是重中之重，这一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城镇化和“逆城市化”中出现的矛盾，更是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政府的公信力。让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等享受就业、文化、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保证了每位公民的权益，更大程度地体现了公平正义，也从宏观上增强了人口流动的可控性与预见性。与此同时，也要求了政府部门在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上还要下更多的功夫。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邓小平文选[M].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94、1993.
[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510.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5] 张晓忠.“逆城市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及对策.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报，2014.
[6] 孔铎，刘士林.我国逆城市化研究发展述评.学术界，2011.
[7] 曹宗平.内在动因、外在条件与“逆城市化”潜流.改革，2016.